約瑟夫·魯德亞德·吉卜林

1865年12月30日，出生於印度孟買。 ^[5] 

1871年，被送回英國，接受嚴格的教育。

1877年，進入專門為英國培訓海外軍事人員的學校聯合服務學院學習，在這裏，開始讀丁尼生和斯温朋的詩歌。 ^[1] 

1882年，重返印度，在拉合爾的《民政與軍事報》擔任編輯工作。

1883年，出版處女作詩集《學生抒情詩》。 ^[2] 

1884年，第一部短篇小説《百愁門》在其工作的報紙上發表；同年，詩集《歌曲類纂》出版，正式開始文學生涯。 ^[1] 

1887年，到阿哈巴德《先鋒報》工作。

1888年，出版短篇小説《山中的平凡故事》《三個士兵》《小威利·温基》《要做國王的人》《黑羊咩咩》《雪松下》， ^[2]  這些作品皆以印度自然風光、奇異習俗為背景，以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將旅居印度的英國各類僑民的生活、精神狀態予以呈現；同年，開始替《每週新聞》《先鋒郵報》撰寫短篇的小説，引起印度文壇的關注。 ^[1] 

1889年，以《民政與軍事報》記者的身份開始了經由中國、日本、美國“征服世界”的漫長之旅，途中寫了大量札記，結集為《從大海到大海》出版，該書是一部特寫集，表現的是為了英國的榮譽而遠離家國的英國士兵的故事。 ^[1] 

1891年，到南非遊歷，結識了金剛石大亨西爾；同年，出版了長篇小説《消失的光芒》，小説故事情節動人，但總體風格生硬，結構鬆散；同年，出版短篇小説集《生命的阻力》。 ^[1] 

1892年，重遊美國，與美國作家查爾士·貝勒斯梯爾合作了長篇小説《勞拉長》與詩集《營房謠》，在該詩集中歌頌維多利亞女王時期英國士兵勇敢戰鬥的尚武精神的詩作，轟動了英國文壇，並因此獲得了“英國軍隊的行吟詩人”稱號；同年，出版小説集《許多發明》與冒險小説《大寶石》。 ^[2] 

1896年，因與妻弟彼第發生衝突而回到英國薩塞克斯定居，出版小説《叢林之書》及《叢林之書續集》，描寫印度原始森林中動物的故事。 ^[1] 

19世紀90年代後期，把注意力轉向政治，關注機械化了的西方社會里的人們，特別是青年人的精神狀態。

1897年，出版中篇小説《勇敢的船長們》，寫一個美國富翁的兒子失足落水，為漁夫所救，後與漁夫一起捕魚勞作，成為勇敢和有信念的人的故事；同年，出版自傳體中篇小説《斯托凱公司》，對強調紀律和秩序提出質疑。 ^[1] 

1900年，再次去南非旅遊，創作長篇小説《基姆》，以他熟悉的印度為背景，講述了一個愛爾蘭駐印士兵基姆在印度廣袤的土地漫遊，尋找一條能洗滌一切罪孽的聖河以及又充當駐印英軍間諜的故事。 ^[1] 

1906年，出版歷史故事集《普克山的帕克》《獎賞和仙女》。

1907年，出版政治諷刺小説《老虎！老虎！》 ^[2]  ；同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最年輕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41歲）。 ^[1]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吉卜林站在大英帝國立場發表了不少詩歌和特寫，鼓動青年參軍為大英帝國獻身。

1915年，因其兒子在比利時的羅斯戰場上中彈身亡影響了其文學創作，詩文開始表達他對世界性災難的哀痛，而且作品中出現超自然的神秘。 ^[1] 

1926年，獲得英國皇家文學會的金質獎章。

1933年，出版自傳《我記憶中的一些事》，並受聘為法國道德政治科學院院士。 ^[2] 

1936年1月18日，因腦溢血在倫敦逝世，英國政府和各界名流為他舉行了國葬，骨灰被送往西敏斯特教堂“詩人角落”。 ^[1] 

（參考資料： ^{[2]  [1]}  ）

吉卜林着眼點從基督徒與上帝的關係上升為全人類與上帝的關係，並擴展為全人類和宇宙的關係。吉卜林對上帝的認識是在個人天性和生活經歷等多種原因的作用下形成的，基督教對他最大的影響是確定了一個高於人類的永恆力量的存在以及這種力量對人類的約束。在吉卜林的筆下，這一最高的神秘力量有時被稱作上帝，有時被稱為安拉，它代表了最高的權威是最高律法的制定者和頒佈者，因對這一最高力量的絕對信仰而產生的敬畏之情是他哲學思想觀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敬畏之情不僅讓他以一種無條件服從的態度來對待上帝所頒佈的律法，而且使其以敬畏之心來看待世間的萬物，這種敬畏之情在科技快速發展的二十世紀初人類取代上帝成為世界主宰的背景下顯得尤為可貴。吉卜林的敬畏與感恩對象不僅包括動物、植物和自然現象，而且涵蓋了船隻、火車、汽車等人造之物，他用極具浪漫化的眼光看到了所有這一切事物背後所藴含的最高律法的啓示，人類追尋者和服從者的角色在這種浪漫化的書寫中得到確認，世界秩序在人類對最高律法的服從過程中得以彰顯和恢復。在這一過程中，人類的現實生活成為了見證這一秩序性存在的唯一方式，行動成為了現實中人類的首要目標，對現實生活中人類的關注成為了作家創作的全部，代表了未來某一時刻存在的天堂和地獄在他的筆下變形為對現實生活的再描述，本應脱離塵世生活氣息的這兩個場所成為了他宣揚現實行動準則的工具，人類現實生活成為了一個囊括天堂、地獄和人間的場所，個體生活中的種種經歷不斷反映着黑暗、墮落、光明和美好等本應屬於彼岸世界描寫的內容，人類情感的寄託性被此在性所取代，而對最高律法或上帝的敬畏因其對其他宗教的寬容性變得愈加虔誠，這種寬容讓律法的真理向所有人類敞開，吉卜林在強調律法永恆性和不可冒犯性的基礎之上，着重突出了律法的秩序性和平等性，而共濟會成為了這種平等最為全面的展現方式。 ^[3] 

吉卜林的一生與大英帝國密不可分。相比於同時代作家刻意將文學創作與個人政治觀點區別開來的做法不同，吉卜林多次在公開場合陳述自己為帝國服務的決心和目的。帝國主義對於吉卜林來説不僅是一種政治觀點，更是他世界理想的表達方式，在帝國主義中，他看到了世界統一和有序的希望，並且將文明的傳承和發揚的重擔置於其肩上。 ^[3] 

吉卜林個人的帝國主義態度緊密地與其文學創作聯繫在了一起，而種族主義、沙文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因與帝國主義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也成為了吉卜林身上附加的標籤，吉卜林一貫的沉默和不表態被認為對上述判斷正確的默認，吉卜林本人公開強調帝國主義對他的重要性使得他的聲名迅速衰落，讀者不願意去讀一個作品裏被認為處處説教帝國主義優勢的作家的文本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任何一個概念均有其獨特的產生環境和發展歷程，帝國主義對現代讀者而言更多的是壓迫和不平等，而對吉卜林所處時代的民眾來説，帝國主義不僅代表了版圖的擴張和財富的聚集，更意味着一種文化上的自豪感和認同感。具體到吉卜林而言，帝國主義不僅僅指經濟和政治的佔有，更是文明的化身與代表，帝國主義與其説是他的一種政治立場，不如説是他的哲學思維，他在大英帝國身上所看到的是一種人類社會的組織模式和生存方式，其背後藴含了他對整個世界和宇宙的體察與感知，這種感知首先體現為他對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認知上。 ^[3] 

吉卜林的家庭觀同樣呈現出開放和雜糅的特徵，代理父母是這種特徵的典型表現，淡血緣紐帶、強調情感連接是他作品中家庭的共同特徵，而女性的被邊緣化位則反映了他對男性在帝國事業中的主導作用的強調，兒童心理所特有的、普遍的忽視階級意識、種族觀念和社會身份屬性的特點，使得吉卜林個人在描寫兒童時充滿了温柔和期望，家庭內部的種種關係在本質上是他世界化帝國圖景的展現。 ^[3] 

吉卜林冀望的是個體與個體之間開放的交流模式，而愛情的排他性和獨佔性相t孛於作家對整體世界的構架，因此他將兩性之愛排除在世界觀之外。相較於吉卜林對男性間友誼毫不掩飾的讚頌，讀者很難從吉卜林的創作中找到歌頌兩性愛情的描寫或暗示，他筆下所呈現出的愛情景象往往具有破壞性、顛覆性和非法性等負面情感特徵，愛情關係中的女性形象也往往呈現為天使或魔鬼這種極端類型，心理批評分析者將這種情形和作家自身的愛情經歷相關聯，認為對愛情和女性的負面描寫是吉卜林愛情受挫後的反應，更有甚者將作家對女性的否定性描寫與其性取向相關聯，認為吉卜林具有潛在的同性戀傾向，但筆者認為吉卜林作品中兩性力量的差異本質上是對秩序的維護，對愛情的否定從另一個側面肯定了行動在其作品中的重要作用。 ^[3] 

家庭在吉卜林的作品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家庭關係是吉卜林社會理論體系中重要的一環，家庭是個體防止外部傷害的有效組織手段。吉卜林在家庭中體會到的與其説一種社會組織形式，不如説是一種人類社會中的基本情感——長輩對晚輩的關愛與指引，這種父子或兄妹之間的代際關係是吉卜林在小説中不斷營造的一種親情倫理關係，在這種關係中，愛通常是長輩與晚輩之間無私的奉獻和付出，個體在這種温暖的氛圍中尋找到了生活的意義和動力，而帶有強烈時間延續性的“經驗”在這一關愛體系中被繼承和發展。 ^[3] 

吉卜林小説通常是由全知全能的外在敍述者進行管理和敍述，這是故事敍述的第一層面。作者可以依賴這個全知全能的外在敍述者，更加自由地掌控和安排故事情節，也可以更加隨心所欲地評論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這種公開的議論可以觀點鮮明，並具有明顯的感情傾向。 ^[4] 

吉卜林常常運用人物（也包括動物）聚焦的特殊性來構成故事敍述的第二層面。在吉卜林的小説中，最常被採用的人物聚焦就是兒童和動物的聚焦方式，兒童和動物的聚焦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常常會使聚焦對象產生陌生化的效果。人物聚焦是一種局部限知的敍述方式，所敍述的內容是通過故事中的人物的視角進行觀察，然後進行講述，所以故事中主人公的獨特視角會使文本更加耐人尋味。吉卜林小説常常具有一種奇幻詭異的氛圍，有時是由於故事內容本身離奇，或者説是聚焦對象本身具有一些奇幻色彩。 ^[4] 

吉卜林小説中的敍事時間的特點：一是吉卜林擅長掌控長時間跨度的故事，注重在時間的進程中塑造人物；二是吉卜林注重事件時間的邏輯關係，他認為敍事時間的真實性可以使故事顯得更加符合現實生活節奏，從而使小説結構更加嚴謹，更具真實感。吉卜林大部分小説都採用順敍的敍事方式，很少打破事件的發生發展順序，但有時也會因某種目的而運用倒敍或插敍的手法。吉卜林小説中的時間通常以時間的一維性為基礎，敍述時間和故事的現實時間或者稱為物理時間是一致的，呈線性。但是小説中的敍述時間不可能同物理時間等長，而是一種感覺到的時間。在吉卜林小説中，物理時間有時會被延長，有時會被縮短，這是吉卜林小説中時間變換的主要形式，也是吉卜林完成情節切割的主要手段。 ^[4] 

象徵性是吉卜林小説的一個重要特徵。在他的筆下，象徵不僅僅是一種修辭方法，它同時是一種敍事藝術。吉卜林小説中常常可以看到場面宏大、氣勢磅礴的史詩般敍事風格，同時在細節上吉卜林又極為注重鋪墊和伏筆手法的運用，這些在小説中反覆出現的詞彙、事物和主題都具有隱晦的象徵意味。吉卜林小説中的象徵手法的運用不僅僅使故事更具哲理性，同時也可以讓我們窺視到吉卜林的思想體系中最主要的幾個內容，比如人的特殊性、物質財富的意義和人類的終極救贖等問題。在吉布林筆下，“火”象徵着庇護和光明；“象叉”象徵金錢就是死亡；“箭河”象徵救贖之路。 ^[4] 

吉卜林的許多小説都有着童話的外表，和比嚴肅文學還要深刻的內涵。許多動物寓言，就是人類寓言。一方面，吉卜林小説中動物形象的刻畫具有羣體特徵，基本吻合動物物種的主要特徵。不論如何擬人化，但動物的物種特徵是不會被改變的。如狼的羣居性在叢林故事中被逼真地再現出來。除此之外，吉卜林還刻意的突出動物世界的特徵。小説中動物語言常常具有明顯的叢林生活的痕跡。如打招呼，是“捕獵好”。叢林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環境都和動物的自然屬性性吻合。狼的洞穴，捕獵時的要點和步驟。另一方面，吉卜林小説中動物的擬人化是由於這些動物被賦予了部分人類的社會屬性。學習、捕獵、分享、感恩、遵守規則等社會因素都被很好的賦予了叢林社會，因此吉卜林筆下的叢林世界就是一個理想化的人類社會。吉卜林動物題材小説自然離不開擬人手法的運用，在小説中既有修辭學層面的擬人用法，也有文本整體構思上的擬人性寫法。作為修辭學的擬人法僅僅是從語言層面來講，在動物形象刻畫和性格塑造方面都賦予人的屬性特徵；在小説結構的整體構思上，作為動物小説或者童話的擬人法，是包括整體機構構思在內的一種人格化的文學創作形式。 ^[4] 

吉卜林小説通常具有明顯的寓言性，其特點是將傳統寓言的道德訓誡功能和現代寓言的救贖理念的哲思性統合在一起。吉卜林小説中的寓言敍事通常是從人類的道德訓誡入手，意旨在人類文明的完善、價值體系的重構和靈魂的終極救贖，吉卜林小説中的寓言性具有明顯的復義性和救贖性。

通過寓言，吉卜林暗示着人與自然的融合是人類自強不息的結果。人類不屈服於命運，不斷地自我完善、自我奮鬥，探索着最佳的生存方式。吉卜林認為已經遠離自然的現代人類應該重新迴歸自然的懷抱，這是人類本性決定的，人類不過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已，人類世界就是一個動物世界。 ^[4] 

（約瑟夫·魯德亞德·吉卜林是）一個沒有加冕的桂冠詩人，一個人所冷落的名人。（詩人托馬斯·斯特爾那斯·艾略特評） ^[6] 

這位世界名作家（約瑟夫·魯德亞德·吉卜林）的作品以觀察入微、想象獨特、氣概雄渾、敍述卓越見長。（瑞典文學院評）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