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畢蘇斯基

1867年12月5日，約瑟夫·畢蘇斯基（一譯畢蘇茨基）生於俄羅斯帝國統治下的扎拉瓦斯（波蘭語：Zułów，立陶宛語：Zalavas）的家族莊園，今屬什文喬尼斯自治區（立陶宛語：Švenčionys）。在波蘭立陶宛聯邦時代，此地屬於聯邦兩大主體之一的立陶宛大公國。

貧困潦倒的貴族家族畢蘇斯基家族擁有波蘭愛國傳統，這個家族可能是波蘭人家族也可能是波蘭化立陶宛人家族。約瑟夫是家裏的次子。 學生時代的畢蘇斯基在維爾紐斯的俄羅斯體校唸書，約瑟夫並不是一個特別勤奮的學生。諷刺的是，體校的年輕學生有一位是未來的共產主義者，畢蘇斯基的主要政敵捷爾任斯基。約瑟夫與他的兄弟亞當、布羅尼斯瓦夫和揚一起，在他們的母親瑪利亞·“內”·比萊維奇的教導下學習波蘭歷史和波蘭文學，而這正是俄羅斯當局所不允的。約瑟夫的父親參與了反抗俄羅斯對波蘭的統治的1863年1月起義。 他的家族對俄羅斯的俄化政策很是不滿。年輕的約瑟夫非常不願意在俄羅斯東正教會任職，並帶着一份不僅僅對沙皇，也對他很瞭解的文化的不滿離開了學校。

1885年，畢蘇斯基在哈爾科夫大學學習醫學 ^[9]  ，在那裏他與人民主義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機構，人民意志組織產生關係。1886年，他被禁止參加學生遊行運動。他被多爾帕特大學（位於今愛沙尼亞塔爾圖）拒絕錄取，在那裏當局瞭解了他的政治關係。

1887年3月22日，畢蘇斯基以與維爾紐斯社會主義者密謀暗殺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的莫須有罪行，被俄羅斯當局逮捕。事實上，他與該事的主要關係是，他的哥哥布羅尼斯瓦夫參與暗殺沙皇的計劃。布羅尼斯瓦夫被處以在西伯利亞強迫勞役的處罰。畢蘇斯基的待遇稍好一點：在西伯利亞流放五年，先流放於勒拿河岸的基廉斯克，後流放於屯卡。 ^[9]  再被轉移至西伯利亞囚犯護送隊時，畢蘇斯基在伊爾庫茨克的一所監獄裏滯留了幾周。在那裏，他參與了被當局看做是造反的一幕：在一名囚犯侮辱一位守衞，並拒絕道歉時，他和其他政治犯因他們的違抗，遭到了守衞的毆打；畢蘇斯基被打掉了兩顆牙，並參與了隨後的絕食抗議，直到當局恢復了政治犯在那次騷亂後被剝奪的權利。由於他參與了這次騷亂，所以在1881年被判處六個月監禁的處罰。他被迫在零下40度的情況下，度過他六個月監禁的第一夜；寒冷給他帶來幾乎要將他殺死的病症，和伴隨他一生的健康問題。在他流放至西伯利亞期間，他遇到了很多流放至西伯利亞的波蘭人，其中包括幾乎成為1863年1月起義領袖的布羅尼斯瓦夫·什瓦爾採。 他允許自己選擇工作，並依靠教授兒童數學和外語維持生計（他能講法語、德語、立陶宛語，除俄語外還有，當然，他的母語波蘭語；他後來學了英語）。地方政府認定，作為波蘭貴族，他沒有從其他流放者拿取10盧布的權力。

1892年，畢蘇斯基刑滿釋放。1893年，他加入波蘭社會黨（PPS），並參與組建它的立陶宛支部的工作。最開始，他站在社會黨更激進的一方，但儘管社會主義通常是以國際主義的面目出現，但他心底還是波蘭民族主義者。 1894年，他開始出版地下的社會主義報紙《工人報》，併成為這份報紙的總編輯；他也是它的總作者，最初他還是這份報紙的排字工。 ^[9] 

1895年，畢蘇斯基成為社會黨領導人，他將學説的問題擺在次要位置上，並將社會主義思想和民族主義思想聯合起來，這次聯合給波蘭的重新獨立帶來最大的機會。

1899年7月15日，畢蘇斯基與他的女同行瑪利亞·尤什凱維喬娃·“內”·科普萊夫斯卡結婚。他倆的感情在幾年後畢蘇斯基開始與一位年輕的女社會主義者，亞歷桑德拉·什切爾賓斯卡發生關係後，開始惡化。瑪利亞在1921年逝世，那年10月，畢蘇斯基與亞歷桑德拉結婚。他們後來有了兩個小女孩，婉達和雅德維加。他們的婚事也遇到了麻煩。

1900年2月，在俄方當局發現位於羅茲的《工人報》的地下印刷機後，畢蘇斯基囚禁於華沙城堡。 ^[9]  但在1901年5月裝患精神病保外就醫後，他在波蘭醫生瓦迪斯瓦夫·馬祖爾凱維奇和其他人的幫助下，逃到奧匈帝國的加利西亞。 同時，當俄屬波蘭和立陶宛所有黨派與俄羅斯帝國關係緩和，將目標定在與帝國展開關於提高波蘭自治權的談判後，畢蘇斯基的波蘭社會黨成為了以為波蘭獨立而與帝國戰鬥為目標，並以武力達成這個目的的主要政治力量。在1904年夏，日俄戰爭爆發後，畢蘇斯基來到日本東京，在那裏他嘗試讓這個國家援助波蘭革命，但這個目標未能達成。他願意提供給日本情報，以支持它與俄羅斯的戰爭，並提議成立波蘭軍團，徵召被日軍俘虜的俄軍中的波蘭人。他也提出了以讓俄羅斯民族分裂為目標的“普羅米修斯”計劃——在後來，他也繼續推行這個計劃。另一位有名的波蘭人，羅曼·德莫夫斯基也來到波蘭，他不贊成畢蘇斯基的計劃，在那裏他要阻止日本政府在那個時候，支持這個德莫夫斯基覺得必定要失敗的波蘭革命。德莫夫斯基，這個波蘭愛國主義者註定要當畢蘇斯基一生的主要政敵。最後，日本提供給畢蘇斯基的，要遠遠低於他想要的；他從日本得到的，是它為波蘭社會黨，和其軍隊購買的槍支彈藥，日本回絕了他組建軍團的建議。在1904年的失敗過後，畢蘇斯基建立了一用做正規軍的軍隊（波蘭社會黨戰鬥團，或稱為bojówki），這支軍隊的目標是發起一反抗俄羅斯統治的武裝起義。社會黨主要在華沙舉行越來越多的遊行示威；1904年10月28日，俄羅斯哥薩克騎兵鎮壓了一次遊行示威事件，作為報復，在11月13日的遊行中，畢蘇斯基的軍隊向俄警察和軍隊開火。最開始這支軍隊主要動用間諜，到了1905年3月，他們便開始用炸彈暗殺俄羅斯警官。 在1905年俄國革命中，畢蘇斯基在波蘭王國作為各個運動的領導人。

1905年初，他命令波蘭社會黨在那裏發動一次大罷工；這次罷工有四十萬左右的工人蔘與，並持續了至少兩個月，直到俄羅斯當局鎮壓了這次罷工。1905年6月，畢蘇斯基要求社會黨援助羅茲的一次起義。在“六月事件”因羅茲起義而變得知名的時候，畢蘇斯基的軍隊和忠於德莫夫斯基的槍手，以及他的國家民主黨發生衝突。1905年12月22日，畢蘇斯基要求所有的波蘭工人起義； 然而這個要求卻大半未見迴應。和國家民主黨不一樣，畢蘇斯基要求波蘭社會黨拒絕參加第一杜馬的選舉。這個決定，和他要通過武力讓波蘭獨立的決心，讓波蘭社會黨處於緊張的狀態中，並在1906年11月脱離畢蘇斯基的領導。他的派系開始被稱為“舊派”，或是“革命派”（“Starzy”或“Polska Partia Socjalistyczna - Frakcja Rewolucyjna|Frakcja Rewolucyjna”），而他的反對派則稱為“新派”，“現代派”或“左翼”（“Młodzi”，“ Frakcja Umiarkowana”，“Lewica”）。“新派”同情波蘭王國與立陶宛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而且相信，他們的重心應放在與俄羅斯革命者合作，一起推翻沙皇的統治，建立社會主義的烏托邦上，並相信，這樣做會減輕獨立協商的困難。 畢蘇斯基和他在革命派中的支持者繼續策劃反對沙皇俄國的起義，相信這會讓波蘭獨立。

1909年，他的派系再次成為波蘭社會黨的多數派，畢蘇斯基繼續成為波蘭社會黨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直到一戰爆發。畢蘇斯基預測到一場歐洲大戰將要爆發，預知了組織未來波蘭軍隊核心的必要性，這個核心將會讓波蘭從在十七世紀末時，三個瓜分它，讓它消失的大帝國的手中，重新贏得獨立。

1906年，畢蘇斯基在奧地利當局的默許下，在克拉科夫成立一座軍校，用以訓練準軍事性質的軍隊。就在1906年，800名強悍的士兵在波蘭議會王國五人一小組，殺死了336名俄方官員；在後來的幾年，他們的人員傷亡情況減少，而軍隊規模在1908年增長到2000多人。 這支軍隊也搶劫俄羅斯要運出波蘭領土的錢款。在1908年9月26日和27日之間的夜裏，他們劫持了俄羅斯用以從華沙運輸到聖彼得堡的，運送税款的郵政列車。參與貝茲達尼突襲的畢蘇斯基，就是通過如此的“徵收錢款”的方式，來為他的秘密軍隊提供資金。通過劫掠得帶的財富（200,812盧布）在那時算得上一筆鉅款，足足能抵上軍隊前兩年的全部收入了。1908年，畢蘇斯基將他的軍隊更名為“戰鬥協會”（Związek Walki Czynnej，簡稱ZWC），由他的親信瓦迪斯瓦夫·斯科爾斯基、馬裏安·庫凱爾和卡齊米日·索斯恩科夫斯基領導。戰鬥協會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為未來的波蘭軍隊訓練軍官與士官。

1910年，兩個合法的軍隊組織在奧屬波蘭成立——一個建於利沃夫，一個建於克拉科夫——以訓練軍事學。在奧方當局的許可下，畢蘇斯基成立了一系列“體育俱樂部”，即是後來的步兵協會，這個協會為訓練波蘭軍隊提供地方。1912年，畢蘇斯基化名“梅奇斯瓦夫”，成為步兵協會（Związek Strzelecki）的總司令，這個協會到了1914年，已經增長到了12000人。1914年，畢蘇斯基提出，“只有劍才能夠決定國家的命運。”

在1914年於巴黎召開的一次會議上，畢蘇斯基提出了他的預見，不久，一場戰爭就要爆發，波蘭就會重新獨立，而俄羅斯必將被中央國（奧匈帝國和德意志帝國）擊敗，而後者也將會被法國、英國和美國打敗。相比而言，畢蘇斯基的對手羅曼·德莫夫斯基則認為，讓波蘭統一，獨立的最好辦法就是支持協約國與同盟國作戰。在一戰爆發後的8月3日，畢蘇斯基在克拉科夫組建一支小精鋭部隊，即第一精鋭連，其成員來自於步兵協會和波蘭步兵小隊。同天，瓦迪斯瓦夫·貝利納-普拉日莫夫斯基領導的一支騎兵隊被送往俄羅斯邊界偵查，這甚至發生在奧匈帝國和俄羅斯在8月6日宣戰之前。

畢蘇斯基的戰略是將他的軍隊往北送往俄屬波蘭，到達俄軍的撤離區，他抱有在華沙突圍，發動一次民族起義的希望。通過他有限的兵力，在開始的幾天，他通過批准成立虛構的“華沙國家政府”，來支持他的計劃，並將奧地利的規章制度用到了極致，他的軍隊拿到了主動權，繼續前進，並在解放的城鎮制定波蘭式制度，而奧地利人認為他的軍隊僅僅是幫忙偵查，支持奧地利主力部隊而已。

1914年8月12日，畢蘇斯基佔領了凱爾採省的凱爾採，但是畢蘇斯基發現，他得到的支持要比他預料的要低。不久，他正式組建波蘭軍團，並親自擔當第一旅的總司令，併成功地帶領第一旅打了幾場勝仗。他也在1914年秋秘密地告訴英國政府，他的軍團不會攻打法國或英國，只會與俄國作戰。 畢蘇斯基命令，要稱軍團人員為“公民”（Obywatel），這是法國大革命所產生的稱呼，而他則稱為“指揮官”（“ Komendant”）。畢蘇斯基享受他手下的人員們對他的，過度的關心與忠誠，這會持續後來的好幾年的。波蘭軍團直到1917年，都站在同盟國陣營內，與俄羅斯作戰。 在軍團成立後不久，同樣在1914年，畢蘇斯基組建了另一個組織，波蘭軍隊組織（Polska Organizacja Wojskowa），這是波蘭情報局的前身，用於執行諜報活動和破壞任務。1916年中，在科斯蒂烏赫努夫卡戰役過後，波蘭軍團推遲了這次造成至少2000人傷亡的，對俄國的入侵時，畢蘇斯基要求同盟國保證波蘭的獨立。他用他自己，和軍團很多軍官的辭職書為這一要求擔保。

1916年11月5日，同盟國聲明，波蘭是“獨立”的，希望以此來增加派往東方戰線的波蘭軍隊人數，這樣的話也就能為德軍在西方戰線上提供足夠支持。 畢蘇斯基同意到同盟國扶植的波蘭王國任職，作為波蘭攝政政府的戰爭部長；依畢蘇斯基的身份，他應是波蘭王國軍隊的負責人。因為1917年俄國革命，以及同盟國形勢的不斷惡化，畢蘇斯基日益堅定地宣稱，他的手下不再是“德國殖民軍”，且這支部隊只用於攻打俄國。他預感到同盟國將要戰敗，也並不希望與輸家站在一起。在1917年7月，因畢蘇斯基禁止波蘭士兵對同盟國宣誓效忠，而造成的“誓言危機”事件發生後，他被逮捕並囚禁於馬格德堡；波軍被解散，它的士兵併入了奧匈帝國軍隊中， 而波蘭軍隊機構開始進攻德國目標。畢蘇斯基的逮捕讓他在波蘭人之中名聲大噪，很多波蘭人開始將他看做是最堅定的波蘭領導人，認為他將會戰勝所有的，在18世紀將波蘭瓜分的三個帝國。

1918年11月8日，畢蘇斯基和他的同僚卡齊米日·索斯恩科夫斯基被德國人從馬格德堡釋放，並不久像他們之前的列寧一樣，被放置在駛往他們國家首都的私人火車上，因為日益鋌而走險的德國人相信，畢蘇斯基會讓對他們友好的軍隊集合。

1918年11月11日，畢蘇斯基被攝政委員會任命為波軍總司令，並委以為新獨立國家建立國家政府的重任。在那非常的日子（後來這一天被政府定為波蘭獨立日），他宣佈波蘭獨立。同樣在這一週，畢蘇斯基又開始針對德國衞兵從華沙，其他德軍部隊從“東線全德軍司令部”撤軍的問題進行協商。至少55000名德軍會和平地離開波蘭，將他們的武器留給波蘭人。在下個月，總共有至少500000人離開了波蘭。

1918年11月14日，畢蘇斯基被要求暫時管理國家的運作。11月22日，他從延傑伊·莫拉切夫斯基的新政府那裏，得到了新生波蘭的臨時國家元首（Naczelnik Państwa）的職位。各個波蘭軍事組織和臨時政府（華沙攝政委員會；伊格納奇·達申斯基的盧布林政府；和克拉科夫的波蘭清算委員會）都聽從畢蘇斯基，而他開始建立新的聯合政府。這個政府社會主義者佔多數，並由波蘭社會黨展開了多項改革，這些改革在很長的時間內都被認為是必要的，譬如説八小時工作制，免費教育和女性選舉權。這對於避免重大暴亂事件來説，必不可少。 但是，畢蘇斯基相信，一國首腦必須要超越黨派。在他抵達華沙後，他遇到了地下歲月中的老同事，這些老同志按照社會主義的方式，稱他為“同志”（“Towarzysz”），並要他支持他們的革命政策；但遭到了他的拒絕，並説：“同志們，我與你們一同搭乘社會主義的紅色電車，在一個稱作‘獨立’的站點下車。而你們也許會繼續坐在車上，直到電車抵達你們希望的那個終點站，他減少對任何一黨的支持，並不成立任何屬於他自己的政治團體；相反，他主張成立聯合政府。他也開始組建不包括在德國、俄國和奧地利軍隊服役的波蘭老兵的波蘭軍隊。

在一戰後不久的日子裏，畢蘇斯基試圖在這麼一個百廢待興的國家上建立一個政府。俄屬波蘭大部分地區都在戰爭中被毀，而德意志人定期的掠奪又讓這個地區的財富減少了10%。一位在1919年1月來到華沙的英國外交官這麼寫道：“不論我在那裏，我看到的都是極度的，一生中只能看到一次的貧窮和悽慘。”另外，這個國家前德國、奧地利和俄羅斯的領地擁有迥異的法律系統、經濟和政府，而這些同樣也需要統一。這個地方有九種法律體系，五種貨幣，66種鐵路系統（以及165種火車頭型號），這些也都必須加快整合。瓦迪斯瓦夫·延傑耶維奇在《畢蘇斯基：一生為波蘭》（Piłsudski: A Life for Poland）一書中稱，畢蘇斯基在作出決策時非常謹慎。在作出決定前，他總要收集所有有關，可用的信息，再花時間來考慮。畢蘇斯基驅使自己整天整夜地，努力地工作。他堅持斯巴達式的生活方式，吃飯時也僅僅是在廉價餐館裏，單獨吃一頓簡樸的餐食。雖然畢蘇斯基在波蘭大眾中非常受歡迎，但他不合羣（長時間地下工作的後果），多疑的性格讓他與其他波蘭政治家關係緊張。 畢蘇斯基和波蘭第一政府得不到西方的信任，因為畢蘇斯基曾在1914年到1917年這一段時間內，與同盟國合作，也因為達申斯基和延傑伊·莫拉切夫斯基的政府以社會主義者為主，直到1919年1月，世界著名鋼琴家和作曲家伊格納西·帕德雷夫斯基擔任新政府的總理和外交部長後，才得到西方的認可。依然有兩個彼此獨立的政府自稱為波蘭的合法政府：畢蘇斯基的華沙政府和德莫夫斯基的巴黎政府。為了確保波蘭只有一個政府，避免內戰，帕德雷夫斯基會見德莫夫斯基和畢蘇斯基，勸他們聯合起來，在德莫夫斯基和帕德雷夫斯基代表波蘭出席巴黎和會時，畢蘇斯基擔當起臨時的國家元首和總司令。簽署於1919年6月28日的凡爾賽條約第87至93條和小凡爾賽條約正式地在國際領域中，將波蘭確立為獨立主權國。畢蘇斯基經常與德莫夫斯基惹矛盾，前者不同意後者波蘭人是新生波蘭的統治民族的看法，而德莫夫斯基從德國但澤（今格但斯克），調兵到波蘭也使他苦惱。

1919年1月5日，一些德莫夫斯基的支持者（馬裏安·亞努沙伊提斯-熱格塔和埃烏斯塔黑·薩佩哈）嘗試發動針對畢蘇斯基和總理莫拉切夫斯基的政變，但並未成功。 1919年2月20日，畢蘇斯基宣佈，他會將他的大權交還給新選舉的波蘭國會（瑟姆，波蘭語：Sejm）。但是，瑟姆在1919年小憲法中讓他官復原職。“臨時”的字眼從他的頭銜中取消了，畢蘇斯基將會任職到1922年12月9日，到那時候，加布列爾·納魯托維奇將會被選為第一任波蘭總統。畢蘇斯基這時的外交政策是提議在波蘭、獨立的波羅的海國家、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組建聯邦（海間聯邦，“Międzymorze”，即波蘭語中的“大海之間”，也被拉丁語稱作“Intermarum”，即從波羅的海延伸至黑海的聯邦），這樣，波蘭的版圖就跟瓜分波蘭之前的波蘭立陶宛聯邦差不多。畢蘇斯基的這個計劃遭致諸多預期的成員國——這些國家不願交出來之不易的獨立——和同盟國的反對，對他們來説，這對現存的權力平衡實屬是魯莽的衝撞。根據歷史學家喬治·桑福德的説法，大約1920年，畢蘇斯基準備要試驗他這種“海間聯邦”的可能性。

在同盟國與東歐聯盟的戰爭過後，東歐又爆發了一系列邊境衝突，其中包括波烏戰爭（1918年-1919年）、波立戰爭（1920年，在熱利戈夫斯基兵變時達到顛峯）、波捷戰爭（開始於1918年）和最著名的波蘇戰爭（1919年-1921年）。 温斯頓·丘吉爾對此宣稱：“巨人的戰爭結束了，侏儒的戰爭才剛剛開始。”

在一戰後，波蘭的所有邊界都不平靜。畢蘇斯基針對波蘭未來的邊界，説了這麼一段話：“我們在西方所有能得到的所有土地都要依靠協約國——要達到能夠擠壓德國的程度”，而在東方“有幾道或關或閉的門，而其與打開的人，與打開到什麼程度有關。” 在1918年波蘭東部，波軍在波烏戰爭與烏克蘭交戰，而畢蘇斯基作為波軍總司令下達的第一道命令發自1918年11月12日，內容是要支援波軍對利沃夫的進攻。但是，當烏克蘭人成為了第一明確的敵人時，這體現出烏克蘭的各類派別並非這個地區的實權。未來會體現出，布爾什維克才是事實上的，也是最危險的敵人，它不但是新生波蘭的敵人，也是烏克蘭的敵人。

畢蘇斯基意識到了，布爾什維克並不是獨立的波蘭的盟友，他們之間的戰爭將不可避免。他將布爾什維克的西進看做是主要問題，但也認為，布爾什維克對波蘭而言，危險程度不及他們的敵人——白軍。這些“白俄”們——舊俄羅斯帝國的代表——只願給波蘭有限的獨立，他們可能認為的，波蘭的邊界跟過去的波蘭議會王國相同，而且很明顯地，他們反對波蘭佔領烏克蘭，這是畢蘇斯基“海間聯邦”計劃中的關鍵。相比之下，布爾什維克至少宣佈瓜分波蘭的協議是無效的。因此畢蘇斯基推測，波蘭和布爾什維克毗鄰而疏遠西方，情況比與復辟的俄羅斯帝國毗鄰，要好一點。不顧英法協約，加入列寧掙扎中的蘇聯作戰的畢蘇斯基，可能拯救了布爾什維克，讓它不置於在1919年滅亡。

1920年3月，畢蘇斯基晉升為“波蘭第一元帥”，因波蘭東進導致的俄羅斯1918年-1919年西進死灰復燃，一系列持續升級的戰役重新打響，1920年4月21日，畢蘇斯基元帥（他1920年3月得到的軍銜）與烏克蘭領導人西蒙·彼得留拉簽署一項軍事協議，帶領兩國共同與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作戰。波烏條約的目標是建立與波蘭聯盟的、獨立的烏克蘭。作為報答，彼得留拉放棄烏克蘭對東加利西亞的主權，因此他遭到了東加利西亞烏克蘭領導人的指責。波烏聯軍在畢蘇斯基領導下，發動了針對駐烏俄軍的一次成功進攻。1920年5月7日，伴隨着微乎其微的衝突，他們佔領了基輔。波蘇戰爭期間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層將波蘭的行為看做是叛亂事件；幾千名官員和逃兵參軍，成百上千的平民自願在後方參與戰爭的生產工作。蘇俄 ^[8]  從白俄羅斯發起反攻，在烏克蘭發起反擊，從通往德國的道路上向波蘭進軍，這樣做也能夠支持德國共產黨的奪權鬥爭。蘇俄信心倍增。蘇軍發表了他們入侵西歐的計劃；蘇俄共產主義理論家布哈林在《真理報》中稱，希望得到將戰爭從華沙“延伸至倫敦和巴黎”的物資。

蘇俄將領圖哈切夫斯基在1920年7月2日的指揮中，稱：“向西去吧，讓白色波蘭的屍體躺在地上，讓革命蔓延到全世界。進軍維爾紐斯、明斯克、華沙” ，並稱“要在波蘭的遺體上進軍柏林”。1920年7月1日，由於蘇俄的快速反擊，波蘭國會“瑟姆”成立國防委員會。該委員會由畢蘇斯基領導，用於快速作出決策，臨時取代難以達成共識的瑟姆。但是國家民主黨聲稱，布爾什維克的接連勝利是畢蘇斯基造成的，並要求他下台；有的甚至指責他叛國。他們7月19日委員會的不信任決議案的失敗讓羅曼·德莫夫斯基收回該議案。8月12日，畢蘇斯基提出將他的職位交給總理文岑蒂·維託斯，主動承擔全軍覆沒的責任，但是維託斯拒絕接受他的請辭。協約國強迫波蘭向布爾什維克投降，進行協商。但是畢蘇斯基堅持主張繼續戰爭。諾曼·戴維斯在那時提到，尤其是在國外，“畢蘇斯基那時還沒有他後來的威信。作為戰前的革命派，他讓他的黨派分道揚鑣，爭吵不斷；作為一戰時的將軍，他讓他的軍團遭到逮捕，被迫解散；作為波軍元帥，他讓波軍失去了基輔和維爾紐斯。他背叛了他的波蘭社會黨和他的同盟國；拒絕與協約國同盟。在法國和英國，他是讓波蘭走向滅亡和背叛的盟友，在俄羅斯，他被認為是消滅帝國主義同盟中的虛偽的僕人——從列寧到勞合·喬治，從《真理報》到《晨星報》——都認為他是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失敗者。

1920年8月，所有在他悲慘一生中所簽署的協議將伴隨着華沙的陷落，而完成它們的使命。 畢蘇斯基與他的愛馬“栗子”但是在接下來的幾周，波蘭在華沙戰役中冒險，非常規的戰略讓蘇俄的攻勢停了下來。波軍的計劃是由畢蘇斯基和其他人，包括塔德烏什·羅茲瓦多夫斯基設計出來的。後來，一些畢蘇斯基的支持者要將他説成是波軍戰略的創造者，而反對者則極力忽視他的作用。在西方，很長時間都存在一個傳言，堅持稱是法國駐波軍事使節團的馬克西姆·魏剛拯救了波蘭；但是21世紀的學者認為，魏剛即使有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

畢蘇斯基的計劃是要波軍撤回維斯瓦河，保衞華沙在維斯瓦河和維普日河的橋頭堡，再將25%的可用師集中於南部，以作戰略上反擊的準備。下面的計劃就需要將軍約瑟夫·哈勒爾麾下的兩支軍隊了，他在面對蘇軍從東部的正面攻勢時，需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衞他們的戰壕陣地。同時，瓦迪斯瓦夫·西科爾斯基將軍靡下的軍隊襲擊華沙北部，切斷企圖從該地包圍波蘭首都的蘇軍。但是最重要的角色是相對較小的，20000人的，新集結的“後備軍”（也稱為攻擊兵團，波蘭語：Grupa Uderzeniowa），這支軍團包括意志最堅定，戰鬥力強的士兵，由畢蘇斯基親自指揮。他們的任務是帶頭從華沙城南的維斯瓦河-維普日河三角洲，穿越從情報稱的，蘇軍西部方面軍和西南方面軍之間的缺口，向北發起閃電般的攻勢。這次攻勢會從它的保護區撕裂西部方面軍，打亂它的活動。最後，西科爾斯基的軍隊和“攻擊軍團”在東普魯士邊境會合，將被包圍的蘇軍消滅。那時，畢蘇斯基的計劃廣受批評，只因波軍的危急形勢，才讓其他指揮官遵其道行之。雖然基於可靠情報，還解密了蘇聯的電報，這個計劃被一指點破畢蘇斯基缺乏常規軍事訓練的，高級的軍官認為是“業餘的”。當該計劃的複製品落入蘇軍手中時，蘇軍將領圖哈切夫斯基認為這是個詭計，不理會它。幾天後，蘇軍因此在華沙戰役中損失慘重，自負的紅軍受到了它所受的最大打擊之一。一位國家社會黨瑟姆議員斯坦尼斯瓦夫·斯特隆斯基創造了個短語，“維斯瓦河奇蹟”（“Cud nad Wisłą”），以表達他對畢蘇斯基“烏克蘭冒險”的反對。斯特隆斯基的這個短語被一些愛國，或虔誠的波蘭人用作對畢蘇斯基的讚美，他們並未注意到斯特隆斯基的諷喻。法國軍事使節團的一位年輕成員夏爾·戴高樂，後來會用到從波蘇戰爭和畢蘇斯基學來的一些經驗。

1921年2月，畢蘇斯基訪問巴黎，在那裏他與法國總統亞歷山大·米勒蘭談判，確定會在此年後，正式成立的法波同盟的組建一事。象徵波蘇戰爭結束的《里加條約》在同年簽署，將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為俄羅斯和波蘭所瓜分。畢蘇斯基稱這份條約是“懦弱條約”。 這一條約，以及畢蘇斯基準許將軍盧茨揚·熱利戈夫斯基從立陶宛人手中佔領維爾紐斯，標誌着畢蘇斯基“海間聯邦”計劃的終結。在1921年9月25日，畢蘇斯基因第一屆東方商品交易會（Targi Wschodnie）的開張訪問利沃夫時，他差點被代表譬如烏克蘭軍事組織之類的烏克蘭獨立組織的斯捷潘·菲達克暗殺。

在波蘭1921年3月憲法多次嚴格地限制總統的權力（故意阻止從戰場上回來的畢蘇斯基當選總統）後，畢蘇斯基便不再競選這一職位。

1922年12月9日，波蘭國民大會推選波蘭人民黨“維茲沃萊涅派”的加布列爾·納魯托維奇；他的當選遭致右翼政黨的反對，成為社會動亂的原因。12月14日，在貝爾韋德爾宮，畢蘇斯基正式將他作為國家元首的權力移交給納魯托維奇；而“國家元首”的稱呼被總統代替。在兩天後的1922年12月16日，納魯托維奇被右翼畫家和藝術批評家埃利吉烏什·涅維亞多姆斯基槍殺，後者原本是想暗殺畢蘇斯基的，但在受國家民主黨的反納魯托維奇宣傳後改變了目標。對畢蘇斯基而言，這是次很大的打擊，是一件將他波蘭依民主制運作的信仰打斷的事情， 這也讓他更崇尚鐵腕政治。他成為總參謀長，與軍事部長瓦迪斯瓦夫·西科爾斯基一道，設法通過暫時的戒嚴狀態穩定局勢，制止動亂。畢蘇斯基的另一位同事，屬於波蘭人民黨“皮雅斯特派”的斯坦尼斯瓦夫·沃伊切赫夫斯基當選為新總統，同屬于波蘭人民黨“皮雅斯特派”的文岑蒂·維託斯當選為總理。但是新政府——依照蘭茨克羅納協議，是温和派的波蘭人民黨“皮雅斯特派”和右翼的國家民粹聯盟和基督教民主黨的聯合政府——其中包括畢蘇斯基的右翼敵人，是在他心裏讓納魯托維奇死去的，和發現不可能與他合作的那類人。

1923年5月30日，畢蘇斯基辭去總參謀長的職務。在斯坦尼斯瓦夫·謝普蒂茨基提議軍隊應受民政當局更緊密的監督後，畢蘇斯基將其批為試圖讓軍隊政治化，6月28日，他又辭去了最後的政治職務。同天，瑟姆左翼議員簽署一項決議，感謝他以前的工作。畢蘇斯基在他華沙外的蘇萊尤韋克的鄉村莊園“米盧欣莊園”退休，這也是他的戰友介紹給他的。他在那裏定居下來，通過寫一系列政治和軍事回憶錄來維持生計，其中包括《1920年》（Rok 1920）。

在畢蘇斯基宣佈退休前後，波蘭經濟處在混亂中。惡性通貨膨脹加劇社會動盪，政府不能找到解決失業率攀升和經濟危機的辦法。畢蘇斯基的盟友和支持者多次叫他重返政壇，他開始組織集中於前波蘭軍團和波蘭軍隊機構成員，還有左翼及知識階層的，新的權力基礎。

1925年，在幾任政府迅速更替，政治形勢日趨混亂的情況下，畢蘇斯基對政府越發不滿，最後發出要求維託斯內閣下台的聲明。 在畢蘇斯基強力批評的赫耶諾-皮雅斯特聯盟組建新政府的時候，在1926年5月12日至14日，畢蘇斯基在一場得到社會黨，波蘭人民黨“維茲沃萊涅”派、農民黨、甚至共產黨支持的政變（五月政變）下重返權力中心。畢蘇斯基希望發動一場不流血的衝突，但政府拒絕退讓；215名士兵和164名兵民被殺，至少900人受傷。 5月31日，瑟姆將畢蘇斯基推選為波蘭總統。但是畢蘇斯基知道總統只有很有限的權力，拒絕該職位。他的另一位老友，伊格納齊·莫希奇茨基當選總統，來替代他。畢蘇斯基的正式職務——除了在1926年至1928年，和1930年曾兩次當選總理外——大半時間內都侷限於國防部長和軍隊總檢閲官。他也充當軍事部長和戰爭委員會委員長。

畢蘇斯基沒有推行任何較大改革；他很快疏遠他左翼支持者中的激進派，宣佈他的政變是“沒有改革的革命。”他的目標是令國家安定，排除他認為腐敗又無能的政黨的影響力，並加強軍隊。

在內政方面，畢蘇斯基的政變需要為他的薩納齊亞政體（1926年-1939年）掃除議會政府的限制，他有時運用專制制度，來讓“人民生活恢復健康”。自1928年起，薩納齊亞當局被政府合作無黨派集團稱為現實主義政治的代表。民眾的支持和有效的宣傳機構讓畢蘇斯基得以維持他的專政，讓它不會被總統推翻，而總統也是畢蘇斯基認定的，而不是瑟姆。瑟姆的權力被在政變後的1926年8月2日通過的憲法修正案縮小。自1926年到1930年，畢蘇斯基主要信賴削弱反對派領導人影響力的宣傳。他專制而高於法律的權力在1930年，隨着在1930年波蘭立法選舉前，對某些異見者的監禁和審判（參見佈列斯特審判），和1934年貝雷扎-卡爾圖斯卡關押政治犯的監獄（位於今比亞羅扎）的竣工（那裏的囚犯遭遇殘酷的虐待）而達到顛峯。在政府合作無黨派集團於1930年獲勝後，畢蘇斯基將國內事務推給他的“上校”們，而自己則專心於軍事和外交上。 他因他的處理廣泛地遭致政敵的批評，而他們在1930年的監禁和審判受到國際的譴責，讓波蘭的名譽受損。畢蘇斯基對波蘭的民主制越發失望。他的過激言論——他稱瑟姆為“妓女”——他將90名武裝士官放入瑟姆大樓，以對即將開始的不信任投票作出迴應， 這件事在當代與現代的目擊者看來，是獨裁者對政治質疑的迴應的範例。

畢蘇斯基主要目標之一是將議會制轉為總統制；但是，他反對引入極權主義。1935年4月，得到畢蘇斯基支持者的調整，以符合他的要求——製造出一個強力的總統的憲法對他而言來的太晚，讓他未能在此職位中任職；但是四月憲法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都為波蘭所採用，也會支持波蘭流亡政府到戰爭結束及其後。 但是，畢蘇斯基的統治相比法律而言，更依靠他的魅力。他的追隨者沒有人聲稱是他的合法繼承人，在他死後，薩納齊亞政體將會很快破裂，將波蘭帶回前畢蘇斯基時代的議會政治競爭中。

畢蘇斯基的政體是國家穩定時期，和佔第二共和國三分之一的少數民族形勢好轉的開始。畢蘇斯基將國家民主黨的“民族同化”政策轉為“國家意識統一”政策：公民不以他們的種族衡量，而是以他們對國家的忠心衡量。他讓“國家意識統一”政策同樣適用於波蘭猶太人的行為，廣泛受到國家民主黨反猶政策的反對。從1926年至1935年，很多波蘭猶太人對畢蘇斯基關係親切，這些人因此政策情況轉好，特別在畢蘇斯基任命的總理卡齊米日·巴爾泰爾執政期間。很多猶太人將畢蘇斯基視為他們在波蘭抑制反猶主義趨勢，保持社會治安的希望；他是穩定的保證者和猶太人之友，這些猶太人投票支持他，活躍於他的政治集團中。 畢蘇斯基在1935年的逝世讓波蘭猶太人的基本生活條件惡化。 1930年代，因大蕭條造成的惡性循環，發展組合起來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的恐怖分子的進攻和政府的談判，造成政府與少數民族關係的惡化。 少數民族的動亂也與外交政策有關。隨着鎮壓烏克蘭人人口眾多的東加利西亞的動亂，與近1800人的被捕，麻煩接踵而至。政府也開始與德意志人關係不合，特別是在上西里西亞地區。政府還沒有到推行反猶的地步，但是猶太人（佔波蘭人口的8.6%）因大蕭條造成的經濟頹勢開始不滿。總之，到畢蘇斯基的去世，他的政府與少數民族的關係越來越成問題。

軍事方面，將自己展示為造就“維斯瓦河奇蹟”的睿智軍事戰略家的畢蘇斯基，卻因專心於人事管理，忽視軍事戰略和裝備而遭致一些人的批評。他在波蘇戰爭（1919年-1921年）的經驗也許讓他高估了騎兵的價值，疏忽了對裝甲兵和空軍的發展。但是另一方面，其他人稱，特別從1920年代末開始，他支持哪些軍隊分支的發展。這個時代波蘭軍隊現代化的限制可能出自財政因素，而不是畢蘇斯基的思想有問題。

在1935年，還不為人所知的是，畢蘇斯基的健康狀況在幾年內惡化。1935年5月12日，他因肝癌在華沙貝爾韋德爾宮逝世。有關他一生的紀念儀式在他逝世的情況被宣佈後的半小時後自然地開始了。這次紀念儀式由軍隊人員舉辦——過去的軍團士兵、波蘭軍隊機構成員，波蘇戰爭老兵，和他作為國家元首，以及後來的總理和總檢閲官時的政治夥伴。波蘭共產黨當即指責畢蘇斯基為一法西斯主義者和資本主義擁戴者。但是其他薩納齊亞政體的反對者更加温和；社會主義者（例如伊格納奇·達申斯基和托馬什·阿爾齊謝夫斯基）和基民黨（以伊格納西·帕德雷夫斯基、斯坦尼斯瓦夫·沃伊切赫夫斯基和瓦迪斯瓦夫·格拉布斯基）前來弔唁他。人民黨對此事分成兩方（文岑蒂·維託斯發表對畢蘇斯基的批評，但是馬切伊·拉塔伊和斯坦尼斯瓦夫·蘇古特支持他），而羅曼·德莫夫斯基的國家民主黨對他表示温和一點的批評。

弔唁儀式按照波蘭天主教的儀式進行——由波蘭大主教奧古斯特·赫隆德——以及自稱為元帥“私人朋友”的庇護十一世主持。對畢蘇斯基值得注意的賞識可以從少數民族和少數宗教體現出來。東正教、希臘東正教、新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機構都舉行了對他的弔唁儀式，稱讚他的宗教寬容政策。他的逝世對猶太人是一次打擊，他們甚至在幾年後，都將他惦記為“保護猶太人”的“老好人”。 少數民族的主流機構都支持他種族寬容的政策，雖然他遭致除波蘭共產黨人外的，猶太人工會聯盟、烏克蘭人、德意志人和立陶宛人中的極端主義者批評。

國際上，庇護十一世在5月18日於聖座舉行特別儀式，日內瓦國聯為此舉辦了特別儀式，很多來自於各國首腦的弔唁信湧入波蘭，其中包括德國總理希特勒、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意大利國王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三世和首相墨索里尼、法國總統阿爾貝·勒布倫和總理皮埃爾·埃蒂安納-弗蘭迪、奧地利總統威廉·米克拉斯、日本天皇裕仁和英國國王喬治五世都向他發來唁電。

紀念儀式、彌撒和一次規模宏大的葬禮都已完畢，一列葬禮火車環行波蘭。在克拉科夫瓦維爾主教座堂聖列奧納德地下室陳列兩年後，畢蘇斯基的遺體（除了放置在斯蒂芬·巴托里大學，以供教學的大腦，和與他母親在維爾紐斯拉索斯公墓同葬的心臟，它還存在）被放置在主教座堂地下室的銀鐘下。

畢蘇斯基預見到即將到來的歐洲戰爭，乃與1908年創立秘密軍事行動同盟。後獲得奧匈帝國同意，改組為合法的來復槍兵同盟，成為培訓波蘭軍官的學校。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組織3個旅的波蘭兵團對俄國作戰，戰功累累。1916年德奧為使波蘭提供更多的兵力，宣佈波蘭獨立。畢蘇斯基任新成立的波蘭國務會議軍事部長。1917年因拒絕宣誓效忠德奧，被囚於德國馬格德堡監獄。 ^[1] 

德奧戰敗，波蘭第二共和國（1918～1939）建立後，他作為民族英雄回到華沙，被推舉為國家元首（1918～1922）和陸軍總參謀長。他夢想建立一個包括烏克蘭、白俄羅斯和立陶宛在內的由波蘭領導的聯邦國家，於是趁蘇俄內戰之際，出兵烏克蘭和立陶宛。1920年他攻佔了烏克蘭首府基輔，但很快就被蘇俄紅軍逐走。蘇俄紅軍乘勝進軍，打算直接滅掉波蘭，畢蘇斯基指揮波蘭軍隊利用蘇軍弱點以少勝多，在華沙戰役中大破蘇軍，赫赫有名的蘇軍名將圖哈切夫斯基元帥成了他的手下敗將。他也因此聲譽鵲起，成為名震歐洲的風雲人物。

1922年波蘭大選，他把總統讓給新當選的總統，自己擔任總參謀長。1923年右翼的國家民主黨在議會中取得勝利而下野退出政界。1926年5月畢蘇斯基在同激進黨派的報刊、新聞記者的幾次會見中曾指控維託斯政府如何腐敗，其中包括受賄以及濫用政府資金。維託斯命令將刊登這些內容的報紙全部沒收，因而激怒了激進派。當武裝警察襲擊畢蘇斯基住宅時，忠於畢蘇斯基的部隊舉行暴動並進逼華沙。維託斯於5月14日被迫辭職，1926年6月13日，約瑟夫·畢蘇斯基元帥獨攬波蘭大權。他拒絕就任總統，只擔任軍隊總監。新總統與內閣同意他為軍隊的終身司令官，地位不受政府變動的影響，不受內閣和議會限制，他成為實際的軍事獨裁者（1926～1935）。他打着“整頓社會政治制度”的旗號，在政府和軍隊中清洗異己，修改憲法，破壞議會制度。1930年夏，中左派密謀推翻政府，他一舉逮捕18個黨派的代表，讓反對派在刺刀下和他達成和解，旋又釋放。

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派秘使去了巴黎，要求訂立軍事同盟未果。1934年與希特勒簽訂為期10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條約》。同時派人去蘇聯，要求延長蘇波互不侵犯條約的有效期至1945年12月31日。德國多次提議建議德波軍事同盟對付蘇聯，他一概謝絕並拒絕與希特勒會晤。他於1935年逝世前，感到波蘭危機，號召備戰 ^[1]  。他死後4年波蘭被德國佔領。 ^[2]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起，他成為了波蘭政治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和歐洲政局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被認為是讓波蘭在123年（是為瓜分波蘭時期）後，於1918年重返自由的功臣。但是，畢蘇斯基未能將其家鄉——立陶宛的大部分地區與新生的波蘭合併。他是波蘭歷史上一位能力超凡、手腕靈活的政治家和軍事統帥，他重創蘇軍的業績使一貫備受俄國欺壓的波蘭恢復了自尊和自信。波蘭華沙有一座廣場以他的名字命名。 ^[3] 

在畢蘇斯基的統治下，波蘭與鄰國羅馬尼亞、匈牙利和拉脱維亞維持良好關係。但與捷克斯洛伐克關係緊張，與立陶宛的關係也依舊不好。而與魏瑪共和國和蘇聯的關係則多變，但在畢蘇斯基的統治時期，大部分時候都能夠稱為是中立的。畢蘇斯基計劃削弱俄羅斯帝國和他的後繼者蘇聯，得到了絕大多數以上兩國的非俄羅斯民族民族主義獨立運動支持的普羅米修斯計劃，從1927年到1939年二戰爆發前，都是由軍事情報官埃德蒙德·哈拉什凱維奇運作的。在戰間期，普羅米修斯運動沒有多少實際的成果。波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五個月後的華沙畢蘇斯基希望在國際上保持他國家的獨立性。在他的被保護者，外交部長約瑟夫·貝克的協助下，他同過與西方勢力，譬如法國和英國，還有勢力雖然不大的羅馬尼亞和匈牙利帶着善意結盟，為波蘭尋求幫助。作為法波聯盟和波羅聯盟（小協約國的一環）的支持者，畢蘇斯基因法國和英國在洛迦諾條約中顯而易見的綏靖政策失望了。 因此，畢蘇斯基也以與蘇聯和德國保持良好關係為目標；因此畢蘇斯基與上述兩大強鄰簽署不侵犯條約：1932年的蘇波互不侵犯條約，和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條約。這兩條約意在加強波蘭在其心目中的盟友與鄰國之間的地位。畢蘇斯基明白這些條約徒為一紙空文，並論到：“擁有這些條約，我們就要跨坐兩板凳。這不會持續的太長。我們要知道我們因哪條板凳而摔倒，我們要什麼時候才會摔倒。”對上述兩張不侵犯條約的批評譴責畢蘇斯基低估了希特勒的野心，給了時間讓德國重整軍備；讓斯大林可以排除異己——特別是在烏克蘭——得到了畢蘇斯基普羅米修斯計劃的支持。

在阿道夫·希特勒在1933年1月步入權力中心後，畢蘇斯基傳聞建議法國發起對德的預防性戰爭。它表明畢蘇斯基也許在論及共同對違反凡爾賽和約，擴充軍備的德國展開軍事行動的問題時，試探過法國的意見。法國的冷漠也許成為了波蘭在1934年1月簽署德波互不侵犯條約的原因。但是沒有在法國或波蘭的外交文獻中表明，這樣的預備性戰爭的建議在事實上永遠是超前的。希特勒多次提議建立對抗蘇聯的德波聯盟，但遭畢蘇斯基拒絕，他以珍惜寶貴的時間，為對德，或對蘇的潛在戰爭作準備。欽佩畢蘇斯基的領導和其成功的政變的希特勒， 也保持着與畢蘇斯基進行私人會面的希望，但再次遭到冷落。就在他逝世前，畢蘇斯基告訴約瑟夫·貝克，波蘭的政策必須是與德國保持中立，保持波蘭與法國的聯盟，改善與英國的關係。

白鷹勳章（1921年）

英勇戰鬥勳章，第一級、二級、四級、五級

帶劍獨立勳章（1930年11月6日）

波蘭光復勳章，第一級和第二級

勇敢十字勳章（四次）

金色榮譽十字勳章（四次，包括在1931年獲得的那枚）

立陶宛中部軍隊榮譽勳章

西里西亞綬帶榮譽勇氣勳章

藍色馬克斯傘兵勳章（1912年）

“忠誠服務”徽章（1916年）

童子軍十字勳章（1920年）

卡尼奧夫斯基十字勳章（1929年）

“波蘭軍團指揮官約瑟夫·畢蘇斯基”徽章（1916年）

來自在1914年至1921年間被監禁的前思想犯紀念徽章（1928年）

藍色斗篷勳章（阿富汗）

鐵十字勳章，第三級（奧匈帝國）

大十字利奧波德勳章（比利時）

聖劍綬帶亞歷山大大帝勳章（保加利亞）

南十字勳章（巴西）

1918年勇敢十字勳章（捷克斯洛伐克）

鷹十字勳章，第一級（愛沙尼亞，1930年）

凱特斯利德之星大十字勳章、勇氣勳章和自由勳章，第一級（愛沙尼亞）

芬蘭白玫瑰勳章，第一級

榮譽軍團大十字勳章，第25864號（持續計數）和軍事勳章（法國）

英勇作戰勳章

一等旭日綬章（日本）

卡拉喬爾傑之星勳章（南斯拉夫）

拉奇普萊西斯勳章，第一級（拉脱維亞）

耶路撒冷聖約翰主權軍事騎士團勳章，第四級

大十字劍與塔勳章（葡萄牙）

卡羅爾一世勳章第一級和勇敢者米哈伊勳章第一級、第二級和第三級（羅馬尼亞）

大十字勇敢勳章（匈牙利）

聖莫里斯和聖拉撒路勳章，薩伏伊軍事勳章第一級（意大利）

雅蓋隆大學（1920年4月28日）

亞當·密茨凱維奇大學（1933年11月11日）

華沙大學（1921年5月2日）

維爾紐斯斯特凡·巴托里大學（1921年9月）

1935年畢蘇斯基的葬禮上，波蘭總統伊格納齊·莫希奇茨基讚頌道：“他是我們心中的國王和我們希望的君主。在他辛勤勞累的半個世紀裏，他一個接着一個地博得了我們的心，我們的魂，直到他將整個波蘭染成他王室氣概的紫色……他給了波蘭自由、領土、權力和世人的尊敬。”

共產黨政權倒台後，畢蘇斯基的兩個女兒都在1990年回到波蘭。婭德維加·畢蘇斯卡的女兒約安娜·亞拉切夫斯卡在1979年回到波蘭。她在那裏與政治犯，團結工會活動家亞努什·奧內什凱維奇結婚。兩人都積極參與1979年至1989年間波蘭人的反共鬥爭。

歷史背景

於1918年11月，時任波蘭外交部長的瓦西里耶夫斯基針對莫斯科可能對波蘭代表團進行的扣留，正式警告莫斯科，華沙將對在波蘭的俄國公民採取一定的措施。到了1919年春，幾乎所有的蘇俄大使館被遣返人員都在華沙被殺害（見“Tribune Communistichna”,1920年2月9日；1921年5月22日，莫斯科）

以外交人民委員曼努伊斯基為首的俄羅斯-烏克蘭代表團試圖尋找在1921-1923年間被關押的戰俘和被關押者的命運，代表團的最終正式報告指明“波蘭政府把他們當作奴隸一樣看待……在一些集中營裏，被關押者在死亡威脅下被強迫搬運他們自己的糞便而不是馬糞，刑罰……是北非式的嚴酷。因為波蘭代表團的破壞，談判毫無進展”（見，例如蘇俄人民外交委員會全權外交代表1922年8月10日在華沙的調查）

《真理報》和《消息報》的華沙前線特別通訊員亞歷山大·綏拉菲摩維支也報道了對紅軍戰俘所施加的滅絕人性的刑罰：“對俄國戰俘的酷刑和侮辱令施暴的波軍士兵都感到不寒而慄，但是，軍官們異口同聲説：“消滅赤狗，消滅俄國侵略者。”俄國統帥部試圖讓華沙人道對待戰俘和當地居民，未果。嘗試向國際聯盟和波蘭的鄰國呼籲以改善境況，未果——因為白色波蘭的阻撓。”

上述代表團在1922年下半年改組為一個特別委員會。但是，它的工作被托洛茨基、圖哈切夫斯基和加馬爾尼克領導的“進攻”華沙所妨礙。這些制訂蘇俄軍令的領袖們對於遣返波蘭戰俘表現得興趣索然。甚至普通的紅軍戰士都知道這些，而那些後來成功逃到德國和立陶宛的士兵把這些説了出來。

在紅十字會、謝拉菲莫維奇、共產國際和波蘭共產黨的協助下，這個委員會最終得以完成一份名單，仍被波蘭關押、已被殺害抑或是在行動中失蹤的官兵中有80%都赫然在列。他們曾計劃將這份名單出版或者至少遞交給波蘭方面。但是，最終決定將其封存在蘇維埃檔案館。

並且，值得注意的是，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大公和弗拉基米爾·基裏洛維奇，孀居的太后瑪利亞·費多羅夫娜，鄧尼金將軍和安東尼大主教（後來的海外俄羅斯正教會頭目）試圖説服華沙，至少能把死亡的戰俘以基督教的方式文明埋葬。但是，他們的呼籲被華沙無視了。

指控的提出

在20世紀末，一些俄羅斯“反卡廷派”歷史學家試圖為卡廷慘案翻案。他們提出所謂的波蘭方面曾經虐殺戰俘的證據。但是這些證據受到波蘭方面以及另外一些俄羅斯歷史學家的否定。

1994年，《選舉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基於畢蘇斯基文件的文章聲稱，波蘭司令部對軍官們下令不抓一個活的紅軍俘虜，要把那些在押的、受傷的等等統統殺掉。對此，波蘭當局以及歷史學家提出了抗議。

“反卡廷派”的最新研究

根據波蘭、俄國、德國和立陶宛史學家研究，8-15萬蘇維埃戰俘於1919-1921年間被關押在波蘭，其中的65000到70000回到了俄國，超過6000人成為了白衞軍（在波蘭、德國、羅馬尼亞和波羅的海國家），2000人成為波蘭居民並加入國籍。

此外，一些波蘭政客孜孜不倦地宣稱，卡廷和其他一些類似事件（在1939-1940年間迫使波蘭人從波羅的海國家和原來的東波蘭向烏拉爾山、西伯利亞和哈薩克斯坦移民）是一種針對波蘭人民的種族滅絕行為。這對於俄國的國際形象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多虧了波蘭政治分析人士的支持，烏克蘭也開始試圖依樣畫葫蘆，將目光聚焦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饑荒。但是，華沙並不想銘記那些在1919-1921年間死於波蘭集中營的成千上萬的俄軍戰俘。出於眾所周知的政治原因，蘇聯也不想喚起對這場悲劇的記憶，至於波蘭甚至連自我辯白都免去了，更別提什麼道歉了。

不過，在1951年，斯大林和後來的波蘭領導人貝魯特簽署了一份文件，預計不晚於1953年在Tuchola（盧布林附近）——20世紀20年代最大的幾個關押蘇軍戰俘的集中營之一就坐落與此——樹立一座紀念碑。為完成這項工程，活動於20世紀20年代的特別委員會的文獻資料以及謝拉菲莫維奇（他是一位親歷了這些事件的作家、歷史學家、和記者）的文章被髮掘出來。

死者人數估算

附帶着謝拉菲莫維奇的社論，原定將在1941年發表以紀念結束里加和約簽訂20週年。但是，到了1941年3月（20週年紀念日）他們已不可能完成這些，而是完全地考慮對波蘭抗德鬥爭的支持。在四月，希特勒攻佔了巴爾幹半島，二戰打斷了他們的工作。始建於1952年的Tuchola紀念碑則是在1953年3月7日就停工了，與斯大林的逝世只隔了兩天。

那場戰爭的結果被載入史冊。在1920年夏，國際聯盟嘗試進行調停，並給衝突雙方以一條“種族邊界”。這條邊界被冠以劃定它的英國政治家的名字：“寇松線”，它位於現白波、烏波邊界以西。但是，紅軍在華沙戰役中的完敗讓波蘭人可以提出向東移動邊界的要求。1921年3月18日締結的里加條約讓波蘭獲得了西白俄羅斯和四分之一個烏克蘭。

作為這場戰爭的犧牲品，在蘇俄戰俘和移民身上發生了什麼呢。根據俄國曆史學家的數據，蘇俄人民國防委員會報告了14萬戰場之外的失蹤、傷病和死亡。而被關押的蘇維埃俄國、蘇維埃烏克蘭和蘇維埃白俄羅斯公民的數目為66000，被拘留的數目則為50000。根據俄國和白俄羅斯1920年-1922年間的移民來源數據（包括俄羅斯第三軍和白俄羅斯人民志願軍司令部的報告），當時在波蘭有超過73000名蘇軍戰俘。

反面觀點

在蘇波戰爭中，蘇聯所面對的是長期受到殖民統治和作為戰場的新生的波蘭，波蘭並沒有足夠的醫療和衞生手段來滿足戰俘營的需求。根據波蘭與俄羅斯歷史學家的共同研究，絕大多數死亡的戰俘並不是由於人為或有意的迫害而死，相反，最大的死亡原因是霍亂，流行感冒，傷寒，霍亂和痢疾。同樣的事情在雙方都有發生。在戰爭過程中被俘的波蘭士兵在蘇俄的待遇並沒有比在波蘭的集中營中好多少。在戰爭中被俘虜的波蘭士兵中的百分之五十死在了蘇俄的戰俘營中 ^[4]  。同時，大量波蘭和俄羅斯的平民也在戰爭中死於流感等當時在全球範圍內爆發的疾病。

此外，許多所謂俄羅斯“反卡廷慘案”派的統計中，對於俄羅斯方面死在波蘭戰俘營中的人數極端誇大或者提出一些無法證偽的所謂“波蘭方面的言論”或者是根本無法證明是否存在的所謂“被封存的檔案”。在最新的研究中，蘇波戰爭中的俄羅斯方面死亡戰俘的人數大約2萬人 ^[5]  ，可證實的都是死於疾病或其他無法為雙方所控制的因素。

同時，戰俘的計算工作也是一項非常複雜的工程。除了蘇波戰爭中俘虜的戰俘外，在波蘭境內有大量滯留的前沙俄的士兵（他們在一戰中被俘），在不同的計量中他們被算入了不同口徑的戰俘總數中。這導致雙方死亡率的浮動極大，所謂的名單中很多人不過是前沙俄士兵，由於他們並沒有包括在在戰後交換的戰俘中，這導致很多所謂的死亡士兵都還存活。

波蘭鑄幣廠發行了一枚銀質10茲羅提的紀念幣，上面印有畢蘇斯基的側面像。一系列明信片，郵票和郵戳也公佈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