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國

位在帕米爾以西，錫爾河與阿姆河二大河之間，相當於烏茲別克共和國，中心都市為撒馬爾幹（Samarkaand）。盛產米、麥等農作物。此地原屬波斯帝國，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時納為其版圖，後成為大夏王國的一部份。前漢時屬於康居國，其後相繼受大月氏、貴霜王朝、薩珊朝波斯、■噠、突厥所支配。在我國南北朝時代，此地亦稱為胡。唐·玄奘稱之為窣利。《隋書》、《舊唐書》、《新唐書》稱之為康國，但此康國並非指康居國。 ^[1] 

此國自古即為東西交易的中心地之一，居民屬伊朗系，擅長經商，用粟特語，信奉祅教。但在八世紀以後由於阿拉伯人的入侵而轉信回教。若據《北史》、《隋書》〈西域列傳〉卷四十八、《唐書》等所載，此地祅佛二教皆曾流行。又，《大唐西域記》卷一謂窣利乃素葉水城至阿姆河以北一帶的地方。近人曾在素葉水城發現祅教教徒的墓地（七、八世紀）、基督教的教堂遺址與墓地（八世紀），以及兩處佛教寺院的遺址。十三世紀，該國因成吉思汗的侵略，曾一度荒廢。1369年復興。1868年為蘇俄所佔領，其後為蘇俄聯邦所屬。蘇聯解體後乃告獨立。

此國所用的粟特語，屬中期伊朗語的東方方言之一，從右而左橫寫，後成為政治、通商及宗教等交流時的共同語言及媒介語言，而為東西土耳其斯坦所廣用。以粟特語所書寫的文獻，其分佈範圍甚廣，東至吐魯蕃（高昌）、克羅蘭那（樓蘭），甚至遠至敦煌及長安，北至外蒙古的喀拉巴爾加斯姆，南至印度的最北部、西藏高原西南方的拉達克。近年從中亞發現甚多粟特語文獻，其中在敦煌千佛洞與吐魯蕃盆地曾發現粟特語佛典，如敦煌出土的《長爪梵志請問經》、《維摩詰所説經》、《佛説觀佛三昧經》、《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央掘魔羅經》、《善惡因果經》（偽經）等，吐魯蕃盆地出土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金光明最勝王經》、《大般涅槃經》等經斷片。此等佛典大多是漢文佛典的轉譯或翻譯，其成立年代據推測大約是在七世紀後半至八世紀前半之間。

粟特文獻，指以屬於中世伊朗語系之粟特（Soghd）語所書寫的文獻。粟特語為西域古國粟特國居民所使用的語言，其國以現今撒馬爾幹（Samarkaand）為中心，位在錫爾河與阿姆河二大河之間。此地人民擅長經商，活動範圍遍及中亞東半的廣泛地區。粟特語曾經成為中亞一帶政治、通商及宗教等交流時的共同語言，因此粟特文獻的分佈範圍甚廣。

粟特語文獻的種類雜多，大致可分為宗教與世俗二類。宗教文獻方面包括佛教、摩尼教、基督教等，今所發現者，以佛典類為多。粟特語佛典大多轉譯自漢文佛典，有《維摩詰所問經》、《蓮華寶珠陀羅尼》、《青頸陀羅尼》、《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楞伽阿跋多羅寶經》等等，大部份是在敦煌千佛洞發現的。另外，在吐魯蕃發現有摩尼教及基督教的經典。

世俗文獻中，於敦煌之西所發現的書簡類，系粟特文獻中最古老的資料，依伯希和等人的推定，當系西元二至六世紀之遺物。然亦有人推定為四世紀初所書寫者。又，在撒馬爾幹西方亦發現寫在紙、皮、木上，有關經濟、法律的文書。另在西藏西端的拉達克與蒙古高原，發現有以粟特語寫成的碑文。其中，拉達克碑文大約作於九世紀中葉，是屬於最晚期的粟特文獻。

粟特語佛典的出土地為敦煌的千佛洞和吐魯蕃盆地。敦煌千佛洞的佛典是由英國的斯坦因、法國的伯希和和俄國的奧登柏格所發現的；吐魯蕃盆地的佛典則是由德國的古留維第爾和魯可克所發現的，他們都分別將獵物帶回了自己的國家。

在這些佛典裏面，數目龐大而在研究上又有相當進展的是敦煌出土的佛典，這些佛典都是斷片或一部份，下面就不按順序的把它們舉出來︰《長爪梵志請問經》、《Vessantara本生譚》（據説與《太子須大拏經》有很大的不同）、《觀世音菩薩秘密藏如意輪陀羅尼神咒經》、《維摩詰所説經》、《佛説觀佛三昧海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央掘魔羅經》、《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不空罥索咒心經》、《Niakan!t!hadha%ran!I》、《非難飲酒經》、《Su^kasu^tra》、《Jataka》（本生譚）、《Avada^na》（譬喻）佛典、《善惡因果經》（偽經）、《佛為心王菩薩説投陀經》（偽經）等。

在吐魯蕃盆地所發現的佛典裏面有一些斷片被認為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金光明最勝王經》、《大般涅槃經》等的斷片。

這些佛典翻譯成粟特語的年代並不明確，不過，其中只有《非難飲酒經》在跋文中記明是在‘沙拉古之都’（自伯希和的學説以來，據説這裏指的是洛陽），於開元十六年（728）翻譯的，所以，一般認為粟特語譯佛典大約成立於七世紀後半到八世紀前半之間。

粟特語佛典裏面有兩本在跋文裏面分別記明是從印度語、龜茲語所翻譯過來的，不過，凡是能夠歸類於某一種經典的粟特語佛典，幾乎全部都是漢文佛典的轉譯、翻譯。我們所以這麼認為，是因為漢文佛典的用語和語法上的各種特徵，在粟特語的佛典裏面也可以原封不動的找到。比方説，粟特語的《維摩詰所説經》就是從漢譯本忠實地一句一句翻譯過來的，我們不能想像還有其他的情形。又如在《善惡因果經》裏面有許多直接從漢語音譯過來的語彙。此外，《非難飲酒經》的跋中雖然記明是從印度語翻譯過來的，可是在這裏面卻出現了許多譯自漢文佛典的本子當中所用的特殊的表現，所以，這也可能是從漢文的原典翻譯過來的吧！那麼，在跋文中所記的譯自‘印度語’又表示了什麼意思呢？這難道是一種‘潛在意識’的流露嗎？還是為了使這部經具備佛典的權威性，才説是直接譯自印度語的呢？──我們有這些推測。

粟特語的佛典既然大部份都是漢文佛典的重譯、翻譯，那麼，在敦煌以及吐魯蕃盆地的粟特人的佛教信仰上，中國系統應該是佔有支配性的地位的。

前面也提到過，根據敦煌、吐魯蕃盆地發現的漢文文書，我們知道敦煌附近及吐魯蕃盆地在七至八世紀有許多粟特人，與取有漢人名字的人混住在一起，和漢人之間有過各種關係。而在同樣的地方也發現了幾乎是同一時代（七至八世紀）的粟特語譯佛典，這些粟特語譯佛典的譯者一定有許多就是在漢文文書裏面所説的定居在敦煌、吐魯蕃盆地的粟特人，而這些粟特人與漢人社會又有着密切的關係，所以，他們的佛教與其説是屬於印度系統，不如説是屬於中國系統，這應該是當然的事吧！

關於粟特語譯的佛典還有許多許多話要説，可是，在這裏都加以省略。現在只對在東西文化的交流上，粟特人的佛教徒所發生的作用加以説明一下。

第一，由於粟特佛教徒社會與摩尼教徒的社會相互影響的緣故，使得佛教的思想、概念、主題和用語等也出現於中亞和中國的摩尼教文獻上。關於中亞的佛教和摩尼教在用語上互相影響的問題，雖然已有先驅的研究，可是，有組織的東西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出現。在這方面，漢文的摩尼教文獻一方面反映了中亞的伊朗語摩尼教文獻，一方面又應該顯示了佛教對摩尼教文獻的影響，所以很受我們的重視，在這方面，粟特人的佛教徒社會很可能為表現佛教的思想、概念或主題提供了必要的用語，這可以説是一個很好的研究問題。

第二，各種各樣的故事類以及故事中所表現的主題是如何傳播到中亞去的呢？在這方面，粟特人曾經有過很大的貢獻，這從粟特文故事類的存在已經得到了證明。

在敦煌發現的文學文獻中，最有名的是所謂的‘變文’。關於‘變文’中的‘變’字的意思，有各種不同的看法，這原來大概是指把佛説或佛教故事用繪畫表現出來的‘變相圖’。而‘變文’就是以‘變相圖’（有時只稱‘變’）為中心，藉著「白’、‘散文’和‘唱’（將散文的內容加以濃縮後的韻文），把‘變相圖’説給人聽的一種圖解講唱説法的台詞。它們的年代大多不明，似乎在八世紀初已經存在，據説以十世紀的為最多，在十一世紀初遭到禁止。這種‘變文’的講唱説法在敦煌曾經盛行一時，有人指出‘變文’的性質與現存的粟特文故事類之間，顯示了某種類似的地方。

前面也説過，粟特人的佛教徒社會與漢人佛教徒在敦煌附近曾經保持過密切的接觸，這些粟特人接觸了‘變文’，而且加以熟記應用應該是很自然的事吧！這麼一來，粟特的佛教徒對‘變文’這種文學樣式向中亞的傳播發生過某種作用也不是不可想像的事了。

第三，我要提出來的是，各種各樣的佛教思想、概念或主題等向中亞及回教徒世界傳播這個事實以及與粟特人的關係，我下面只舉出一個例子來説明，在阿拉伯語的書籍裏面有一種叫做《比勞哈爾與尤達薩夫之書（KitabBilawhar wa-Yu^da^saf）》的書，書名裏面的尤達薩夫（Yu^da^saf）是布達薩夫（Bu^da^saf,□Bu^dha^saf）的筆誤，我下面就簡單的介紹一下布達薩夫的故事內容。

印度的蘇拉巴特（Su^la^bat!）王賈納薩爾（Janaysar）年長無子。一日，王子在一種奇特的方式下誕生了，取名布達薩夫，占星師預言説，這個王子的偉大恐非現世之物，父王就把他幽閉隔離於一個都市裏，使他不知人間的苦惱。布達薩夫成長後，厭惡幽閉的生活，百般要求外出。一天，他乘馬外遊，途中見弱不禁風者二人，又見一衰弱老者搖搖欲墬，始知人間有脆弱、死亡。正當此時，沙南第布（Sarandi^b）的高德隱者比勞哈爾喬裝前來，藉各種喻話對布達薩夫説教，使他深信人世之空虛無常及苦行、禁慾生活的益處。比勞哈爾勸他不可耽溺於名聲、財富和飲食，要排斥性的快樂及其他一切世俗肉體的愉悦。

賈納薩爾王對比勞哈爾抱有敵意，反對王子的改宗，可是由於敗於宗論而只好屈服。布達薩夫遂出宮，踏上傳道之旅程，一路上遇到各種事情，最後抵達克什米爾，在那裏，把自己所學託於阿巴比第（Aba^bid）而歿。以上是比勞哈爾和布達薩夫故事的大概情形。

從上面的簡約的介紹，我們大概也可以想像到這個故事就是喬達摩佛陀，也就是釋迦牟尼佛陀的生涯事蹟，布達薩夫和阿巴比第分別就是Bodhisattva（菩提薩埵、菩薩）和A^- □nanda（阿難陀、阿難）的變音。我們或許可以在比勞哈爾的身上看到傳説釋迦在他的母國迦毗羅城所遇到的為了‘自我抑制、平靜、從苦惱中完全解放’而流浪的一個人物的影子。

在這個故事當中，有的地方會使人聯想到《Buddhacarita》（《佛所行贊》），《Lali-tavistara》（《普曜經》、《方等本起經》）等各種Ja^taka（本生譚）。不過，一般認為這個故事並非印度傳説的直譯，而是以釋迦的傳奇性的生涯中所發生的各種故事為中心，再加上許多其他的成分而形成的，故事中所出現的喻話也包括了《新約聖經》裏面的東西。

當我們要考察上面這個起源於印度的SANSKRIT（雅語）原典是如何向西方傳播的時候，我們能夠參考的首先是伊朗摩尼教徒把這個故事用波斯語抄寫下來的寫本，波斯語寫本是用韻文寫的，其中有一種寫本的成立年代據説不會遲於十世紀前半，這個寫本值得注意的是，主人公的名字的第二音節的母音，這在阿拉伯語中是a，可是在這個寫本里面 卻是di^（全名作Bwdysf〈Bo^di^saf〉），這可以説更正確的把菩提薩埵（Bodhisattva）的音譯了出來（當然不能説是忠於原文），從這件事來看，把這個故事傳到西方去的是中亞的伊朗摩尼教徒的看法應該是正確的吧！中亞的伊朗摩尼教徒社會主要是由粟特人組成的，而且，剛才也説過，粟特的摩尼教徒與粟特的佛教徒曾經保持着很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們所説的這個佛傳，必然是經由粟特佛教徒傳到伊朗的摩尼教徒當中去的。

如果我們的推理沒有錯的話，有關釋迦的生涯、事蹟的故事是由粟特的佛教徒傳給粟特的摩尼教徒，其中經過各種變化，再由粟特的摩尼教徒傳到回教世界去，在一個接一個的抄寫過程當中，一定是由於阿拉伯文字中的點（發音符）的打法發生了錯誤，結果才會使Bu^-da^saf,Bu^dha^saf變成了Yu^da^saf。

這個《比勞哈爾與尤達薩夫之書》和與它類似的《卡利拉與第姆那（Kali^la wa-Dimna）》以及有名的辛巴達（Sindba^d）的故事同樣的廣傳於回教的世界。

粟特國，在葱嶺之西，蓋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治於大澤，在康居西北。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方物。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