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墨春秋

故事從明清鹽商聚集之地揚州説起，講述京劇的前身徽班是如何跟着徽商行走江湖的故事。1790年，閩浙總督伍拉納為給乾隆祝壽，特命徽商江鶴亭組班，於是三慶班得以第一個進京，緊接着四喜班、春台班、和春班紛紛入京，引起了京師的轟動，由此拉開了京劇從民間走入殿堂的序幕。

同光十三絕前三鼎甲的程長庚在臨死前對譚鑫培説：你以後會大紅大紫，你的嗓音圓潤甜美，是靡靡之音，不過靡靡之音唱多了是會亡國的。後來老譚進宮演唱，與慈禧成為好友。藝人們進宮當差，回到民間更是身價百倍，因此老譚等人有了“內廷供奉”的尊稱。

清亡國後，各路軍閥混戰，炮轟與槍聲也蓋不過一個聲音，那就是京劇的唱腔。京劇像滿地野草般在全國蔓延。到了20世紀20-30年代，京劇界出現了以梅、楊、餘“三傑”為代表的鼎盛時期，連拉車的、飯店跑堂的都以能哼出兩句西皮二黃為榮，大有全國同唱一齣戲的局面。

堂會戲是民末到1949年之間盛行的演劇形式。堂會折射出了上流社會的種種生活方式。民國堂會風氣開先河者是梁啓超，為其父祝壽花費400大洋，連袁世凱聽了都咂舌説好闊。中國戲曲史上最大的一次堂會戲是發生在上海，1931年，上海大亨杜月笙在浦東老家的祠堂落成，各地的藝人紛紛趕來祝賀，演繹了一場京劇界空前絕後的大聚會。但令杜月笙遺憾的是，伶界名聲顯赫的餘叔巖託病沒來。

舊社會的學戲被稱為“打戲”。進科班的第一道程序叫“寫字兒”，相當於跟科班簽下了賣身契，所謂“打死上吊投河覓井概不負責”。即便是那些當年聲名顯赫的角兒也都是被科班裏的師傅打出來的。曾坐科富連成社、榮春社、稽古社等私人科班的老藝人們至今仍對“七年大獄”一樣的科班生活耿耿於懷，而正是這樣的打戲生涯造就了一箇中國戲曲名角輩出的時代。隨着時代的變遷，學藝於新式科班中華戲曲專科學校裏的藝人們，已經不用再以寫字畫押來賣身餬口，不必捱打也一樣可以登台唱戲了。

京劇界有句行話，北京坐科、天津唱紅、上海掙錢。該集講述的是京角兒們跑天津、攻上海，拜碼頭、打頭炮、賺大錢、唱天下的故事。

在20世紀初西學東漸的浪潮中，傳統京劇經歷了一場既尷尬而又身不由己的改良。藝人們爭演時事新戲，頭天發生的新聞，第二天就能在舞台上看到；京劇演員們身着當代服裝，和着西洋的樂器，卻不得不繼續操着傳統的梨園唱腔。隨着西方先進技術傳入中國，全國人民愛上了科技。梨園行順應潮流，將聲光電化的手段引入到京劇舞台上，於是機關佈景風靡一時，讓人眼花繚亂。甚至在京劇《天河配》的演出中，運用水池、燈光、紗幕等手段，讓仙女們似裸非裸，令當時的觀眾垂涎不已。這一切構成了當時頗為花哨的京劇舞台，很多老戲迷和老藝人對此仍然記憶猶新。

1933年初，英國戲劇家蕭伯納來華，引出了魯迅與梅蘭芳的一段恩怨。通過他們倆人的故事，展開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對京劇的發難。

20世紀30年代前後，在京津滬等地的茶園戲館裏，出現捧角的風氣。捧角者各階層都有，上至總統，下至百姓。有官捧、民捧、還有捧角集團，當時聲勢最大的要數專捧梅蘭芳的“梅黨”。

打擂就是京劇流派之間的叫板，主要是比藝賺錢爭觀眾，有的藝人甚至累到吐血。最著名的打擂幾乎都發生在上海，海派與京派的暗自叫勁兒、海派之間的打擂、梅蘭芳和程硯秋的打擂、戲院與戲院之間的明爭暗鬥，以及報社對流派的筆戰和觀眾的場下之爭，都構成了打擂的精彩故事。

餘叔巖是京劇界的頂級人物，他住在北京椿樹條衚衕，這一帶居住着不少京劇名人，四大名旦就有兩個住在這裏。餘叔巖白天睡覺，晚上起牀，和親朋吃飯後開始吊嗓唱戲，餘家的院子成了名流賢士的聚集地，象民國四公子之一的張伯駒每晚必到。而餘宅門外的衚衕裏也是人頭攢動，餘迷聚集，搶佔最好的位置聽蹭，而在這些聽蹭的人裏邊，就蹲着後來鼎鼎有名的楊寶森。有專家説，自從餘叔巖死後，京劇就開始衰亡了。

餘叔巖到晚年才收了兩個徒弟，其中一個就是被當時捧角兒者奉為“冬皇”的孟小冬。在今天的梨園界，孟小冬是一個人們既想説又不願意提的人物。因為作為一個女藝人，她的一生充滿了坎坷和哀傷。人們最不願提的是她和伶界大王梅蘭芳的這段愛情往事。倆人從相識、戀愛、同居、到分手，甚至引發了一起轟動京城的槍殺事件 。孟小冬在兵荒馬亂的年代隨上海大亨杜月笙一家去了香港，並在香港嫁給了杜月笙，正應了她離開梅蘭芳時説的一句話：我要麼不嫁，要嫁就嫁一個跺腳滿城亂顫的人。1977年，“冬皇”孟小冬客死台灣，享年77歲。

梨園行裏的女藝人向來低人一等，在眾多女藝人之中，稍有姿色又才藝俱佳的，便成為有錢有勢者垂涎的對象，箇中滋味往往不足為外人道。從20世紀20年代被人稱為天下第一美女的陸素娟，到新豔秋，幾個當年被人們評頭品足的女伶，幾段當年鬧得滿城風雨的故事，多少讓人體會到了一些寄身梨園的女藝人們不為人知的辛酸之處。

在京劇的舞台上風光無限的角兒們，身邊總會有這樣一批人，專門負責端茶倒水前後照應，他們既熟悉名角兒們的生活習慣，同時也是許多梨園逸聞的第一位見證人，這樣的人被稱為跟包的。另外一批不起眼的人物，一輩子都只是在舞台上轉個圈，喊一聲就下台了，沒有供人們記住的名字，沒有固定的舞台，這樣的人被稱為龍套。跟包和龍套，雖然大都是默默無聞，但是，他們是京劇舞台上光彩照人的角兒們身邊，不可缺少的和不能不説的一部分。

在過去北京、上海和天津的紅燈區裏，曾有過大大小小的戲院，在20世紀的前半葉，伴隨着京劇的空前繁榮，這些戲院都曾經夜夜笙歌，風光無限。而圍繞着戲院和妓院而進行的夜生活，往往是經過那個時代的人們印象至為深刻的一段回憶。依賴着商業繁榮市面太平而生存的戲院，又是動盪年代裏最為脆弱的部分，它們直接記錄了時代的變遷，是一張張最為生動的面孔。北京就有一句老話，叫“大柵欄的興衰關係京師之盛衰”。在京津滬的老城中，那些當年盛極一時的戲園子，都已經或拆或改，大部分都不見了當年的舊貌，換過了時代的新顏。

從皇帝駕崩藝人紛紛改行到改朝換代藝人無奈逃散，時代的變遷對藝人都有着巨大的影響。解放前後，百姓生活誠惶誠恐，戲院茶樓更是門庭冷落，很多藝人選擇了出走他鄉。揹負着漢奸罪名的馬連良等遠赴香港，在説廣東話和英語的地方演戲賺錢。在下九流的排行中，戲子是第八，排在妓女之後，小一輩，因此得管妓女叫姨。1949年7月28日，第一屆文代會在京召開，藝人們被稱為了文藝工作者。緊接着藝人們都參加了改人改戲的運動，大批舊戲被禁演，集體所有制的劇團開始成立，名角們放棄了拿包銀的習慣。藝人們感慨：真是換了人間。1951年，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毛澤東為建院題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1956年，北京成立了京劇工作者聯合會，這之後，又有了中國京劇院和北京京劇院，觀摩調演年年有。1958年，京劇界喊出了一年要排三百個戲，其中二百革命現代戲。《蘆蕩火種》《紅燈記》、《白毛女》、《海瑞罷官》紛紛登台，連馬連良這樣的大腕都只能在《杜鵑山》中跑個大龍套。1959年，梅蘭芳排出了《穆桂英掛帥》。1958年，程硯秋因心臟病死於北京醫院。1961年，梅蘭芳因心臟病死於北京阜外醫院。1968年，荀慧生因被鬥引發心髒病，死於北大醫院。尚小云1975年從西安回到北京，借住在弟子吳素秋安排的房子，1976春，因心臟病死於北京。1966年12月31日，馬連良端着一碗麪條摔於中和戲院食堂的台階下，三天後，死於心臟病。隨着名伶們的故去，中國戲曲“角”的時代就結束了。

光緒末年，百代公司第一期鑽石唱片在北京開錄京劇，錄音的老生有譚鑫培等。百代唱片公司的第一批唱片很快就風行一時，大批名伶也踴躍灌片。1921年左右，唱機開始從富豪之家走向社會，再後來又有了電台和收音機。1931年，四大名旦合灌了《五花洞》，當時還為誰先唱誰後唱發生了爭執。

“角”們雖然去了，所幸的是在一些膠片上還留下了他們的身影。本集將通過對早期戲曲影片的尋訪，講述膠片上的京劇。膠片上的京劇最輝煌的時期，就是樣板戲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