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昆德拉

1929年4月1日，米蘭·昆德拉出生於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市布爾諾。父親是鋼琴家、音樂教授，當過音樂學院院長。

昆德拉孩提時代相當一部分時間是在父親的書房裏度過的。在這裏，他經常悄悄地聽父親給學生講課；父親親自教他彈鋼琴，帶領他一步步走進音樂世界；任意瀏覽父親眾多的藏書。十多歲時，他就讀了大量的文學名著，捷克的和外國的都有。十三四歲時，正值二戰時期，他師從捷克最出色的作曲家之一——保爾·哈斯學習作曲。後來，哈斯先生被關進集中營，再也沒有出來。昆德拉始終把他當做“我個人神殿中的一位”。他寫下的第一首詩，就是《紀念保爾·哈斯》。

1947年，18歲的米蘭·昆德拉加入捷克共產黨。他最早沉迷於造型藝術，一心想當雕塑家和畫家。他一度成為家鄉小有名氣的畫家，曾為劇院和出版社畫過不少插圖。之後，又狂熱地愛上了音樂。在迷戀音樂的同時，昆德拉還投入到了寫詩的熱情之中。

1948年，19歲的米蘭·昆德拉考入布拉格查理大學哲學系後，經常去聽音樂課。後來又到布拉格電影學院讀電影專業，並在那裏畢了業。迷戀音樂的同時，昆德拉還投入到了寫詩的熱情之中。從昆德拉的第一本詩《人：一座廣闊的花園》中，人們就聽到了不同的聲音。當時的捷克文壇，教條主義盛行，公式化的詩歌到處氾濫。而昆德拉的詩卻帶有明顯的超現實主義色彩和批判精神。

1956年，他完成了在布拉格電影學院的學業，留校當了一名教師，教授世界文學。留校後不久，昆德拉開始大量閲讀理論書籍，並繼續完成大學期間就已開始寫作的《小説的藝術》一書，從他25歲開始到27歲完成，差不多花了兩年時間。寫作此書的直接動機是獲得教師資格，也有教學方面的需要，同時還為了解決文學實踐中的一些困惑。《小説的藝術》1960年出版，1964年獲得捷克斯洛伐克國家獎。昆德拉的筆觸幾乎立即伸向了戲劇。他在自己的祖國先後寫過3個劇本。

1958年對於昆德拉來説是個具有實質意義的年頭。在寫劇本的間隙，他花了一兩天時間就寫出了《我，悲哀的上帝》，這是他生平寫出的第一篇小説。寫完第一篇後，他又陸陸續續寫出了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一共寫了10篇。從第一篇到最後一篇，時間跨度整整10年。這些短篇小説以《可笑的愛》這一總標題分3冊出版。而真正開始給他帶來世界聲譽的作品是小説《玩笑》，該書連出3版，印數達到幾十萬冊。《玩笑》還被拍成了電影。

1968年8月，蘇聯軍隊佔領了捷克斯洛伐克。《玩笑》被列為禁書，立即從書店和圖書館消失了。在東歐國家，除去波蘭和南斯拉夫，它遭受了同樣的命運。昆德拉黨籍被開除，在電影學院的教職也被解除，所有作品都一下子從書店和公共圖書館消失，同時還被禁止發表任何作品。

1975年，在法國議會主席埃德加·伏奧雷的親自請求下，捷克政府特准米蘭·昆德拉和他的妻子前往法國。昆德拉到法國後，經由法國作家費爾南德斯的舉薦，先在雷恩大學擔任助教。流亡之初，昆德拉成了地地道道的公眾人物。他上電視，接受採訪，發表談話，撰寫文章，利用各種場合向人們講述蘇聯入侵後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形。

1978年，米蘭·昆德拉和他的妻子定居巴黎，並於1981年加入法國國籍。1984年，昆德拉發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1988年，美國導演菲利浦·考夫曼將其改編成電影《布拉格之戀》。

1985年。文學評論家李歐梵在《外國文學研究》上發表了《世界文學的兩個見證：南美和東歐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啓發》，介紹了南美作家馬爾克斯和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以及他們各自的代表作，昆德拉被正式介紹進入中國。

1989年，昆德拉老家布爾諾的阿特蘭蒂斯出版社主動與他聯繫，表示願意出版他二十多年來在祖國一直被禁的作品。昆德拉欣然同意，但明確規定只能出版那些他本人選定並審閲過的“成熟之作”。

1995年秋天，捷克政府決定將國家最高獎項之一——功勳獎授予米蘭·昆德拉。他欣然接受，並以書面形式回答了捷克《人民報》記者的提問。談到獲獎感受時，昆德拉説：“我很感動，也許可以説，尤為讓我感動的是瓦茨拉夫·哈維爾給我的信。特別是信中的這樣一句話：他把這次授獎看做是給我與祖國和祖國與我的關係，畫了一個句號。”

2011年，米蘭·昆德拉入選七星文庫，成唯一在世入選作家。 ^[3] 

2019年11月28日，捷克共和國駐法國大使彼得·德魯拉克在巴黎昆德拉的公寓裏拜訪米蘭·昆德拉，以遞交他的公民證。米蘭·昆德拉重新獲得來自祖國捷克共和國政府的公民身份。 ^[1] 

2020年9月20日，弗蘭茨·卡夫卡協會主席弗拉迪米爾·澤萊茲尼（Vladmír elezny） 宣佈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獲得今年的弗蘭茨·卡夫卡國際文學獎。昆德拉在電話中為獲獎表示感謝，他稱對此感到非常榮幸，尤其是因為這是卡夫卡獎——一個以他感到非常親近的作家名字命名的文學獎項。 ^{[2]  [14]} 

2023年7月11日，米蘭·昆德拉去世，終年94歲。 ^[13-15] 

愛、死、喜、悲，這些常見的主題在我們日常生活的各種情況下和各類媒體中都能找到。米蘭·昆德拉通過在他筆下人物和讀者之間架構起一種深層的精神聯繫，對上述每一種主題都進行了極為深刻的探索。昆德拉常常將自己置身於小説之中，與自己的創作進行互動；同樣地，他也邀請我們這些讀者參與其中，請讀者與他筆下的人物建立起聯繫。貫穿昆德拉小説始終的是他大聲疾呼的一個重要主題：人生不過是去往何方與來自何處的事情。在他的幾部小説中，昆德拉從幾個不同方向對這一主題進行了展開闡釋；通過昆德拉以哲學為導向的方法，這些闡釋過程觸及到了人類生活的觀念問題。

他之所以能在每部小説中對主題和人物進行如此深刻的描寫，之所以能在寫作過程中運用如此淵博的知識，原因就在於他自己的親身經歷。最能體現出他對筆下人物有着親身體驗的例子就在他的小説《無知》中。昆德拉跟小説中的兩位流亡者伊雷娜和約瑟夫一樣離開了自己的故鄉捷克共和國，而且和伊雷娜一樣，他也移居到了法國並居住了30年左右。他的個人經歷融入到了他的小説以及他與書中人物的深層聯繫之中，這有助於讓他小説中的情境在讀者眼中變得更加真實可信。作為一名深受他人影響的作家，昆德拉還從他個人生活之外的地方汲取靈感；他圍繞着奧地利作家羅伯特·穆齊爾和德國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等人的思想創作了一些作品。穆齊爾最著名的小説《沒有個性的人》與昆德拉的一些作品有相似之處。《沒有個性的人》審視了社會道德和智力的下降，並觀察了眾多人物的心理生活和精神生活。尼采着重討論了永恆輪迴和“最沉重負擔”的理論，這也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重要主旨。這種來源於外部的影響與自己生活的影響結合在一起，進一步加大了昆德拉作品主題的深度。

米蘭·昆德拉小説非常注重故事視角和時間視角的選擇。傳統敍事一般不外第一和第三人稱敍述，即使偶有第二人稱語式的敍述，也只不過是前兩種人稱敍述的變異而已。米蘭·昆德拉在敍述人稱選擇上與人別無二致。但是，米蘭·昆德拉在用第一或第三人稱講述故事時，卻能營造一種非常特殊的效果。故事的發生與作者的寫作、讀者的閲讀同步進行，二者之間構成一種共時狀態，從而使作品獲得一種前所未有的真實感，有種切膚的“現場直播”式的“在場”感。

米蘭·昆德拉是陀氏“復調小説”的忠實信徒，也是“復調”理論的堅定實踐者。“復調”式敍事或者“多聲部”敍事是米蘭·昆德拉十分迷戀，應用得十分得心應手的敍事技巧。

米蘭·昆德拉常常將不同時代、不同類型的人物故事順手拈來，揉進自己的小説中，同時講述兩種甚至幾種故事。在其作品中，歷史與現實，真實與虛構雜揉在一起，既可隨意拆開，也可隨意拼裝。拆開來是各自獨立的故事，組裝起來就是一部詩意的“復調式”小説。

對於米蘭·昆德拉而言，小説敍述形式的選擇是他痛苦的追求，也帶給他創造的歡欣。應該説，他的這種追求是卓有成效的。他為小説敍事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實驗。他的共時性敍述方式和復調敍述方式，分別從敍述者感知角度和故事主人公的話語角度，為文本故事建立了一個時序和邏輯框架。敍述語態和語式的各不相同，使得作品獲得了一種形式和內容上的真實感。米蘭·昆德拉夢幻敍述的靈感源於卡夫卡、喬伊斯和普魯斯特等小説大師。但米蘭·昆德拉對它的迷戀和熟悉絲毫不比他的老師們遜色。對它的機巧運用，使得米蘭·昆德拉的小説獲得了一種朦朧的美學意境，也使他帶有存在主義色彩的小説找到了一條接近小説主題的捷徑。因為似花非花既是一種含混的美學意境，又是一種存在主義者們眼中生存狀態的模擬寫真。

1、自媚（Kitsch）。kitsch是對無價值存在的完全否定，它不是庸俗，也不是意圖取悦大眾。kitsch更準確的意義是“矯情”，隨時要賦予自己的情緒以正當合法性。哭不是因為悲慟，是為了應當表達悲慟；笑不是因為快樂，是為了應該感到快樂，這是人類究極無聊的一種表現。

2、古典音樂。昆德拉喜歡用一種譜曲的方式寫作小説，為了將哲學、敍事和理想譜進同一支曲，他的小説格外講求內容和主題之間的旋律配合。用欣賞古典音樂的方式讀他的小説，你會發現他達到了不同要素間的平等和整體的不可分割，就像一支完美的賦格曲。

3、心理現實主義。昆德拉運用心理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使讀者對人物的思維過程的關心程度超過了他們對人物外貌的關心，因為昆德拉不僅將自己置身於小説之中，與創作進行互動，他也邀請讀者參與其中，請讀者與他筆下的人物建立起聯繫，他堅信讀者的想象力能夠自動補完作者的想象力。 ^[8] 

1977年，第2期的《外國文學動態》刊登署名“樂雲”的題為《美刊介紹捷克作家伐錯立克和昆德拉》的編譯文章。

1985年，文化名人李歐梵先生在國內發文，向漢語文學界推介了馬爾克斯和米蘭·昆德拉兩位世界級小説大師。

1987年，韓少功譯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景凱旋譯出《為了告別的聚會》，昆德拉在中國正式亮相。

2002年5月，上海譯文出版社購得昆德拉13部作品在中國大陸的中文版權。翻譯用的原書，全部都是從昆德拉家中拿出來，由他親自指定的法文“定本”。《被背叛的遺囑》等由昆德拉的最新手寫修訂，比法國版更新。內容上也補齊了以往中譯本不恰當的刪節。譯者都是我國具聲望的法國文學專家、教授和翻譯家。其中的法國文學博士董強還曾聽過昆德拉的課，是昆德拉的“中國弟子”。同時聘請香港資深設計師陸智昌為該書設計封面。定稿過程中，所有譯本的封面和字體需昆德拉首肯。

2004年夏天《身份》與《無知》出版，13部作品同時列於暢銷書架。 ^[7] 

2023年4月1日，米蘭·昆德拉圖書館面向公眾開放。 ^[17] 

莫言：我只看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和《為了告別的聚會》，很喜歡。跟拉美、美國作家不太一樣，昆德拉生活在奉行極左體制的國家。他的小説是政治諷刺小説，充滿了對極左體制的嘲諷。小説中的諷刺有一點兒像黑色幽默，又不完全是，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味道。而且，這種對極左制度的嘲諷能引發中國人的“文革”記憶，人們很容易對那些描寫心領神會，很值得一讀。昆德拉的小説在結構上也很有特點，除了情節故事還穿插了大量議論，可以説沒有議論就沒有昆德拉。其中很多議論精闢、深刻，表現出昆德拉與眾不同的思考。

李歐梵：“昆德拉寫的是小人物，但運用的卻是大手筆，不愧為世界文學的一位大家，足可與馬爾克斯（1982年憑藉《百年孤獨》獲諾貝爾文學獎）媲美。”

韓少功：“不僅在於它表現的歷史和思想對中國人有一定的啓發性，而且作者那種輕巧的‘片斷體’，夾敍夾議的手法，拓展了文學技巧的空間。”

阿拉貢：我要對米蘭·昆德拉感激不盡，他的作品使我堅信人類一定會生存下去，世界一定會生存下去，我全心全意在這個世界上所信仰、尋求和熱望的一切都將恢復其人性的面貌。感激他是因為在這個悲劇的今天，他使我比任何時候都更強烈地體會到，面對不朽的東西，即使死神也無能為力。 ^[9] 

德懷特·加納:很難誇大米蘭·昆德拉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美國和其他地方的文學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他是自卡夫卡之後最著名的捷克作家，他的小説傳遞了精深微妙的東歐社會的動態。歐美書評媒體在頭版評論他充滿性愛、悲傷、形而上學的小説，還會刊發對他的訪談。他的作品施展的魔法，很少有人會不為之屈服。在每一個大學城，人們都在購買、閲讀和迷戀昆德拉。在六七十年代，他在西方的聲譽隨着其作品英譯本的出版而日漸隆盛。昆德拉的小説經常讓人覺得像隨筆，寫的是他剛好想到的東西：懷舊、絕對的荒誕、音樂、性。他後期的作品會很抽象、笨拙。其中的角色只是棋子。他的語調有時很做作，但他最好的小説仍然有一些地方勢不可擋、力大無比。 ^[24] 

麥克尤恩:前往法國之前，昆德拉寫了兩部小説，《告別派對》和《生活在別處》。流亡到法國後他寫的第一部小説《笑忘錄》展現了他的最佳水平。在這一作品中，他廣泛的哲學和政治關切、私人生活的戲劇和情節劇找到了新的綜合方式和簡潔的表述，結構更加大膽、有趣。 ^[23] 

E.L.多克託羅：昆德拉的文字比較不散亂，比較不生活化，彷彿作者已經決定把小説數不盡的裝飾和細節，像公園的長椅一樣扔進伏爾塔瓦河。這是一種概念化的小説，一個一般性、沒有多餘性質的小説。 ^[22] 

卡爾維諾:在眾多小説家中，昆德拉在這一意義上是一位真正的小説家，他最感興趣的是角色的故事：個人的故事，尤其是夫婦們奇特的、無法預料的故事。他講故事的方式是一波又一波地推進，他還會用離題和評論把個人的問題轉變成普遍的問題，從而變成我們的問題。但這種總體上的發展，不是讓情況變得更嚴肅，而是像一個反諷的過濾器，減輕了它的感傷。在昆德拉的讀者中，有的更喜歡其作品的主線，有的（像我）更喜歡那些離題的部分。但即使這些也變成了故事。 ^[21] 

傑夫·戴爾：我們可以很合理地相信，作家即使到了晚年，甚至直到去世，仍能讓我們感到驚異。但更為常見的是這樣幾種情形：過了某個年齡之後，他們要麼讓人失望，水準明顯下降，要麼餵給我們的都是相同的東西，要麼被視為理所當然。有時，兩種情形會同時發生，有的作家我們認為我們會理所當然地讓人失望，我們等着他閉嘴（如菲利普·羅斯）。昆德拉則是一個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他會讓我們驚歎的極端例子。想想你第一次讀《笑忘書》或《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時，這些變異的小説的概念、內容和編配是多麼讓人興奮。它們不僅有新穎的技巧，小説的概念都被重新校準成了新的知識形式。説昆德拉成了一種影響力都有些輕描淡寫。他獨特的、開創性的軟件可供下載，已經被亞當·泰列維爾和克雷格·雷恩分別用在了《政治》和《心碎》中。 ^[25] 

哈羅德·布魯姆：跟他的前輩（卡夫卡、穆齊爾等）相比，昆德拉是一個矮子。《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是公式化的、過度確定的，有的地方讓人難以承受。 ^[20] 

喬納森·弗蘭岑：讀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之後，我基本印證了之前的猜測：這本書名不副實。我一直非常討厭這個書名，而且很多年前，因為昆德拉當眾表示看不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時，我心裏便一直存着對他的不滿。昆德拉本人是堅定的理性主義者，一般而言，這一點對小説家來説是巨大的障礙，就連《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出現的夢境也被賦予了理性的解讀。不過，夢這部分寫得不錯，從夢的主角特瑞拉身上，我感受到了作者賦予她的悽美和同情。我沒有想到，一個充滿着哲學分析的愛情故事，結尾竟如此感人。 ^[19] 

《紐約時報》：《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是20世紀最偉大的小説之一，昆德拉藉此堅定地奠定了他作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在世作家的地位。 ^[10] 

《新聞週刊》：昆德拉把哲理小説提高到了夢幻抒情和感情濃烈的一個新水平。 ^[10] 

昆德拉的作品對思想界有着廣泛的啓迪，比如他的小説擅長通過虛構的敍事和人物塑造，來思考關於愛恨、生死、人生之意義為何等永恆問題。而當問題拋掉了理論的框架，在更日常的語境中被談論，問題本身也就得到更準確的描述，由此進行的思考也更懇切。 ^[18] 

昆德拉是20世紀偉大的小説家之一，他是非常強調小説的思想能力的。 ^[11] 

上世紀80年代，“生活在別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媚俗”一度成為流行語，中國文學界、思想界言必稱米蘭·昆德拉。米蘭·昆德拉對中國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他讓中國作家們從關注羣體到關注個人自身，少作空洞的宏大敍事。昆德拉作品飽含的哲理讓他成為世界級文學家。在他的作品中充滿很多極具討論價值的問題，而且觸及深刻。他啓迪中國文學界：真正一流的作家應該首先是思想家。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