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格倫實驗

為了測試受測者，在遭遇權威者下達違背良心的命令時，人性所能發揮的拒絕力量到底有多少。

實驗的概念最先開始於1963年由耶魯大學心理學家史坦利·米爾格倫（Stanley Milgram）在《變態心理學雜誌》（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裏所發表的《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一文，稍後也在他於1974年出版的《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裏所討論。

實驗開始於納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審判（1961），被判死刑（1962）後的一年（1963）。米爾格倫設計了這個實驗，便是為了測試“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萬名參與了猶太人大屠殺的納粹追隨者，有沒有可能只是單純的服從了上級的命令呢？我們能稱呼他們為大屠殺的兇手嗎？”(Milgram, 1974)

米爾格倫在他的文章“服從的危險” (Milgram, 1974)裏寫道：

“在法律和哲學上有關服從的觀點是意義非常重大的，但他們很少談及人們在遇到實際情況時會採取怎樣的行動。我在耶魯大學設計了這個實驗，便是為了測試一個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位輔助實驗的科學家所下達的命令，而會願意在另一個人身上加諸多少的痛苦。當主導實驗的權威者命令參與者傷害另一個人，更加上參與者所聽到的痛苦尖叫聲，即使參與者受到如此強烈的道德不安，多數情況下權威者仍然得以繼續命令他。實驗顯示了成年人對於權力者有多麼大的服從意願，去做出幾乎任何尺度的行為，而我們必須儘快對這種現象進行研究和解釋。”

1963年，實驗小組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和寄出許多郵遞廣告信，招募參與者前來耶魯大學協助實驗。實驗地點選在大學的老舊校區中的一間地下室，地下室有兩個以牆壁隔開的房間。廣告上説明實驗將進行約一小時，報酬是$4.50美元(大約為2006年的$20美元)。參與者年齡從20歲至50歲不等，包含各種教育背景，從小學畢業至博士學位都有。

參與者被告知這是一項關於“體罰對於學習行為的效用”的實驗，並被告知自身將扮演“老師”的角色，以教導隔壁房間的另一位參與者——“學生”，然而學生事實上是由實驗人員所假冒的。

參與者將被告知，他被隨機挑選為擔任“老師”，並獲得了一張“答案卷”。實驗小組並向他説明隔壁被挑選為“學生”的參與者也拿到了一張“題目卷”。但事實上兩張紙都是“答案卷”，而所有真正的參與者都是“老師”。“老師”和“學生”分處不同房間，他們不能看到對方，但能隔着牆壁以聲音互相溝通。有一位參與者甚至被事先告知隔壁參與者患有心臟疾病。

“老師”被給予一具據稱從45伏特起跳的電擊控制器，控制器連結至一具發電機，並被告知這具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學生”受到電擊。“老師”所取得的答案卷上列出了一些搭配好的單字，而“老師”的任務便是教導隔壁的“學生”。老師會逐一朗讀這些單字配對給學生聽，朗讀完畢後老師會開始考試，每個單字配對會念出四個單字選項讓學生作答，學生會按下按鈕以指出正確答案。如果學生答對了，老師會繼續測驗其他單字。如果學生答錯了，老師會對學生施以電擊，每逢作答錯誤，電擊的伏特數也會隨之提升。

參與者將相信，學生每次作答錯誤會真的遭到電擊，但事實上並沒有電擊產生。在隔壁房間裏，由實驗人員所假冒的學生打開錄音機，錄音機會搭配著發電機的動作而播放預先錄製的尖叫聲，隨著電擊伏特數提升也會有更為驚人的尖叫聲。當伏特數提升到一定程度後，假冒的學生會開始敲打牆壁，而在敲打牆壁數次後則會開始抱怨他患有心臟疾病。接下來當伏特數繼續提升一定程度後，學生將會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並停止尖叫和其他反應。

到這時許多參與者都表現出希望暫停實驗以檢查學生的狀況。許多參與者在到達135伏特時暫停，並質疑這次實驗的目的。一些人在獲得了他們無須承擔任何責任的保證後繼續測驗。一些人則在聽到學生尖叫聲時有點緊張地笑了出來。

若是參與者表示想要停止實驗時，實驗人員會依以下順序這樣子回覆他：

如果經過四次回覆的慫恿後，參與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實驗便會停止。否則，實驗將繼續進行，直到參與者施加的懲罰電流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並持續三次後，實驗才會停止。

米爾格倫為整個實驗過程和其結果錄製了紀錄片，紀錄片名便是《服從》，紀錄片的正版拷貝目前已經很難找到了。他接着與Harry From製作了5部的一系列受到這次實驗影響的社會心理學影片。這些影片都可以在賓夕法尼亞州立媒體中心找到。

在進行實驗之前，米爾格倫曾對他的心理學家同事們做了預測實驗結果的測驗，他們全都認為只有少數幾個人——10%甚至是隻有1%，會狠下心來繼續懲罰直到最大伏特數。

結果在米爾格倫的第一次實驗中，百分之65（40人中的26人）的參與者都達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懲罰，儘管他們都表現出不太舒服；每個人都在伏特數到達某種程度時暫停並質疑這項實驗，一些人甚至説他們想退回實驗的報酬。沒有參與者在到達300伏特之前堅持停止。後來米爾格倫自己以及許多全世界的心理學家也做了類似或有所差異的實驗，但都得到了類似的結果。為了證實這項實驗，也有許多更改了架構的實驗產生。

馬里蘭巴爾的摩郡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的Thomas Blass博士(也是米爾格倫的傳記—《電醒全世界的人》的作者)在重複進行了多次實驗後得出了整合分析（Meta-analysis）的結果，他發現無論實驗的時間和地點，每次實驗都有一定比率的參與者願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數，約在61%至66%之間。

對於實驗結束時的情況所知不多，依據米爾格拉的回想，當時那些沒有達到最高伏特數的參與者卻也都沒有堅持這項實驗本身應該結束，也沒有至隔壁房間探視“學生”，離開時也都沒有詢問實驗人員的同意。

實驗本身受到了關於在科學實驗上的倫理質疑，因為這項實驗對參與者施加了極度強烈的情感壓力（雖然這種壓力可以説是由他們本身自由操作所造成的），儘管這項實驗帶來了對人類心理學研究的寶貴發現，許多現在的科學家會將這類實驗視為是違反實驗倫理的。

米爾格倫則辯護道，之後的調查發現當時的參與者中有84%稱他們感覺“高興”或“非常高興”參與了這項實驗，15%參與者選擇中立態度（有92%的參與者做了事後的調查），之中許多人事後還向米爾格倫表達謝意。而且米爾格倫還不斷接到這些前參與者想要再次協助他進行實驗，甚至想加入他的研究團隊。

六年後（也就是越戰規模最大的時期），其中一個前參與者與米爾格倫聯繫，表示為何他們會感覺“高興”參與了這項實驗：

“1964年當我在進行實驗時，雖然我相信我是在傷害某個人，但我完全不曉得我為什麼要這樣做。當人們根據他們自己所信仰的事物並順從的服從權力者行動時，很少人會意識到這點...請允許我這樣認為，我被權力機關征召入伍，而這將會讓我做出一些連我自己都會害怕的壞事. ... 如果我拒絕服兵役的良心申請（Conscientious Objector）不被權力機關所批准，我已經準備因此而去坐牢，這對我的良心而言是唯一的選擇。我唯一的希望，是我那些同樣被徵召的夥伴們也能如此發揮他們的良心...”

不過，實驗的經驗並不是對每個參與者都有終身的改變。許多參與者都沒有依據現代的實驗標準被告知細節，離去時的面談也顯示許多參與者看起來仍沒有理解到這項實驗的真實情況。

實驗所引起最主要的評論不在於實驗方法的倫理爭議，而在於實驗所代表的意義。一位在1961年的耶魯大學參與者在Jewish Currents雜誌上寫道，當他在擔任“老師”的中途想要停止時，便是懷疑到“整個實驗可能只是設計好，為了測試尋常美國民眾會不會遵從命令違背道德良心—如同德國人在納粹時期一樣”而這便是實驗的初衷之一。米爾格倫在他《服從的危險》一書中便稱：“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便是，我們在實驗室裏所製造的使人服從權力的環境，與我們所痛責的納粹時代之間有怎麼樣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