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爾·福柯

米歇爾·福柯1926年10月15日出生於法國普瓦捷的一個鄉村家庭，其父保羅是一個內科醫生。他的原名是保羅-米歇爾·福柯，後來他將名字中的保羅放棄了，這可能和他同他父親之間相當緊張的關係有關。 ^[8]  他一開始的成績中上，但當他進入耶穌會辦的一箇中學後，他的成績十分優秀。在這段時間裏，普瓦捷屬於維希法國，後來被納粹德國佔領。戰後，福柯進入了法國最負盛名的巴黎高等師範學院，這是法國傳統的通向學術生涯的門户。

福柯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時間對他來説是非常重要的，當時法國對德國哲學家如黑格爾、胡塞爾、海德格爾和尼采的興趣越來越強，福柯的教授之一，讓·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翻譯家和德國哲學的專家。梅洛·龐蒂當時也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教學，他對於存在主義和現象學的課程在包括福柯在內的一部分學生中非常受歡迎。在他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後期，他與法國最著名的哲學家和科學史學家之一，喬治·岡圭朗（Georges Canguilhem，又譯為喬治·康吉萊姆），建立了關係。

福柯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私人生活並不快樂，他患有嚴重的憂鬱症，甚至企圖自殺。他受到一個心理學家的看護。或許正因為如此，他對心理學非常感興趣。因此他不但得到了哲學的教育，而且還得到了心理學的教育，他甚至參加了這門學科的臨牀實踐，在那裏，他與路德維希·賓斯萬格（Ludwig Binswanger）等思想家接觸。

福柯還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如其他許多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學生，他在1950年至1953年間是法國共產黨員。他是被他的教師阿爾都塞介紹進去的。與其他許多人相同，他因為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的情況退出了共產黨。與其他許多人不同的是他從未參加過共產黨的活動。

1950年福柯通過畢業考試，他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教了一段時間書，但他對此並不感興趣，因此他很快就離開了法國。他的一個教師和朋友喬治·杜梅齊爾（Georges Dumezil）為他找到了一個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作為法國文化代表的職位，從1954年到1970年他在烏普薩拉大學、在波蘭華沙和在德國漢堡大學充當文化代表。此後他到法國克萊蒙費朗第一大學教哲學，在那裏他遇到了丹尼爾·德菲爾（Daniel Defert，1937年9月10日—） ^[2]  。只要他在法國，他後來就一直與丹尼爾·德菲爾（Daniel Defert）生活在一個非單配性的關係中。早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期間，福柯即表現出對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的極大興趣，恰好他父母的一位世交雅克琳娜·維爾道（Jacqueline Verdeaus）就是心理學家，而雅克琳娜的丈夫喬治·維爾道則是法國精神分析學大師雅克·拉康的學生。因此，在維爾道夫婦的影響下，福柯對心理學和精神分析學進行了系統深入的學習，並與雅克琳娜一道翻譯了瑞士精神病學家路德維希·賓斯萬格（Ludwig Binswanger）的著作《夢與存在》。 ^[9]  書成之後，福柯應雅克琳娜之請為法文本做序，並在1953年復活節之前草就一篇長度超過正文的序言。在這篇長文中，他日後光彩奪目的寫作風格已經初露端倪。1954年，這本罕見的序言長過正文的譯作由德克雷·德·布魯沃出版社出版，收入《人類學著作和研究》叢書。同年，福柯發表了自己的第一部專著《精神病與人格》，收入《哲學入門》叢書，由法國大學出版社出版。福柯後來對這部著作加以否定，認為它不成熟，因此，1962年再版時這本書幾乎面目全非。

1955年8月，在著名神話學家喬治·杜梅齊爾（Georges Dumezil）的大力推薦下，福柯被瑞典烏普薩拉大學聘為法語教師。在瑞典期間，福柯還兼任法國外交部設立的“法國之家”主任，因此，教學之外，他花了大量時間用於組織各種文化交流活動。在瑞典的3年時間裏，福柯開始動手撰寫博士論文。得益於烏普薩拉大學圖書館收藏的一大批16世紀以來的醫學史檔案、書信和各種善本圖書，也得益於喬治·杜梅齊爾（Georges Dumezil）的不斷督促和幫助，當福柯離開瑞典時《瘋癲與非理性——古典時期的瘋癲史》 ^[10]  已經基本完成。

1958年，由於感到教學和工作負擔過重，福柯提出辭職，並於6月間回到巴黎。兩個月後，還是在喬治·杜梅齊爾（Georges Dumezil）的幫助下，同時也因為福柯在瑞典期間表現的出色組織能力，他被法國外交部任命為設在華沙大學內的法國文化中心主任。這年10月，福柯到達波蘭，不過他並沒有在那兒待太久，原因倒也富於戲劇性：他中了波蘭情報機關的美男計。福柯從很早時候起就是同性戀，對此他倒不加掩飾，就個人生活而言，這位老兄顯然夠得上“風流”的美名。然而50年代正是東西方冷戰正酣之時，兩方都在挖空心思的相互刺探。恰恰在1959年，法國駐波蘭大使館文化參贊告假，大使本已有心提拔福柯，便一面讓他代行參贊職務，一面行文報請正式任命。所以波蘭情報機構乘虛而入，風流成性的年輕哲學家合當中計。

離開波蘭後，福柯繼續他的海外之旅，這一次的目的地是漢堡，仍然是法國文化中心主任。1960年2月，福柯在德國最終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這是一本在厚度和深度上都同樣令人咋舌的大書：全書包括附錄和參考書目長達943頁，考察了自17世紀以來瘋癲和精神病觀念的流變，詳盡梳理了在造型藝術、文學和哲學中體現的瘋癲形象形成、轉變的過程及其對現代人的意義。按照慣例，申請國家博士學位的應該提交一篇主論文和一篇副論文，福柯因此決定翻譯康德的《實用人類學》並以一篇導言作為副論文，雖然這一導言從來沒有出版，但福柯研究者們發現，他後來成熟並反映於《詞與物》、《知識考古學》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和思想，在這篇論文中其實已經形成。

應福柯之請，他以前在亨利四世中學的哲學老師，時任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校長的讓·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欣然同意作副論文的“研究導師”，並推薦著名科學史家、時為巴黎大學哲學系主任的喬治·岡圭朗（Georges Canguilhem，又譯為喬治·康吉萊姆、喬治·岡奎萊姆）擔任他的主論文導師。後者對《古典時代瘋狂史》讚譽有加，併為他寫了如下評語：“人們會看到這項研究的價值所在，鑑於福柯先生一直關注自文藝復興時期至今精神病在造型藝術、文學和哲學中反映出來的向現代人提供的多種用途；鑑於他時而理順、時而又搞亂紛雜的阿莉阿德尼線團，他的論文熔分析和綜合於一爐，它的嚴謹，雖然讀起來不那麼輕鬆，但卻不失睿智之作……因此，我深信福柯先生的研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1961年5月20日，福柯順利通過答辯，獲得文學博士學位。這篇論文也被評為當年哲學學科的最優秀論文，並頒發給作者一枚銅牌。

在福柯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前，法國克萊蒙費朗大學哲學系新任系主任維也曼在讀完《古典時代瘋狂史》手稿後，即致函尚遠在漢堡的作者，希望延聘他為教授。福柯欣然接受，並於1960年10月就任代理教授，1962年5月1日，克萊蒙-費朗大學正式升任福柯為哲學系正教授。在整個60年代，福柯的知名度隨着他著作和評論文章的發表而急劇上升：1963年《雷蒙·魯塞爾》和《臨牀醫學的誕生》，以及1966年引起極大反響的《詞與物》。

1968年5月事件促使法國教育行政當局反思舊大學制度的缺陷，並開始策劃改革之法。作為實驗，1968年10月間，新任教育部長艾德加·富爾決定在巴黎市郊的萬森森林興建一座新大學，它將擁有充分的自由來實驗各種有關大學教育體制改革的新想法。福柯被任命為新學校的哲學系主任。但是，萬森很快就陷入無休止的學生罷課、與警察的臨街對峙乃至火爆衝突中，福柯的哲學系也在極左派的吵嚷聲中成為動亂根源。在萬森兩年，是使福柯感到筋疲力盡的兩年。

1970年12月2日，對福柯來講是一個具有紀念意義的日子，這一天，他走上了法蘭西學院高高的講壇，正式就任法蘭西學院思想體系史教授。進入法蘭西學院意味着達學術地位的巔峯：這是法國大學機構的“聖殿中的聖殿”。

在法蘭西學院的就職演講裏，福柯讚揚了從不同角度影響其思想的三個人：讓·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喬治·岡圭朗（Georges Canguilhem）和喬治·杜梅齊爾（Georges Dumezil），福柯對他們表示了誠摯的敬意。 ^[1] 

70年代的福柯積極致力於各種社會運動，他運用自己的聲望支持旨在改善犯人人權狀況的運動，並親自發起“監獄情報組”以收集整理監獄制度日常運作的詳細過程；他在維護移民和難民權益的請願書上簽名；與薩特一起出席聲援監獄暴動犯人的抗議遊行；冒着危險前往西班牙抗議獨裁者佛朗哥對政治犯的死刑判決……所有這一切都促使他深入思考權力的深層結構及由此而來的監禁、懲戒過程的運作問題。這些思考構成了他70年代最重要一本著作的全部主題——《規訓與懲罰》。

福柯的最後一部著作《性經驗史》的第一卷《認知的意志》在1976年出版，這部作品的目的是要探究性觀念在歷史中的變遷和發展。福柯對這部性的觀念史寄予厚望，並以精益求精的態度加以雕琢，大綱和草稿改了一遍又一遍，以至最終文本與最初計劃相差甚大。這又是一部鉅著，按照福柯最後的安排，全書分為四卷，分別為《認知的意志》、《快感的享用》、《關注自我》、《肉慾的懺悔》。 ^[11]  可惜的是，作者永遠也看不到它出齊了，1984年6月25日，福柯因艾滋病在巴黎薩勒貝蒂爾醫院病逝，終年58歲。

福柯後來在美國待了很久，首先在水牛城大學，後來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福柯在舊金山的同性戀社羣中，尤其在BDSM社羣中的活動使他染上了艾滋病，因為當時人們還不知道這種病。1984年6月25日，福柯因艾滋病逝世於巴黎，一開始一些他的朋友和家庭成員否認他死於艾滋病，終年58歲。

福柯主要從歷史發展的維度，關注知識與權力的關係——權力怎樣通過話語權表現出來，並配合各種規訓的手段將權力滲透到社會的各個細節中去，比如監獄制度、性問題等。福柯的思想對當代社會學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 ^[1] 

他被認為是一個後現代主義者和後結構主義者，但也有人認為他的早期作品，尤其是《詞與物》還是結構主義的。他本人對這個分類並不欣賞，他認為自己是繼承了現代主義的傳統。他認為後現代主義這個詞本身就非常的含糊。

福柯的主要工作總是圍繞幾個共同的組成部分和題目，他最主要的題目是權力和它與知識的關係（知識的社會學），以及這個關係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的表現。他將歷史分化為一系列“認識”，福柯將這個認識定義為一個文化內一定形式的權力分佈。對福柯來説，權力不只是物質上的或軍事上的威力，當然它們是權力的一個元素。對福柯來説，權力不是一種固定不變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種貫穿整個社會的“能量流”。福柯認為，能夠表現出來有知識是權力的一種來源。福柯不將權力看作一種形式，而將它看作使用社會機構來表現一種真理而來將自己的目的施加於社會的不同的方式。

比如福柯在研究監獄的歷史的時候他不只看看守的物理權力是怎樣的，他還研究他們是怎樣從社會上得到這個權利的——監獄是怎樣設計的，來使囚犯認識到他們到底是誰，來讓他們銘記住一定的行動規範。他還研究了“罪犯”的發展，研究了罪犯的定義的變化，由此推導出權力的變換。

對福柯來説，“真理”（其實是在某一歷史環境中被當作真理的事物）是運用權力的結果，而人只不過是使用權力的工具。

福柯認為，依靠一個真理系統建立的權力可以通過討論、知識、歷史等來被質疑，通過強調身體，貶低思考，或通過藝術創造也可以對這樣的權力挑戰。

福柯的書往往寫得非常緊湊，充滿了歷史典故，尤其是小故事，來加強他的理論的論證。福柯的批評者説他往往在引用歷史典故時不夠小心，他常常錯誤地引用一個典故或甚至自己創造典故。

福柯的主要著作有《古典時代瘋狂史》（1960）、《臨牀醫學的誕生》（1963）、《詞與物》（1966）、《知識考古學》（1969）、《規訓與懲罰》（1975）、《性經驗史》（1976-1984）等。

《古典時代瘋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 Folie et deraison）（《瘋癲與文明》為《古典時代瘋狂史》的法文刪減本，於1964年出版 ^[12]  ）是1960年出版的，它是福柯的第一部重要的書，是他在瑞典教法語時寫的。它討論了歷史上瘋狂這個概念是如何發展的。

福柯的分析始於中世紀，他描寫了當時人們如何將麻風病人關起來。從這裏開始他探討了15世紀愚人船的思想和17世紀法國對監禁的突然興趣。然後他探討了瘋狂是如何被看作一種女人引起的病的，當時有人認為女人的子宮在她們的身體周圍環繞可以引起瘋狂。後來瘋狂被看作是靈魂的疾病，最後，隨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瘋狂被看作是一種精神病。

福柯還用了許多時間來探討人們是怎樣對待瘋子的，從將瘋子接受為社會秩序的一部分到將他們看作必須關閉起來的人。他也研究了人們是怎樣試圖治療瘋狂的，尤其他探討了菲利普·皮內爾和塞繆爾·圖克的例子。他斷定這些人使用的方法是殘暴和殘酷的。圖克比如對瘋子進行懲罰，一直到他們學會了來模仿普通人的作為，實際上他是用恐嚇的方式來讓他們的行為像普通人。與此類似的，皮內爾使用厭惡療法，包括使用冷水浴和緊身服。在福柯看來，這種療法是使用重複的暴行直到病人將審判和懲罰的形式內化了。

《臨牀醫學的誕生》（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une archéologie du regard médical）是福柯的第二部重要的書，1963年出版。它延續了《古典時代瘋狂史》的討論，概括了醫學，尤其是臨牀醫學和醫院的發展。

《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出版於1966年，它主要的論點在於每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套異於前期的知識形構規則（福柯稱之為認識型（épistémè）），而現代知識型的特徵則是以“人”作為研究的中心。既然“人”的概念並非先驗的存在，而是晚近知識型形塑的結果，那麼它也就會被抹去，如同海邊沙灘上的一張臉。這本書的問世使福柯成為一位知名的法國知識分子，但也因為“人之死”的結論而飽受批評。讓·保羅·薩特就曾基於此點批判此書為小資產階級的最後壁壘。

這部著作力圖構建一種“人文科學考古學”，它“旨在測定在西方文化中，人的探索從何時開始，作為知識對象的人何時出現”。福柯使用“知識型”這一新術語指稱特定時期知識產生、運動以及表達的深層框架。通過對文藝復興以來知識型轉變流動的考察，福柯指出，在各個時期的知識型之間存在深層斷裂。此外，由於語言學具有解構流淌於所有人文學科中語言的特殊功能，因此在人文科學研究中，語言學都處於一個十分特殊的位置：透過對語言的研究，知識型從深藏之處顯現出來。

這本書“妙語連珠，深奧晦澀，充滿智慧”，然而就是這樣一本十足的學術論著，甫經出版即成為供不應求的暢銷書：第一版由法國最著名的伽利瑪出版社於1966年10月出版，印了3500冊，年底即告售磬，次年6月再版5000冊，7月：3000，9月：3500，11月：3500；67年3月：4000，11月：5000……，據説到80年代為止，《詞與物》僅在法國就印刷了逾10萬冊。對這本書的評價也同樣戲劇，評論意見幾乎截然二分，不是大加稱頌，就是憤然聲討，兩造的領軍人物也個個了得：被譽為“知識分子良心”的大哲學家薩特聲稱這本書“要建構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即資產階級所能修築的抵禦馬克思主義的最後一道堤壩”，法國共產黨的機關雜誌也連續發表批駁文章；不過更有意思的是，這一次，天主教派的知識分子們同似乎該不共戴天的共產黨人們站到了同一條戰線裏：雖然進攻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在反對這一點上，兩派倒是心有期期。但福柯這一方的陣容也毫不遜色：喬治·岡圭朗（Georges Canguilhem）拍案而起，他於1967年發表長文痛斥“薩特一夥”對《詞與物》的指責，並指出爭論的焦點其實並不在於意識形態，而在於福柯所開創的是一條嶄新的思想系譜之路，這恰恰又是固守“人本主義”或“人道主義”的薩特等所不願意看到並樂意加以剷除的。

不管怎樣，《詞與物》為福柯帶來了巨大聲望。不久，福柯又一次離開了法國，前往突尼斯大學就任哲學教授。福柯在突尼斯度過了1968年5月運動的風潮。這是一個“革命”的口號和行動時期遍及歐洲乃至世界的時期，突尼斯爆發了一系列學生運動，福柯投身於其中，發揮了相當的影響。此後，他的身影和名字也一再出現於法國國內一次又一次的遊行、抗議和請願書中。

《知識考古學》（L'Archéologie du Savoir）出版於1969年，這是福柯對方法論的討論，他寫了這部書來回答別人對《詞與物》的反應。

《規訓與懲罰》（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出版於1975年。它討論了現代化前的公開的、殘酷的統治（比如通過死刑或酷刑）漸漸轉變為隱藏的、心理的統治。福柯提到自從監獄被髮明以來它被看作是唯一的對犯罪行徑的解決方式。

福柯在這部書中的主要觀點是對罪犯的懲罰與犯罪是一個相互關係——兩者互為前提條件。

福柯將現代社會比做邊沁的“全景監獄”（Panopticon），一小批看守可以監視一大批囚犯，但他們自己卻不被看到。

傳統帝王通過凌遲罪犯、斬首示眾，以肉體的展示來宣示自身統馭的權威，這種直接曝入施力者與受力者的角色，16世紀進入古典時代，福柯以兩個歷史事件作為典範，説明規訓手段的方式與樣貌完全不同以往。其一是鼠疫肆虐於歐洲，為了讓發生鼠疫的地區災情不致繼續擴散，指示每户人家關緊門户，閉居自身住所，不可在未經許可下到公共空間溜達，街道上只有持槍的軍人以及固定時間出來巡察、點名，透過書寫登記，記錄每個居民的存亡交付市長進行重新審核，規訓方式從原來展示威嚇，至現代轉變成用科學知識、科層制度進行各種分配安置，顯示規訓手段的改變。

福柯無意解釋罪犯是怎麼來的，或是為何會有犯罪的行為等等起源或事件發生的原因等問題。他要強調某種機制存在於那邊，原本只是要將一羣擾亂社會秩序者關起來，突然這件單純事情開始被關注，研究為何這羣人這麼不同，觀察顱骨大小、小時候是否被虐待，開始產生心理學、人口學、犯罪學這些學問，為“罪犯”這個身份附加更多的意涵，也同時加以主體化罪犯，試圖讓人正視強調這命題。再從這套認識，於監獄中透過反覆操練、檢查審核、再操練，不只是要矯正犯人，並要犯人認清自己是個罪犯，是擁有偏差行為的“不正常”人，所以你自己要努力矯正自己，監獄、警察都是在“幫助”你做這件事情。也就是説，這套機制中的受力者既是主體又是客體，不只告訴罪犯你必須做什麼，還會要求時時問自己這樣做對不對，並且如何為自己的這個罪犯身份，懺悔和自我審查。

《性經驗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一共分三卷（本計劃六卷），第一卷《認知的意志》（La volonté de savoir），也是最常被引用的那一卷，是1976年出版的，其主題是最近的兩個世紀中性在權力統治中所起的作用。針對對於弗洛伊德等提出的維多利亞時代的性壓抑，福柯提出置疑，指出性在17世紀並沒有壓抑，相反得到了激勵和支持。社會構建了各種機制去強調和引誘人們談論性。性與權力和話語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第二卷《快感的享用》（L'Usage des plaisirs）和第三卷《關注自我》（Le Souci de soi）是在福柯死前不久於1984年出版的。其主要內容是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對性的觀念，關注一種“倫理哲學”。此外，福柯還基本上寫好了一部第四卷，即《肉慾的懺悔》，其內容是基督教統治時期對肉體與性的觀念和對基督教的影響。

去世三十四年後，福柯代表作終於出齊 ^[3] 

米歇爾·福柯去世三十四年後，其代表作和生前最後一項重大工程《性經驗史》的第四卷終於出版。這是2018年法國思想界、出版界發生的第一起大事件。2月8日，《肉慾的懺悔》（Histoiredelasexualité,IV:Lesaveuxdelachair）由加利馬爾出版社發行，全書厚達四百四十八頁，五十二歲的法國哲學家、福柯研究專家和巴黎政治學院教授弗雷德裏克·格羅（FrédéricGros）擔任了此卷編輯。 ^[3] 

《性經驗史》意在通過考察希臘以降的性來探討權力機制。第一卷《認知的意志》於1976年問世，此卷封底同時宣告，《性經驗史》凡六卷，後五卷依次為《肉體與身體》《兒童的十字軍東征》《女人、母親和癔病患者》《反常者》和《人口與種族》，但他此後不斷修改，重寫，並投入對希臘羅馬文學的研讀，終將原計劃的六卷本改為四卷本，即《認知的意志》《快感的享用》《關注自我》和《肉慾的懺悔》。 ^[3] 

英國沃裏克大學（華威大學）教授、福柯專家和《福柯最後十年》（Foucault’s Last Decade）一書的作者斯圖爾特·埃爾登（StuartElden）告訴《衞報》，此卷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討論了古代的阿佛洛狄西亞觀念——我們可以將它理解成享樂觀——怎樣被基督教的肉慾觀所取代。反過來説，它也是我們現代性觀念的先導。這本書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討論了保持童貞和成婚。這是教父尤為關切的兩個關鍵主體——僧侶和已婚者。它用一種建立在文本分析基礎上的極其簡樸的風格寫成，沒有他某些作品特有的華麗修辭。” ^[3] 

埃爾登教授相信，《肉慾的懺悔》是整部《性經驗史》中至關重要的一卷。 ^[3] 

除了1977年休假了一年之外，從1971年1月開始，一直到1984年6月逝世為止，福柯在法蘭西學院進行了一週一次的教學課程。當時的講稿和錄音皆有留存，且正陸續出版中。此外，福柯在1983年曾於柏克萊加州大學以英文做了六場講課，後來以福柯説真話（FEARLESS SPEECH）的書名出版。

以下為福柯在法蘭西學院的課程主題：

知識意志講稿（1970-1971年）

刑事理論與刑事制度（1971-1972年）

懲罰的社會（1972-1973年）

精神病學的權力（1973-1974年）

不正常的人（1974-1975年）

必須保衞社會（1975-1976年）

安全、領土與人口（1977-1978年）

生命政治的誕生（1978-1979年）

對活人的治理（1979-1980年）

主體性與真相（1980-1981年）

主體解釋學（1981-1982年）

治理自我與治理他者（1982-1983年）

説真話的勇氣：治理自我與治理他者Ⅱ（1983-1984年）

福柯的死使法國上下震驚。共和國總理和教育部長稱“福柯之死奪走了當代最偉大的哲學家……凡是想理解20世紀後期現代性的人，都需要考慮福柯。”《世界報》、《解放報》、《晨報》、《新觀察家》等報刊相繼刊發大量紀念文章。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也紛紛發表紀念文字：年鑑學派大師費爾南·布羅代爾稱“法國失去了一位當代最光彩奪目的思想家，一位最慷慨大度的知識分子”；喬治·杜梅齊爾（Georges Dumezil）的紀念文章感人肺腑，老人老淚縱橫的談到以前常説的話“我去世時，米歇爾會給我寫訃告。”然而，事實無情，顛倒的預言更加使人悲從心來：“米歇爾·福柯棄我而去，使我感到失去很多東西，不僅失去了生活的色彩也失去了生活的內容。”

1984年6月29日上午，福柯的師長和親友在醫院舉行了遺體告別儀式，儀式上，由福柯的學生，哲學家吉爾·德勒茲宣讀悼文，這段話選自福柯最後的著作《快感的享用》，恰足以概括福柯終身追求和奮鬥的歷程：

“至於説是什麼激發着我，這個問題很簡單。我希望在某些人看來這一簡單答案本身就足夠了。這個答案就是好奇心，這是指任何情況下都值得我們帶一點固執地聽從其驅使的好奇心：它不是那種竭力吸收供人認識的東西的好奇心，而是那種能使我們超越自我的好奇心。説穿了，對知識的熱情，如果僅僅導致某種程度的學識的增長，而不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儘可能使求知者偏離自我的話，那這種熱情還有什麼價值可言？在人生中：如果人們進一步觀察和思考，有些時候就絕對需要提出這樣的問題：瞭解人能否採取與自己原有的思維方式不同的方式思考，能否採取與自己原有的觀察方式不同的方式感知。……今天的哲學——我是指哲學活動——如果不是思想對自己的批判工作，那又是什麼呢？如果它不是致力於認識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以不同的方式思維，而是證明已經知道的東西，那麼它有什麼意義呢？”

《福柯考》，[法]弗雷德裏克·格霍（Frédéric Gros），何乏筆、楊凱麟、龔卓軍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5月； ^[4] 

Foucault: The Birth of Power（《福柯：權力的誕生》），斯圖爾特·埃爾登 著，Polity，2017年3月； ^[5] 

Foucault's Last Decade（《福柯的最後十年》），斯圖爾特·埃爾登 著，Polity，2016年4月； ^[6] 

以下時間表提供了福柯職業生活的大致年表： ^[7] 

1926年，10月15日，出生於法國的普瓦捷（Poitiers）； ^[7] 

1946年，考入巴黎高等師範學院； ^[7] 

1948年，在索邦大學攻讀哲學學位（老師：梅洛·龐蒂）； ^[7] 

1949年，在索邦大學攻讀心理學學位，獲心理學學位； ^[7] 

1950年，加入共產黨； ^[7] 

1950-1954年，在法國一所精神病院以心理學家的身份從事研究，並充當志願者； ^[7] 

1951-1955年，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講學； ^[7] 

1952年，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從事哲學工作，在巴黎的心理學研究中心（Institut de Psychologie）獲得心理學學位； ^[7] 

1952-1953年，旅行至瑞士，與路德維希·賓斯萬格（Binswager）共同從事研究工作； ^[7] 

1953-1955年，在里爾大學（University of Lille）講授心理學； ^[7] 

1954-1955年，《精神疾病與心理學》（Mental Illness and Psychology）（1962年進行了修訂）； ^[7] 

1955-1958年，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University of Uppsala）法語系任教； ^[7] 

1958-1959年，在波蘭華沙的法語學院任教； ^[7] 

1959-1960年，在德國漢堡的法語學院（French Institute）任教； ^[7] 

1959-1960年，返回法國，在法國克萊蒙費朗大學任心理學講師，最終成為哲學教授； ^[7] 

1961年，攻讀博士學位，師從喬治·岡圭朗（Georges Canguilhem，1904-1995）；提交科學史博士論文《古典時代瘋狂史》（History of Madness），翻譯康德的《人類學》（Anthropologie）並作導言；開始了與丹尼爾·德菲爾（Daniel Defert）23年的關係； ^[7] 

1963年，《臨牀醫學的誕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兩篇博士學位論文中的一篇（1972年修訂；謝里登1973年英譯版）《雷蒙·魯塞爾》（Death and the Labyrinth：Raymond Roussel）； ^[7] 

1964年，《瘋癲與文明》（History of Madness）（《古典時代瘋狂史》的法文刪減版）； ^[7] 

1966-1968年，在突尼斯工作；《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與勒內·馬格里特（Magritte）通信；

1968年，在文森斯巴黎第七大學（University of Paris-Ⅶ at Vincennes）哲學系任教； ^[7] 

1969年，《知識考古學》（The Archiaeology of Knowledge）（法語）；當選法蘭西學院的一個職位（思想體系史）； ^[7] 

1970年，在日本和美國講學；12月2日在法蘭西學院發表就職演講[“話語的秩序”（The Order of Discourse）]； ^[7] 

1971年，在突尼斯講學；在荷蘭與喬姆斯基（Chomsky）辯論；成立“監獄情報團體”（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GIP）； ^[7] 

1972-1973年，在法蘭西學院授課：“規訓社會（懲罰理論與制度）”[The Disciplinary Society（penal theories and institutions）]； ^[7] 

1973年，《我，皮耶爾·希維爾》； ^[7] 

1973-1974年，在紐約、蒙特利爾、聖保羅、巴西講學；《臨牀醫學的誕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英語）；在法蘭西學院授課：“精神病學的力量”（Power of Psychiatry）； ^[7] 

1974-1975年，在在法蘭西學院授課：“異常者”（The Abnormals）；在聖保羅講學； ^[7] 

1975年，《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 ^[7] 

1975-1976年，在法蘭西學院授課：“必須保衞社會”（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7] 

1976年，《性經驗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第1卷；在巴西巴伊亞大學（University of Bahia）、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和加拿大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講學； ^[7] 

1977年，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講學； ^[7] 

1978年，至伊朗和意大利旅行；在日本研究禪宗； ^[7] 

1979-1980年，在法蘭西學院授課；“對活人的管制”（The Government of the Living）； ^[7] 

1980年，在伯克利和紐約講學；為《埃居利娜·巴班（近期發現的一位19世紀法國雙性人的回憶錄）》[Herculine Barbin（Being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Memoirs of a Nineteenth Century French Hermaphrodite）][理查德·麥克杜格爾（Richard McDougall）譯]寫導言； ^[7] 

1981年，出現在《時代》雜誌上（11月16日，pp.58-59）； ^[7] 

1981-1982年，在法蘭西學院授課：“主體解釋學”（Hermeneutics of the Subject）； ^[7] 

1982年，在多倫多講學，在佛蒙特講學； ^[7] 

1982-1983年，在法蘭西學院授課：“快感的享用與關注自我”（The Uses of Pleas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Self）； ^[7] 

1983年，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 ^[7] 

1984年，《性經驗史》，第二卷、第三卷； ^[7] 

1984年，6月25日，在巴黎逝世。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