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爾·尼古拉耶維奇·圖哈切夫斯基

米哈伊爾·尼古拉耶維奇·圖哈切夫斯基於1893年2月6日出生在俄國斯摩稜斯克省多羅戈布縣的一個衰敗的貴族家庭，自幼勤奮好學，興趣廣泛，尤愛軍事。由於家道中落，1904年其父帶全家搬至奔薩省烏拉日村，後又於1909年遷居莫斯科。1911年，進入莫斯科葉卡捷琳娜第一武備學校學習。次年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選入亞歷山大軍事學院繼續深造，1914年7月畢業，獲少尉銜，到謝苗諾夫禁衞團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圖哈切夫斯基隨部隊開赴前線，因作戰勇敢6次受獎。1915年2月19日在戰場被德軍俘虜，送至德國的軍官戰俘營囚禁。翌年，他多次試圖逃跑，均未成功，反被轉移至專門關押“逃犯”的因戈爾施塔特第九號堡壘繼繼監禁。後來，他在又一次逃跑被抓回時機智地混入了士兵戰俘集中營。1917年秋，在該營被俘士兵的幫助下逃回俄國，並在其原來的部隊充任連長。 ^[1] 

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後，圖哈切夫斯基在莫斯科遇到自己的老同學，布爾什維克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在其影響下，圖哈切夫斯基選擇了新的生活道路，加入蘇聯紅軍和共產黨，成為第一個加入共產黨的原沙俄軍官。1918年春，蘇維埃政府從彼得格勒遷到莫斯科，圖哈切夫斯基開始在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軍事部工作，並於同年4月加入布爾什維克黨。6月，他奉命去東部戰線負責整頓零散部隊，籌建紅軍第一集團軍。

他在不長的時間內出色地完成了任務，並親率部隊多次戰勝白衞軍。1919年3月，圖哈切夫斯基曾一度指揮南部戰線第八集團軍作戰。但為時不長即被調回東部戰線接受了第五集團軍司令的任命。第五集團軍在粉碎高爾察克匪幫的鬥爭中起過重要作用。圖哈切夫斯基由於領導和指揮部隊作戰有方被授予紅旗勳章。

1918年5月，外國干涉軍策動蘇俄國內的原捷克斯洛伐克戰俘叛亂，圖哈切夫斯基被派往東線，協助東線總司令穆拉維約夫組建紅軍高級兵團，並擔任第1集團軍司令，後因穆拉維約夫叛變被處決，圖哈切夫斯基接任東線臨時總指揮。他親率部隊多次戰勝白衞軍和外國干涉軍。

1919年3月，原沙皇黑海艦隊司令高爾察克組建起一支15萬人的軍隊，向莫斯科發起進攻。圖哈切夫斯基奉命指揮第5集團軍出擊，在別拉亞河上，圖哈切夫斯基率軍殲滅高爾察克白衞軍主力，被授予紅旗勳章和榮譽寶劍。1920年1月，圖哈切夫斯基被派往南方，指揮高加索方面軍對陣鄧尼金白衞軍。在他的得力指揮下，僅用3個月便消滅鄧尼金白衞軍主力。 ^[2] 

1920年4月，圖哈切夫斯基被任命為西方面軍司令，前往白俄羅斯反擊波蘭干涉軍。他到任後，認真分析了波軍實力和兩軍態勢。他認為波軍由於戰線拉長、後勤補給困難，攻勢已成強弩之末。於是他突然發動反攻。波軍被打得節節敗退，一直退到華沙城下。

1920年初，圖哈切夫斯基升任高加索戰線司令。這一戰線的各部隊在他的領導下成功地實施了葉戈爾雷克戰役和北高加索戰役，殲滅敗退到北高加索的鄧尼金主力部隊。

後來，圖哈切夫斯基被任命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軍事部代表，後任莫斯科防區的軍事委員。1918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軍發生叛亂，圖哈切夫斯基被派往東部前線，協助東部前線總司令穆拉維約夫組建紅軍高級兵團，並擔任第一集團軍司令。後因穆拉維約夫叛變被處決，圖哈切夫斯基擔任東線的臨時總指揮，為平定叛亂立下了汗馬功勞，開始受到列寧等領導人的重視。1918年秋，在平定原沙皇黑海艦隊司令高爾察克將軍的武裝叛亂中，圖哈切夫斯基深謀遠慮、勇毅果敢，徹底消滅了叛軍主力，解放了西伯利亞的大片土地，被共和國軍事委員會授予紅旗勳章和榮譽寶劍。爾後，圖哈切夫斯基又先後被派往南方對付鄧尼金白匪軍和反擊波蘭干涉軍，消滅了鄧尼金的主力部隊，將波蘭軍隊一直趕到華沙城下。接着，他又奉命平定了喀琅施塔得叛亂。圖哈切夫斯基就像“萬金油”一樣，為處於風雨飄搖中的紅色蘇維埃政權馳騁疆場，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國內戰爭結束後，圖哈切夫斯基歷任工農紅軍軍事學院院長、西部軍區司令、工農紅軍參謀長、蘇聯革命軍事委員副主席兼工農紅軍裝備部長、副國防人民委員等要職，為紅軍建設嘔心瀝血，勤奮工作。他還非常注重對未來戰爭的研究，創立了大規模使用坦克、機械化步兵和航空兵實施大縱深戰役的理論，被譽為“紅色拿破崙”。 ^[1] 

1920年4月，他被任命為西部戰線司令，率所部偕同西南戰線的部隊對波蘭干涉軍作戰，通過七月攻勢，紅軍強渡維斯瓦河，直逼華沙。但由於他的輕敵在華沙戰役被劣勢的波蘭軍隊打得慘敗，損失了4個集團軍15萬人。他指責亞歷山大·伊里奇·葉戈羅夫的西南方面軍支援不力，這激起了曾長期在這個方面軍工作的斯大林的極端不滿。

圖哈切夫斯基雖然驍勇善戰，但連續的勝仗也讓這位年輕將領滋生出輕敵思想。兵臨華沙城下後，圖哈切夫斯基既未考慮紅軍因連續作戰而實力大減，也沒有理會波軍增援部隊抵達華沙的情報，於1920年8月13日向華沙發起全面攻擊，終因兵力分散未獲進展。而波軍發現紅軍兵疲力散的弱點後，以2個集團軍於8月16日突擊紅軍側後，使紅軍陷入混亂。

遠在明斯克方面軍司令部內的圖哈切夫斯基直到8月18日才得知波軍發動側翼攻擊的消息。他雖然立刻發出撤退命令，但部隊已無法執行其命令，正在實施迂迴的紅軍兩個師無力向東突圍，只好撤入德國境內並被解除武裝。

波蘭干涉軍的反攻，使紅軍西方面軍被迫全線潰退。直到8月25日，圖哈切夫斯基的西方面軍才在後方預備隊支援下阻止了波軍前進。 ^[3] 

1921年2月下旬喀琅施塔得反革命叛亂髮生後，列寧建議任命圖哈切夫斯基為平定叛亂的第7集團軍司令員。4—5月，他又被派往唐波夫省平定安東諾夫匪幫的叛亂。圖哈切夫斯基迅速地平息了這兩起叛亂，為保衞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圖哈切夫斯基擔任過蘇軍一系列高級職務：工農軍事學院院長（1921年）、西部軍區司令、工農紅軍副參謀長，參謀長（1924年—1928年5月）、列寧格勒軍區司令（1928年5月—1931年6月）、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1年）、工農紅軍裝備部長、國防副人民委員（1934年）、國防第一副人民委員兼軍訓部部長（1936年），並於1935年同布瓊尼、伏羅希洛夫等4名高級將領一起首批接受了蘇聯元帥的頭銜。

1936年，蘇聯根據圖哈切夫斯基的建議舉行了一次大型戰略軍事演習，旨在制定蘇聯遭到德國進攻時積極反擊的方法和手段。不久，圖哈切夫斯基又寫就了《目前德國的軍事計劃》，闡述了德國武裝的總規模、進行現代戰爭的觀點、希特勒的反蘇計劃和復仇主義計劃。他指出，“德國帝國主義對地面、空中、海上全面戰爭的大規模準備……不得不迫使我們嚴肅地展望我國西部邊界的防衞,建立必要的防禦配系。” ^[4] 

1937年5月1日，蘇聯舉行傳統的“五一節”遊 行，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和斯大林一起站在列寧墓前，檢閲了遊行隊伍。隨後，他將代表蘇聯政府參加英國國王喬治六世的加冕典禮。然而，就在圖哈切夫斯基與斯大林一起接受蘇聯人民最崇高的敬意和愛戴的時候，他並不知道，這是他最後一次出現於蘇聯的歷史舞台上。

1937年5月，已經在1935年11月被授予前蘇聯元帥最高軍銜的年輕的圖哈切夫斯基，將作為前蘇聯代表到倫敦參加喬治六世國王的加冕典禮，正當他那精通法語的妻子尼娜·圖哈切夫斯卡婭加緊突擊英語，準備陪同元帥丈夫去參加加冕典禮儀式時，前蘇聯駐倫敦使館5月4日接到通知：圖哈切夫斯基因“健康原因”不能成行。

怎麼會呢？“五一”那天，元帥不是神采奕奕地站在莫斯科紅場列寧墓上緊靠在斯大林旁邊檢閲遊行隊伍嗎？然而，一個星期過後(5月11日)，元帥被解除副國防人民委員職務，貶謫到伏爾加軍區。一個月後(6月11日)，前蘇聯《真理報》突然在顯著位置發表了一篇《社論》：“今天，我們發佈了蘇聯檢察機關關於將當場捕獲的8名間諜交給法院判決的通知。他們，這些外國的走狗，卑鄙無恥的叛徒……圖哈切夫斯基、亞基爾、烏博列維奇、科爾克、埃德曼、費爾德曼、普里馬科夫、普特納，這就是目前破獲的法西斯間諜核心成員的極其可惡而又可恨的名字。”

社論發表的當天，“蘇維埃法庭判處這些惡棍、間諜、資產階級豢養的小丑和蘇聯人民的敵人以槍決，內務人民委員部已執行判決。”

整整半個世紀過去了。1988年3月27日，塔斯社報道：“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根據蘇聯總檢察長1957年1月31日作出的結論，撤消了蘇聯最高法院特別法庭1937年6月11日對因‘反蘇聯托洛茨基軍事組織’而受審的圖哈切夫斯基、科爾克、亞基爾、烏博列維奇、普特納、埃德曼、普里馬科夫和費爾德曼的判決。”並在“1957年2月恢復了他們的黨籍”，“為上述人員完全恢復名譽。”

那麼，當年斷送元帥性命的那個“罪行”是怎樣構成的呢？

事情還要從德國保安處長海德里希説起，自1935年開始，海德里希就建立了反蘇秘密組織，並通過特工人員與流亡巴黎的沙皇舊官員保持着聯繫。

1936年12月中旬，一個叫斯科布林的前沙皇將軍在巴黎把兩份報告交給了德國諜報機關。第一份報告説，紅軍的統帥部正在策劃一起反斯大林的陰謀，這起陰謀的頭目是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第二份報告説，圖哈切夫斯基及其親密戰友正在同德國最高統帥部和德國諜報機關的將軍們保持着接觸。

海德里希仔細看了看這兩份報告的內容，認真掂了掂這兩份報告的份量，約略估了估這兩份報告的價值，終於想出了一個異想天開的主意：要是能把這個消息拋給斯大林，再偽造幾份文件增添其嚴重性，那麼也許可以一舉摧毀俄國的全軍指揮部門—借斯大林和蘇聯國家警察之手加以摧毀！想是這樣想的，但假若在付諸行動時露了餡、上了當、咬住了手怎麼辦？海德里希不愧是國家保安處處長，工於心計，冷酷無情，具有策劃陰謀的特殊才幹，是搞政治陰謀的老手。在動員貝倫茨協助他時，他説：“如果斯大林真的想用斯科布林的這份情報讓我們受騙上當，那我也要給這位克里姆林宮的爺爺送去足夠的證明，我要證明他的那一套假材料可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既要想如何能夠借刀殺人，又要考慮借刀不成如何把不借刀者置於死地，這種心計不謂不周全，手段不謂不毒辣。

於是海德里希開始“借刀”了。

他命令自己手下的貝倫茨秘密潛入德國最高統帥部的秘密檔案室裏竊取圖哈切夫斯基的檔案案卷，隨從貝倫茨行動的當然少不了若干盜竊專家。他們神不知鬼不覺地得到所需要的案卷，那當中就有德國軍官和前蘇聯統帥部代表之間的談話記錄，其中也有圖哈切夫斯基在1925—1928年間任工農紅軍參謀長時，跟德國參謀總部，跟他們的駐蘇武官處的代表的會見、談話。可這些會見、談話都是官方性質的，而且都是在希特勒上台以前的事，怎麼辦？

海德里希是不乏偽造文件的特殊才幹的。1934年4月，他開始在蓋世太保柏林總部的一個孤立的地窖中準備起必要的“文件”來。他為了這個目的設立了一個技術用具一應俱全的實驗室，並由他個人親自負責保密措施。一切準備就緒之後，他下令把弄到手的案卷進行“加工”，在談話紀錄和來往通信中增添詞句，補充新的信函，更改日期，最後使這個案卷顯得很充實。在任何國家把任何一個具有如此齊備罪證的將軍送交軍事法庭，判其犯有叛國罪，那是完全能夠令人信服的。

海德里希認真檢查了他的專家們偽造文件的全部技術工作，結果他非常滿意。但這僅僅是“借刀”的準備工作，關鍵在下一步，也就是“借刀”，“借”斯大林這把“刀”。就是説，要把這“逼真的”文件送到斯大林手裏，還要不致引起斯大林的絲毫懷疑，才能達到“殺人”的目的。海德里希終於抓住了一個機會。

1937年1月底，捷克斯洛伐克駐柏林大使馬斯特內給他的總統貝奈斯拍去一份密碼電報，説自己過去認識的一名德國外交官在和他言談中流露了這樣的“機密”：德國人正在跟紅軍的某一個反斯大林的集團保持相互接觸。貝奈斯得知這一情報後深感不安，因為捷蘇關係是相互信任的，友誼是牢固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區問題，蘇聯也是傾向捷一邊的。一旦蘇聯站到希特勒一邊，那就沒有什麼東西妨礙希特勒去割佔蘇台德區了。有鑑於此，貝奈斯立即召見前蘇聯駐布拉格大使亞歷山德羅夫斯基，把馬斯特內的這個情報轉告給蘇大使。亞歷山德羅夫斯基從貝奈斯口裏得知這一情報後，急匆匆飛往莫斯科。海德里希就這樣繞了個彎，情報到了斯大林手裏。

為了增強布拉格“效應”，過了兩三天，同樣的情報內容也傳到前蘇聯駐巴黎使館的大使波將金那裏，波將金隨即給莫斯科電告了這份情報。

當同樣的情報從捷克斯洛伐克、從法國飛到莫斯科後，海德里希便要“借刀”了。還是那個海德里希的親信、黨衞軍旗隊長貝倫茨又被派到布拉格，與貝奈斯的私人代表進行了接觸，出示了一些關於圖哈切夫斯基罪證的“文件”。貝奈斯豈能怠慢，立即向斯大林作了通報。

沒過多久，在貝奈斯的斡旋下，海德里希的代表和前蘇聯駐柏林使館的一名工作人員進行了一次接觸。海德里希的人亮出了他的“傑作”—兩封“逼真的”信件，前蘇聯駐柏林使館的這位工作人員提出了要價，並告訴對方，一星期後，他們的全權代表會來“拍板”。

果然，在另一次會見時，前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委員部葉若夫的“全權代表”如期而至，提出要價。為使莫斯科不致產生懷疑，海德里希下令開了一個300萬盧布的漫天價。“全權代表”匆匆瀏覽了一下“逼真的”信件，點了點頭，爽快付給對方300萬盧布。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300萬盧布同對方那“逼真的”信件一樣，也是精心特製的。儘管如此，海德里希總算把“刀”借到手了，這“刀”也確實要“殺人”了。

當然，殺一個普通的人也許簡單些，而要殺掉一個元帥、一個在國內戰爭和外國武裝干涉時期戰功赫赫、所向披靡、榮獲列寧勳章的、最富天才的元帥，一個在軍事理論研究中多有建樹，對未來戰爭高瞻遠矚、滿腹韜略的大戰略家和軍事理論家圖哈切夫斯基，可就不那麼好對付了。且看1937年5月11日—6月11日，即從貶謫—逮捕—審訊的幾個片斷：

—5月11日，當元帥被免去第一副國防人民委員的職務，任命他擔任伏爾加軍區司令員的決定下達後，不僅使國防人民委員部和總參謀部的人員，而且使全軍感到震驚。他把這個決定看作是對他的侮辱。因為受到如此打擊，他消瘦了下來，心裏感到憋氣，經常不斷地用手去扯他的衣服。終於，他坐下來寫信，給伏羅希洛夫寫信，給黨中央委員會和斯大林寫信，要求徹底退役，要求復員……

—元帥總算在軍隊總政治部主任加馬爾尼克的勸慰下平靜了一些，願去伏爾加軍區司令部赴任。赴任前他去看望伏羅希洛夫，但伏氏沒有單獨接見他，莫斯科軍區特工處處長“偶然地”也在人民委員辦公室裏。

元帥要去赴任了。伏羅希洛夫專門來元帥家，元帥不在。伏氏告訴元帥的妻子，建議她夜裏把手槍和獵槍藏起來。臨行前內務人民委員葉若夫也表現出同樣的“關切”，並把元帥的手槍裏的子彈退了出來。

5月28日，元帥要去車站。他穿好衣服，紮上皮帶，帶上那隻退了子彈的手槍，離開莫斯科，離開了家，抵達住所。兩天後，元帥坐上一輛白俄羅斯軍區司令部司機開的車，去託茨兵營視察，行至途中，軍區特工處處長開車趕來，通知元帥，説國防人民委員部有令，急召元帥去莫斯科，並建議元帥改坐特工處的車，以便讓司令部的車開到託茨兵營打個招呼，説元帥有事去莫斯科，改期視察。但是當司令部的車繞過特工處的車繼續前行時，司令部的車上司機和炮兵主任看到特工處這輛車子裏，肅反人員把元帥的那隻退了子彈的手槍卸掉了。就這樣，元帥被捕了。 ^[5] 

—審訊就要結束了。圖哈切夫斯基元帥、亞基爾、普里馬科夫和科爾克都“認輸”了，因為任何努力均屬枉然，他們只想把這場“喜劇”儘快收場，當然對於強加的種種罪行，他們統統斷然否認。最後，元帥説了這麼一段話：

“我為在我一生中所犯下的錯誤，為我堅信蘇維埃政權和黨並忠誠為之服務而付出的代價，便是我的頭顱。我不會去請求寬恕，因為這個法庭只能以三流偵探編造出來的假文件為憑據，任何一個思想健全的人都是不會尊重這種法庭的。你們自以為是法官，可我要告訴你們，犯罪的是你們，不是我們。或遲或早，你們是會因自己的卑鄙行為而受到命運的報復的。有一天，當你們坐到這張被告的位置上，或者當你們站到明天我將站的牆邊時，你們這些人會想起我的……”

元帥被處決了。此後不久，斯大林在1937年8月召開的紅軍政治幹部會議上，號召在紅軍中根除“人民敵人”。隨之，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和內務人民委員葉若夫對武裝力量發佈命令。命令中説，紅軍中存在着一個分支密佈的間諜網。因此要求部隊，凡與間諜多少有聯繫的人都要作出交代；知道或懷疑別人有間諜活動的人，都要彙報。

剎時間，黑雲壓城，陰風驟起。從1937年到1938年間，鎮壓機關對紅軍的基本領導骨幹給予了一個接一個的極為沉重的打擊。前蘇聯國防人民委員部中央機關，工農紅軍政治部，前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各軍區和海軍艦隊，大部分軍、師、團到的大多數主要領導幹部都被逮捕了。據估計，共有3.5萬人成了犧牲品。他們差不多佔全軍軍官的半數。5名元帥中的3名，15名集團軍級幹部中的13名，85名軍長級幹部中的57名，196名師長級幹部中的110名，406名旅長級幹部中的220名，所有11名國防副人民委員，以及最高軍事委員會80名委員的75名都被清洗了。上校以下的軍官有3萬名被清洗。

元帥是在44歲時，是在人生的黃金時期無辜被害的，從而使他未能在後來的偉大衞國戰爭中再展英姿，再建勳功。 ^[6] 

圖哈切夫斯基於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獲得平反。此後，蘇聯官方和輿論界公開為其恢復名譽，認為他是在紅軍中成長起來的統帥和軍事理論家。他的名字將永垂國內戰爭史和蘇軍建軍史。在其誕生九十週年（1983年）之際，蘇聯黨、國家、人民和軍隊隆重紀念他，並再次肯定了他的歷史功績。

1924年，蘇聯根據國內戰爭的經驗和工農紅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擔負的任務，進行了重要的軍事改革。圖哈切夫斯基積極參加了這一工作。他親自領導了軍師兩級新編制的制定和部隊的整編改裝工作，並參與各種新條令和新教範的制定。新編制的貫徹執行使軍隊師一級單位提高了戰場通行能力和機動性，變得更易於調動和指揮。

設法使用威力強大的武器裝備國家的軍事力量，是圖哈切夫斯基指導軍隊建設的一個重要思想。他在1925年出版的《工農紅軍野戰條令》的前言中指出：“由於俄國的經濟在帝國主義戰爭和國內戰爭時期遭到了破壞，因而紅軍中流行着一種看法，似乎我們在未來的戰爭中用以同敵人拼殺的主要不是技術兵器，而是革命積極性和階級覺悟之類的優勢。這樣一種意見，如果説在經濟遭到破壞的時期還多少有其存在的理由，那在我國工業正逐漸達到戰前水平的今天，就變得十分危險和有害了。“

圖哈切夫斯基擔任國防副人民委員和工農紅軍裝備部長期間，積極參與了建立和發展國家軍事工業的巨大工作。考慮到未來戰爭的種種特點（如動員期較短、參戰人數眾多、戰鬥空前激烈、武器彈藥的消耗量很大等），並鑑於當時蘇聯工業生產落後，他決定集中力量解決兩大關鍵問題，即設法提高軍工產品的質量和盡一切努力為戰時迅速擴大軍工生產創造必要條件。為此，他專門向斯大林、伏羅希洛夫等領導人寫了信。在他們的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整頓了與軍工生產有關的各專業部門和企業，為三十年代蘇聯軍隊的技術改裝和衞國戰爭時期武器彈藥的大批生產創造了必要的條件。使徹底改變紅軍的軍兵種構成有了可能。由於他的積極倡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空軍、摩托機械化部隊（即後來的裝甲兵）、空降兵、海軍等新軍種和兵種相繼建立；原有的步兵、炮兵也得到了迅速發展。他指導軍兵種的建設一向十分具體，從各自規模的大小到需要裝備哪種武器都要過問。早在1931年，他就極力主張大批生產配有76.2毫米口徑火炮的優質坦克，裝備裝甲兵部隊。根據他上述建議，蘇聯研製成T—34型坦克。此外，蘇聯軍用噴氣發動機的研製工作，也是由圖哈切夫斯基首先於1932年11月提出來的。他的這一建議對蘇聯空軍的發展，特別是技術裝備上的改進起了推動作用。

指揮幹部和軍事專業幹部的訓練和培養，積極倡導創辦各種軍事專門學校，主張軍事幹部接受正規教育。他在主持工農紅軍軍事學院（伏龍芝軍事學院的前身）工作期間，制定了軍事院校應遵循的一系列原則，注意教學與科研結合、教學與軍隊實際相結合等。

對於這些，他本人都身體力行。他自己講課時，語言形象生動，説理深入淺出，理論性既強，又能緊密結合部隊實際問題，深受聽課者歡迎。圖哈切夫斯基還規定各教研室編寫的教材都要拿到部隊的演習和示範作業中接受檢驗。

圖哈切夫斯基在短暫的一生中寫下了大量的軍事理論著作。圖哈切夫斯基的這部分理論遺產，共約120多篇（部）。自六十年代初期以來，其中的一部分已陸續公開發表，受到了蘇聯軍事學術界的重視。

圖哈切夫斯基在軍事學術理論方面的另一重要成就，是較早地提出了關於實施大縱深作戰的重要戰略戰役思想。圖哈切夫斯基關於進行大縱深作戰的思想反映在他的《戰爭的一些新問題》等重要學術著作中。

圖哈切夫斯基着重從理論上研究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問題。他作為蘇聯軍隊方面的高級領導人，對法西斯德國瘋狂備戰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1935年，他在題為《當前德國的軍事計劃》的文章中指出：“早在法西斯黨上台的第二年，凡爾賽和約給德國規定的師的數量就已被突破，達到了21個，即超過了兩倍。德國的軍事工業實際上已走上了進行侵略戰爭動員的道路。德國正在組建龐大的武裝力量，而且首先是在準備組成一支可能成為侵略軍的武裝力量。”1936年，他在蘇聯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上再次強調了德國法西斯軍隊的侵略危險。他説，“德國正在建立強大的坦克部隊……加緊發展強大的航空兵。……（他們）組建12個軍、36個師的計劃正以比人們想象要快得多的瘋狂速度在實現。特別是這支武裝力量擁有數量龐大的幹部隊伍，德國軍隊隨時都在準備發動突然的進攻。它的動員程度是極高的。”

米哈伊爾·尼古拉耶維奇·圖哈切夫斯基在各方面都是一個有才幹而富有吸引力的獨特人物，是一位才華橫溢的統帥、國內戰爭勝利的締造者。

朱可夫認為他“是軍事思想的泰斗，我們祖國軍界巨星中最大的一顆明星”。

這位舊隊中的連長在1920年初擔任紅軍高加索方面軍司令員時，年僅27歲，可謂少年老成。在1935年11月20日被授予元帥時，也只有42歲，在所有蘇聯元帥中，他也是最年輕的。許多人甚至還把他看作是大規模機械化戰爭的鼻祖。他也被後人看作是首批元帥中最為傑出的一員。

圖哈切夫斯基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基本原理觀察各種軍事現象，較為系統全面地闡述了當代戰爭的性質、戰略戰術特點和其他有關的軍事學術問題，從而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發展了蘇聯早期的軍事思想。

蘇軍內外一些權威性的報刊認為，圖哈切夫斯基在實施大縱深作戰的重要戰略戰役思想方面提出的一些論點是後來蘇軍戰鬥訓練的理論基礎，當代也沒有失去意義，並稱他的學説完成了軍事藝術的根本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