籬下集

1933 年，沈從文為蕭乾的第一本小説集《籬下集》寫《題記》時，開頭便説自己是個“鄉下人”：“我崇拜朝氣，歡喜自由。”他毫不掩飾對蕭乾作品的喜愛。講到蕭的每篇新作，他幾乎都是第一個讀者，並把蕭乾也看作是“鄉下人”。因為只有“鄉下人”，“才能那麼生氣勃勃勇敢結實。我希望他永遠是鄉下人，不要相信天才，狂妄造作，急於自見。”我不知道蕭乾是否承認自己是個“鄉下人”，終他一生充滿了朝氣和熱愛自由，卻是千真萬確的。

《籬下集》，1936年3月作為“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之一，由商務印書館初版。這套書一律小開本，且有帶套封的精裝本。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我抱了一包舊存的蕭乾著作，請他簽名。其中沒有《籬下集》，蕭先生竟把自存的1936年8月的再版本贈我，並在環襯前頁寫下：“自存本於七八年歲末改為姜存本了。”不僅如此，他在本書環襯後頁上又寫了滿頁題詞，講了創作本書的背景和書名的由來，原文如後：

我生命最初的十幾年，過的確實是寄人籬下的生活。我是個遺腹獨子，母親又在（我）七歲時去世，寄住在一位堂兄家中。天不亮我就去織地毯（織過六年），後來送羊奶。晚上回來替他當小使，擦自行車，掃地等。白天挨師傅揍（都是鐵傢伙），晚上吃堂兄的板子，要不就跪磚頭。十六歲上，當我在北新書局（當時魯迅先生在編《語絲》）當徒弟時，我從那個“家”出逃了。此書有我早年生活的一些影子（但不是自傳），也有當時對人生的一些朦朧看法——《道旁》即是。但主要還是我練的一點基本功：學習勾勒人物，學習使用形象化一些的語言。籠罩全書的一個特點是：幼稚。但沈先生的《題記》卻是一篇好文章。無怪乎劉西渭先生評此書時，重點是放在《題記》上。德明同志，希望你以同情一個孩子的心情來閲此書。

蕭乾（1910.1.27--1999.2.11），原名蕭秉乾。蒙古族，現代著名作家，記者，文學翻譯家。祖籍黑龍江省興安嶺地區，生於北京。

蕭乾一生，盡顯生命奇蹟。

一、少年求學，親友資助

少年時代的蕭乾生活十分貧苦，連起碼的温飽都沒有着落。13歲的他就成了孤兒。在親友的資助下，蕭乾一邊讀書，一邊在學校開設的工廠裏勞動。他在地毯房當過學徒，在羊奶廠做過雜活，這樣斷斷續續地一直唸到中學畢業。1928年，18歲的蕭乾到中國南方的一所中學裏擔任教師，一年後，他以教書所得的積蓄為學費，回到北京，考入當時最有名的大學燕京大學，不久又轉入輔仁大學。他先學英國文學，後改學新聞專業，美國的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曾經作過他的老師。

二、初登文壇，大家扶持

蕭乾走上文壇，得益於當時許多名家的獎掖與扶持。如沈從文、鄭振鐸、冰心、巴金、林徽因等。

1936年3月22日，蕭乾、鄭振鐸、靳以、端木蕻良及鄭振鐸女兒（右起）在上海。

蕭乾年輕時最早的三本書，都是在鄭振鐸的幫助下出版的。

1935年，蕭乾出版了專著《書評研究》；第二年出版短篇小説集《籬下集》(收入鄭振鐸主編的“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第一批十本內)；第三年出版雜著《小樹葉》(收入鄭振鐸主編的“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第二批十本內)。這位當時貧窮的青年學生，連續出版了三本書，得以完成大學學業，這都得益於著名教授鄭振鐸的幫助。

而當時，鄭振鐸因為與商務印書館資方在思想、理念等方面鬧翻，幾年前一氣之下離開工作了十年的上海，已正式向商務辭職，因此，此時他要向商務推薦一位青年人的書稿，決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而且此時，鄭振鐸領導的“文學研究會”也實際已經(或已近)解體了，蕭乾呢原本就不是文學研究會的會員，蕭乾是新聞系的學生，而鄭振鐸則是燕京大學中文系的老師，蕭乾不是鄭振鐸的“直系”弟子。所以，鄭振鐸對蕭乾熱情關懷，煞費苦心幫他出書，實在可以説是恩重如山。

蕭乾後來在趙家璧主持的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和晨光出版公司也出版過書，而趙家璧也是鄭振鐸介紹給蕭乾認識的。1935年6月8日趙家璧日記記載：“晚六時，振鐸在家中設宴，把我介紹給幾位從未見面的北方作家，有俞平伯、蕭乾、畢樹棠、王熙珍、高滔等，朱自清和靳以也在座。”

蕭乾因此十分尊重鄭振鐸，兩人保持着極深的友誼。

三、報道二戰，經歷傳奇

1935年蕭乾在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後，開始了自己的報人生涯。他先後在天津、上海、香港三地的《大公報》主編《文藝》副刊。1939年在蕭乾的一生中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這年夏天，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來信，邀請他到該院中文系任講師。當時的歐洲已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影所籠罩，去還是不去呢？經過再三考慮，蕭乾還是去了英國，這一去就是7年，直到戰爭結束。在英國，他先是做教師，後來進入劍橋大學攻讀碩士學位。1943年，他放棄讀書，領取了隨軍記者證，正式成為了《大公報》的駐外記者，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戰場上的中國記者。在戰火迷漫的歐洲，他隨英軍幾次橫渡過德國潛艇出沒的英吉利海峽，到達過美、法兩個佔領區的戰場，也曾隨美軍第七軍挺進萊茵，進入剛剛解放了的柏林。從蘇、美、英三國首腦討論戰後問題的波茨坦會議到紐倫堡審判納粹戰犯，再到聯合國成立大會，這些重大的歷史性場面他都報道過。

四、鉅著譯成，功德圓滿

在80多歲高齡時，他還與夫人文潔若合作翻譯了“最難懂的鉅著”——愛爾蘭小説家喬尹斯的《尤里西斯》，令文壇和世人矚目，堪稱功德圓滿。

比照一下“英年早逝”的老舍、傅雷，“被迫改行”的沈從文們，我們不能不感嘆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