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談中國傳統詩歌中的情緣

——葉千華講堂 ^[1] 

在中國傳統詩歌藝術長河中，抒情詩應該是最古老最重要的表現形式。抒情詩一直是中國詩歌的主流，從《詩經》《楚辭》到李白、杜甫、李商隱等，他們的詩歌作品都以抒情為主。

什麼是詩呢？《毛詩·關雎序》有言：“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行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人們心中所想，心中所思，通過紙筆寫下來就是詩。詩歌是人們內心的產物，情感是心靈的投影。如《尚書·堯典》裏有“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一個人的懷抱，可以通過詩歌抒發出來，他寫的詩歌就是抒情詩。劉勰在《文心雕龍·宗經》“《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摛風裁興，藻辭譎喻，温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深衷指的就是人的內心。這就是説《詩經》採用了比興手法，文辭優美，比喻曲折，最能切合人們的內心情懷。

一、詩詞歌曲中之“情”

詩歌是如何承擔抒情的功能的呢？“情”在中國古代佛家、道家的價值體系中是沒有任何地位的。道家主張“無情、無慾”，佛家將“情”視為“痴”，視為給人們帶來不盡痛苦的根源而要求“滅情”，認為世間的所謂的“七情六慾”的凡夫之情都會讓人迷失在塵世中而不能修成正果。而儒家，雖然不阻撓人的情慾的自然存在，但同時又用“禮義”來加以節制。這種思想影響到文藝，就是《毛詩序》裏説的“發乎情，止乎禮儀”。“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詩歌從而成為教化的工具。

到了魏晉時期，玄學大盛，玄學家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於是追求自然、崇尚真性情的詩歌應運而生。陸機《文賦》中就有“詩緣情而綺靡”，意思就是詩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詩歌因情而發，就像是美好的素白繒那樣的精妙。

到了唐宋，詩詞中大量出現表達自我情感的詩歌，在詩中，李白的靈動飄逸，杜甫的沉鬱頓挫，李商隱的悽豔渾融，白居易的通白曉暢等都對後人有着很大的影響。在宋詞中，蘇軾的豪邁奔放，李清照的温柔婉約，辛棄疾的亦莊亦諧，後人從他們的詞作中汲取了許多營養。尹覺《題坦庵詞》有這樣的敍述“詞，故事之流也。吟詠情性，莫工於詞”。情，是貫通文章的經絡。

劉勰的觀點與此類似，《文心雕龍》指出“情者，文之經”，“文質附乎性情”，這就提出文章中得有情的存在。

二、抒情詩主要表現方式

判斷一首抒情詩是否為佳作，其感人的力量和程度主要取決於詩的情感因素及表達方式。詩詞歌曲的抒情方式有直接抒情和間接抒情兩大類，間接抒情最常見的方式有三：

其一就是“以景載情”。詩人並不直接説話，而是通過筆下的景物來傳情達意。詩所描寫的景，就成了詩人情感的載體，情在景中，景就是情。這種寫景抒情詩，其特點就是以景載情。正所謂一切景語皆情語。如王昌齡《從軍行七首（其二）》：

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舊別情。撩亂邊愁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

這首詩是典型的以景載情類詩歌，上半部分作者用樂聲襯托出哀情，下半部分已經説到征戍者“邊愁”都“聽不盡”，似乎看來已經結束，而後作者筆鋒一轉，“高高秋月照長城”一句，用高遠的秋月照着長城一景，將那心中濃濃的“不盡愁”表現得淋漓盡致。

其二是“觸景生情”。詩人被自身以外的事物觸發情絲並將其表現出來。陸機《文賦》中有“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觸景生情，因秋所感，由物象推及到人的感受。情因景而生而又緣於景。它的特點就是因景生情。如納蘭容若的一首《虞美人》：

銀牀淅瀝青梧老，屧粉秋蛩掃。採香行處蹙連錢，拾得翠翹何恨不能言。

迴廊一寸相思地，落月成孤倚。背燈和月就花陰，已是十年蹤跡十年心。

讀這首詞，必須得聯繫作者寫這首詞的背景。納蘭性德娶其妻盧氏，後盧氏難產而死，納蘭寫了很多關於亡妻的詞作，大都感人肺腑。通看這首詞，我們可以感受到一個傷心的男人，逗留在秋草滿地的庭院裏，這裏有他和她的很多回憶。那時的夏夜，蟋蟀聲聲，她撲着流螢，踏着輕快的步子，好不熱鬧。如今剩他一人在此地，蟋蟀聲也不見，只在草叢中拾到當年她無意掉落的翠翹。秋盡草未凋，明月照孤影。作者由秋天、月夜、翠翹觸發到對亡妻的思念，和對她難解的悲傷。

其三是“借物言情”。通過藉助外物，來表達作者內心的情感。詩人把自己的性格、情感投射、灌注於外物，同時又汲取物的精神氣韻於自己，物與“我”的情趣往復迴流，渾然一體。如駱賓王《在獄詠蟬》：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

詩中作者藉助蟬這個意象來表達自己的感情。蟬，本是聒噪之物，然而身在囹圄的詩人卻沒有那樣的自由。詩人在獄中看到這高唱的秋蟬，還是兩鬢烏玄，兩兩相照，不禁自傷。在這個時代，自己的才華無人欣賞，不僅一事無成，還鋃鐺入獄。

三、詩情中的真實性問題

自古以來，不少人會為了出名而附庸文雅，這就是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説的“為文而造情”，文章並沒有多少真情實感而為了行文的需要鋪設情感，那就是假情了。綴辭行文，鋪蓋文采，虛情假意，對於作文來説，實在沒太多必要。元好問對此有很大批評：“鬥靡誇多費覽關，陸文尤恨冗於潘。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詩文為心靈之聲音，若能完整傳述心意，作文之目的已達，並不需要再過多贅述，反而顯得“鬥靡誇多”。因此寫作時情理與文辭結合時情理為先。如李白的一首《秋風詞》：

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為情！入我相思門，知我相思苦，長相思兮長相憶，短相思兮無窮極，早知如此絆人心，何如當初莫相識。

這是李白一首著名的詩《秋風詞》，它還有個別稱叫做《三五七言》。這首詩運用句子長短錯落的特徵，使詩歌顯得典雅別緻而帶有便於詠唱的味道。在這首詩歌裏，秋月、秋風、落葉、寒鴉烘托出悲涼的氣氛，渲染了離別相思之苦。詩人在其中傾注了強烈的感情，使這般相思之苦更為悽慘感人。“早知如此絆人心，何如當初莫相識”。早知道這份感情如此讓人牽掛，還不如當初沒有相識。這種纏綿悱惻的心情，在李白這位有着許多豪放的詩人中是很少見的。可見，詩歌最重要的還是情。詩出於情，歌源於情，其情緣在於我們人和心。

通看古代優秀的抒情詩，可以知道，詩歌是心靈之感情的體現，無論是直抒胸臆的，還是含蓄委婉的，無論是借景抒情的，還是託物言志的，都通過“情”來打動讀者。情，是寫詩作文的根本所在；而真情，則是根本的根本。（201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