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化字

1935年8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公佈了《第一批簡體字表》，一共收錄了324個民間流傳最廣的俗字、古字和草書字。但因為有爭議，第二年2月，《第一批簡體字表》被收回……《第一批簡體字表》的兩個説明是這樣的：1）簡體字為筆畫省簡之字，易認易寫，別於正體字而言，得以代繁寫之正體字。2）本表所列之簡體字，包括俗字、古字、草書等體。俗字如“體、寶、巖、蠶”等，古字如“氣、無、処、廣”等，草書如“時、實、為、會”等，皆為已有而通俗習用者。 ^[2]  隸書是篆書的簡化，行書和草書又是隸書的簡化，簡體字正是楷書的簡化。顏元孫的《幹祿字書》（唐朝）、錢玄同的《簡體字譜》（1935年）等對此作了較為系統的整理。

葉籟士對《簡化字總表》2274個簡化字中比較常用的521個簡化字做過統計，發現其中解放區和建國後出現的是101個，其餘420字（佔80%以上）都是解放前就已經流行或存在的，其中先秦的有68個字，秦漢的有96個字，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有32個字，隋唐五代的有29個字，宋遼金元有82個，明清有53個，民國60個。 ^[3] 

簡化漢字由來已久， 漢字從甲骨文、金文變為篆書，再變為隸書、楷書。

楷書在魏晉時開始出現，而楷書的已見於南北朝（4-6世紀）的碑刻，到隋唐時期逐漸增多，在民間相當普遍，被稱之為“俗字”。

漢字一直處於不斷的變化中，簡繁互補是中國文字的演變規律。今天我們知道的最古老的漢字是甲骨文，它的筆畫最為簡單，但總量過少，因此到了商周時期的金文又分化出許多字來，秦的小篆比六國文字繁複，而之後的隸變更是比今天的簡化字更為徹底，也開創了漢字與偏旁形體不一的先河。

現今見到最早的成熟文字是商朝武丁時期的甲骨文（公元前1250年左右），距今三千多年。此前陶文符號只認出了個別符號，還讀不出一句話來，因而還不能證明已經是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或者文字。

戰國和秦漢時期是漢字形體大變動的時代，篆書變為隸書，再到楷書，都是在這段時間裏完成的。東漢後期出現楷書，從此字體穩定下來，一直用到今天。

漢朝史游《急就章》中有：時、東、陳、孫、檢、帳、項、樓、來、夾、頰、俠、篋、貝、學、見、為、偽、長、張、隨、狀、問、覺、樂、犢、讀、斷、變、鄲

晉朝王羲之用過：東、豈、試、為、緬、臨、終、張、時、將、見、當、孫、揚、實、爾、鯉、魚、與、詔、長、樂、陳、來、誠、絕、顧、災、寬、飲、謝、楊、學、萬、發、問、悵、頤、視。行書字帖中用過：將、隨、終、豈、誰、維、俠、綿、絳、結、給、糧、紡、謂、語、為、數、謝、敗、喪、蓋、紙、書

晉朝王獻之用過：嘗、臨、謂、諸、當、問、頓、許、爾、聞、彌、將、來、終、纏、絕、隨、門、與、豈、勞、腎、為、湯、悵、時、經、傳、寫、孫、覺、陳、見、莖、順、東、險、會、詣、請

唐朝歐陽詢用過：來、閏、餘、問、蓋、維、臨、終、隨、隱、將、俠、榮、門、閒、牆、糧、顧、紙、紛、綏、紜、間、喪、辭、結、數、狀

唐朝虞世南書《孔子廟堂碑》中有：狀、彌、將、來、隨、爾、湧、麥、継。此外用過：來、問、禮、絕、維

唐朝褚遂良書《雁塔聖教序》中有：蓋、彌、淨、篋、綱、隨

唐朝《紀泰山銘》唐玄宗李隆基封禪泰山後撰書的銘文有：葉、號

宋朝蘇軾用過：顧、蓋、來、墮、飢、誤、斂、將、請、絕、萬、爾、賈、聞、禱、須、闕、計、時、誠、誇、納、記、訴、糾、與、訪、誰、長、詩、語、餘、緣、彌、紀、閒、終、謂、閏、債、狀、謁、見、間、挾、維、問、談、嘯、傳、東、寬、當、閏、絕、須、數、挾、細、鸞

元朝趙孟頫用過：來、給、諸、憚、質、喪、將、門、壺、設、請、絕、違

明朝董其昌用過：記、為、將、納、緝、萬、證、蓋、蕭、顧、樓、賦、長、與、謂、覽、盡、時、諸、譜、傳

清朝鄭板橋用過：問、覺、盡、夢、詩、來、綢、繆、濰、為、兩、現、畫、聞、壯、劍、紅、飯、賈、見、語、狀、膽、爾、閲、詞、緩、繼、應、給、證、寬、訊、説、請、違、麥、隨、時、課、該、調、結、約、對、詳、訴、賢、險、賦、蔣、學、勁

愛、絆、筆、纏、塵、蟲、牀、純、辭、斷、墮、爾、蓋、個、顧、掛、國、號、飢、跡、繼、夾、莢、頰、堅、檢、將、絳、經、頸、來、賚、禮、憐、糧、亂、脈、門、彌、鳴、紐、憑、棲、齊、啓、棄、慳、牆、愜、篋、輕、師、隨、萬、聞、問、無、狹、俠、賢、挾、興、煙、癢、異、隱、與、語、嶽、災、沾、眾、囑、裝、莊、壯、狀

明朝軍事著作《殿粵要纂》中有許多簡化字，其中“鬥”、“雲”、“台”、“灣”等字，與現行的簡化字完全相同。 ^[4] 

近代漢字簡化運動，源於太平天國，為了提升識字率，在太平天國玉璽及官方文件都書寫簡體。經非正式統計，太平天國總共使用一百多個簡體字，其中80%為後來採用（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第38頁）。太平天國最有名的簡化字是「囯」（王是玉的本字，比國字少一點，字體左右對稱，寓意太平。太平軍打到哪裏，囯字就用到哪裏），不過太平天國滅亡後，文字簡化運動也停止。太平天國是東亞第一個進行系統性漢字簡化的政權，甚至影響到後來的新中國的漢字簡化運動。

五四運動的白話文運動為大家所知悉，事實上，文字簡化運動應和白話文運動相提並論，因為兩者都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在此期間，許多人提出提升國人知識水平的方法，要提升知識水準就先提升識字率，增加識字率就要將複雜的中國字簡化。簡化文字獲得許多知識分子的贊成，主張使用白話文的知識分子絕大部分贊成文字簡化。著名的國學家胡適也極為支持。 ^[5-6] 

1909年，陸費逵在《教育雜誌》創刊號上發表論文《普通教育應當採用俗體字》，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公開提倡使用簡體字。1920年2月1日，錢玄同在《新青年》上發表《減省漢字筆畫的提議》一文。1922年，陸費逵又發表論文《整理漢字的意見》，建議採用已在民間流行的簡體字，並把其他筆畫多的字也簡化。

1922年，錢玄同與黎錦熙等知名學者又向國語統一籌備會第四次大會提出了《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系統地闡述了簡化漢字的理由和辦法。

1923年，胡適在《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的《卷頭言》中説：“中國的小百姓不但做了很驚人的文法革新，他們還做了一件同樣驚人的革新事業：就是漢字形體上的大改革，就是“破體字的創造與提倡”。學者的建議引起蔣介石的關注。他找來教育部部長王世傑詢問漢字簡化的可行性。並指示逐步推行簡體字。王遂委託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語言文字學家黎錦熙主持這項工作。與此同時，社會各界對簡化字反響強烈。

1930年，劉復、李家瑞的《宋元以來俗字譜》、卓定謀的《章草考》等出版。

1931年，徐澤敏的《常用簡字研究》出版。

1932年，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編的《國音常用字彙》出版，收入了宋元以來的大多習用簡體字。

1934年1月，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第29次常委會通過了錢玄同的《搜採固有而較適用的簡體字案》，呈請教育部施行。

1934年，杜定友的《簡字標準字表》出版

1934年，錢玄同又一次向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提出《搜採固有而較適用的簡體字案》。1935年2月24日，上海《申報》首先刊載《手頭字之提倡》的新聞報道，同時發表了《推行手頭字緣起》和《手頭字第一期字彙》。上海其他報刊紛紛轉載《推行手頭字緣起》。手頭字運動由蔡元培、邵力子、陶行知、郭沫若、胡愈之、陳望道、葉聖陶、巴金、老舍、鄭振鐸、朱自清、李公樸、艾思奇、郁達夫、林漢達、葉籟士等200位當時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以及《太白》《文學》《譯文》《新中華》《讀書生活》《世界知識》等15家雜誌社共同發起。

1935年6月，錢玄同在其所編的《簡體字譜》（2400餘字）中選出1300餘字編成《常用簡體字表》，送交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委員會通過其中的1230字並準備推行。

1935年8月21日，中華民國教育部發佈第11400號部令，正式公佈《第一批簡體字表》，同時公佈《推行簡體字辦法》9條。《手頭字第一期字彙》所收的300字大部分被1935年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頒佈《第一批簡體字表》所採用。亦即錢玄同所編《簡體字譜》中2400字中的324個，但遭到當時的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強烈反對。

1936年2月5日，由於當時的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強烈反對，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訓令“簡體字應暫緩推行”，《第一批簡體字表》被收回。1936年10月容庚在燕京大學開設簡體字課加以試驗。

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體研究會發表的《簡體字表》第一表，業已收錄簡化漢字1700個，只是抗日戰爭爆發，漢字簡化工作才被迫停止。

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漢字簡化運動在共產黨的統治範圍內推廣，但人們更熱衷於新文字的創造。到新中國成立前，已經有許多新文字方案在社會上流傳。其中以語言學家黎錦熙和趙元任創立的《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簡稱“國羅”）和瞿秋白與蘇聯漢學家合作制訂的拉丁化新文字（簡稱“北拉”）影響最大。在吳玉章的倡導下，“北拉”在延安甚至一度取得了和漢字相當的地位。許多目不識丁的農民通過這套拼音文字脱了盲，不但能讀拼音報，還能寫簡單的信件。這更堅定了語言學家們對新文字的信心。不過，連年戰亂，新文字的實驗和推廣始終沒有在全國鋪開。

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7張)

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的羣眾曾經創造了許多字，如團、隊、護、憂、極、溝、歷、藝、鑰、鄉、憲、習、滅、噸、叢等。

1949年5月，一直致力於改革漢字的語言學家黎錦熙聯同多所高校的語言文字專家，向延安五老之一的吳玉章建議成立一個文字改革研究會，恢復屢被戰亂打斷的文字改革工作。

1949年10月10日，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成立，漢字的整理和簡化也成為協會研究的目標之一。但協會成立後，人們對於新文字的熱情遠遠高於漢字簡化。（主要指的是創立一種拼音化新文字以取代漢字），協會成立不到半年，就收到全國各地近百種新文字方案。同時，全國各地新文字研究組織也紛紛成立。據統計，僅1950年一年全國就有60個縣進行了新文字的推廣活動，14000多人蔘加學習，6所大學和3所中學把新文字列為正式課程。但當時對於這個問題中央還沒來得及考慮。劉少奇回信給吳玉章説：可以組織這一團體，但不能限於新文字，漢字簡體字也應研究整理一下，以便大眾應用。

1950年7月，吳玉章在全國文字改革協會幹部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文字改革應首先辦“簡體字”，不能脱離實際，割斷歷史。直到此時，簡體字的研究和選定工作才真正開始。

1952年2月5日，在中央教育部的籌劃下，由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改組合並其他機構組成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收集民間主張漢字簡化學者們的建議。

1952年，蔣介石在國民黨宣傳彙報會上再次提出簡化漢字。他説：“我們的漢字筆畫太多，士兵教育困難，學生學習難度也太大。1935年，我們在政治委員會上通過了一個漢字簡化方案，因戴天仇（戴季陶）的激烈反對而未施行，很遺憾。沒有想到，只過十幾年，他就不在了，我覺得漢字還是應做適度的簡化。”

很快，台灣成立“簡體字研究委員會”。時任“考試院副院長”的羅家倫盛讚“總裁此舉極其英明”，並公開説“中國文字必須保存，但要保存中國文字，則必須簡化它，使民眾便於學習和運用”。廖維藩、胡秋原等106名台灣地區民意代表對羅家倫的言論極為不滿，提交議案：“為制止毀滅中國文字，破壞中國文化，危及國家命脈，特提議設立文字制定程序法……”學者潘重規更激烈地表示，“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血脈，是千萬世人的公共遺產，不容一世代一部分人專橫獨斷。”隨即引發了一場漢字繁簡之爭。其間，《聯合報》做過一次民意測驗，參與者中，贊成漢字簡化者7315人，反對者4807人。

在這場爭論膠着不下時，因大陸率先推行漢字簡化，使這一問題政治化。如學者林安梧所説，“因政治鬥爭的對方推行簡體，我們就倡導繁體，依哲學角度而言，我們是作為對立面的另一邊，居於‘客’位，淪為強勢‘主方’的奴隸，結果被逼得硬是要唱反調。”蔣介石不再倡言漢字簡化，誰再談論這個問題，就很可能會被扣上“溝通匪幫”或“隔海唱和”的“紅帽子”。

1952年3月25日，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漢字整理組成立，開始着手擬定《常用漢字簡化表草案》。專家們採用普遍通行的簡體字為主，輔以草書楷化的方法，選定了在羣眾中比較流行的700個簡體字，擬出第一稿。但毛澤東看過後卻很不滿意，他認為這700個簡體字還不夠簡，作簡體字要多利用草體，找出簡化規律，作出基本形體，有規律地進行簡化。 ^[7] 

1953年底漢字整理組選定了338個流傳最廣，筆畫也比較簡單的簡體字，擬出了《常用漢字簡化表草案》第二稿。

1953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設立了中央文字問題委員會。

1954年2月收錄了1634個簡體字的第三稿擬出了。

1954年10月8日，由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改組，經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批准設立國務院直屬機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4年11月30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第一次常務委員會議決定對《常用漢字簡化表草案》第五次稿再作必要的修改。漢字整理組在第五次稿的基礎上編成《漢字簡化方案草案》（798個簡體字、擬廢除的400個異體字、251個手寫體漢字簡化偏旁）。

1954年12月，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改組為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簡稱文改會，直屬於國務院。

1954年底提出《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並於1955年2月公佈於人民日報上，7月，國務院成立漢字簡化方案審定委員會，由董必武為主委，郭沫若及老舍都是該會成員。同年10月，草案在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得到大多數委員的認可。

1955年1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教育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出聯合通知，印發《漢字簡化方案草案》30萬份，徵求意見。自《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發表至同年7月的半年多時間裏，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共收到各界羣眾的來信和意見書5167件，全國參加討論的人數達20萬，其中贊成《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的人數佔97%（《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

1955年10月，《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經全國文字改革會議討論通過，會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根據討論的結果作了修改，修改後的草案經國務院漢字簡化方案申請委員會審定。

1955年12月2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聯合公佈《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

1956年1月1日全國報刊實行橫排，使用簡化字。1956年1月28日通過簡化字515字(一説是517字)及簡化偏旁54個。分四批推行。

1956年1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全體會議第23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公佈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

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國務院的《關於公佈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和《漢字簡化方案》。

1956年2月1日，第一批230個簡體字和30個類推偏旁正式公佈。在民間已經應用了千百年的俗體字終於有了合法身份。

1964年5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出版《簡化字總表》，第一表是352個不作偏旁使用的簡化字，第二表是132個可作簡化偏旁的簡化字，第三表是由第二表類推的1754字，共2236字，這就是今天通行大陸的簡體字。

1965年出版《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字形，表中用字如“奧、温、爭、盜、遙、黃、呂”等很多時候會被看作簡化字。

1975年5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擬出《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並報請國務院審閲。

1977年12月20日，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一年後，隨即公佈《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稱為“二簡字”，廣泛徵求社會意見。次日，《人民日報》開始試用“二簡字”。

1978年7月，中宣部發出通知，在報紙、刊物、圖書等方面停止使用“二簡字”。

1981年，為適應計算機處理漢字信息的需要，中國發布了《信息交換用漢字編碼字符集》GB2312-80。

GB2312將代碼表分為94個區，對應第一字節；每個區94個位，對應第二字節，兩個字節的值分別為區號值和位號值加32（2OH），因此也稱為區位碼。01-09區為符號、數字區，16-87區為漢字區，10-15區、88-94區是有待進一步標準化的空白區。GB2312將收錄的漢字分成兩級：第一級是常用漢字計 3755個，置於16-55區，按漢語拼音字母/筆形順序排列；第二級漢字是次常用漢字計3008個，置於56-87區，按部首/筆畫順序排列。故而 GB2312最多能表示6763個漢字。

1986年由國務院廢止二簡方案。同年，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改組成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並重新發表《簡化字總表》，而且和文化部、教育部同時發表《關於簡化字的聯合通知》，一致表示：漢字的形體在一個時期內應當保持穩定，以利應用。

1986年6月24日，國務院發出《國務院批轉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關於廢止《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和糾正社會用字混亂現象的請示〉的通知》，宣佈廢止“二簡字”。

1986年10月10日重新發表《簡化字總表》，刊載在10月15日的《人民日報》，共收2274個簡化字及14個簡化偏旁，疊、覆、像、囉不再簡化為迭、復、象、羅。

1986年發表《現代漢語通用字表》，內收通用字7000個（含《現代漢語常用字表》中的3500字）。這個表亦代替了1965年出版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收6196字），規範了中國大陸的印刷字形標準，另外亦恢復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被淘汰了的15個異體字為規範字。

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

2000年10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發佈並定於2001年1月1日生效。中國將以法律形式確定普通話和規範漢字作為國家的通用的語言文字地位，同時對方言、繁體字和異體字作為文化遺產加以保護，並允許在一定領域和特定地區內長期存在。

2009年8月12日，教育部《通用規範漢字表（徵求意見稿）》面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新發布的《通用規範漢字表》收錄常用字6500個，比原來的通用字表減少了500個。

2013年6月5日國務院公佈《通用規範漢字表》，含附表《規範字與繁體字、異體字對照表》，社會一般應用領域的漢字使用以《通用規範漢字表》為準。

聯合國的漢字標準與大陸的規範漢字保持一致，自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之後，聯合國不再同時發行簡繁兩種漢字文本，只保留簡體文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外交關係的國家，也使用大陸的普通話與規範漢字作為學習中文的語言文字規範。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地位，世界衞生組織、世界氣象組織等其他國際組織也採用了大陸的規範漢字為標準。隨着世界其他地區來自中國大陸移民的不斷增加，正式文書上以簡代繁，讓艱難的繁體字留下欣賞形式，加上華人後代中文的易學考慮，簡體漢字成為海外華人所主要使用的漢字已是趨勢。 ^[8] 

1972年成立“馬來西亞簡化漢字委員會”。

1981年出版《簡化漢字總表》，與中國的《簡化字總表》完全一致。

1969年公佈《第一批簡體字》502個，除了67個字外，均與中國公佈的簡化字相同。

1974年，又公佈《簡體字總表》，收簡體字2248個，包括了中國公佈的所有簡化字，以及10箇中國尚未簡化的，如“要”。

1976年5月，頒佈《簡體字總表》修訂本，刪除這10個簡化字和異體簡體字，從而與中國的《簡化字總表》完全一致。

日本使用漢字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在民間也長期流行一些簡體字。

1946年，日本內閣公佈《當用漢字》表，限制了漢字的使用數量和範圍，此表收字1850個，其中有131個是簡體字，與中國簡體字相同的有53個，差不多相同的有9個。

1981年，內閣公告了僅僅作為目標而非強制的《常用漢字》，廢止了《當用漢字》限制漢字數量的政策。

在國內民族主義的思潮下，朝鮮于1948年廢除漢字的同時，用朝鮮語固有詞替換漢字詞的運動逐步開始，直到現在，朝鮮還是專用諺文書寫，廢除漢字。韓國於1946年左右獲得獨立後，在擺脱日本殖民影響的民族思潮的影響下，為了擺脱中國文化影響的烙印，廢除漢字的使用，規定韓國大街小巷都使用諺文來標記，官方的文字也是隻能使用諺文來記事，小學、初中課程不得學習漢字，漢字在高中課程才列為與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等外國語的選修課程。但韓國因為文字中“漢字詞”的存在，漢字的繁體字在韓國還留有少量的使用度，在一些官方正式場合也會以漢字繁體字來標識部分內容。韓國人的人名也大部分都有對應的漢字，多為繁體字。

由於大陸居於國際交往強勢地位，半個世紀以來，外國人學習中文大多都使用規範漢字。1990年後，中國教育機構推出一系列面向外國非中文使用者的中國漢語水平考試（HSK），以規範漢字為標準。

示例：網、從、眾、災、氣、黃、吳、離、殺、弒、呂、宮 ^[9-12] 

示例：如：陰、陽、個、來、夾、雙 、詠、邊、壽、舊、晝、盡、亙、恆、雕、隨、麗、醫、聲、親、區、卧、喬、遠、園、華、畫、糧、憐、憑、淚、襪、寬、龜、點、麼、啓、腳、類、聯、汚-污、対-對、圧-壓、歯-齒、庁-廳、縂-總、顕-顯、雑-雜、骵-躰-體（宋元以來俗字譜等） ^[10-11] 

示例：嚴、獸、縣、鉄-鐵、鉆-鑽、鈡-鍾、銹-鏽、絵-繪、継-繼、垻-壩、覌-觀、覚-覺、頋-顧、帰-歸、偹-俻-備 ^[11] 

示例：峯-峯、峝-峒、峩-峨、娿-婀、鞌-鞍、羣-羣、蹵-蹴、槩-概、鵝-䳘-鵞-䳗 ^[11] 

示例：温、媪、藴、奧、粵、搖、遙、兗、滾、沒、歿、朵、剁、涼、毀、別 ^[12] 

訁、飠、丬、釒、農、長、韋、龍、為、湯、倉、咼、僉、專、門、馬、魚、車、東、纏、堯 ^{[12]  [10]} 

示例：龝-穐-秌-秋、龢-咊-和、龞-鱉、靁-雷、抬-抬、謼-呼、遯-遁、吃-吃、灋-法、巖-巖、爇-若、麤-粗、灶 ^{[12]  [9-11]} 

示例：憂、優、擾、猶、構、溝、購、鈎、織、熾、幟、識、鍾、種、腫、嶺、鄰、捂、犧、洶、蘋、滬 ^[12] 

示例：潔（結）、噸（盹）、燉（盹） 、咽（胭）、煙（胭）、塊（快）、瘧（虐）、釀（娘） ^[12] 

如：驚、響、護、礬、黴、鹼、嫋、叢、畢、氈、氂-犛 ^[12] 

示例：選、藥 ^[12] 

示例：擔、膽、捶、錘、醖、運、遲、遷、達、遞、態、懼、樁、藝、搗、疿-痱 ^[12] 

戰、糧、痴 ^[12] 

示例：願、辭、塵、釁、撐、唇、選、犛、濕 ^[12] 

肅、蕭、淵、積、躍、繭、慶、瓊、襯、筍、隊、窮、棗、燦、曬 ^[12] 

掃、婦、懇、墾、縱、盤、奮、奪、霧、滅、鑿、習、蟲、澀、鄉、畝、殼、雖、務、隸、謄、競、飛、鞏、釐 ^[12] 

反犬旁（犭）本來只是單單指犬科動物，但古人把一些靈長類動物，如：猩、狒，也使用了反犬旁，所以在簡化時，陸生動物統一用反犬旁，如：豿-狗、貍-狸、貓、豬，還有部分如：豺、豹、貂（以豸為部首）等，由於並不常用，在第一次漢字簡化時並未作處理，《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把他們類推為反犬旁，但由於二簡字的第二表並沒有直接實行，加上後來二簡字廢除，所以至今還是沿用原來的偏旁。

胡、須、松、梁、諮、刮、採、困、虧、雲、電、塗、豆、果、聽、號、與、秋、和、無、千、出、鬥、豐、萬 ^{[12]  [10]} 

繖-傘、繈-襁、燄-焰、湏-須、彊-強、菴-庵、嚐-嘗、粧-妝 ^[12] 

幾（茶几；幾個）、鬱（濃郁；憂鬱）、籲（呼籲；氣喘吁吁）、才（才能；剛才）、豐（丰韻；豐盛）、漓（淋漓；灕江）、夥（伙食；夥計）、歷（歷史；曆法）、兇（凶兆；兇手）、後（皇后；後來） ^[12] 

著-着、沈-沉、分-份 ^[12] 

1、從歷史地位來看：簡體字並不是憑空捏造，大部分的簡體字歷史都在千年以上，有些甚至比繁體字歷史更為悠久，古往今來不管是創造、使用與改進漢字的都是最普通的民眾。由此可見，簡體字的地位是由人民賦予的，而不是長着四隻眼睛的神話人物倉頡。 ^[13] 

2、從實用方便來看：簡體字添加了大量的形聲字與會意字，使人更方便書寫與記憶，能在更小的字體下清晰的顯示，人的眼睛也看起來更舒適，而密密麻麻的繁體字無論如何也做不成一本辭海的縮印本。即使是港台人民，生活中離開了電腦，也有很多繁體字不會寫， ^[14]  在手寫時，也會大量的使用簡體字。蔡英文在2008年寫給當時在押的陳明文一封公開信，其中簡體字的身影處處可見。 ^[15] 

3、從普及效率來看：解放後通過推廣簡體字與掃盲班，成功的使得今天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識字率。今天大陸的識字率比香港還高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來自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世界概況）。正因為人人都成為了知識分子，所以在解放後的幾十年裏，再也不會出現民國時期擅長風花雪月卻無視民間疾苦的所謂“大師”。 ^[16] 

4、從文化經濟來看：簡繁使用者之間互相交流並沒有什麼障礙，大陸小部分人使用繁體字的原因主要有三點：

其一，確實對古代文化比較熱衷，研究的比較深，而研究古代文化的時候不可避免的會接觸到繁體字，看繁體字更加的順眼；

其二，在都是簡體字的網站打出繁體字會顯得與眾不同，就跟早些年QQ上流行的火星文一樣；

其三，書法藝術性，由於部分繁體字在書法上比簡體字更加飽滿、留白較少，所以受很多書法愛好者喜愛。另外練習書法很多需要描摹古帖，而古帖大部分都用繁體字。

其四，可能是因為部分人對先進富裕地區的尊敬，因為港台暫時比大陸更為富裕（香港的富裕是因為它早年作為中國大陸對外貿易的一個特殊的窗口，且社會經濟制度更適合當地；而台灣的富裕是因為幾十年如一日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成就了港台的“亞洲四小龍”地位。）

5、從科學合理來看：節省時間，更方便人的記憶。簡體字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繁體字偏旁類推簡化的影響，用簡化後的“藝”和“歷”來作為聲旁，作為一個字的聲旁當然是越簡單越好！此外，一個同音的字用各種不同的聲旁也是漢字的一大特色，比如“乙、億、憶、屹、囈、意、臆、咦、姨、椅、倚、伊、依、怡、儀……”和“力、瀝、哩、理、利、梨、莉、俐、粒、儷、例……”，這些幾乎都可以用一個表意的偏旁，再加上一個表音的“乙”和“力”來作為聲旁，不但節省時間，更方便人的記憶。

6、從時代背景來看：簡體字的成功推廣，在數字時代徹底的挽救了漢字。反對簡體字的人忘了一個最為重要的前提，以當時的科技並沒有解決漢字輸入的問題，以至於清朝與民國以來的一些知識分子們一度認為，只有廢除漢字才是中國文字改革的唯一出路的謬論，這種思想當時留洋歸來的新興知識分子中相當普遍。而簡體字通過讓大量人民脱盲，以及推廣漢語拼音，不但挽救了漢字，更對於中國的科技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對簡體字最大的詬病之處莫過於合併字，比如：人才與剛才、茶几與幾個，鬱葱與憂鬱，原本是兩個字，簡體字把它們合併為一個讀音相同、筆畫較少的那個字，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喜好繁體書法的人士常常用錯字以至於出洋相。比如原央視主持人畢福劍，為了展示他的繁體書法功底，把送給潘曉婷的“九球天后”寫成了“玖球天後”，“玖”是“九”的中文數字大寫，一般只用於票據上，防止別人篡改；而“後”只用於表示時間與方向，“後”才是用於表示皇后、天后、后土。但是這些問題並不只存在於簡體字，而是整個漢字書寫系統的問題，比如：盛飯與盛開；棉被與被動；住所與所以。

2、簡體字部分由行、草演化而來，楷書書寫後美觀程度受到影響。

3、字形複雜對印刷的影響雖然存在，但我國已經基本克服了這一問題。辭海縮印本中“編纂”的纂，“饕餮”等字複雜程度不遜於大多數繁體字，但都實現了比較完美的印刷。

4、簡化字同樣不能解決漢字計算機錄入問題。但通過幾代人的努力我們從其他方向上將其解決了，以此作為繁體字的缺點是沒有依據的。

5、建國前文盲率高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受教育機會少，不是學不會而是沒有機會學。建國後識字率的提升更多是因為新中國鼓勵教育，給了人民羣眾教育的機會。簡繁之間的差別更多是在書寫便利上，在學習難易程度中差別不大。現代年輕人對繁體字沒有系統學習過，但大多數都能夠認識，部分書寫也沒有問題。繁體字究竟能分散個人多大的學習精力無法衡量，至少其影響遠遜於對英語等其他語言的學習。而老一輩科學家在年少時接受中國傳統教育，稍大後才接觸西方教育，其在中西合璧，兼容幷蓄後往往在學術和人格上取得了更好的成就。有能力走學術路線的人不會因簡繁而受影響。

6、簡化字可以説是清末民初對中國傳統文化矯枉過正的一種延續。那個時代的文人飽受國家積貧積弱的痛苦，在接受西方、反思自己的時候往往矯枉過正。將儒學批的一無是處，將中醫看做巫術，將傳統武術看做裝神弄鬼，將傳統建築推倒重建，將文物古蹟毀壞、甚至想漢語拉丁化。這在當時的環境中是時髦的、是“先進”的、是“科學”的、是順從民意的。但隨着新中國的建立，隨着中國的不斷富強，民族的自信與文化在不斷恢復。第一批簡化字在1960年代全票通過，而第二批簡化字卻在施行後不被大家認可而草草收場，這就是民族自信與文化的復興。如果説對繁體字的推崇是港澳台經濟繁榮而帶來的自卑心理，實行簡化字何嘗不是面對西方文化時候的自卑呢？而台灣年輕人對是西方的推崇不也是對自身自卑的體現嗎？越是自信的文明越會肯定自己，越不會妄自菲薄。

7、簡化字對文化會產生一定的割裂。當然我們確實拋棄了一部分文化而使這種割裂感不太明顯，但這種割裂確實客觀存在的。尤其是第二批簡化字在這點尤為明顯，大量漢字的合併使一個漢字所表達的意義大量增加，在閲讀時由於時代原因產生的閲讀障礙同時大量增加。這種簡化在30-50年內不會出現大的影響，但百年後會產生極大的文化割裂。

8、在日常工作以打印為主的今天，手寫漢字更多是體現在書法上。繁體字種種不便已經不會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制約。我們現代人是不是能犧牲一下自己的習慣、克服一下自己的懶惰來將我們的漢字與2000年來的漢字延續在一起。很多人説操作上覆雜，影響大等等。其實在推行一簡、二簡的時候這些問題都遇到過。簡體字在當時有着簡化書寫避免漢字拉丁化的重要意義，但是不是可以讓它在完成其歷史使命後退出歷史舞台呢？有些東西如果不抓緊就真的失去了，真的會很可惜的。

除了支持簡體字與繁體字外，還有一種為改良主義，主要觀點為簡體字與繁體字各讓一步，改進部分不合理的合併字，使簡繁一一對應，以及再次簡化筆畫繁多的字。

1、恢復筆畫不多的合併字，筆畫多的可以從新再造，比如：“才”與“材”恢復本字合併為“才”，用於表示“有用”，新造一個“⿰日才”用於表示“剛才”。

2、恢復少數在楷書中欠缺美觀的行草書楷化字，這些字在行書或草書中寫起來非常流暢與美觀，但在楷書中卻有所欠缺，比如：訁、車。又或者可以在印刷時恢復部分草書楷化字，手寫時則不受限制。

3、再次簡化一些筆畫繁多的字，比如：嚷-壤-攘-穰-瓤，這些在二簡字中已經得到簡化，和“讓”組成了一系列擁有系統性的文字，二簡字並不是毫無可取之處，很多同樣來源於古字以及形聲和會意造字法，比如私-厶、集-亼、疆-畺、算-祘，灌-浂、酒-氿、籍-笈……

保留象形字、形聲字與會意字，並且儘量的增加這些字的數量，除此之外另造一套表音的符號，用來取代那些筆畫又多、字形也毫無意義的音譯字，對於外來的國名、地名、人名，可以統一用這套符號來翻譯，這樣就不會造成漢字中存在大量毫無意義的音譯字。除此之外，應該去除多音字和多義字，規範漢字的語法，同義字只需要保留一個即可。

漢字的表意功能大部分來源於偏旁賦予它的屬性區分功能，可以利用漢字偏旁表意的特性，把漢字大部分更改為形聲字，這樣既能保留漢字的表意功能，又能擁有拼音文字表音的優點。比如著名的《施氏食獅史》，可以利用漢字的偏旁，外加一個筆畫最為簡單的表音部件比如“十”或“士”來作為聲旁，這樣完全不會影響漢字的閲讀能力，而且同音字很少會在一句話中多次出現。

1、漢字的優美，它已成為一種藝術——書法藝術。漢字的書法藝術是任何其它文字所無法相比的。 下列的古代書法作品已經成為無價之寶。著名的有蘭亭序、神策軍紀聖功德碑、玄秘塔碑、祭侄稿等無數作品。

2、漢字的造詞能力或者説漢語單個字的關聯能力非常強，比如牛的英文是cattle，牛奶的英文是milk，牛肉的英文是beef。

3、漢字的表意能力比較強，主要由漢字中的象形文字和會意字組成。

4、用漢字寫出來的詩詞、歌曲、順口溜、歇後語等一般都非常注重押韻，也就是人們常説的“韻味”，而押韻的字更容易讓人記住，可以説是朗朗上口。

5、漢字的書法擁有一定觀賞藝術，是中國漢字特有的一種傳統藝術和文化。

6、漢字的識別度較高，比如使用拉丁文字的國家，在其它不使用拉丁文字的國家與人民眼裏，並沒有什麼不同，無非就是字母和聲調的組合問題，而使用漢字的中國人，則很容易被辨認出來。

7、漢字是象形文字，其顯著的特點是字形和字義的聯繫非常密切，具有明顯的直觀性和表意性。漢字的表意性使漢字成為世界上單位字符信息量最大的文字，因此容易辨識， 利於聯想，這也為加快閲讀速度帶來極大的便利，漢字有着區別於世界其他各種語言的根本特點，這就是漢語語法自身的特殊性即意合。無論是詞組合成句子，還是單句組合成複句，首先考慮的因素往往是語意的配合，而不是語法形式的使用，只要幾個負載着重要信息的關鍵詞語在意義上大致搭配得攏，就能言簡意賅地達到交際目的，這幾個詞就可以組合在一起，這就是所謂的“意合”。漢語語法的這一特點，使它結構獨特，靈活多變，頗多隱含，着重意念，其意合性、靈活性和簡約性是其它語言所不能比擬的。漢語語法的上述特點，有利於我們在閲讀中運用意會的方式來進行感知和理解，這對於加快閲讀速度就有極大的便利。

1、漢字複雜的筆畫，這點在繁體字中體現了一個淋漓盡致，比如“龜”和“鬱”的繁體字，即使是今天的港台人也未必能夠正確的寫出。還有一些漢字的萬能部件比如“隹”、“頁”、“殳”等，既不表音也不表意，並且筆畫極多，比如“隹”：

2、一字多音、一字多形，特別是文言文導致的一字多意與方言導致的一意多稱，這些問題都極大的增加了漢字的學習難度，導致了漢語對外傳播，比起使用拉丁字母的國家不足。

3、多音字和異體字太多，該分化的不分化，該合併的不合並。

該分化的多義字如：盛飯與盛開、棉被與被動、住所與所以……

該合併的同義字如：座-坐、材-才、鈎-勾、鉅-巨、餾-留、燜-悶、我-吾……

漢字發展到今天，很多字已經並不再表音或者表音不準確，其中有少部分固然是古今語音變遷的因素，但更多的原因則是古代並沒有像今天這樣一套完善的拼音，不能準確的記錄一個字標準的讀音，古人為漢字注音用的是反切，有些聲母不同而韻母相同的字就成了所謂的形聲字，比如“就”這個字的讀音，很有可能就是由“京”與“尤”反切而來。部分形聲字甚至用會意字的偏旁來作為聲旁，比如“辯”，從字形來看，很明顯是一個會意字，但是卻用它的字形“辡”來作為聲旁，造出了“辮、辨……”等字，還有“班、斑……”和“栽、哉、烖、載……”等，也都是一個道理。

民國時期居高不下的文盲率：一個國家如果文盲人口多，時間久了必然會人心思變，這就是在民國時期和解放初期漢字拉丁化很有市場的原因，漢字不能用於輸入電子設備，對當時的科學發展毫無用處，直到能輸入為止，在這之前以至於當時的大部分文人都認為恐怕漢字拉丁化才是漢字發展的唯一道路，而且簡化漢字通過迅速的推廣和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徹底的挽救了漢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