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樸齋

範樸齋1895年生於四川成都，幼年便奉祖父範蕊生之命隨蜀中名儒吳虞先生讀書。範樸齋在《吳又陵(吳虞)先生事略》裏説：“餘在鬏齡之年，先大父蕊生公命束脩奉摯從吳先生又陵學為詩古文辭。”範、吳兩家是世交，範蕊生常給吳虞的家人醫病，與吳交往頗繁，範蕊生著有《圓明語》一書，吳虞為之作序。範樸齋精於文墨，曾長期擔任民盟主席張瀾先生的秘書和文件起草人，民盟的許多重要文電均出自他手，故有“民盟一支筆”之稱。範樸齋是“中間路線”的積極擁躉者，曾任國民政府高級官員，後棄官加入民盟。範對張瀾十分敬重，工作上也甚得張瀾倚重。

範樸齋與張瀾交往多相處久，對張的品格節操極為了解。張瀾曾任四川省長、成都大學校校長等職，德高望重，一生清廉，素有“川北聖人”的美譽。範樸齋1947年在上海《人物雜誌》第一發表了《我所認識的張瀾先生》一文，盛讚張瀾的高尚品德：“他能感召人，不但因為他有高遠的見解和堅定的主張。我見到他那種剛正之氣，無畏精神，隨時在言語行動間流露出來的時候，實在使人要折服。他常這樣説：‘政治的原則不可以將就，這點含糊不得’。他的所謂政治原則，是尚同而不執偏。主張‘協商’，以協商解決問題。“張先生的高明處就在於‘直’，倒是他這種過於直率的作用，維繫同盟的向心，真的領導了同盟，而領導得恰到好處。”

範樸齋有記日記的習慣，他留下的1944年12月1日至1949年7月7日的日記詳細記錄了他在重慶、成都等地的經歷以及眾多民主人士在此期間的活動情況，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如1947年10月國民黨政府解散民盟前後，在解散已是不可避免的情況下，民盟當時的領導人主張可以接受政府下令解散，而不自行解散。範樸齋日記如實記錄了當時的情況，為後人留下了—份詳實可信的歷史資料：“漱溟（梁漱溟）有信略稱：‘現形勢環境説，我們無可為，按內部（指盟內分歧）説亦不能有所為。但我們不能自行解散，我們暫時休息，毋寧説是求之不得的事。將來有需要我們時，我們再度出來，仍將是整個的。’表老(張瀾字表方)亦以此説為然。

重慶大營救

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結束後，國共雙方軍事力量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國民黨敗局已定，蔣介石被迫於1949年元旦宣佈下野。鑑於西南地區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蔣介石特地派心腹張羣到重慶主持西南軍政在計。張瀾與張羣同為四川鄉黨，素有往來，他與民盟其他領導人協商後決定利用這個有利時機，設法營救一批被捕在獄筆民盟盟員。

負責這次營救行動的是民盟中央委員範樸齋，據曾參與這次活動的馮克熙回憶：“主其事者，是張表老；具體奔走者，是範樸齋先生；積極襄贊者，是鮮特生(鮮英)、梁漱溟、潘大逵、胡克林先生。”

為什麼民盟委派範樸齋主其事呢?原來1930年代中期茫補齋由甘肅省政府秘書長調任平涼專員時，在平涼與西北“剿匪”副司令張學良將軍相識。二人對國是見解投契，一見如故。“西安事變”發生後，範因奔走呼號營救張學良將軍而被免官入獄，獲釋後被時任國防最高委員會重慶行營主任的張羣任命為高級參議，後來張羣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範又被其任為省府編譯室主任。正是因為這段淵源，所以張瀾才派範樸齋負責與張羣打交道，主持此次營救行動。

範樸齋與其漱溟等人商量，決定趁此機會，盡力爭取將聽有被捕的同志全部營救出獄。不僅被捕的民盟盟員，連同共產黨入和其他民主人士，只要是知道名字的一律要求釋放。事情進行得非常順利，範樸齋1949年3月21日的日記這樣寫道：“午後六時嶽軍(張羣字嶽軍)約談……聽談均浮泛，已窺之有頹然之意。對釋放同仁事，予未有表示，倒是他先説，已決定要放。他要我開個名單給他，我只答應開前年(1947土)六一成渝被捕者的名單，且以私人開給他，這是尊重獄中同人之意也。”

3月28日，範樸齋開列的營救名單被送到了重慶綏靖公署第二處處長徐遠舉手上。徐遠舉就是紅色經典小説《紅巖》中保密局西南地慶綏署二處處長，瘋狂鎮壓學生運動；策劃破壞中共重慶地下市委機關報《挺進報》。在徐遠舉的主持下，前後被捕的中共地下黨員達130多人，其中絕大多數被殺害，徐由此得到了一枚四等雲麾勳章，並被任命為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川、康、滇、黔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開和秘密單位以及各地警察局、稽查處、公路和運輸部門的警務處、組，兵工廠的警稽組等40多個機構也由他統管。張羣早就認識徐遠舉，對他特別賞識，所以徐遠舉更是紅得發紫，故當時國民黨軍政界都稱徐是”半壁江山，西南紅人”。

徐遠舉看過這份名單後，連連搖頭：這裏面有許多入明明是共產黨，怎麼成了民盟的呢?”為趕在國共北平和談前救出被捕的同志，第二天，範樸齋、梁漱溟再次面見張羣和徐遠舉，範樸齋故意當着張羣的面衝徐遠舉大發其火：“關押了多少人你們清楚，卻出難題要我們開列名單，現在開了名單又節外生枝，名單是我們開的，我們負責，放人不放人，權在你們！”梁漱溟也義正辭嚴地説：“要和談就該表現誠意，釋放政治犯是和談的前提，只要是政治犯均應一律釋放。”圓滑的張羣看此情勢，連連答應“再斟酌，再斟酌”。經過範樸齋等人的努力，李康、唐弘仁等二十八位民盟盟員和共產黨員終於在4月1日前全部獲釋。

《書屋》雜誌2003年第11期刊刊登一篇署名孫曙的文章《是“見到的”還是編造的——評楊益言<我見到的“中美合作所”>》，對於民盟的這次營救經過和獲釋人員的情況記述頗詳：“實際情況是怎樣呢?1949年初，因蔣介石下野’，李宗仁就任代總統，4月國、共在北平進行和談，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由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二處關押的一部分政治犯獲得了釋放。其中，許多是通過中共地下組織的活動，由民盟出面，以民盟盟員名義(有的政治犯既是共產黨員又是民盟盟員)保釋出獄的。先是由民盟中央主席張瀾向被派到四川主持西南軍政的張羣提出釋放民盟盟員的要求，張羣同意後，3月21日，由民盟中央委員範樸齋等向張羣提出了釋放1947年‘六一’大逮捕被捕的成、渝等地民盟盟員三十七人名單。3月底(趕在4月1日國、共和談在北平開始之前)，分批釋放了21人，他們是：田一平、李康、舒軍、唐弘仁、龍聖夫、張真民、顏士奇、張明泛、仲秋元、周世楷、屈楚、羅克汀、王穎冰、孫文石、劉慕宇、張大昌、餘陽明、唐珍潤、藍國農、何舒傑、熊鴻嘉。除去這21人之外，在國、共和談前後，還通過中共地下組織的大力營救，以多種方式，讓牛筱吾、皮曉雲、李玉鈿、管植成、胡春浦、張坤碧等政治犯陸續獲得了釋放。”

晚年歲月

新中國成立後，範樸齋在1949年10月28日政務院第3次會議上被任命為政務院參事，政務院更名國務院後改任國務院參事。參事室制度是毛澤東同志在建國之前提出來的，1949年4月7日上海解放前夕，毛澤東明確電示中共中央華東局：“在上海解放後，應成立類似參議室的諮詢機構，以吸納上層黨外民主人士，共同建設新中國。”1949年政務院任命的第一批32名政務院參事，大都是民主黨派、無黨派高層人士以及留在大陸的原國民黨上層軍政官員，參事室制度為他們參政議政開闢了一條特殊通道。

1956年，根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範樸齋等18位國務院參事聯名向周恩來總理彙報工作，直言中共的統戰工作有偏差：“我們的意見是：切實檢查統戰工作的作風，糾正偏差；同非黨人士接觸應方式多樣，深入實際，個別訪問談心容易聽到盡情盡意的真話，而不是在台面上的‘官腔’；多在行動及事實上予人以鼓舞以開新風；真正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多聽意見，有錯認錯。”報告希望及時解決這些問題，以消除有關人士的疑慮。這便是當時著名的“十八參事上書”。

根據國務院參事們的意見，黨中央和國務院在全國範圍內全面檢查黨的內外關係，國務院也開始着手提高參事的政治、生活待遇。國務院全體會議開會時允許參事室派三位代表列席會議，允許國務院參事列席政協全國委員會全體會議，允許國務院參事輪流參加政府舉辦的一些大型招待宴會等等。當年國慶節，全體參事還應邀登上了天安門，與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了國慶觀禮。

此後，範樸齋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後降級擔任四川省政府參事。“文革”爆發後，範先是被關押，直到因嚴重胃潰瘍大出血，才緊急通知家屬“保外就醫”，但為時已晚，回家第三天便溘然長逝，終年75歲。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