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太史集

範太史集

五十五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宋範祖禹撰。祖禹有《唐鑑》，已著錄。其文集世有兩本。一本僅十八卷，乃明程敏政從秘閣借閲，因為摘錄刊行，非其完本。此本五十五卷，與《宋史·藝文志》卷目相符，蓋猶當時舊帙也。祖禹平生論諫，不下數十萬言。其在邇英，守經據正，號講官第一。史稱其開陳治道，區別邪正，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藴。故本傳載所上疏至十五六篇，而集中章奏尤多。類皆湛深經術，練達事務，深有裨於獻納。惟其中論合祭天地一事，祖禹謂分祭之禮，自漢以來不能舉行。又謂一年再郊，此必不能，且夏至之曰，尤未易行。同時蘇軾等據《周禮》以分祭為是，而祖禹與顧臨堅持之。後卒從祖禹之議。蓋其君習於宴安，而議者遂為遷就之論，誠不免於賢者之過。然其大端伉直，持論切當，要自無愧於醇儒，固不以一瑕掩也。當時以賈誼、陸贄比之，良亦庶幾雲。

----出《四庫總目提要》 ^[1] 

《範太史集》是北宋時期範祖禹的文集。

範祖禹，生於仁宗慶曆元年（公元1041年），卒於哲宗紹聖五年（公元1098年），字淳甫，一字夢得，是北宋時期著名的史學家。

據説，範祖禹出生時，他母親夢見“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因此被命名為範祖禹。範祖禹從小是孤兒，他叔祖父是北宋名臣範鎮，把他當作自己的兒子一樣撫育。但範祖禹仍因為自己是孤兒而傷心不已，每當別人參加喜慶宴會時，他都面容悽慘，心情抑鬱。整日裏閉門讀書，從不干預人事。後來到了京城汴梁，所接觸的都是一時名人。叔祖父範鎮對範祖禹十分器重，説：“此兒，天下士也。”

範祖禹在仁宗嘉年間，中進士甲科。司馬光修撰《資治通鑑》，範祖禹負責唐代部分的撰寫工作。在洛陽十五年，一心撰寫《資治通鑑》，不事進取，贏得司馬光的稱讚。司馬光認為他“智識明敏，而性行温良，如不能言；好學能文，而謙晦不伐，如無所有；操守堅正，而圭角不露，如不勝衣，君子人也。”《資治通鑑》修成後，司馬光推薦範祖禹任秘書省正字。當時是王安石執掌朝政，也十分看重範祖禹。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與範祖禹十分友善，曾示意範祖禹去拜謁王安石，但範祖禹竟不為名利所動，沒去拜謁。富弼致仕以後住在洛陽，很少與人接觸，唯獨對範祖禹例外；富弼病重時，召來範祖禹授給他臨終密疏，主要是論述王安石查封誤國和新法的弊端，言辭十分激切。富弼死後，別人都認為這樣的奏書上去肯定會得罪王安石，建議範祖禹不要上奏，但範祖禹還是堅持上奏了。

神宗死去，哲宗繼位，範祖禹擢任右正言。後呂公著執掌朝政，而範祖禹是呂公著的女婿，便避嫌辭職改任祠部員外郎，不久又辭職而任著作郎、修《神宗實錄》檢討，後遷任著作郎兼侍講。

哲宗因夏天暑熱，暫停講書，範祖禹上疏皇帝認為，“陛下今日學與不學，系他日治亂。如好學，叫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竊富貴。”建議哲宗恢復講讀。不久，範祖禹遷任起居郎，又召任中書舍人。呂公著死去，召拜右諫議大夫，首次上疏論皇帝正心修身的必要性。蔡確得罪，範祖禹上書，建議寬厚對待大臣。蔡京在蜀地任職，範祖禹上書批評蔡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當時的執政大臣想在新法、舊法中間依違模稜，範祖禹上書反對。不久，他又兼任國史院修撰、禮部侍郎，上書論述監、司、守、令官職的重要性。

宣仁太后去逝，朝遷上下議論紛紛，當權者膽小畏懼，莫敢發言，範祖禹擔心小人乘機興風作浪，危害朝政，上奏皇帝不要聽信讒言，以誤將來。又建議皇帝“以大公至正為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

哲宗紹聖年間，章執掌朝政，有意恢復王安石、呂惠卿時期頒行的新法，範祖禹上書皇帝，極力證明章不可大用，皇帝沒有聽從，於是範祖禹請求離開京城去地方。皇帝當時準備重用範祖禹，但朝廷內外反對的人為數不少，於是以龍圖閣學士出知陝州。不久，有人上奏論範祖禹在撰修《神宗實錄》時刊落事蹟、變亂美惡，再加上曾經上書諫禁中僱乳媪事，於是連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別駕，安置永州、賀州二地；不久，又遷往賓州、化州二地安置，很快死去，卒年五十八歲。

據記載，範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但遇到大是大非問題，往往堅持原則，據理力爭，從不模稜兩可。在皇宮裏侍從皇帝，“守經據正，獻納尤多。”範祖禹為皇帝講解《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時，拱手而立，再三吟誦，直到皇帝“首肯再三”，才肯罷休。每次為皇帝進講之前，一定要端正衣冠，好似在皇上面前一般，命子弟在一旁侍立，先按講其説，“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被蘇軾譽為皇帝的第一號講官。範祖禹除參預編撰《資治通鑑》外，還獨自撰有《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皇政典》六卷。特別是《唐鑑》十二卷，“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為‘唐鑑公’。”

範祖禹的詩文集被稱為《範太史集》，共五十五卷。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範祖禹的文集，“世有兩本，一本僅十八卷”，是明朝人程敏政從秘閣中借閲時摘鈔而成，不是全本。《四庫全書》收存的五十五卷本，與《宋史·藝文志》、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所記載的卷目基本相符，大概是宋朝時的舊本。在五十五卷的《範太史集》中，卷一至卷三是詩歌；卷四至卷六是表狀、札子；卷七至卷十二是表；卷十三至卷二十六是奏議；卷二十七是進故事；卷二十八至卷三十三為翰林詞章；卷三十四是啓狀；卷三十五是賦、論、策問；卷三十六是記、序、銘、書、傳；卷三十七是青詞、祭告文、誄文、哀詞等；卷三十八至卷五十五為墓誌銘、神道碑、皇族墓誌銘、石記、皇族石記等。

在《範太史集》三卷的詩歌中，大多是應酬的詩作，如《文潞公生日》、《送趙清憲入蜀》、《和蜀公八十歲自詠》等。有一些是為別人撰寫的輓詞，如《王岐公輓詞》三首，《司馬温公輓詞》五首，《太皇太后輓詞》二首，基本上沒有什麼藝術價值。有一些詩是範祖禹的工作、生活實錄，如《夜直聞御溝聲》：“銀河秋瀉月明中，雲捲風吟下碧空，終夕玉堂魂夢冷，蜀江聲繞水晶宮。”有的詩表現了範祖禹寂寞冷落的情懷，如《多病》，“多病心牢落，驚秋颯然。風乾桐葉地，雨冷菊花天。歸隱荒江漢，新舊府澗。西都長夢想，何日賦歸田。”

有的詩描寫了蜀地的自然風光，如《資水》，“資水通巫峽，誰家萬里船。隨雲排楚氣，隱几上吳天。神女迷朝雨，湘娥泣暮煙。何時一飛楫，長嘯下牢邊。”有的詩是詠史詩，表達了範祖禹對歷史人物的褒貶，如《四皓》，“南山石壁陵蒼蒼，中有四老眉如霜。中原龍虎困格鬥，九霄鸞鳳高飄翔。赤精斬蛇入咸陽，南極老人轉遁藏。一朝相顧下雲，共為羽翼安儲皇。白雲黃鵠高飛揚，雖有繳安能傷。君王慷慨但飲酒，戚姬起舞無輝光。古人不見雖已遠，吾將杖策登崇崗。”表達了對漢初四皓的崇敬之情。

在《範太史集》中，佔絕大篇幅的是表狀、札子、奏議，這也是集中的精華所在。範祖禹“平生論諫不下數十萬言”，本傳中記載他的奏疏多達十五六篇，大多數奏議、表狀“類皆湛深經術，練達事務，有裨於獻納”。這些奏議都是關於當時朝廷的軍國大事、人事任免等，由此可以看出範祖禹對於當時朝政的觀點和看法，是研究、瞭解北宋歷史的第一手材料。範祖禹特別重視人才的選拔和培養，在卷十九《薦士札子》中，他認為“報國之忠，莫如薦賢，負國之罪，莫如蔽賢”，把能否薦賢作為衡量大臣忠奸的標準之一。

範祖禹特別重視君德，認為皇帝的學習十分重要，在《勸學札子》裏建議皇帝“以學為急務”，“夫學者，所以學治天下，王者之事也。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皆汲汲於學。”範祖禹在政治上是反對王安石的新法的，這在他的奏議中也有反映，如《論常平札子》、《再論常平札子》中就批評王安石實行青苗法帶來的種種弊政，“京西、陝西艱食尤甚，唐、鄧人民相食，遺棄男女，流離道路，其存者食犬彘之食，饑民羣行，劫米坐法流配者繫累相屬。”建議恢復以前的常平倉制度。

從卷三十六至卷五十五，共有二十卷，這裏大都是為當時人寫的記、序、銘、傳、哀詞、誄文、墓誌銘、神道碑等，記載了大量的北宋人物的事蹟，是研究北宋政治、社會史的第一手材料，如卷三十八《秘書丞劉君墓碣》記載北宋史學家劉恕的生平，“道原（劉恕字）少潁悟俊拔，讀書過目即成誦”，“為人強記，經傳之外，閭里小説，下至稗官雜説，無所不覽，其談數千載間事，如指諸掌。”“道原終身不治他事，故獨以史學高一時，今端明殿學士司馬公（司馬光）受詔修《資治通鑑》，奏請同編修，道原於魏晉以後事尤能精詳考證前史差謬，司馬公悉委而取決焉。”基本上勾畫了劉恕一生的重要事情，成為《宋史·劉恕傳》的主要參考材料。當然在這些基志銘、神道碑裏也不乏溢美之辭，特別是在卷四十五至卷五十三的皇族墓誌銘中更是如此。

《範太史集》也是在崇寧二年（公元1103年）徽宗下詔禁燬元黨人的書籍時，與蘇軾、黃庭堅、劉頒等人的書籍一起被禁燬的原因也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