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版法解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則下饒。故臼：“凡將立事，正彼天植。”

天植者，心也。天棺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疏遠。不私近親，不孽疏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棄令而行怒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眾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為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為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眾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眾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眾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眾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慾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己，成事以質。”

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

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眾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阤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眾不知所為，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闢。治闢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眾，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眾；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眾，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奈何？明君不為六者變更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斧鉞，不為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為主、為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為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

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奸。無遺善，無隱奸，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奸止。故曰：“參於日月。”

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眾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眾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眾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説君臣、説朋友、説兄弟、説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説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眾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並，則不能盡有。故曰：“有眾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

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眾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眾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存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隳；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1] 

公佈在板上的法，效法天地方位，模擬四時運行，以此來治理天下。四時的運行，有寒有暑，聖人效法之，因此治道有文有武。天地的方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效法之，以建立國家綱紀。春生在左，秋殺在右；夏長在前，冬藏在後。生長的事，是文；收藏的事，則是武。因此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效法這些，以實行法令，以為判斷政事的道理。凡涉及法度之事，執行不可不公正，不公正則判斷不公平，判斷不公平則治事就不能完全合理，辦事也就不能完全得當。治事不完全合理，那些疏遠微賤的人，就無法申訴；辦事不完全得當，功利事業就不能充分興辦。功利事業不充分興辦國家就會貧窮，疏遠微賤者無法申訴冤情，民間就會擾亂。因此説：“凡是將要成事的，一定要擺正‘天植’。”

天植，就是心。心正，就不會偏厚近親，也不會加害外人。不偏厚於近親，不加害於外人，就不會有被遺漏的功利事業，民間就沒有冤案。沒有被遺漏的功利事業，民間沒有冤案，那麼事業沒有不成功的，財物也沒有被棄置的。要想了解天心，需要通過風雨的情況來判明。因此説：“不要違背風雨情況，遠近高下，各得其所。”

萬物都尊天並以風雨為貴。之所以尊天，是因為萬物沒有不接受上天的意旨的；之所以以風雨為貴，是因為萬物沒有不是靠風吹雨潤的。假如萬物能離開天而改變接受意旨的對象，離開風而變更其仰賴吹動的對象，離開雨而變更其仰賴滋潤的對象，那麼也就無需尊天而貴風雨了。如今君主之所以位尊而身安，就是因為他能樹立威勢並能推行政令。君主之所以能樹立威勢和推行政令，就是因為威勢和財利兩者都掌握在君主手裏。若使威勢和財利不全部掌握在君主之手，而是有所分散的話，那麼君主的地位就將日益輕賤，其威勢財利也將日益衰減，這是一條走向侵奪暴亂的道路。因此説：“這三個根本問題得到解決，君主才能掌控國家。”

趁夏天正是長養的季節，要審理刑賞大事，必須明確綱紀，陳述義理設立法規。要根據情理判斷事情，心平氣和，排除個人喜怒的影響。如果背棄法令而按照個人喜怒行事，禍亂便會發生，君位就會危險。因此説：“不能因為個人喜愛而進行獎賞，也不能因為個人憤怒而進行殺伐。以個人喜愛來進行獎賞，以個人憤怒來進行殺伐，怨恨就會出現，政令就會廢弛。屢次下命令而不能實行，民心就會外叛，有外心的人結為黨徒，禍患就會開始出現萌芽。眾人的憤怒，少數人是難以控制的。”

冬天萬物封閉收藏，所有的事情都停止，過去一年的事情全部完成，來年的事情尚未開始。趁此冬日無事，就來慎重考察國事的全部過程，審視察看事物發展的道理。有的事情是先容易後困難，有的事情是開始不被注意而最終不可比擬；這常常是利處不能開發，事情遇到困難的原因。開頭感到容易的事情，人們就輕易對待它，人們輕易對待它，就一定受阻於難成的事；開頭不被注意的事情，人們就輕易放棄它，人們輕易放棄它，就一定喪失不可比擬的功績。屢次受困於難辦的事，經常喪失不可比擬的功績，這便是衰耗事業的道路。因此英明君主審視察看事物發展的道理，慎重考察國事的全過程，辦事情一定預知它能否成功，成功了一定預知它的作用，有作用一定預知它的利弊後果。辦事而不預知其能否成功，成功了而不預知其作用，有作用而不預知其利弊後果，就是所謂的輕舉妄動。輕舉妄動的人，他的事業不能成功，他的功績不能樹立。因此説：“推舉所喜愛的一定要觀察它所終結的，廢除所厭惡的一定要考慮它所窮盡的。”

凡是君主，都想要讓百姓遵行禮義。人民若沒有禮義，那麼社會等級秩序就會混亂，不同地位的人就會互相爭奪。因此説：“要用賞賜嘉勉敦厚恭敬的人來進行表揚，要用俸祿富裕有功的人來進行鼓勵，要用爵位提升有名望的賢人來進行美譽。”

凡是做君主的，都希望百姓親近而順從己意，希望百姓為國辦事而能夠勝任。就民眾而言，不愛護民眾就不會親近君主，不親近民眾就不會信服君主，不教化引導民眾就不會順從君意。因此英明的君主會廣泛愛護親近民眾，宣明教化引導民眾，順應他們的力量，促進其富足，愛惜其勞力，而不會去侵奪其農時，由此為他們提供便利。這樣，民眾就會親近而順從君意，為國家辦事而能夠勝任了。因此説：“要廣泛愛護而沒有遺棄，才是君主的心胸。一定要先明順教化，萬民才趨向好的風化。經常給予利益，民眾才能勝利完成己任。”

治國的根本有兩條：一是治人，二是治事。治人要求他一定效力，治事要求它一定成功。人有逆有順，事情有分量尺度。人心逆就不肯效力，事不合分量尺度就不可能成功。事情不成功就意味着有所損傷，人不肯效力就意味着有怨恨。因此説：“取用於人要用自己做比對，辦事要根據實際情況。”

所謂辦事要根據實際情況，就是要根據實際分量尺度來行事。所謂取用於人要用自己做比對，就是要考慮按恕道來行事。考慮恕道，就是與自己做對比，自己所不能接受的，不要施加給別人。因此説：“要詳細斟酌國家的用財，慎重處理施予和報酬，明察事物的分量與限度。因此用財於民不可以吝嗇，使用民力不可以過分。用財吝嗇則民眾反抗，過分使用民力則民眾疲勞。”

為什麼知道會是這樣呢？因為使用民力過分事情就不會成功，不成功而多次反覆地去做，就叫作“勞”。用財於民吝嗇就不得人心，不得人心就會造成怨恨。用財而造怨，就叫作“費”。民眾怨起而得不到平復，疲勞而不得休息，就一定會產生摧毀破壞的想法。因此説：“人民貧困，政令就繁複無效；人民苦於勞役之災，政令就無法貫徹。施予酬報不得當，禍亂就開始發展；禍亂髮展而君主尚不覺悟，民眾就要自己圖謀造反了。”

凡是國家沒有法律，民眾就不知道該怎樣行事；沒有制度，行事就沒有準則。有法律但不公正，有制度但不明確，那麼治政就會偏頗。治政偏頗國家就會混亂。因此説：“法律公正，制度明確；殺有罪，不寬赦。執行殺戮一定言出必行，民眾就會畏懼。權威只要明確，法令就不必一再重申。”

凡是民眾，沒有不厭惡刑罰而害怕犯罪的。因此君主要嚴加管教來警示他們，申明刑罰來懲戒他們。因此説：“對怠惰的人，要通過訓斥來羞辱他們；對有過錯的人，要通過處罰來懲戒他們；對犯罪的人，要通過殺戮來震懾他們。”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賢明的君主能剋制六攻而設立三器，那麼國家就治理得好；昏庸的君主不能剋制六攻而設立三器，因此國家就治理不好。什麼是三器呢？就是：號令、刑殺、祿賞。什麼是六攻呢？就是：親者、貴者、財貨、女色、巧佞之臣、玩好之物。三器的用途是什麼呢？回答説：沒有號令就無法使役臣下，沒有刑殺就無法威服民眾，沒有祿賞就無法鼓勵百姓。六攻的壞處是什麼呢？回答説：即使不聽法令仍可以安然存在，即使違犯禁律仍可以得到赦免，即使沒有立功仍可以獲得財富。國家有不聽法令仍安然存在的情況，那麼號令就不能使役臣下；有違犯禁律仍能得到赦免的情況，那麼刑殺就不能威懾民眾；有沒有立功仍獲得財富的情況，那麼祿賞就不能鼓勵百姓。號令不能使役臣下，刑殺不能威懾民眾，祿賞不能鼓勵百姓，那麼君主就沒有可以保全自己地位的東西了。那麼英明的君主應該怎麼辦呢？英明君主不因為這六者變更號令，不因為這六者廢棄刑殺，也不因為這六者增加或減少祿賞。因此説：“君主以法治國之心堅定不動搖，乖異邪僻的人們就自然會內心恐懼。乖異邪僻的行為都有了改進和變化，法令頒佈下去，民眾就會遵照執行、順令而動了。”

凡是君主，都保護着萬民並擁有他們，管轄着眾多部族並役使他們。因此把天地、日月、四時作為主宰、根據，來治理天下。天覆蓋萬物而沒有例外，其德行無所不在；地承載萬物而沒有遺棄，穩定而不動，因此萬物沒有不生長繁育的。聖人效法它們來保護萬民，因此民眾沒有不得到生計的。得到生計，就沒有不為君主效力的了。因此説：“君主應該效法上天，對萬物普施德澤；模仿后土，對萬物沒有偏心。”

日月的光明無所偏私，因而沒有得不到光照的；聖人效法它們，來管轄萬民，因此能夠審慎明察，善行就沒有遺漏，惡事也無所隱蔽。沒有遺漏的善行和沒有隱蔽着的惡事，就可以做到賞罰準確。賞罰準確，那麼善行就得到鼓勵，惡行就得到禁止。因此説：“以日月做檢驗。”

四時的運行，守信而且顯著。聖人效法它，以役使萬民，因而事功不失時機。因此説：“用四時作為輔助。”

凡是民眾，愛護他們，他們就親近；給他們利益，他們就歸附。因此賢明的君主謀劃福利來招引他們，宣明愛護之意以使他們親近。只謀利而不愛護，民眾雖歸附卻不親近；只愛護而不給予利益，民眾只親近而不歸附。愛護與施利兼行，就可做到君臣喜悦、朋友喜悦、兄弟喜悦、父子喜悦了。愛、利兼行的結果，是使敵國四方邊境都不能固守。因此説：“欲使眾人喜悦，君主須愛護與施利同時施行。”

凡是國君之所以能贏得民眾擁護，是因為有愛民和施利於民的德惠。愛民之心如果有所改變，民眾利益如果被吞併，就不能完全贏得民眾了。因此説：“獲得民眾擁護在於廢除私心。”

雖然行使愛民和施利的德行並且也沒有偏私之處，但如果君主的個人操行不好，就不能使遠方君主來朝見。因此要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整頓父子兄弟夫妻間的名分，整飭男女間的分別，區別親疏遠近的不同，使君主有德大臣盡忠，父親慈愛孩子孝順，兄弟之間相敬相愛，禮義彰明顯著。這樣就會近處的民眾都來親近，遠國的民眾也來歸附。因此説：“招徠遠方的民眾在於修治國內的德行。”

消除禍患在於消除怨恨，不是説有了怨恨才去消除，而是要使管理的地區一般沒有怨恨出現。凡是禍亂的發生，是因為出現埋怨；出現埋怨，是因為不依理行事。因此賢明的君主管理民眾一定要遵循原則，役使他們一定要遵循道理，施予報酬一定要恰當，説話一定要正確，刑罰一定要合理。這樣，民眾就沒有積怨之心，也就沒有怨恨之意了，這樣禍亂就不會發生，君主地位也不致陷於危險。因此説：“消除禍患在於消除怨恨。”

凡是君主，之所以能地位尊崇安定，是因為有賢臣輔佐。有賢臣輔佐，就能君主地位尊崇，國家安定，人民得治；沒有賢臣輔佐，就會君主地位卑微，國家危亡，人民叛亂。因此説：“準備長遠大計在於任用賢人。”

凡是民眾，沒有不想要得到利益而厭惡危害的。因此與天下人共享利益的，天下人就擁護他；獨佔天下利益的，天下人就圖謀他。天下人所圖謀的，地位雖然確立也必會倒台；天下人所擁護的，地位雖然尊崇也沒有危險。因此説：“鞏固尊崇地位在於與民同利。” ^{[1]  [3]} 

管仲（前719一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諡敬，被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華夏族，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周穆王的後代。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經濟學家、改革家。管仲的著作今稱《管子》，內容涵蓋各種學術，是後世道家、儒家、名家、法家、農家、兵家、陰陽家等等多家學術思想的源頭。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