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八觀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裏域不可以橫通，閭閈不可以毋闔，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奸遁逾越者作；裏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閈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力非，則奸邪之人愨願；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眾，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跡，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墝，以人猥計其野，草田多而闢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眾，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眾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眾散而不收，則國為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耘，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蓄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徵，閉貨之門也。故曰：“時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眾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囷倉寡而台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乘車者飾觀望，灸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奸智生，奸智生則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課兇飢，計師役，觀台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田野萬家之眾，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為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彼野悉闢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闢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闢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則國毋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眾有飢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兇。小兇三年而大凶，大凶，則眾有大遺苞矣。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鉉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鱉雖多，罔罟必有正。”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非私草木愛魚鱉也，惡廢民於生谷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谷也。”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故曰：“台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眾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兇飢，計師役，觀台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鬲，閭閈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食谷水，巷鑿井，場容接，樹木茂，宮牆毀壞，門户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遊，裏毋士舍，時無會同，喪烝不聚，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故帳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弒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求本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為上，祿賞為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治行為上，爵列為下，則豪桀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臣，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桀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眾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偽竭在敵國矣。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求本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眾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令一布而不聽者存，賤爵祿而毋功者富，然則眾必輕令，而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故曰：“置法出令，臨眾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彊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而敵國不畏其彊，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悦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囷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為變。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兵士不用，囷倉空虛，而外有彊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

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1] 

內城的城牆不可不堅固完整，外城的四周不可有外通的空隙，裏的邊界不可以左右橫通，閭門不可不注意關閉，院牆與門日不可不注意整修。因為，內城不完整，作亂為害的人就會圖謀不軌；外城有空隙，奸遁越境的人就可以行事；裏的邊界隨意橫通，搶奪盜竊的就不會停止；閭門不關，內外隨意交往，男女之間就沒有界限；院牆不備，門門不牢，雖有寶貴的財貨也是無法保管的。所以，客觀形勢使人們無法為非作歹，奸邪的人才能夠老實守法；禁律與刑罰威嚴，無視法紀者才能夠規規矩矩；法令嚴明，蠻夷之人就不敢觸犯；獎賞信實堅定，有功者就得到鼓勵；受教育、守習俗的確實眾多了，人民才可以不知不覺地潛移默化。因此，有英明的君主執政，刑罰總是很少，這並不是該用刑的不用刑，該治罪的不治罪；而是英明君主關閉了犯罪的門户，堵塞了犯罪的道路，消滅了犯罪的影響，使人民無由接觸為非作歹的環境，因而人民走正道、做好事，就好像出自本性了。所以，罪罰很少而人民照樣安定。

巡視一個國家的田野，看看它的耕耘狀況，計算它的農業生產，飢飽之國，就可以區別出來了。耕地不深，鋤草不勤；宜種的土地沒有種，未開的土地很荒亂，已耕的土地不見得肥沃，荒蕪的土地不見得貧瘠；按人口總算土地，荒地多而熟地少。即使沒有水旱天災，這也是一個飢國的田野。像這樣的國家，人口少則不能保其國土；人口多，則國貧民飢。再遇上水旱災害，老百姓就將離散而不肯回來。人民無力保衞國土，城防就不鞏固；人民處於飢餓狀態，就不能從事戰爭；人民離散而不回，國家就成為一片廢墟了。所以説，擁有土地統治國家而不注重農業生產，便是寄生的國君。所以説，巡視一個國家的田野，看看它的耕耘狀況，計算它的農業生產，飢飽之國，就可以區別出來了。

巡視一個國家的山林湖澤，看看它的桑麻生長情況，計算它的六畜生產，貧富之國，就可以區別出來了。山林湖澤廣闊，草木就容易繁殖；土地肥沃，桑麻就容易生長；牧草繁茂，六畜就容易興旺。如果山澤雖廣，濫伐草木卻沒有禁令；土地雖肥，種植桑麻卻不得其法；牧草雖多，飼養六畜卻徵收賦税；這就等於堵塞財貨的門路。所以説，日常物產不充足，金玉雖多，也只能叫作貧國。所以説，巡視一個國家的山林湖澤，看看它的桑麻生長情況，計算它的六畜生產；貧富之國，就可以區別出來了。

進入一個國家的都城，視察它的宮室，看看它的車馬、衣服；侈儉之國，就可以區別出來了。城市大而農田小，農田就養活不了那些人民；城區大而居民少，居民就防守不了那個城市；院落大而房屋少，房屋就充實不了那個院落；房屋多而居民少，居民就住用不了那些房屋；糧倉少而亭台樓閣多，糧食貯備就供應不了那些糜費。所以説，君主沒有積蓄而宮室卻很華麗，百姓沒有積蓄而衣服卻很講究，乘車者打扮車子的外觀，步行者穿着用豔麗的服色，農業產品少而奢侈物品多。這是奢侈國家的風俗。國家奢侈則開支浪費，開支浪費則人民貧困，人民貧困則產生奸惡思想，產生奸惡思想則出現邪巧行為。所以，奸惡和邪巧的產生，由於貧困；貧困的產生，由於奢侈；奢侈的產生，由於沒有制度。所以説，明確制度和標準，節約衣服，儉省財用，禁止奢侈，是治國的急務。不懂得這個道理，就不要使他管理國家。所以説，進入一個國家的都城，視察它的宮室，看看它的車馬、衣服；侈儉之國，就可以區別出來了。

考查災年飢謹的情況，計算從軍服役的人數，看看樓台亭閣的修建，計量財政開支的費用；虛實之國，就可以區別出來了。凡是擁有萬户人口的農村，可食之地，有方五十里就夠了。萬户以下的，可以算進去山澤之地；一萬户以上的，則要把山澤除外。那種土地均已開墾，而人民仍無積蓄的國家，是因為國土小而耕地少；土地只開墾半數，而民有餘食、粟米豐富的國家，是因為國土大而耕地多。國土雖大而荒地沒有開墾，是因為君主追求財貨而臣民好利的緣故；土地開墾雖多而人民糧食不足，是因為朝廷賦税繁重，人民賣掉存糧的緣故。所以説，糧食運行遠達三百里，這個國家的存糧就不夠一年之用；糧食運行遠達四百里，這個國家的存糧就不夠半年之用；糧食運行遠達五百里，民眾就面有飢色了。一個國家，莊稼歉收三分之一，叫作小凶年；三個小凶年等於一個大凶年。大凶年百姓就有餓死在路上的了。一國有十分之一的人從軍，就要有十分之三的人脱離農業生產，莊稼也就要歉收三分之一。莊稼歉收三分之一，而沒有舊年存糧，路上就會有棄置的死屍。十分之一的人從軍，三年不解除兵役，如果沒有餘糧，人民也會有賣兒賣女的了。所以要問：山林雖近，草木雖好，興建宮室還必須有限度，採伐與封禁山林還必須有定時，這是什麼原因呢？回答説：因為大木材不是一個人勞動所能採伐的，不是一個人勞動所能搬舉的，也不是一個人勞動所能運輸的；大木材也不能使用在小規模的建築上。所以説，山林雖廣，草木生長雖好，封禁開發必須有定時；國雖富裕，金玉雖多，宮室興建必須有限度；江海雖寬，池澤雖大，魚鱉雖多，捕魚之業必須有官管理；船網之民不可只依靠單一財路來維持生活。這並不是對草木、魚鱉有偏愛，而是怕人民荒廢了糧食的生產。所以説，先王限制上山採伐下水捕魚的活動，為的就是使人們專務糧食生產。人民不種糧食沒有飯吃，糧食不靠土地不能生長，土地沒有人民不能耕種，人民不賣力氣就得不到財富。財富的產生是出於使用勞力，勞力的產生是出於勞動着的身體。所以，君主用財無限度，就等於人民用力無休止。所以説，樓台亭閣遠近相望的，那是君民之間彼此相恨的。人民沒有儲蓄的糧食，國家禁令就不能一定生效；百姓有餓死的，對外戰爭就不能一定取勝；道路上有棄置的死屍，防守就不能一定堅固。而法令不能“必行”，禁令不能“必止”，戰不能“必勝”，守不能“必固”，危亡也就跟在後面了。所以説，考查災年飢謹的情況，計算從軍服役的人數，看看樓台亭閣的修建，計量財政開支的費用，虛實之國，就可以區別出來了。

進入一國的州、裏，觀察風俗習慣，瞭解它的人民是怎樣接受上面教化的，治亂之國，就可以區別出來了。州里之間沒有隔牆，里門沒有安設，出入沒有定時，早晚不加管理；對於搶奪、盜竊、毆打、害人的分子，就無法加以管制了。吃同一條山谷裏的水，在一個巷子裏打井，場院菜圃相連，樹木茂密，院牆破損，門户不閉，內外隨便往來；男女之間的界限，也就無法規正了。鄉沒有官吏，裏不設學堂，不按時集會，喪葬祭袍人們也不相聚，禁令刑罰又不嚴格，尊賢敬長的和睦風尚，也就無從產生了。所以，婚禮不嚴肅，人們就不注意廉恥；選賢不通過鄉里，士人就不注重品行；賄賂財貨風行於國內，法律政令就敗壞於官府；請託辦事之風通行在上面，結黨營私之事就發展在下邊；鄉官不實行法制，百姓就不會服從命令。這些就是亡國弒君發生的原因。所以説，進入一國的州、裏，觀察風俗習慣，瞭解它的人民是怎樣接受上面教化的；治亂之國，就可以區別出來了。

來到一國的朝廷，觀察君主的左右，研究一下本朝百官的情況，分析一下朝廷上下重視什麼和輕視什麼；強弱之國，就可以區別出來了。功勞多的，祿賞反而在下，多功之臣就不肯盡心竭力；政績好的，官爵反而在下，豪傑能臣就不肯竭盡所能；君主的寵臣和侍從之類，不論功勞能力而享有爵祿，百姓就會怨恨、非議而輕賤爵祿；販運金玉財貨的商賈之流，不論道德品行而享有爵祿，君令就不受重視，而法制破毀；握有大權的人，不論才能而竊居高位，人們就要拋棄本國行伍而投靠外國勢力去了。那些多功之臣不願盡心竭力，士兵就不肯作戰；豪傑能臣不竭盡所能，內政就不會清明；百姓怨恨、非議而輕賤爵祿，君主就無法勸勉民眾；君令不受重視，法制破毀，君主就無法命令臣下，臣下也無法效忠君主；人民拋棄本國行伍而投靠外國勢力，國家的虛實就全被敵國掌握了。所以説，來到一國的朝廷，觀察君主的左右，研究一下本朝的百官的情況，分析一下朝廷上下重視什麼和輕視什麼，強弱之國，就可以區別出來了。

根據君主立法出令和從政治民的情況，考察其刑賞政策是否在人民當中得到貫徹；興滅之國，就可以區別出來了。法律形同虛設，只加害疏遠的人；命令雖已公佈，不聽者安然無恙；隨便封爵賜祿，無功者因而致富；那麼，人們一定輕視法令而君主地位也就危險了。所以説，良田不賞給戰士，三年而兵力衰弱；賞罰不信實，五年而國家破敗；君主賣官鬻爵，七年而國家危亡；背逆倫常道德，幹禽獸的行為，十年國家就會覆滅。出戰不勝，是衰弱；土地被瓜分，是破敗；逃離本國，遷移國都，是危亡；政權由異姓人佔有，是覆滅。所以説，根據君主立法出令和統治人民的情況，考察其刑賞政策是否在人民當中得到貫徹；興滅之國，就可以區別出來了。

估量敵國和盟國，瞭解君主的意志，考察農業的狀況，看看人民財產是有餘還是不足；存亡之國，就可以區別出來了。敵國強大而盟國衰弱，直言之臣身死而阿談之臣得寵，私人請託盛行而公法被毀；對這樣的國家，盟國將不再依靠其盟好關係，敵國也不會畏懼其強大，豪傑將不安於位，多功之臣也不再留戀他的爵祿了。君主又喜歡商販而不愛農業，人民就苟且偷安而不致力於積蓄了。豪傑不安於位，則良臣出走；多功之臣，不懷戀爵祿，則兵士不肯效力；人民苟且偷安而不致力於積蓄，則糧倉空虛。這樣，君主還不肯改革，那麼，搶奪、盜竊、殘害人民、謀取政權的人們就起來了。在國內，朝中無良臣，士兵不效力，糧倉空虛，再加上外有強敵之憂，這就只有坐而待亡了。所以説，估量敵國和盟國，瞭解君主的意志，考察農業的狀況，看看人民財產是有餘或是不足；存亡之國，就可以區別出來了。

因此，從這八方面調查一個君主所治理的國家，這個君主就無法掩蓋他的真實狀況了。 ^[1] 

管仲（前719一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諡敬，被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華夏族，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周穆王的後代。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經濟學家、改革家。管仲的著作今稱《管子》，內容涵蓋各種學術，是後世道家、儒家、名家、法家、農家、兵家、陰陽家等等多家學術思想的源頭。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