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賓戲

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範、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捨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矕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鋭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緪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諡，不亦優乎？

主人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暗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睹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説之徒，風颮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霅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哇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遇時之容，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説，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憔悴，福不盈眥，禍溢於世，兇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辨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説難》既遒，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灑埽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和，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雲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覿，欲從堥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

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兇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

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説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竢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遊，《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與！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於辱仕，顏潛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己，味道之腴，〔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荊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視，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污，魚黿媟之，不睹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摧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針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1] 

永平十八年（75年），漢明帝駕崩，其子劉炟，是為漢章帝。漢章帝對經學文章同樣懷有很大興趣，因此班固更加受到器重，常常被照進皇宮，與皇帝一起讀書。章帝每次外出巡守，總讓班固隨行，獻上詩詞歌賦助興。朝廷有大事，也讓班固列席，參與公卿大臣的討論。

班固雖然以知識淵博得到章帝重視，但他的心情卻是抑鬱的。因為，自父親班彪以曠世通才為人稱道以來，到他本人以才能顯於朝廷，可地位卻僅僅是最底下的郎官，年屆四十，仍不得升遷，他想起東方朔、揚雄曾在文章中抱怨沒能趕上蘇秦、張儀的時代，永平十八年（75年），便提筆寫成《答賓戲》一文。

章帝讀到後，更加讚賞班固的才華，也醒悟到班固長久屈居下位不太合理，便提拔他為玄武司馬。 ^[2] 

中國文人幾千年來的一大情結，即懷才不遇。“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這一主題貫穿文學史，貫穿各種文學樣式。其中“設論”即一種重要文體。“設論”即圍繞着一個問題，假設二人對話。《文選》中共選三篇：東方朔《客難》，揚雄《解嘲》，班固《答賓戲》。都是懷才不遇之作。《文心雕龍》對《答賓戲》的評價最高，是班固文學成就的標誌之一。文章以主客兩方，分別代表兩種不同的價值觀，一種是汲汲於功名利祿，一種是沉潛於文章著述。一是立功，一是立言。這也是傳統中國文人的兩大選擇。班固為什麼説“立言”好？一方面他真的相信這裏的價值，另一方面他又有牢騷，二十年沒有升遷，形成一種焦慮，他要自我寬解自己。總的來説，他可以用他心中的正面的價值，來祛除陰影，化解焦慮，加強對於立言價值的肯定。從這種文體開始，儒家知識人有一種出氣筒，一方面發泄對社會現實不公的個人情緒，一方面又自我寬慰，化解怨氣，兩面同時存在，構成這種文體的基本特徵，韓愈的《進學解》從這裏出來的，但發牢騷的意思更突出了。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班彪長子。九歲能文。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前後入洛陽太學，博覽羣書，窮究九流百家之言。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其父班彪卒，自太學返回鄉里。為父守喪時期，在班彪續補《史記》之作《史記後傳》的基礎上開始編寫《漢書》，至建初年間基本完成。漢明帝時，曾任蘭台令史，與陳宗、尹敏、孟異共同撰成《世祖本紀》，升遷為郎，負責校定秘書。章帝時，以史官兼任記錄，奉命把討論結果整理成《白虎通義》，又稱《白虎通德論》。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將軍竇憲奉旨遠征匈奴，他參與謀議，竇憲在政爭中失敗自殺，洛陽令藉機捕他入獄，後於永元四年（公元92年）死於獄中。他擅長作賦，撰有《兩都賦》、《幽通賦》等。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