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茅鹿門知縣

答茅鹿門知縣（1）

（6），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7）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8），學為文章，但直抒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疏滷（9），然絕無煙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專專（10）學為文章，其於所謂繩墨佈置，則盡是矣，然番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詩為喻，陶彭澤（11）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説最嚴者，無如沈約（12），苦卻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只見其捆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曾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況非其本色者哉！

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本色，縱橫家有縱橫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13）。雖其為術也駁（14），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説，縱橫家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15），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説（16），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説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説而亦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17）。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為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

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門其可以信我矣。雖然，吾槁形而灰心焉久矣，而又敢與知文乎！今復縱言至此，吾過矣，吾過矣！此後鹿門更見我之文，其謂我之求工於文者耶，非求工於文者耶？鹿門當自知我矣，一笑。

鹿門東歸後，正欲待使節西上時得一面晤，傾倒十年衷曲；乃乘夜過此，不已急乎？僕三年積下二十餘篇文字債，許諾在前，不可負約，欲待秋冬間病體稍蘇，一切塗抹，更不敢計較工拙，只是了債。此後便得燒卻毛穎（18），碎卻端溪（19），兀然作一不識字人矣。而鹿門之文方將日進，而與古人為徒未艾（20）也。異日吾倘得而觀之，老耄尚能識其用意處否耶？並附一笑。 ^[1] 

（1）茅鹿門知縣：即茅坤，字順甫，號鹿門。歸安（今浙江湖州市）人。公元1538年（嘉靖十七年）進士及第，曾任青陽（今屬安徽）、丹徒（今屬江蘇）知縣。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

（2）槁開灰心：《莊子·齊物論》：“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3）先務：首先要做的。

（4）源委：《禮記·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鄭玄注：“源，泉所出也；委，流所聚也。”引申為事情的本末。

（5）“文莫猶人”二句：《論語·述而》：“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意思是説：文章，大約我同別人差不多。親身實踐做個君子，我卻沒有什麼收穫。莫，朱熹《論語集註》作為“疑詞”，有“大約”的意思。

（6）“繩墨”二句：繩墨，即墨線，是木工畫直線用的工具，在文章中往往藉以比喻規矩、準則。奇正，孫子兵法用語，奇即奇兵，正即正面用兵。這裏比作寫文章出奇制勝與正面用筆。

（7）具今古隻眼：具有不同於古今一般人的獨到見解。

（8）呻吟：指寫詩文時低聲吟哦，以斟酌詞句。

（9）疏滷：疏陃粗糙。

（10）專專：兩個“專”字連用以加重語氣。一説疑衍一“專”字。

（11）陶彭澤：即陶淵明。淵明曾任彭澤令。

（12）沈約：南北朝梁代著名文學家、詩人，字休文，武康（今浙江德清縣武康鎮）人。作詩嚴於聲律，提出“四聲八病”説，束縛了詩歌創作，其詩內容狹隘平庸。

（13）儒家、老莊家、縱橫家、名家、墨家、陰陽家，都是春秋戰國時的學派，各家都有其獨立的學説、見解。老莊家即道家，以老子、莊子為代表人物。

（14）駁：駁雜，混雜不純。

（15）精光注焉：精光，指“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意思是將這種精神、見解，貫注在他們的文章之中。

（16）影響：意思是捕風捉影，隨聲附和。剿説：因襲別人的言論、學説。

（17）“歐陽永叔”句：歐陽修，字永叔。他在《藝文志序》中説自漢以來的書籍，“至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又説這些書：“凋零磨滅”，“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四庫：即指經、史、子、集四類書。

（18）毛穎：毛筆。韓愈曾作《毛穎傳》。

（19）端溪：指硯台，即“端硯”。此硯系由端溪水中之石製成，故又以“端溪”稱之。

（20）徒：朋輩，同類型的人。為徒，猶“為伍”。 ^[1] 

熟閲鹿門的文章和鹿門與人論述文章的書信，覺得其中所言主張和方法，不少地方與鄙意十分契合。雖然中間有些小小的不同，它日當自能融解消釋，在此不待贅言。

至於像鹿門對於我本是想求工於文字的人，而從不要求人講究文字的懷疑，這裏則有説明的必要。鹿門看到我的，恐怕是過去的我，而沒有看到身如枯木、心如死灰的我吧？我難道是欺騙你鹿門的人嗎！我不要求人講究文字，不是説要抹殺一切，以為文字絕不值得研求。而是説學者的當務之急，有本末主次的分別罷了。我的文章不如別人，實踐中也沒有滿意的收穫，這樣一個有糾紛的問題，在此暫且不敢置論，現只從文章家的角度談談。雖然文章的規矩佈置，正變轉折，自有專門的師承法則；至於其中存在的一種精神、命脈和骨髓，則不是洗淨心底的陳見、超然於事物的外表、具有不同於古今的獨到之見的人，是不足以與他談到這種境界的。現在有這樣兩人：其中一人心地超凡拔俗，所謂有不同於古今一般見識的人，即使沒有持紙筆苦思冥想，學做文章，只是直抒胸臆，隨手寫出，如寫家信，雖然時有粗疏，然而決沒有世間的俗氣和迂腐寒酸的味道，便是存在於宇宙間的一種絕好文字；另一人卻還是世塵中人，他雖然專門鑽研學寫文章，對文章的規矩佈置，則盡其所能，然而翻來覆去，終不過是這麼幾句老婦人的舌上常語，要尋求其中所謂的真精神和千古不可磨滅的見識，是絕對沒有的，這樣文章雖然工整，卻仍不免是格調低下的。這是文章的本色問題。即以詩為例，陶彭澤沒有專門計較作詩的聲律，雕琢句子文字，只是隨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這是什麼道理？是他的本色高卓。自從有詩以來，追求聲律、雕琢句文、用心最苦且創立學説最嚴格的人，沒有比得上沈約的。他苦苦化費了一生的精力，使人讀他的詩只見種種束縛和限制，整卷累篇，竟沒有説出一兩句好話。這是什麼原因？是他的卑下的本色。本色卑下，文章自然不能完善，何況不是他本色的那些作品呢！

況且兩漢以下，文章不如古代的人，難道是他們的所謂規矩轉折的精稔程度不能盡如古人嗎？秦漢以前，儒家學者有儒家的本色，至於像老莊家有老莊的本色，縱橫家有縱橫的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都有自己的本色。雖然他們奉行的學術很駁雜，然而無不都有一種千古不可磨滅的獨特的見識。因此老莊一派學者必然不願因襲、套用儒家的學説，縱橫家必定不願借用墨家的談論，而是各自依據自己的本色相互爭論，發為言論。他們所説的，都是他們的本色。因此其中凝聚着他們思想精華的光彩，而他們的學説於是能不滅於世。唐宋以下，文人無不談論人的自然屬性和命運，講述治世的道理，滿紙光彩炫目，一切自然依託於儒家。然而不是他們平時有很深的道德修養和學識積累，不是真有一種千古不可磨滅的識見，而是附合因襲他人的學説，掩頭取尾，像貧困者借穿富人的衣服，農夫扮成大商人的裝飾，雖然極力裝做，終究會醜態畢露。因此精神光彩空虛，他們的言論不久就湮沒廢棄了。那麼秦漢以上，雖然是老、墨、名、法、雜家的學説而還在流傳，即現在所見的諸子之書；唐宋以下，雖然是一切談論人的屬性命運、講述治世之道的學説也未能流傳，即是歐陽永叔所見到的唐四庫書目內百不存一的那部分。後代的文人，打算用建立學説來使自己不朽的人，是可以知道他們所應用心的地方了。

那麼我的不以工於文字要求人，實是對人説要求工於文字啊，鹿門該可以相信我了吧。雖然我身如枯木、心如死灰為日已久，又哪敢再參與議論文章寫作呢！今又無拘束地談論到這裏，實是我的過錯，我的過錯啊！此後鹿門再見到我的文章，他會説我是求工於文章的人呢，還是不求工於文章的人呢？鹿門自然是應當知道我的了，一笑。

鹿門東歸以後，我正想等使臣西上時獲得一個見面的機會，來傾吐十年的心事；你卻乘夜過此，不太急促了嗎？我三年中積下二十餘篇文字債，許諾在前，不可負約。想等秋冬時病體稍見康復，則一切胡亂塗抹為文，更不計較文字的工拙，只是了且債務。此後便得燒了毛筆，碎了端硯，渾然無知地做一個不識字的人了。而鹿門的文章正與日俱進，學做古文正無止境。它日我如能得而閲之，七十老翁還能辨識其中的用意所在嗎？並附一笑。 ^[2] 

這篇文章選自《四部叢刊》本《荊川先生文集》。在《荊川先生文集》卷七中，收有唐順之給茅坤的兩封書信，這是其二。實際上這是唐順之的一篇比較有代表性的文學理論論文。其中心論點是：文章要有“精神命脈骨髓”，即有“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作者認為，這就是文章的“本色”。這篇論文行文活潑自然，用語通俗生動，娓娓之中條分縷析地闡發了深刻的道理，確實是作者“直抒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理論的實踐。 ^[1] 

（1507—1560） 明代散文家。字應德，武進（今屬江蘇）人。公元1529年（嘉靖八年）會試第一。曾督領兵船於崇明抵禦倭寇，以功升右僉都御史，代鳳陽巡撫。人稱荊川先生，曾研治天文、地理、音樂、數學。其論文主張形式上要符合唐、宋文的“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後又謂詩須“直寫胸臆，如諺語所謂開口見喉嚨者”。對文章內容，則要求以儒家“六藝”為指歸。曾自評其所作雲：“其為詩也，率意信口，不調不格，大率似以寒山、《擊壤》（宋邵雍《伊川擊壤集》）為宗”，“其於文也，大率所謂宋頭巾（道學家）氣習”。與王慎中、茅坤、歸有光等同稱為“唐宋派”。所著有《荊川先生文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