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楊時論西銘書

北宋程頤與門人楊時討論《西銘》的書信。楊時擔心，張載在《西銘》中闡發的民胞物與思想是“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至於兼愛”（《河南程氏粹言》卷一）。程頤批評了楊時的觀點，指出：《西銘》的思想與墨子的“兼愛”説有本質的區別，前者主張“理一而分殊”，後者主張“二本而無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理一”；人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便是“分殊”。愛無差等是“二本”，不分親疏是“無分”。“分殊”的流弊在於為私心所勝而喪失“仁”，但在分殊的基礎上推致“理一”，則能防止私心太勝而成就“仁”。這與“無分”的過錯在於“兼愛而無義”根本不同。《西銘》既講明“理一分殊”的道理，又欲使人實際推行，便是“用”。程頤此書第一次提出理一分殊的命題，對後世理學家產生了巨大影響。理一分殊説成為宋明理學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該書收入《河南程氏文集》，後匯入《二程全書》。1981年中華書局校點本《二程集》亦載此文。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