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國內幕

阿爾貝特·施佩爾 ^[2]  ，一譯斯皮爾（AlbertSpeer，1905—1981）本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建築師，因其建築設計特點再現了希特勒青年時期的夢幻，從而受到希特勒的賞識，成為他的密友之一。施佩爾從此飛黃騰達，先後擔任希特勒的私人建築師，德國建築總監，軍備與戰時生產部部長，使德國的戰爭機器高速運轉起來。因此，人們認為戰時的施佩爾對德國而言，在某種程度上比希特勒、希姆萊、戈林、戈培爾和那些將軍元帥們更為重要，他們或多或少都成了施佩爾的輔助者，因為事實上是施佩爾在操縱戰爭這台巨大的機器。

施佩爾（Albert Speer）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是個建築師，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時期，先是開始負責納粹黨的建築設計，做了希特勒的建築師，成為希特勒的“宮廷近侍集團”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後來他做到了“第三帝國”的軍備部長和生產部長，是“二戰”後期納粹德國大量增產軍備的生產負責人。戰後他在紐倫堡被判處二十年監禁。施佩爾認罪，在獄中反省了自己追隨希特勒的生涯，對自己的罪行有了深刻的懺悔，並且寫了《第三帝國內幕》（Erinnerungen）一書。這部著作對認識納粹德國和希特勒來説是具有第一手價值的回憶錄。施佩爾描述的希特勒並不是一個惡魔或者瘋子，他在施佩爾的筆下有時充滿着人情味，對自己的“宮廷侍從”的小圈子很有感情，能夠在某些決策會議上服從正確的意見，在失敗襲來時會感到悲傷，對於自己的命運也有着悲觀的預期。他被各種在他身邊爭寵的政治集團包圍，諸如戈林、希姆萊、納粹黨的大區區長等各種政治力量在他身邊勾心鬥角。他在國防軍的軍官團中有時感到自己沒有“專業”地位。正如施佩爾用一個詞形容的那樣，他在許多方面只是個“業餘專家”，比如軍事指揮或藝術鑑賞方面。但是，他的至高無上的“元首”地位又要求他保持他無所不知的“專家”形象。這就造成了施佩爾所説的一種戲劇性場面，即希特勒常常是不顧他的參謀部的軍事專家的意見而在地圖上把各個師調來調去，直接指揮前線的軍事行動。他在這方面有自負，但是一個由“業餘行家”指揮而專家意見不被重視的軍事統帥部，是不可能打贏德國那樣的兩線作戰的現代戰爭的。

《第三帝國內幕》一書的英譯者把施佩爾稱為可能是希特勒政權中最有才華的成員，希特勒也曾經對秘書説過，“施佩爾仍然是他們（指他的幕僚們）中最優秀的一個”。從這部回憶錄所達到的思想水準來看，他們的評價不虛。施佩爾在1945年上半年德國戰敗的最後幾個月中為維護德國的工業、交通和通訊不被希特勒的焦土政策破壞、為保護德國的“民族生存的基礎”而作出的努力，體現了對於德國人民的責任感。他對於納粹統治集團的“集體罪責”的承擔、對於紐倫堡審判的意義的闡發、對於現代科學技術條件下的戰爭、統治及文明前景的反思，既體現出一定的勇氣，也顯示出一定的思想才華。就這部書達到的思想水平而言，它的價值是不容低估的。

施佩爾談到了紐倫堡審判對於重建西方文明的主要原則和國際法準則的重要意義，也談到了在現代科技條件和傳播手段下，因為統治大規模人羣的思想變得輕而易舉，因此保持個人的獨立自由才顯得尤其重要。他深知清算納粹政權對於德國人民的自新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決定把希特勒政權的真實面目告訴世人，不僅在紐倫堡的法庭上認罪，而且在回憶錄中懺悔。為了粉碎德國人民對於希特勒政權的迷信，他在書中嚴厲譴責了希特勒意圖毀滅德國“民族生存基礎”的“焦土抗戰”政策。不僅如此，他曾經當面頂撞希特勒，告訴他戰爭“已經失敗”，繼續毫無意義的破壞只是會增加德國人民的苦難，毀滅他們戰後重建的物質基礎。他以自己的最近距離的觀察清楚地告訴德國人民，希特勒這個自稱代表德國民族的統治者在最後的時刻考慮到的不是德國人民的利益，而是不顧一切的把這場已經變得毫無意義的戰爭進行下去，哪怕他的“焦土”抗戰會把德國變得“回到中世紀”。他在書中清楚地總結説，只有認清希特勒政權的本質，德國人民才能真正走上民族自新和民族復興的道路。

施佩爾對於希特勒的感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作為希特勒發現和栽培的建築師、帝國軍備和生產部長，作為希特勒政權的核心要員，作為希特勒的宮廷侍從的小圈子裏的常客，他對於希特勒有感恩、效忠和迷戀的心理。他自稱如果希特勒算是有朋友的話，他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從他與希特勒的交往過程來看，這是準確的。作為一個朋友，施佩爾在有些時候對希特勒的描寫是充滿感情的，比如他在最後見到希特勒時的情景，他離開希特勒時的滿腹淒涼，以及在得知希特勒死訊後面對着希特勒照片的痛哭。這些富於人性的描寫部分，不僅使我們看到一個矛盾的施佩爾，也使我們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希特勒。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現實的工業生產的組織者和意欲保全“民族生存基礎”的“愛國者”（如果施佩爾願意使用這一詞的話），他又清楚地看到了希特勒在面臨失敗時的垂死掙扎會給德國民族帶來的災難，因此起意要刺殺他。僅僅因為偶然的原因，阻止了他去實施計劃中的刺殺行動。顯然，如果説在極權政治中不可能存在統治者間的友誼是條通則的話，施佩爾與希特勒的關係多少還是表明，也許在政治規則中總是可能存在一些例外。

與海德格爾、霍克海默、阿多諾等人從理論上對現代社會中技術統治的意識形態的批判相比，施佩爾的這種反思和告誡，因為他親身參與了現代技術條件下的戰爭罪行，而顯得更為更為沉痛、更為發人深省。

希特勒於1945年4月30日自殺。施佩爾當時在弗倫斯堡鄧尼茨的海軍基地等待戰敗和被俘。作為希特勒欽定的繼承人，鄧尼茨政府主持了與盟軍的投降事宜，而後前納粹統治集團的主要官員在紐倫堡受到審判。施佩爾被控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他認罪，並在施潘道監獄服刑二十年。他在獄中寫下了回憶錄中的一部分，1966年出獄後，他藉助檔案資料及其他書籍、資料完成了這部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