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綠色革命

狹義的綠色革命是指發生在印度的“綠色革命”。1967—1968年，印度開始了靠先進技術提高糧食產量的“綠色革命”的第一次試驗，結果糧食總產量有了大幅度提高，使印度農業發生了鉅變。

廣義的綠色革命是指在生態學和環境科學基本理論的指導下，人類適應環境，與環境協同發展、和諧共進所創造的一切文化和活動。

所謂綠色革命（指第一次綠色革命——譯者注），本質上是指新的高產品種（H.Y.V.）、灌溉、機械化和大批量施用的化肥以及更重要的與之相關知識的轉移。遠東地區係指位於歐亞大陸東南部及其周圍的國家，除包括從南部的印度、巴基斯坦到東部的朝鮮等大陸國家外，還包括延伸於斯裏蘭卡和日本之間數千英里的、成弧狀分佈的一系列島嶼國家。

我國的雜交水稻是第二次綠色革命時期的傑出代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農業生產力是農業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是加快傳統產業向現代產業發展，確保我們糧食安全的關鍵因素，在提高我國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促進產業升級、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和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及增加農民收入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20世紀中期，一些發達國家和墨西哥、菲律賓、印度、巴基斯坦等許多發展中國家，開展利用“矮化基因”，培育和推廣矮稈、耐肥、抗倒伏的高產水稻、小麥、玉米等新品種為主要內容的生產技術活動，其目標是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問題。當時有人認為這場改革活動對世界農業生產所產生的深遠影響，猶如18世紀蒸汽機在歐洲所引起的產業革命一樣，故稱之為“第一次綠色革命”。但以後這場改革活動暴露出許多缺陷：技術和經濟上要求高，耗資大而不易推廣；污染嚴重，能源浪費等。近年來，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已開始應用生物技術和微電子技術等，改革傳統的農業生產，把它稱為“第二次綠色革命”。

飢餓仍然在世界大部分地區存在，為了藉助於現代科學技術來增加農作物產量，進而消除飢餓，國際水稻研究所（I.R.R.I.）於1962年在菲律賓應運而生。該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只是世界作物研究成果的一方面，世界作物研究成果不單指水稻，而且還包括小麥以及其它糧食作物。該研究所在繁育新的高產品種方面已經取得顯著的成果，凡是廣泛採用了新品種的地區，作物產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長，某些地區甚至獲得了巨大的增長。這些全部成果即所謂的綠色革命（the Green Revolution）。因為這一“革命”尚處於初創階段，所以對其前途是否充滿樂觀仍有待於進一步觀察，但是它的確向人類展現出了光明燦爛的希望——科學已經為遠東和其它地區的百姓開闢了一條新的增加食物供給的途徑。

國際水稻研究所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根據亞洲熱帶條件繁育出新的高產品種。誠然，這是一項複雜而又棘手的工作，因為繁育出的新品種應使各種目標達成妥協一致，為此，育種者必須千方百計地去改進水稻品系。一般而言，這些水稻品系應具有以下特點：

高分櫱和抽穗能力，包括每株水稻產生眾多分櫱的能力，以及主莖和分櫱的穀穗結出儘可能多而飽滿穀粒的能力。

較高的肥料效應，以便使稻株充分有效地利用營養物質，從而生產出相對於廉價莖稈和葉子而言最大限度的稻穀產量。

非光敏性。許多水稻品種具有光敏性，比如，只有當日照長度縮短時，水稻才能揚花，因而農作物耕種受到一年中某些時間的限制。反之，對於非光敏性水稻品種，當其它因素符合條件時，便能夠促使植物生長，因而可以從相應土地上生產出更多的稻穀。

早熟，便於從單位土地上獲得最高收成。

短而健壯的莖稈和狹而垂直分佈的葉，以便為穀粒生長儲存植物能，並減少蔭影面積和植株倒伏的危險性，後者與因風、雨及稻穗過重而引起的莖葉過分彎曲有關。植株倒伏，不僅影響水稻的收穫，而且使植株互相纏結，鬱閉度增加，從而導致植株光合作用效率降低。稻穀產量與稻葉所吸收的太陽能密切相關，直射的太陽光能夠促使水稻增產，反之，由雲和植株鬱閉而引起的漫射光，雖然也能促使植物生長，但產量較低。

耐脱落，以防止穀粒從穀穗上自行脱落。

抗病性，這些病害諸如經蠟蟬和葉蟬傳播而由真菌或細菌以及病毒引起的植物凋枯病。

適應不同消費者需求的米質和口味。譬如，有些消費者喜歡熟後幹而硬實的大米，而其他一些消費者則習慣於軟質、粘性的大米；許多城市消費者偏好從美國或泰國進口大米的品質與味道，而一些品質迥異的新的高產品種不受他們青睞。

在綠色革命中，有兩個國際研究機構做出了突出貢獻。一個是國際玉米和小麥改良中心，以諾貝爾和平獎金獲得者N．E．勃勞格為首的小麥育種家，利用具有日本“農林10號”矮化基因的品系，與抗鏽病的墨西哥小麥進行雜交，育成了三十多個矮稈、半矮稈品種，其中有些品種的株高只有40～50釐米，同時具有抗倒伏、抗鏽病、高產的突出優點。另一個是國際水稻研究所。該所成功地將我國台灣省的“低腳烏尖”品種所具有的矮稈基因，導入高產的印度尼西亞品種“皮泰”中，培養出第一個半矮稈、高產、耐肥、抗倒伏、穗大、粒多的奇蹟稻“國際稻8號”品種。此後，又相繼培養出“國際稻”系列良種，並在抗病害、適應性等方面有了改進上述品種在發展中國家迅速推廣開來，併產生了巨大效益。墨西哥從1960年推廣矮稈小麥，短短3年間達到了佔種植面積的35%，總產接近200萬噸，比1944年提高5倍，並部分出口。印度實施綠色革命發展戰略，1966年從墨西哥引進高產小麥品種，同時增加了化肥、灌溉、農機等投入，至1980年促使糧食總產量從7 235萬噸增至15 237萬噸，由糧食進口國變為出口國。菲律賓從1966年起結合水稻高產品種的推廣，採取了增加投資、興修水利等一系列措施，於1966年實現了大米自給。儘管這類品種存在着要求肥水條件高、不適於旱地種植等問題，但綠色革命的成就是史無前例的。在推廣綠色革命的11個國家中，水稻單產80年代末比70年代初提高了63%。在某些國家推廣後其主要特徵是把水稻的高稈變矮稈，另外輔助於農藥和農業機械，從而解決了19個發展中國家糧食自給問題。世界上一些國家科技對農業增長的貢獻率一般都在70%以上，像以色列這樣一個極度缺水的國家，它的科技對農業的貢獻率達到90%以上。

中國的雜交水稻是第二次綠色革命時期的傑出代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農業生產力是農業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是加快傳統產業向現代產業發展，確保我們糧食安全的關鍵因素，在提高我國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促進產業升級、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和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及增加農民收入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為了充分利用綠色革命這一契機，需要克服經濟、社會、政治和環境上的許多障礙，例如，成功的綠色革命所要求的資金投入常常超出農民、土地所有者以及政府現有的支付能力和種植傾向。供水和治水設備（例如印度恆河平原上廣泛採用的管井）、化肥尤其是氮肥，以及野草、病蟲害的化學防治等，均需要一定的費用。由於農業日益機械化，機械和燃料的費用也不得不開支。同時，政府部門還必須改善運輸設備條件，以便使新品種所需的大量肥料能夠及時被輸送到邊遠地區的消費者手中。此外，鼠害肆虐易使穀類存儲設備遭到嚴重損壞，因而這些設備也必須得到改進和加強。

由於廣泛實行了分成租賃制，所以克服資金上的困難變得越發棘手。假設某位農民是分成租賃者，即便合理可行，他也可能不願意承擔任何額外的風險。由於一般沒有固定的使用權，因而對自己投入到綠色革命中的資金能否獲益持懷疑態度。即使他能夠保留自己擁有的一份，但是土地所有者只需要花費很少或不必花費追加費用便可以拿走增產的一半。對於土地所有者來説，他們也許對不必追加資金而照常收取租金而感到滿意，也可能想方設法將佃農從土地上逐出，以便憑靠他們自己使用機械或僱傭勞動來生產出更多的產量。令人擔憂的是，大地主將成為農村推廣使用新技術的主要受益者；而廣大農民將淪為無土地階層，僅靠從事季節性或候鳥式勞動、低工資收入來維持生計。

以上所述，決非全面論及綠色革命所提出的一系列問題，還有其它許多問題，諸如因有毒農業化學物質的大量污染而導致的生態系統破壞；傳統大米進口國（如日本）的大米自給，給大米出口國（如泰國、緬甸等）帶來的經濟問題。更為不妙的是，解決此類問題的辦法還可能會受到一些帶有政治背景的決議的阻撓。正如某篇文章對美國農業技術專家如何從印度撤走所報道的那樣，他們就是由於受到諸如此類帶有政治色彩的決議的影響而離開的，哪怕是很需要他們來維持高科技的綠色革命進程，併為解決作物生長過程中出現的環境變遷和生態退化問題找到科學答案。

第一次綠色革命在發展中逐漸暴露了其侷限性，主要是它導致化肥、農藥的大量使用和土壤退化。90年代初，又發現其高產穀物中礦物質和維生素含量很低，用作糧食常因維生素和礦物質營養不良而削弱了人們抵禦傳染病和從事體力勞動的能力，最終使一個國家的勞動生產率降低，經濟的持續發展受阻。由此有人提出了第二次綠色革命的設想，主要目的在於運用國際力量，為發展中國家培育既高產又富含維生素和礦物質的作物新品種。

20世紀60年代後期，一些國家如印度的綠色革命發展如此之快，以致當綠色革命最初的引人注目的效果尚未消退時，各種關於綠色革命已經“枯萎”或“失敗”等明顯荒謬和時髦的文章便紛至沓來。然而，綠色革命並不是一個偶然事件，而是一個進程，這個進程將繼續進行下去。可以確信，綠色革命將會不斷改進全球貧窮的抑或富庶的農村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