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哲學沉思集

第一個沉思即“論可以引起懷疑的事物”。笛卡爾認為：“只要我們在科學裏除了直到現在已有的那些根據以外，還找不出別的根據，那麼我們就有理由普遍懷疑一切，特別是物質性的東西。”這些懷疑包括：從感官或通過感官得到的東西，算學、幾何學，以及類似這樣性質的其他科學。這種懷疑是一種“方法論的懷疑”，是以懷疑為手段，破除舊的教條與成見。

第二個沉思是“論人的精神的本性以及精神為何比物體更容易被認識”。笛卡爾在書中説：“精神可以用它本身的自由，對一切事物的存在只要有一點點懷疑，就假定它們都不存在，不過決不能認為它自己不存在。”通過推論，笛卡爾得出“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什麼可靠的東西”是真實的，“沒有什麼對我來説比我的精神更容易認識的東西了”。

第三個沉思為“論上帝及其存在”。笛卡爾在其論證過程中否定了“無”能產生“有”，“我”這樣一個存在不是憑空而生的。“我”在懷疑，且不完美，這樣一個既懷疑又有缺陷的東西根本無法產生“我”？因此，“我”只能來自至上完滿的存在，即上帝。

在第四個沉思中，笛卡爾沉思“真理與錯誤”。笛卡爾認為，犯錯的形式的理由是缺陷，如果把上帝當做它的原因，應該叫做否定。如上所説，有些缺陷是上帝的設計，有些錯誤是意志擴展到理智之外。因此，避免錯誤的方法之一是不在弄清事實真相前下判斷。而真理則是：“我把我的注意力充分地放在凡是我領會得完滿的事物上，把它們從其餘的、我所理解得糊里糊塗的事物中分別出來。”

第五個沉思系“論物質性東西的本質；再論上帝及其存在”。笛卡爾認為只有一個上帝存在；而且，它過去存在，將來也存在；並且，其他一切事物的可靠性都是絕對取決於它的。

第六個沉思為“論物質性東西的存在；論人的靈魂和肉體之間的實在區別”。笛卡爾在這一沉思裏充分闡述了他的二元論思想：“我”既是精神的，又是肉體的，一個整體中具有兩個“我”。精神具有單一、完整、不可分的屬性，而肉體是可以分割的。笛卡爾以“物質性東西的存在”和對“人的靈魂和肉體之間”的沉思結束了他的這一系列沉思。 ^[3] 

笛卡爾作為近代哲學的開創者，他的思想受到了先哲們多方面的啓迪。如笛卡爾受柏拉圖哲學影響頗深，笛卡爾將柏拉圖的回憶説，改造成“天賦觀念説”，認為人們具有與生俱來的天賦觀念，它們是上帝賦予的永恆真理。《第一哲學沉思集》的主題就是論證上帝存在和靈魂不死。笛卡爾還受到奧古斯丁哲學的影響。笛卡爾和奧古斯丁一樣，把“靈魂”和“上帝”作為自己哲學的兩大中心概念，把證明上帝存在和靈魂與肉體的區別確立為自己哲學的中心任務。

關於人的存在，奧古斯丁認為，我的存在是通過我的思維來證明的，思維的確實性證明了自我存在的確實性，我在思維是千真萬確的。同時，我還會犯錯誤，這是思維出了毛病，從我犯錯誤就可以證明我存在；如果我不存在，決不會犯什麼錯誤。因此得出結論，“如果我犯錯誤，所以我存在”。笛卡爾吸取了奧古斯丁的證明方法，也是從思維的存在來證明我的存在，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命題。這可以説是笛卡爾“我思故我在”命題的思想淵源。 ^[5] 

笛卡爾生活的時代是早期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一時期科學較前有很大的發展，而宗教的餘威尚存。社會的進步、科學的發展使人們不耽於迷信經院哲學那種純粹的信仰的宗教，而要把宗教建立在理性主義的基礎之上。笛卡爾生活的法國社會，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和封建的專制統治已經構成尖鋭的矛盾，但法國資產階級的力量還很弱小，不足以推翻封建制度，而封建政府也要依賴資本主義的發展為自己提供經濟來源。對於這種社會狀況的反映，笛卡爾作為那個時代的思想代表，他的哲學既體現了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反對封建神學統治，要求發展科學、發展資本主義的進取精神，同時又反映了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同封建貴族相妥協、在思想上同天主教會相妥協的傾向。這種兩面性反映在他的《沉思》一書中，便是以科學的方法論、以普遍懷疑的理性主義精神，一方面，為上帝和靈魂的問題作論證；另一方面，也為物質存在作哲學的論證，為他的形而上學向物理學的過渡作準備。 ^[6] 

笛卡爾的《第一哲學沉思集》最初是用拉丁文寫的，撰寫於從1639年1月到1640年3月 ^[7]  ，出版於1641年。笛卡爾在此書公開出版之前，託人把幾份樣本分送給各派著名的學者：唯物主義哲學家霍布斯和伽森狄，維護科學發展的宗教界人士麥爾賽納和阿爾諾，以及天主教神學家伽泰魯和布爾登等人，請他們提出批判意見，以便根據他們的意見再做進一步的闡述，然後將駁論和答覆作為附錄收入在《第一哲學沉思集》中一同發表，從而留下了一份反映當時哲學論爭，特別是經驗論和唯理論論爭的珍貴資料。

笛卡爾先後共收到六組《反駁》，他都針對這些《反駁》做了《答辯》。這樣，《沉思集》的拉丁文第一版就包括六個《沉思》、六組《反駁》和六個《答辯》。第七組《反駁》是後來收到的，和《答辯》一起。 ^[8] 

笛卡爾為了論證上帝的存在及靈魂不滅的神學思想，採用了徹底否定一切、懷疑一切的策略，藉以從否定中逐步建立他所需要的肯定。他先讓自己懷疑自然的存在、自身的存在，繼而懷疑上帝的存在。對於感官所獲得的一切認識，他統統進行了否定。即使是他正在揮動着的手，他也懷疑是不真實的幻覺。於是一切事物彷彿都是值得懷疑的虛假的幻影，沒有一件東西是真實存在的。

在笛卡爾拋出了懷疑一切的煙霧彈之後，他得出了一個結論：既然一切都是可疑的，那麼懷疑本身便是不可懷疑的。即，我在懷疑，這是確切可信的。

我的存在既然值得懷疑，而懷疑“我”存在的那個“我”是什麼呢？它肯定不是想象，更非感官，但它應該是一種東西，具體來説，“是一個在思維的東西。”此即精神。並且，精神較之於飄忽的物質更易於把握。笛卡爾的精神就這樣被笛卡爾懷疑出來了。

上帝存在，還是不存在，這是一個非常形而上的問題，它涉及到世界的本原。康德的物自體，牛頓的第一推動力，以及印度教中的婆羅門，均可視為上帝一詞的另外表達方式。笛卡爾相信上帝的存在，並進行了一番邏輯論證。既然作為思維而存在的我是己被論證了的存在，但這個“我”又是因何而存在的呢？用笛卜爾的話説“我是從誰那裏得到我的存在呢？”“我”當然不是來自父母，它來自一個更高的存在，這個存在是完滿而自為的。

笛卡爾在其論證過程中否定了“無”能產生“有”，“我”這樣一個存在不是憑空而生的。而“如果我不依存於其他一切東西，如果我自己是我的存在的原因，我一定就不懷疑任何東西，我一定就不再有希望，最後，我一定就不缺少任何完滿性；因為，凡是在我心裏有什麼觀念的東西，我自己都會給我，這樣一來我就是上帝了。”可是，我在懷疑，且不完美，這樣一個既懷疑又有缺陷的東西根本無法產生我，因此，我只能來自至上完滿的存在體，即上帝。 ^[5] 

上帝的創造物—我，卻會犯錯誤。這樣就似乎存在一個矛盾，既然上帝是完美的，那麼它的創造物也應該是完美的，莫非上帝造物時犯了低級錯誤，笛卡爾當然不會承認真理的化身—上帝會犯錯誤，而是認為我只分得了上帝完滿性的一部分，世界作為一個整體是完美而無缺陷的。但個體的我卻必然存在諸多缺陷，於是錯誤便難免。可是我仍有無數的理由去感激上帝，因為他“從來沒有欠過我什麼，”卻無私地讓我存在了。

笛卡爾的沉思繼續圍着上帝打轉，上帝的存在與三角形的內角和等於一百八十度一樣無可置疑。

笛卡爾從懷疑感官實在的方法出發，推導出了精神及上帝，然後又返回到感官，指出物質性的東西也是真實存在的。笛卡爾這一沉思裏充分闡述了他的二元論思想。我既是精神（靈魂）的，又是肉體（物質）的，一個整體中具有兩個我。精神具有單一、完整、不可分的屬性，而肉體是可以分割的。 ^[5] 

從理論意義的角度來看，笛卡爾明確地把自我概念作為他的哲學的出發點，從自我出發推論出上帝的存在，繼而根據上帝的存在推論出物質的存在。這一邏輯順序使哲學的重心由本體論向認識論轉變，使自我與世界的關係，即認識主體和認識對象之間的關係，成為哲學探討的主題，這是近代哲學主題的重大轉變，而笛卡爾是這個轉向的肇事者。同時，笛卡爾對自我和理性的強調有利於突破經院哲學對理性的禁錮，提高自我在宇宙中的地位。過去，自我屈從上帝，理性屈從信仰，而在笛卡爾這裏，認識的秩序正好發生逆轉，哲學的探求不是先上帝而後自我，而是先自我而後上帝；不是先信仰而後理性，而是先理性而後信仰。笛卡爾所確立的這種自我的“主體性原則”，是文藝復興以來人本主義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標誌着人的主體意識的真正覺醒。以此為開端，西方近代的理性主義哲學家—理性為最高權威和主宰萬物的無限力量，試圖用理性、精神來克服主體與客體的對立、精神與肉體的對立，是人的主體性地位得到極大程度的高揚，從而也使近代西方哲學成為主體性哲學。 ^[5] 

笛卡爾的《第一哲學沉思集》對後世哲學有着複雜而又深刻的影響，這不僅表現在它對近代歐洲大陸理性主義哲學和德國古典哲學的巨大貢獻，還表現在它對胡塞爾的現象學的重大影響。笛卡爾的“沉思”對胡塞爾的現象學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普遍懷疑”的方法論方面。 ^[5] 

勒奈·笛卡爾（1596.3.31-1650.2.11）生於法國土倫省萊耳市，逝於瑞典斯德哥爾摩。法國哲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他對現代數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因將幾何座標體系公式化而被認為是“解析幾何之父”。他還是西方現代哲學思想的奠基人，他的哲學思想深深影響了之後的幾代歐洲人，創立了“歐陸理性主義”哲學。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