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的風

主人公傅大成上高中時因一首詩《笑的風》，走上文學創作之路，之後經歷了包辦婚姻、婚外戀、離婚、再婚與離婚，從青澀少年的春情萌動到耄耋之年的自我拷問，作者將他的情路文路心路歷程和盤托出。通過展現傅大成的經歷，《笑的風》活現了中國六七十年間社會生活的發展變化，既寫了中國人在社會風尚飛速變化中的酸甜苦辣、悲歡離合，也道出一代知識分子的婚姻與愛情。 ^[4] 

從魚鱉村出來的中學生傅大成，因為一首名為《笑的風》的詩歌而使人生髮生了轉向。在父母的包辦下，他無奈與素未謀面的白甜美結婚，內心幾經掙扎最終還是與白甜美在Z城幸福而平穩地度過了一段動亂年代。改革開放，傅大成重回文壇，在北京與同為作家的杜小鵑相識；第二次上海之行二遇杜小鵑，兩人感情逐漸升温；西柏林之行，傅大成與杜小鵑再次偶遇並徹底墜入愛河。中年傅大成選擇了與原配白甜美離婚，與自由戀愛的對象杜小鵑結婚。直到晚年，傅大成才得知杜小鵑早有一子，最終杜小鵑抵不住兒孫的親情誘惑，拋棄了傅大成。 ^[9] 

《笑的風》的故事在王蒙的激情回望中得到“編織”，其中無論是對婚戀主題的選擇，還是對個人史的關注，都不僅是簡單的歷史回溯與時代描摹，更承載着作家80餘年的生活經驗與情感藴藉，並藉助書寫本身達到個人同時代的勾連，以期在歷史同個人的互文性中實現對生命真相的逼近、對人生的體悟與對人性的探察。與此同時，讀者也得以窺見王蒙怎樣“接通了中國古代中庸和合的思想流脈”，表達“多元整合的、建設改良的、中庸和諧的、理性民主的、交往對話的諸多思想觀念”。而這也導致王蒙小説內部往往存在着眾聲喧譁的狀態，從而在內部與外部、顯性與隱性、理想與現實之間形成一種辯證的張力。正如王蒙在談到“笑的風”時，稱其“可以理解為是風送來的笑聲，也可以説風笑了，也可能説笑乘風來，也可以説風本身是笑的”。因而，小説中“笑的風”並不是單一質素，相反，在敍述的“留白”與“縫隙”中，充滿了個人與時代的對抗與糾纏。

《笑的風》的辯證性就體現在自我認同的悖反與對時代的複雜體認當中。無論是傅大成、白甜美還是杜小鵑，都是被時代大潮裹挾的前行者，雖然前行的路徑存在差異，但在追求自我價值認同方面卻殊途同歸。就像面對婚姻，傅大成一面與白甜美深陷在無法相知的泥潭，但又捨不得平淡的婚姻生活；一面嚮往純美的愛情，以致難以自控地越出常軌。其中顯然也暗含了傅大成內心的無數次衝突與矛盾，如在白甜美要求去Z城同住，他卻謊稱無法解決時，“有一種説不出的心情，他不願意更沒有勇氣承認這種心情”，深陷於負罪感當中的傅大成也沉溺於自己“到底要什麼”的不解當中。此後，在其如願與杜小鵑相守後，又不時產生對白甜美的追憶與思念。白甜美雖然是一個傳統的鄉村女性，但她在早年就透露出不凡的能力與氣度，並最終成為一名事業有成的企業家。她的軟肋在於對男性的歸屬與依附，無論是包辦婚姻時的“有意”為之，還是此後與老鄭關係的“慎重”，都源於傳統的封建婚戀觀和對正統男女關係的天然認同。杜小鵑顯然是傅大成追尋已久的詩意温柔的“笑的風”，兩人的結合儘管有悖倫理，過程曲折艱難，但王蒙並沒有投以偏向性的反面態度，而是將其作為另一種婚姻狀態。杜小鵑是一個為追逐愛情而不顧一切的真性情的女子，同時也有“要不，你還是回白姐那邊去吧”的堅決與寬容。小説中的人物雖然選擇不同，但無疑都在尋求自我的身份認同，如傅大成對純美愛情的追求，白甜美對傳統家庭結構的維護與堅持，杜小鵑對愛與文學的執迷。然而，他們在追求的同時也都在遺失，但遺失過後，他們亦都重新與自我達成“和解”，認識到人事的變幻與無常，從而在自我認同的悖反中實現辯證的自省與審視。 ^[10] 

該小説先後入選2020年4月文藝聯合書單 ^[3]  、2020年4月文學好書榜 ^[6]  、2020年5月《中華讀書報》月度好書榜 ^[7]  、作家出版社2020年度好書 ^[5]  、第十七屆《當代》長篇小説年度論壇2020年度長篇小説五佳作品 ^[8]  。

原中篇小説《笑的風》首發於《人民文學》2019年第12期，后王蒙增加5萬餘字，於2020年4月推出長篇小説《笑的風》單行本。 ^[4] 

王蒙，1934年出生在北京，曾任中國作協常務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現為中央文史館館員。曾獲茅盾文學獎、意大利蒙德羅文學獎、日本創價學會和平與文化獎，並獲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榮譽博士、澳門大學榮譽博士、日本櫻美林大學博士學位。2019年獲得“人民藝術家”國家榮譽稱號。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