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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平更化

鎖定
端平更化,指1233年(紹定六年)史彌遠病死後、宋理宗親政,改元“端平”後實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端平更化使理學成為官方哲學,並革除了史彌遠時期的很多弊端,但其它改革措施或失敗或流於表面,未能成功。 [1] 
(概述圖片來源 [2] 
中文名
端平更化
所處時代
南宋
時    間
公元1241年-公元1252年
主導人物
宋理宗
目    的
革除弊政
結    果
治標不治本

端平更化背景

1224年(嘉定十七年)宋寧宗病危,宰相史彌遠因知曉皇養子濟國公趙竑對自己不滿,於是假傳聖旨立沂王趙貴誠為皇子,宋寧宗駕崩後,他聯同楊皇后的侄子楊谷楊石,成功勸服楊皇后,矯詔擁立皇子趙貴誠繼位,是為宋理宗。史彌遠因立宋理宗之功,更加掌握大權,直到1233年去世之前,他一直掌握南宋實權。史彌遠的政治地位過於突出,宋理宗的光芒亦被湮沒,有沉默十年之説。史彌遠掌權二十六年期間,排斥異己、貪污中飽、加重税金,使南宋國勢漸衰。 [3] 

端平更化起因

史彌遠死前將最受信任的鄭清之升為右相樞密使薛極為樞密使,喬行簡陳貴誼參知政事,安排好後事才撒手死去。宋理宗將1234年改為端平元年,沉默了十年的理宗終於迎來了親政。他意圖有所作為,蕩除弊政提拔了大批新人,出台了改革措施。 [1] 

端平更化措施

端平更化罷黜史黨

史彌遠死後,宋理宗唯恐引起政治地震,對史彌遠曲加維護,但對其黨羽卻絕不寬貸。還在史彌遠病危期間,理宗夜降詔旨,罷免了梁成大。1234年(端平元年)五月,流放李知孝瑞州居住,梁成大潮州居住,莫澤南康軍居住。因趨附史彌遠而位居執政袁韶、因史彌遠的親家而擢任制帥趙善湘,也都遭到台諫論劾而相繼罷任。其他被罷黜的史黨爪牙不勝枚舉。 [1] 

端平更化慎擇宰相

宋理宗糾正了宋寧宗嘉定以來權臣獨相的局面,謹慎簡選宰相,使這一時期的政治相對穩定。鄭清之任相雖出於史彌遠的安排,但他是宋理宗的老師,又參與擁立,因而也深受理宗信任,端平更化時,其相位並不因史彌遠推薦而有所動搖。鄭清之不像史彌遠那樣專斷,配合理宗改革。端平三年,宋理宗因用兵失利下罪己詔,他也罷去相位,但理宗對他仍眷顧不衰。
鄭清之 鄭清之 [4]
端平二年,喬行簡開始與鄭清之並相,鄭清之罷去相位以後,理宗讓喬行簡獨相三年,嘉熙三年,喬行簡因老病改為平章軍國重事。史稱他“歷練老成”,參與更化時間最長,對加強邊防、整頓財政、薦引賢能貢獻頗多。
李宗勉史嵩之在嘉熙三年並任左右相。李宗勉任相僅兩年,即死於任上,史稱他“守法度”,有“公清之相”的美譽。史嵩之其人,不是賢相,卻是能臣。他第二次經理京湖防務時,薦士三十二人,董槐吳潛後來都稱賢相。史嵩之任相以後,京湖用孟珙,川蜀用餘玠,在其後抗禦蒙古南侵中都功績卓著,可謂識人。但史嵩之因是史彌遠之侄,後人對他也沒有好感。他與喬行簡李宗勉先後並相,略有史彌遠專斷的餘風,輿論大譁,不斷有人上書以儒家倫理抨擊他,太學生、武學生與臨安的府學生也輪番上書。宋理宗便讓史嵩之守喪,除服以後,也沒有再起用他。
其後,範鍾杜範並相。史稱範鍾為相“清正守法”;杜範任相,民眾“載道歡呼”,都有美好的聲譽。嘉熙五年,杜範死在宰相任上,遊似與範鍾並相,兩人雖政見不和,但都能剋制和配合。
1247年(淳祐七年),邊疆戰事緊急,理宗再啓用鄭清之為宰相。但鄭清之並無貢獻,而且他的兒子賣官鬻爵,令其政聲大壞。1251年淳祐十一年,鄭清之去世,由謝方叔吳潛並相,吳潛也稱“賢相”,但在位僅一年;謝方叔直到1255年(寶祐三年)才罷相,宋理宗之政已由更化圖治的前期轉入嗜慾怠政的後期。 [1]  [3]  [5-6] 

端平更化親擢台諫

史彌遠專政,台諫被權相控制。史彌遠一死,宋理宗就宣佈親自管理台諫。這一時期,宋理宗任命台諫四十餘人,知名的有洪諮夔李宗勉李韶謝方叔江萬里程元鳳李昴英等。 [1] 

端平更化澄清吏治

宋光宗宋寧宗以後,吏治大壞,及至宋理宗親政,更是貪濁成風,賄賂公行。理宗親自制《審刑銘》、《訓廉銘》等,把道德宣傳與法律約束結合起來,規定官員犯贓與謀殺、故殺、放火列為同罪,貪贓移作他用者籍沒其家,推行吏部考功條法,懲辦了一批贓吏。
官吏冗濫是吏治腐敗的又一現象,往往六七人盯住一個候補官缺,即消耗國家財政,又影響行政效率,更造成跑官行賄。理宗對此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取消堂除陋規。堂除是權臣專政下的政治陋規,也為內降恩澤濫授美差留下了後門。
二是減少官吏權攝。所謂權攝就是不夠任職資格者代理為官,官員隊伍因而膨脹。理宗規定,內地如缺州縣官,必須由現任官出闕;出任兩任通判者其中一任必須到兩廣四川等偏遠地區任職,確保那裏官缺不再權攝。
三是控制取士人數。從端平到淳祐的六次科舉取士,每舉平均取士約四百五十人,比起理宗寶祐以後七次科舉取士每舉平均約六百人來,大約少取四分之一,也應是減少冗官的措施之一。
四是嚴格升遷制度。為了抑制僥倖得官和越級提升,理宗規定:在朝的宰執、台諫、侍從以及在外的監司、帥守不得徇私薦舉;未歷州縣官者不得入朝為郎官,已經在朝為郎官者必須補上這一任。 [7] 

端平更化整頓財政

端平更化時期發行的貨幣 端平更化時期發行的貨幣 [8]
理宗親政,財政上面臨物價飛漲、國庫空虛兩大問題。前者主要是濫發紙幣造成通貨膨脹,後者主要是端平入洛軍費開支與應付冗官的行政花銷。應對前者的主要措施是停止發行新幣,適當回收舊幣,嚴禁偽造紙幣。這些措施有一定作用,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南宋後期日漸嚴重的經濟危機。應對後者的主要措施是嚴格會計制度,實行節用方針。端平元年,理宗命尚書省設局審計户部財賦收支,下令編制《端平會計錄》。 [1] 

端平更化尊崇理學

朱熹 朱熹 [9]
韓侂冑倒台後,理學地位逐漸上升。理宗即位前就向鄭清之程朱理學,即位後又讓真德秀講授朱熹的《四書集註》,1227年(寶慶三年),進封朱熹為信國公凡此都表明他對理學十分熱衷。端平親政,理學家們掀起了為程朱理學爭正統的熱潮,理宗也成為理學官學化進程中舉足輕重的一位君主。
端平元年,他下令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和朱熹入祀孔廟。次年,理宗採納李埴的建議,享受入祀孔廟待遇的改為胡瑗孫復邵雍歐陽修、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與程頤。
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分別追封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為汝南伯、河南伯、伊陽伯、郿伯,與原先所封的信國公朱熹同為儒學嫡傳正宗,令學官列入孔廟入祀。與此同時,理宗宣佈王安石是儒學“萬世罪人”,出孔廟;胡瑗、孫復、蘇軾、歐陽修、司馬光也被遷出,
擢用理學之士,也是理宗表彰理學的重要表現。起用真德秀魏了翁對朝野影響最大。真、魏被史彌遠排斥出朝,在理學成為儒學正統過程中最有貢獻,當時並稱二賢。端平元年,理宗召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當時,物價騰貴,民生憔悴,人民對他們回朝寄予厚望,民諺曰:“若欲百物賤,直待真直院”。但他們入朝後大談“正心誠意為第一義”,對物價雖採取過措施卻收效不大,民諺失望的説:“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鍋麪。”次年,真德秀升任參知政事,僅兩月就去世。魏了翁立朝僅六個月,也出朝督視京湖江淮兵馬,不久自求罷官歸裏。理宗召用真、魏,主要用意是藉此起推崇理學、任用賢能的象徵性作用。 [1]  [5-6] 

端平更化結果

端平更化任用的人材不錯,大多清廉,個別的大臣上京還引來萬人圍觀,叫好不絕。網羅人材不少,但他們朝令夕改,最終無所建樹。整頓財政的各項措施也是以事論事,治標不治本,沒有改變更深層次的財政制度、用人制度、軍隊制度,朝政雖然穩定,但是卻是朝廷衰落的趨勢。 [10] 

端平更化評價

端平更化是韓侂冑以後南宋後期黑暗政治中唯一的短暫亮色,對革除史彌遠專政時的弊政,對穩定理宗親政後的政局與社會經濟,產生了一定的積極效果。縱觀理宗更化期間的用人,大多皆賢良稱職,一時朝堂之上,人才濟濟,政風為之一變。因此,時人將“端平更化”稱為“小元祐”。不過,“端平更化”雖然聲勢很大,但並沒有改變南宋走向衰落的趨勢。雖然網羅了不少賢良之士,但他們“所請之事無一施行”,朝令夕改,最終無所建樹。澄清吏治、整頓財政的各項措施也大多就事論事,治標不治本。因此,相對它的具體實效,“端平更化”更多體現出的是理宗欲求有所作為的一種態度。 [11]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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