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漢章

童漢章烈士（1897—1943），肥東縣店埠鎮童小郢人。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童漢章聞訊回國，赴武漢參加革命工作。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赴南昌參加周恩來、賀龍、葉挺等發起的八一南昌起義，隨軍南征，並主持革命委員會宣傳委員會一部分工作。1939冬進入新四軍淮南根據地後，出任津浦路西各縣聯防辦事處主任，從事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建設。此後數年，經常奔走於梁園、吳山廟、撮鎮一帶，深入各區鄉，發動羣眾，領導反敵偽“掃蕩”，推行新民主建設，成績卓著。1943年童漢章奉命赴延安學習，途中染病，於8月8日逝世，終年46歲。他逝世後，陳毅深表悲痛，撰寫哀辭，贊其一生“毅然唯真理正義之是從”，“可謂不朽”！ ^[2] 

1918年，童漢章考入設在安慶的安徽法政專門學堂，法政專門學堂的前身是江淮大學，這是當時安徽的最高學府。童漢章在校期間，中國和世界的歷史正經歷着重大的變革，尤其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更加促使中國先進分子的覺醒。童漢章在時代的潮流推動下，走上了反對封建主義的統治、反對列強侵略的道路。 ^[1] 

五四愛國運動的消息傳到安慶以後，以法專學生為主的安慶各校學生，立即積極響應。他們決定與北京學生採取一致行動、宣佈罷課，舉行集會，併發起抵制日貨運動。在這場愛國運動中，童漢章始終站在鬥爭前列，被選為安徽省學生聯合會副會長，成為安徽早期學生運動的骨幹之一。

五四運動以前，封建勢力在安徽教育界根深蒂固，一些學校的校長，不是仰承軍閥鼻息的反動政客，便是頑固保守的封建餘孽，很少開明人士。五四運動以後，在反封建禮教的怒潮中，安徽教育界的進步師生逐步認識到，要使科學和民主的思想得到發揚，必須實行教育改革，而教育改革的前提，則在於掃除阻礙改革的封建勢力。當時，童漢章所在的法政專門學堂的學監(即後來的校長)張某，是一個託庇于軍閥倪嗣沖的封建官僚，在他的統治下，學校裏因循守舊，死氣沉沉。這種情況引起了該校師生的不滿。1919年冬，童漢章與同學周駿(即周新民)等發起驅張運動，要求教育當局改派教育界進步人士光明甫先生掌管校政。張某惱羞成怒，竟僱用流氓對付學生，但在各界人士的正義聲討下，張某終於被逐出了校門。1920年秋，安徽軍閥當局派丁進明接任校長。此人把辦教育當作做官，第一次到校時，竟然乘坐4人大轎車。包括童漢章在內的法專學生見狀，十分憤怒，立即結隊堵住校門，不準丁進明進校。丁進明召來警察，強行衝入校內。因此，法政師生舉行了為期40余天的罷課鬥爭，直到軍閥政府全部接受師生要求為止。

在法專學生驅張運動的影響下，安徽省一些主要中學和職業學校的師生，也先後起來驅逐各校頑固校長，形成當時教育界極有影響的“易長運動”。在“易長運動”中，童漢章不僅首先發難，而且是堅持鬥爭的中堅力量。

五四運動前後，安慶地區先後出現一些傳播馬克思主義為內容的進步刊物，也出現一些以研究馬克思主義為宗旨的革命組織。童漢章在先進思想的薰陶下，思想面貌發生了變化。1921年春，童漢章與舒傳賢、許繼慎、周新民、楊溥泉、王步文等20多人同時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1年6月2日，安慶發生因請求增加教育經費而遭到軍閥倪道、馬聯甲殺害學生薑高琦(還有重傷死去的周肇基)的六二慘案。6月3日，安慶各校師生憤而罷課，並在各校門前掛上大幅白色橫標，上書“議員軍閥殘殺學生，全體學生誓與偕亡”16個大字。接着，安慶各界紛起聲援，並組成“安慶十公團‘六二’慘案後援會”，通電省內外，聲討倪、馬罪行。在這次歷時一年多的反軍閥鬥爭中，童漢章不畏強暴，旗幟鮮明地站在被害學生一邊，在追悼姜高琦烈士大會上，他以悲憤的筆觸寫下一幅輓聯：

碧海竟沉冤，此去應知難瞑目，

黃泉晤舊侶，為言後死不忘仇。

這幅輓聯凝聚着他對封建軍閥的仇恨，表達了誓與封建勢力鬥爭到底的決心。這種鬥爭精神，不僅為周新民等朋輩所推崇，而且也得到光明甫、朱藴山等前輩的稱許。

1922年，童漢章從法專畢業。1924年與友人東渡日本，寄住在東京小石川翰雲寄廬，他一面認真鑽研馬克思的經濟學説，一面積極參加政治活動。這時，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分為左右兩派。右派以後來的CC分子陳訪先、方治為代表，左派則以王步文、翟宗文和童漢章等為代表，雙方經常進行激烈的鬥爭。在鬥爭中，童漢章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給右派以沉重打擊。

大革命時期，童漢章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童漢章聞訊，立即動身回國，在蕪湖稍作停留，即赴武漢參加革命。這時，武漢尚未光復，暫設在武漢的國民黨安徽省臨時黨部還不能公開活動。這個臨時省黨部由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人士組成。童漢章到武漢後，以共產黨員的身份加入國民黨，並擔任國民黨安徽省臨時黨部總幹事。1927年2月，根據臨時省黨部指示，他與黃夢飛一起，帶領部分人員先期秘密回省籌建組織，迎接北伐軍到來。不久，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三軍進入安徽，臨時黨部也隨之遷到安慶，並準備召開國民黨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會。

北伐軍節節勝利，革命形勢迅猛發展，引起封建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極大恐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加緊策動破壞陰謀。1927年初，蔣介石由武漢沿江東下安慶，網羅各種反動勢力，企圖把他們塞進經過改組的國民黨安徽省黨部，與左派爭奪領導權，對於蔣介石的反革命行徑，左派同志早有察覺。3月22日，安慶各界人士召開歡迎蔣介石大會。會上，童漢章親手向蔣介石遞交傳單，堅決反對特務分子擔任安徽省黨部委員。同時，周新民等在大會上發言，不指名地對反動勢力提出警告，蔣介石對此大為不滿，又見童漢章遞交的傳單結尾處，沒有“蔣總司令萬歲”的口號，更加憤恨，會未終場，即悻悻離去。

蔣介石回到行營，指使楊虎收買100多名流氓分子，於3月23日，搗毀省黨部及工農羣眾組織，並毒打在場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這就是蔣介石一手策劃的安慶三二三反革命事件。

事件發生後，黨代會無法在安慶召開，臨時省黨部遂決定將大會移至武漢繼續舉行，留下舒傳賢、葛文宗、周新民和童漢章等人負責善後。

不久，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公開背叛革命。這時，安慶已完全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童漢章的住宅受到反動分子的抄檢，他本人也和光明甫、沈子修、朱藴山等受到反動政府的通緝，被迫撤至武漢。同年5月中旬，國民黨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童漢章被選為省執行委員會委員。

同年7月15日，汪精衞追隨蔣介石背叛革命，大革命歸於失敗。從三二三事件到七一五政變的一系列事實，童漢章深刻地認識到，國民黨內蔣汪反動分子，在帝國主義和國內買辦資產階級的收買和策動下，已完全滾到反革命營壘中。一切真正革命的同志，不僅不能與他們同流合污，而且也不能對他們存有任何幻想。因此，他在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後，即迅速離開漢口，經中央安徽省臨委王興亞介紹，隨軍到達南昌，參加八一南昌起義，被革命委員會任命為宣傳委員會委員。其後，他隨軍南征廣東。不久，起義軍被打散，他和許多同志乘民船到達香港。

1927年九、十月間，童漢章由香港潛回上海，接受黨組織的指示，回到合肥，以教書為掩護，把大革命中保留下來和大革命失敗後陸續從外地回到合肥的黨員組織起來，成立中共合肥黨小組，並擔任小組組長(一説，1927年9月，許繼慎奉黨中央派遣，回皖西組織革命武裝。途經合肥，幫助建立黨小組，童漢章任組長——編者注)。先後發展周坤田、何世球、俞本立等人入黨，後成立中共特支，童漢章任特支書記。

正當合肥黨組織逐步發展壯大的時候，童漢章的身份突然暴露，反動當局企圖將他逮捕。1929年暑假，他被迫倉促出走，經上海輾轉到北京，始終未能與組織接上關係，由此脱離了黨組織。此後，他往返於京滬之間，過着流亡生活。1932年，他隨光明甫先生回到安徽，失業在家。這時，有人勸他到國民黨政府中謀取官職，他斷然拒絕，發誓“寧可餓死，絕不做國民黨的官!”後來，他應沈子修先生邀請，先後在貴池鄉村師範和鳳陽鄉村師範教書。由於失去組織關係，他心中非常苦悶，常常借酒澆愁。儘管如此，但他並未流於頹廢，而是始終保持共產黨人應有的節操，並常在講課時，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解釋“總理遺囑”；也常在與學生接觸中，用自己的思想去教育和影響學生，引導他們走上革命道路，他的學生如唐曉光等，後來都成了黨的優秀幹部。

1937年七七事變後，蟄居學校的童漢章憤然而起。他和沈子修先生一起，結束了教書生涯，投身到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去。為了免除家室之累，他毅然將妻室兒女託付給親友遷移後方，隻身一人留在安徽，從事抗日救亡活動。

1938年初，他來到安徽戰時首府——金寨，在以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為核心的安徽省抗日動員委員會，擔任總務部副部長，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在此期間，他在黨的領導下，一面與國民黨特務方治等人制造的反共分裂活動開展鬥爭，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破壞抗戰的反動面目和貪污腐化的醜行；一面幫助黨組織動員和組織大批青年奔赴新四軍抗日根據地，參加抗日戰爭。

1939年，桂系軍閥李品仙出任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加緊進行反共活動，迫害進步人士，為了避免損失，黨組織決定將一部分黨員和進步人士撤到根據地去。1939年秋冬之交，童漢章按照組織安排，率領部分人員，突破國民黨頑固派的重重堵截，奔赴皖東抗日根據地。

童漢章到達新四軍淮南軍區路西根據地不久，即根據黨的指示，秘密進入敵佔區肥東梁園一帶，組織抗日民主政權。

1940年4月，共產黨領導的合肥縣政府在肥東王子城成立，童漢章受命擔任縣長(一説，1940年9月，童漢章任合肥東南區聯合辦事處主任——編者注)。他廢寢忘食地奔走於梁園、吳山、撮鎮一帶，深入各區、鄉、佈置和檢查工作，發動和組織羣眾，他還經常利用農閒，召開羣眾大會，登台演講，闡明堅持抗戰的重要，痛斥反共賣國之可恥，極大地鼓舞了根據地的軍民。

合肥縣政府臨時所在地王子城，是路西根據地通向皖東北的必經之路，對於加強路東、路西間的聯繫十分重要，而國民黨頑固派對共產黨領導的肥東抗日力量十分嫉恨，必欲除之而後快。1940年九、十月間，桂頑李品仙所部一個團突然向肥東地區發動攻擊。在敵、偽、頑軍三面攻擊下，我軍被迫撤離。童漢章在做好撤離的安排工作後，亦於11月率縣政府工作人員撤回到路西根據地。

由於長期在敵後堅持工作，童漢章的身體日漸虛弱，回到路西不久，即不得不轉赴路東半塔治病。他在那裏休養一段時間後，再次回到路西，擔任路西聯防辦事處主任。在此期間，他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參加根據地軍民歷次抗日、反頑鬥爭和根據地的各項建設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

1941年，童漢章經魏今非介紹，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從1929年起，因敵人通緝，被迫流亡外地，以致失掉組織關係；到1941年重新入黨，歷時近12年，終於又回到黨的懷抱。

1943年初，童漢章奉命赴延安學習。臨行前，他在日記中寫道：“吾受黨命調往延安受訓，增進能力，盡忠民族和無產階級，雖背井離鄉，別母離妻，亦無所顧念，吾以身許黨矣!”2月12日接到通知，15日即整裝啓程。途中，因到延安的交通線被敵人封鎖，無法通過。奉命返回新四軍軍部，先在軍部學習一段時間，再定行止。他對這次到延安未能成行頗感憾事，十分關心“今後不知能有機會去延安學習否?”這種心情，不僅表達他對革命聖地的嚮往，而且也表明他在革命征途中，急於加強學習的進取精神。 ^[1] 

同年6月，他再次接到赴延安學習的通知，遂迅即啓程北上。不料在通過敵封鎖線時受阻，同行的魏文伯等人迅速撤離，童漢章因身體不好，且帶有黨的機密文件，惟恐泄露，遂鑽入附近水塘中，事後雖經救起，並被送往大柳營根據地醫院搶救，但終因溺水過久，且併發急性腸炎，醫治無效，於翌日晨停止呼吸。年僅46歲。 ^[1] 

童漢章犧牲以後，凡與他共過患難的同志，都感到十分悲痛。根據地軍民對於他生前的革命業績深懷欽敬，曾為他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陳毅親致哀辭，詳述其一生革命經歷，給予高度評價，謂其“一生毅然唯真理正義是從”，“可以楷模”，“可為不朽”。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