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朋友

電影《童年的朋友》劇照(8張)

現任高級領導職務的侯志視察時曾路過延安。舊地重遊，使他感慨萬千。當面臨着繁忙的工作、更高一級的提升，以及現實中的許多難題時，他同老同學、幼兒園園長田秀娟一起萬分感慨地回憶起40多年前他們所經歷的一段難忘的生活。

當年，年僅12歲的小侯志，從抗戰前線被抽調到延安一所中學裏學習文化。小侯志對學校的一切都感到好奇有趣，不久他就與不少同學交上朋友，大家親切地稱他“猴子”，他同他們過着頗為有趣的集體生活。一天，一位幹部來到學校接他的女兒回家度週末，其他同學也相繼回家探親，這引起了“猴子”對自己爸爸的思念。他請假去組織部打聽爸爸的消息，卻聽到一個不幸的消息，班長告訴他：他爸爸已經犧牲了。他痛苦萬分。由於戰爭的需要，幾位年長的青年人被迫放棄學業到各個崗位上去工作、戰鬥。羅姐去後方醫院當護士，田秀娟到機要部門工作，班長上了前線。一年冬天，延安被封鎖，“猴子”染上了傷寒，當他生命垂危的時刻，羅姐用自己的青春熱血救活了他，並日夜照料他。可是羅姐自己卻被勞累拖垮染上了傷寒，在一個陰沉的拂曉，她默默地倒在大雪紛飛的爐灶旁。

青年時期的田秀娟，是位雲南闊小姐，為了逃婚，好不容易到了延安，“猴子”曾和她淘過氣，弄得她無可奈何，當“猴子”病重時，田秀娟不顧傳染，去醫院替羅姐照料他。在那裏，她向沉默寡言又富有魅力的班長大膽地傾訴了愛慕之情。可無情的戰爭使班長放棄了愛情。一次在大部隊撤離陝北時，已經同別人結了婚的田秀娟正值分娩前夕，又遇上了擔任阻擊任務的班長。班長為着田秀娟和孩子的安全用擔架把她護送過黃河，轉移到山西去。不久，班長在一次戰鬥中犧牲了。他沒有任何遺物。留下的僅是“猴子”當年為他當“通訊員”時給田秀娟送的那封后來珍藏了40多年的信 ^[1]  。

演職員表參考資料 ^[2] 

角色介紹參考資料 ^{[1]  [3]  [4]  [5]} 

導演黃蜀芹剛接觸劇本時感到拍這種革命傳統題材吃力不討好，沒有票房價值，藝術上也難突破 ^[5]  。不過，她反覆思忖，發覺作者對那段生活有真情實感，表達了戰爭年代的童心、人與人的温情，也寫了革命者的人生遺憾，還是打動人的 ^[8]  。所以，她接受了這個任務。她認為，20世紀80年代的觀眾不會對僅僅還原延安時期那段生活感興趣，便為影片尋找了三個立足點 ^[5]  。

立足點之一：不把影片當成就事論事的“革命傳統”題材來看待，而是站在一定的歷史角度，把它當做具有中國獨特性的題材看待。延安可以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熱血青年從四面八方來到這裏，然後又從這裏出發奪取了全國政權。因此，地域、歷史、生活、人的價值本身強於一人一事的戲劇性事件。在整理劇本時，她和主創人員們刪除了同類影片中常見的情節，如孩子犯紀律、受批評、改正等，而是強調了歷史氛圍、地域特點和紀實的生活形態 ^[5]  。

立足點之二：影片要表現真實的心靈與真實的人生經歷，儘量跳出一切模式，不僅表現真實的生活形態，而且要利用敍述上的回顧形式，深入強調人生的遺憾與惆悵。在黃蜀芹看來，利用侯志的眼光看班長、羅姐 、田秀娟之間的關係發展與心理變化，是劇本最有價值的部分，遂決定用三人之間的情感來表現戰爭。她相信如果能將三人的願望與遺憾表現得真切動人，他們的犧牲就能顯得更高尚而有感召力 ^[5]  。

立足點之三：以人性立場表現戰爭。儘管歷史上的延安聽不到槍炮聲，但黃蜀芹認為，戰爭是影片大的時代背景，如果把延安拍成世外桃源將是重大失誤，全片也將失去支點。所以，影片要表現戰爭與童心、戰爭與初戀、戰爭與母性的對立 ^[5]  。

黃蜀芹認為，與《紅巖》《小兵張嘎》等同題材影片相比，該片的劇本在故事情節、人物命運的戲劇性強烈變化上，都不具有優勢，整個故事很簡單，事件也不多，當情節不足以取勝時，不如不花力氣去表現情節，而是着力於描繪這些事情前前後後引起的一連串反應，用電影語言描繪大量的心靈反應 ^[8]  。

在黃土高原深入生活時，當地特有的風景和人文所帶來的強烈的造型感衝擊，令黃蜀芹與劇組主創人員在影片形式方面達成共識：電影造型本身是一種語言，因此，如果電影鏡頭有了造型感，就會有情緒表現力，也就有了描繪性。於是，他們專門為故事的某些部分設立了描繪段落。譬如“部隊開赴前線”一段，如果僅僅為了敍事，只需兩三個行軍鏡頭就可以，但這樣不具有情緒表現力，黃蜀芹他們決定用二十五個鏡頭進行描繪，各種局部鏡頭一律對角線構圖，“嚓嚓嚓嚓”四步換一個鏡頭，試圖以此描繪戰爭的嚴峻無情 ^[8]  。

該片沒有動人的故事，沒有曲折的情節，沒有人們熟悉的戲劇性，甚至淡雅質樸到對觀眾沒有任何官能上的強烈刺激，可是那些注入創作者主觀性的鏡頭和畫面，卻使觀眾久久難以忘懷。觀眾沒有被影片的什麼所感動得為之流淚，為之嘆息，可卻會不自主地深深地思考，把那時革命隊伍中人與人之間的人性美和自己相比較，從而淨化自己的靈魂。影片創作者善於運用電影特有的造型手段，對生活進行獨特的選擇和處理。現實生活被影片創作者主觀化了，加上導演女性的温存與細膩，使影片別具一種韻味和魅力。遺憾的是，該片在劇作整體結構上很欠完整，老侯志與老田秀娟的那條線沒有處理好，顯得笨拙，也許根本就不必要 ^[3]  。（《電影藝術》評）

該片猶如一首雋永而耐人尋味的散文詩，它的“味”不在故事和人物本身，而在於整部影片所透出的一絲含蓄委婉的人生傷感，作為戰爭片，瀰漫於畫面中的不是濃郁的火藥味，而是一種能誘惑人們心靈的人情味，這不能不説是導演的一次大膽創新。縱觀全片，雖然不聞一槍一炮，但是影片同樣深刻揭示了戰爭的殘酷無情，表現了老一輩革命者在革命戰爭年代的自我犧牲精神。影片沒有迴避寫犧牲，而是通過侯志父親、羅姐、班長的犧牲表現戰爭的殘酷，而且通過人們感情上的犧牲來反映戰爭的無情，展示了豐富的人性與人情。影片雖然只是延安生活的瑣碎片段，卻藴含着表現人與人之間的真誠善良這個永恆的主題。該片把敍事、寫景、抒情和諧地融為一體，敍事詳略得當，洗練緊湊 ^[4]  。（《電影新作》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