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鈞

早年武昌高等師範畢業，任安徽宣城師範校長。

1922年入德國柏林大學攻讀哲學。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回國後，任中山大學教授。 ^[3] 

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 ^[3]  總司令部政治部宣傳科長、秘書長、副主任，第九軍黨代表。參加“八一”南昌起義，被任命為起義軍總指揮部政治部副主任，同年底脱離中國共產黨。

1928年在上海與譚平山等醖釀成立中華革命黨。

1930年同鄧演達等創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當選為中央幹部會幹事。

1933年參加福建事變，任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土地委員會主任。抗日戰爭時期，參加抗日和民主活動，受聘為第一屆、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1935年，任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臨時中央執行委員兼宣傳委員會書記。 ^[3] 

抗日戰爭時期，受聘為第一、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3] 

1941年參與籌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 ^[3]  ，任中央常委兼組織委員會主任。

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後，同沈鈞儒等在香港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在香港恢復民盟總部和與中共的合作。1947年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改組為中國農工民主黨，任主席。

1948年響應中共“五一”號召，從香港到東北解放區，參與籌備新政協。1949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建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 ^[3]  、交通部部長，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 ^[3]  ，《光明日報》社社長 ^[1]  。

1957年被劃為右派。

1969年5月17日卒於北京。

章伯鈞是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1]  。

1928年在上海與譚平山等醖釀成立中華革命黨。1930年同鄧演達等創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當選為中央幹部會幹事。1933年參加福建事變，任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土地委員會主任。

抗日戰爭時期，參加抗日和民主活動，受聘為第一屆、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1年參與籌組民主政團同盟，任中央常委兼組織委員會主任。

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後，同沈鈞儒等在香港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在香港恢復民盟總部和與中共的合作。1947年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改組為中國農工民主黨，任主席。1948年響應中共“五一”號召，從香港到東北解放區，參與籌備新政協。1949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建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交通部部長，中國農工民主黨主席，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光明日報》社社長。1957年被劃為“右派”（右派之首，1980年未被平反，是五名中央級未獲平反的右派之一。），1958年1月26日，所擔職務被撤銷。文革中遭到嚴酷迫害。1969年5月17日因胃癌病逝於北京。骨灰於1982年11月15日被安放進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是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1895年陰曆十月初一（即陽曆11月17日），生於安徽樅陽縣後方鄉一個地主家庭（祖屋成為現在之育才村章家大屋）。6歲時其父章揚清不幸溺水而亡。與二弟章伯韜、三弟章伯仁由兩位叔叔撫養。

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師範(今武漢大學)英語系。

1920年畢業後即被聘為宣城師範英語教員並升任校長（宣城師範又名安徽省第四師範）。

1922年，以安徽省公費赴德國留學，在柏林大學哲學系攻讀黑格爾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與朱德同住一室，及後經朱德介紹於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回國後，任中山大學教授。

1926年參加北伐，任北伐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宣傳科長、秘書長、副主任，第九軍黨代表。

1927年8月參加南昌起義，被任命為起義軍總指揮部副主任。

1927年11月起義失敗後流亡香港，脱離中國共產黨。

1928年在上海蔘與成立中華革命黨。

1930年參與創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當選為中央幹部會幹事。

1933年參加“閩變”，擔任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土地委員會主任。

抗日戰爭時期，受聘為第一屆、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1941年參與籌組民主政團同盟，擔任中央常委兼組織委員會主任。

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後，在香港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在香港恢復民盟總部和與中共的合作。

1947年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改組為中國農工民主黨，任主席。

1948年9月，應中共中央的邀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進入東北解放區，共同籌備新政協會議。章伯鈞與沈鈞儒、譚平山、蔡廷鍇應邀首批離開香港，逃過了國民黨特務的嚴密搜查，乘蘇聯輪船“寶德華”號北上，抵達哈爾濱。

1949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農工民主黨主席，交通部部長，《光明日報》社社長。是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1957年在“大鳴大放”中提出批評共產黨的政治見解，建議實行“兩院制”，被指為要搞“政治設計院”（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報》)。

1957年6月8日成為中國第一號資產階級“右派分子”（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報》發言；因他為右派之首，1980年時沒被平反，仍被扣上這頂帽子）。

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佈撤消章伯鈞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組織部長的職務，而且他在民盟的歷史被刻意淡忘。

被劃為右派後，淡出政治舞台，但仍保留部長級待遇和全國政協委員一職，出入有汽車，跟隨有警衞，由於容易受“矚目”，故漸漸少公開活動；多與右派成員聚會、聚餐。

1969年5月17日病逝於北京。

1980年在《人民日報》正規表述中，他被定位為“著名的愛國民主戰士和政治活動家”。

1985年11月11日，農工民主黨中央與民盟中央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開《紀念章伯鈞誕辰九十週年座談會》，給予章伯鈞先生高度評價。

1986年5月23日，章伯鈞珍藏且倖存之330部，共2562冊善本藏書由夫人李健生代表捐贈至安徽省圖書館收藏。

章伯鈞有三次婚姻，分別是1920年在安徽樅陽，娶當地農家女林氏，生子章師明；1927年在武漢娶李哲民（李哲民1932年因肺結核歿於北平）；1933年於上海與李健生（原名李淑嫺，李哲民之妹）結婚，誕下兩兒：大女章詒學，1939年生於香港，次女章詒和，1942年生於重慶。

1895年11月17日清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初一日）章伯鈞誕生在安徽省桐城縣（今屬樅陽縣）後方鄉章家大屋。他六歲喪父，幼讀私塾，後入桐城中學。1916年考入武昌國立高等師範（即今武漢大學）英語系。1920年畢業後任安徽省立第四師範學校（校址在宣城）校長，他聘請在武漢結識的惲代英、蕭楚女來任教職，使四師氣象為之一新。

1922年9月，章伯鈞公費赴德國入柏林大學學習哲學。1923年初，由朱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春回國任中山大學教授，參加民主革命運動，以共產黨員身份加入國民黨。7月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訓練部（主任鄧演達、副主任郭沫若）宣傳科科長（前任為郭沫若）。在北伐戰爭中，任總政治部秘書長、農工部兵農聯合委員會主席。在蔣介石、汪精衞相繼叛變革命後，章伯鈞參加了周恩來等人領導的八一南昌起義，任起義軍總指揮部政治部副主任（主任郭沫若）、代主任職。起義軍失敗後流亡香港，從此脱黨。

1928年春，章伯鈞與譚平山等籌組中華革命黨，1930年5月改組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8月當選為中央幹事會幹事（總幹事鄧演達）、中央宣傳委員會主席委員。鄧演達犧牲後，他參與主持中央幹事會領導工作。1933年秋，章伯鈞和黃琪翔等代表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會同李濟深、陳銘樞等，與第十九路軍將領蔣光鼐、蔡廷鍇等共同發動了“福建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史稱“福建人民政府”），宣佈反蔣（介石）抗日，通緝蔣介石、汪精衞、何應欽等，停止“剿共”，聯合中國工農紅軍。章伯鈞任福建人民政府經濟委員會委員（主席馮玉祥，餘心清代），兼任土地委員會主任。福建人民政府失敗後，章伯鈞再度流亡香港，仍然明確地提出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的主張。

1935年8月1日，中共發表《八一宣言》，章伯鈞積極響應。同年11月，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在香港改名“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以“抗日、聯共、反蔣”為總方針，確立黨的指導思想“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黨的思想武器”，章伯鈞當選中央臨時執行委員會委員，任宣傳委員會書記，主持中央工作。1938年3月任總聯絡人，主持該黨工作，7月代表該黨被聘任為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參議員。

抗戰期間，章伯鈞積極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為抗日救國而奔走呼號。1939年11月，他與張瀾、沈鈞儒、黃炎培、梁漱溟等共同發起成立“統一建國同志會”，推動民主憲政運動的開展。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他參與創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任中央常務委員、組織部部長。1945年2月，他主持創辦《中華論壇》半月刊，任主編，積極宣傳為爭取抗戰勝利和爭取民主而鬥爭的政治主張，抨擊國民黨一黨獨裁統治和反共活動。7月1日，章伯鈞、黃炎培等6位參政員訪問延安，受到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人的熱情接待。7月3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專門約見章伯鈞和左舜生。回重慶後，章伯鈞積極配合中共，反對國民黨單獨召開國民大會，並斷然拒絕參加國民參政會，產生了很大的政治影響。

解放戰爭時期，章伯鈞在政治上堅持與中共保持一致。1946年7月13日發表《章伯鈞對“召開國大”的意見》，憤怒指出“這是一黨獨裁的大會”，為民盟拒絕參加“國大”作出了可貴的努力。1947年2月，“民解”改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已經實際領導該黨達9年之久的章伯鈞，當選為主席。他的夫人李健生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此後，章伯鈞積極參加了配合中共推翻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鬥爭。1947年10月27日，蔣介石下令解散民盟，章伯鈞避走香港，11月與沈鈞儒主持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同中國共產黨緊密合作，推翻國民黨獨裁政府，建設民主、和平、獨立、統一的新中國的政治綱領。

1948年秋，章伯鈞等首批民主人士進入東北解放區。1949年1月22日，章伯鈞與沈鈞儒等55位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及其他民主人士發表宣言，宣佈願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一致，將革命進行到底，與中共共同建立民主聯合政府。9月，他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章伯鈞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務委員、全國政協常委、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部長、《光明日報》社社長、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並繼續擔任中國農工民主黨主席。

1957年，在中共發起的整風運動中，章伯鈞積極響應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號召，幫助共產黨整風，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發言，提出意見和建議。反右運動開始後，被點名劃為右派。章伯鈞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消失後，被保留全國政協常委、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等職位。“文化大革命”中，全家遭受殘酷迫害，他憂憤成疾，病逝於北京。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章伯鈞的罪行材料均已推倒，只是不宣佈平反。他的骨灰於1982年11月15日被安放進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他的親屬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皆得到安排或平反，夫人李健生任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常委、中央諮監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1990年逝世。兒子章師明任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常委、中央執行局副主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秘書長、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全國人大常委，2002年年底離休後任中央名譽副主席。長女章詒學曾任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北京市委副主委兼秘書長、北京市政協副秘書長，這位北京大學物理系1964年畢業的高材生，潛心科學研究和技術革新，卓有建樹，多次被評為勞動模範、三八紅旗手，曾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狀。幼女章詒和1963年畢業於中國戲曲研究院（現中國戲曲學院）戲曲文學系，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殘酷迫害，被判處徒刑20年，坐牢10年，九死一生，1979年平反，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研究員。

1986年5月23日章伯鈞夫人李健生代表章伯鈞將生前苦心珍藏的古籍全部捐給安徽省圖書館，這批古籍共有明刻本277種、2239冊，清刻本53種、323冊，全系珍貴善本圖書，具有很高的價值，如明正德刻本《唐文鑑》21卷、《漢魏詩集》14卷、《纂圖互注老子道德經》2卷，明正德九年司禮監刻本《少微通鑑節要》50卷、外紀4卷和《資治通鑑節要續編》30卷，明成化刻本《貞觀政要》10卷和《大明成化庚寅重刊改並五音集韻（15卷）附篇韻貫珠集（8卷）》以及明刻本歙縣汪道昆撰《副墨》4卷等等。

1985年11月11日，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和民盟中央，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開“紀念章伯鈞誕辰九十週年座談會”。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楊靜仁發表講話，説：“章伯鈞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愛國民主戰士和政治活動家，儘管在他的一生奮鬥中也有過曲折，然而他不斷追求真理，總結經驗教訓。縱觀章伯鈞先生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總的來説他是愛國的、進步的，為我們民族和國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們紀念的。” ^[2] 

1895年陰曆十月初一（即陽曆11月17日），生於安徽樅陽縣後方鄉一個地主家庭。6歲時其父章揚清不幸溺水而亡。與二弟章伯韜、三弟章伯仁由兩位叔叔撫養。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師範(今武漢大學)英語系。1920年畢業後即被聘為宣城師範英語教員並升任校長（宣城師範又名安徽省第四師範）。 ^[1] 

早年武昌高等師範畢業，任安徽宣城師範校長。1922年入德國柏林大學攻讀哲學，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回國後，任中山大學教授。參加北伐，任北伐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宣傳科長、秘書長、副主任，第九軍黨代表。參加“八一”南昌起義，被任命為起義軍總指揮部副主任，同年底脱離中國共產黨。

1928年在上海與譚平山等醖釀成立中華革命黨。1930年同鄧演達等創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當選為中央幹部會幹事。

1933年參加“閩變”，任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土地委員會主任。

抗日戰爭時期，參加抗日和民主活動，受聘為第一屆、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1年參與籌組民主政團同盟，任中央常委兼組織委員會主任。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後，同沈鈞儒等在香港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在香港恢復民盟總部和與中共的合作。1947年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改組為中國農工民主黨，任主席。1948年響應中共“五一”號召，從香港到東北解放區，參與籌備新政協。

1949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農工民主黨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長，《光明日報》社社長。是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1957年在“大鳴大放”中提出批評共產黨的政治見解，被指為要搞“政治設計院”。1957年6月8日成為中國第一號資產階級“右派分子”（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報》發言；因他為右派之首，1980年時沒被平反，他至今仍被扣上這頂帽子）；

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佈撤消章伯鈞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組織部長的職務，而且他在民盟的歷史被刻意淡忘。

1969年5月17日在北京因胃癌病逝。

1895年農曆十月初一，章伯鈞出生於安徽桐城的一個破落地主家庭。6歲那年，章伯鈞的父親不幸溺水身亡，他與二弟章伯韜（3歲）、三弟章伯仁（5個月）由叔叔撫養成人。

幼年的章伯鈞先入私塾，一年後才進入鄉間的育才小學讀書，他自幼喜歡作文，每日放學以後，便在牛背上吟誦華章、潛心寫作。小學畢業後，他報考了省內有名的桐城中學，由於數學不及格，差點落榜，只是因為他的文章寫得漂亮，才被一位桐城派文人校長破格錄取。學校離他家有九十多華里，章伯鈞只能在校寄宿，他每月趁假日歸家，肩挑大米、菜油長途步行到校。當時，他的叔父經濟上也非常拮据，為資助侄兒求學，不斷變賣家產，由此更加激勵了章伯鈞刻苦學習的精神。

1916年，20歲的章伯鈞赤腳穿草鞋來到武漢，考入武昌高等師範英語系。時值新文化運動正在全國蓬勃興起，章伯鈞的思想也受到了巨大的震盪。他認為中國要富強，必須用科學和民主的態度去重新審視歷史。他一面努力學習，一面結交有志之士，其中就有他畢生視為知己的中共早期革命活動家惲代英。惲代英是江蘇武進人，與章伯鈞同齡，他早在武昌辦起了利羣書社、互助社、共存社，章伯鈞常去書社讀書，兩人相交甚洽。經惲代英介紹，章伯鈞又認識了湖北漢陽籍的蕭楚女，他也是中共早期的著名革命家。在惲、蕭的影響下，章伯鈞在武昌高師也發起組織了讀書會，繼而又參與組織了學生會。“五四”運動爆發後，他作為武昌高師學生會代表，參加了武漢學生聯合會，組織武漢學生開展反封建的愛國運動。

1920年，剛剛從武昌高等師範畢業的章伯鈞，回到安徽後立即被聘為宣城師範英語教員，不久，宣城師範改名為安徽省立第四師範學校，章伯鈞出任該校校長。

受過新文化運動洗禮的章伯鈞為了把學校辦成傳播進步思想的陣地，他先後聘請好友惲代英、蕭楚女、陳霞年（陳獨秀之侄）到校任教，惲代英任教導主任兼國文教員，月薪與校長相等，亦大洋一百元。他們一起商議革新教育方針、內容及教學計劃，決定先從教材入手，充實教學內容，用進步思想去影響學生，不僅使學生學習書本知識，而且還要他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革命理想。他們利用課堂作宣傳民主、科學思想的場所，還帶領學生走出校門去了解社會，加強實踐鍛鍊。有次，惲代英帶學生到較遠的黃山遠足，沿途進行社會調查，數日未返校。學生家長見孩子不歸，遂起疑心，紛紛圍住章伯鈞校長，指責他把學生引入“歧途”。章伯鈞再三解釋也無濟於事，最後被人告到蕪湖市政當局和安徽省教育局，鬧得滿城風雨。半年後，惲代英被迫離職，由章伯鈞通過高語罕介紹到設在蕪湖的省立第五中學教書。隨後，章伯鈞又邀蕭楚女來校任教，蕭楚女繼續將課堂當作抨擊封建思想、傳播革命真理的講壇，結果又被舊勢力迫令去職。章伯鈞見自己的教育革新理想難以實現，也憤然掛冠而去。但是，他在任校長一年中播下的進步種子卻開花結果，宣城四師後來成為皖南新文化運動中心。

1922年，安徽省省長許世英以公費送章伯鈞赴德國留學。到柏林後，他在柏林大學哲學系攻讀黑格爾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並有幸與正在德國從事革命活動的朱德相識，他們同住一室。章伯鈞還由朱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黨小組副組長。1925年，著名政治家鄧演達到歐洲遊歷，他與章伯鈞一見如故，兩人常促膝長談，探索中國社會進步發展之路，章伯鈞從此深受鄧演達思想的影響。

章伯鈞在柏林大學學習了四年，他系統地研讀了馬克思主義原著和充滿辯證法的黑格爾哲學，獲博士學位。章伯鈞的奮發精神，也對他的兩個弟弟起着表率作用。二弟章伯韜曾赴法國留學，為中國留法勤工儉學語文部主任，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因為操勞過度不幸英年早逝。三弟章伯仁曾留學日本，後赴蘇聯，成為共產黨員，繼王明（陳紹禹）之後擔任過遠東區伯力學校校長，在斯大林時代的肅反中被錯殺。

1926年，在德國學成的章伯鈞與好友孫炳文同船回國。這時，郭沫若在中山大學文學院任院長，孫炳文與郭是同鄉，船抵廣州後，兩人便去找郭沫若。郭沫若很高興地歡迎他們，並聘章伯鈞任中山大學文學院哲學教授，月薪二百八十塊大洋。章伯鈞將薪水中的二百塊大洋每月繳了黨費，八十塊大洋自己用。當時在中山大學管理黨費的徐彬如先生（原中國革命博物館館長），晚年時常對章詒和感嘆：“你父親這二百塊大洋的黨費，在當時可管用啦！”

北伐時，章伯鈞從北伐軍政治部宣傳科長，升任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九軍黨代表（軍長是朱德）。大革命失敗後，章伯鈞又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在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總政治部任副主任（主任是郭沫若），但只有很短的時間。不久，起義軍受到挫折，章伯鈞遂與郭沫若、茅盾等一起離開軍隊，他到了香港，過着流亡生活，從而脱離了共產黨組織。

1933年11月，章伯鈞到了福建，與國民黨左派李濟深、陳銘樞、黃琪翔等人一起發動了“福建事變”，宣佈脱離蔣介石，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章伯鈞被推舉為政府委員兼土地委員會主任委員。他提出：“為完成農工民主革命及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前途着想，應實行‘計口授糧’試點。”他的辦公室也成為福建人民政府內最擁擠和繁忙的地方。正當章伯鈞大展宏圖之際，福建人民政府在蔣介石的大舉進攻下失敗了，章伯鈞被迫第二次到香港流亡。

章伯鈞生前曾有過三次婚姻。第一次是1921年，由他母親作主，在安徽桐城老家給他娶了一位農家女林氏為妻，後生子章師明（曾為全國人大常委、農工民主黨中央副主席兼組織部長）。

第二次婚姻，是在1927年，章伯鈞與郭沫若一起參加北伐戰爭時期發生的。章伯鈞時任北伐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這時，一位名叫李哲民的年輕姑娘闖入他的生活。李哲民系河北懷安縣人，她的父親也是一位投身於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在當地最早興辦新式學堂、女子學堂，開教育之先河。李哲民從小受到新思想的薰陶，因而與章伯鈞一見傾心，兩人遂於同年結為伉儷。1932年，李哲民在北京女師大化學系任助教，兼附中化學教師，不幸患肺結核病逝。章伯鈞與李哲民女士的婚姻雖然是短暫的，但卻是幸福的，因為這畢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自由戀愛，直到晚年，他還曾拿出李哲民的照片來給章詒和看，並説：“你好好看看，是你母親漂亮還是她的姐姐（指李哲民）漂亮？”

第三次婚姻是與李健生女士結合。李健生原名李淑嫺，1908年生，是李哲民的妹妹。李健生女士也從小受到父親的影響及良好的教育，在河北宣化中學初中畢業後即考入北京女師大附中，入學不久就提任了學生會《學生月刊》主編。1927年，正當北伐戰爭節節勝利之際，她僅帶六枚銅板南下參加革命。李哲民臨終前，曾將自己的妹妹託給丈夫，希望他們能結合。1933年，章伯鈞正式寫信向李健生女士求婚，當時李健生正在北京大學醫學院讀三年級，她在異常複雜的心緒下，允諾了這樁婚姻，他們於當年暑假時在上海結婚，並生下章詒學、章詒和姐妹倆。

當章伯鈞與鄧演達第一次在德國見面時，他們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悲劇似乎就已經決定了。鄧演達的思想以及他對中國革命形勢的觀點，全部為章伯鈞所接受，他們之間的私交亦十分密切。鄧演達善於作鼓動性的演説，講話時態度謙和，手勢生動，渾厚的聲音非常富於吸引力。他從德國一返國，便與章伯鈞一起在上海籌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即農工民主黨的前身），當時被稱為繼國民黨、共產黨之後的“第三黨”，其主要骨幹力量一部分是國民黨左派如鄧演達、黃琪翔，另一部分是從共產黨中分離出來的知識分子如章伯鈞、張申府等。第三黨從建立那天起，就被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視為討厭的“第三者”。1931年8月17日，鄧演達在上海愚園路被捕，戴季陶向蔣介石進言：“中國當今政壇最可怕的敵人，不是汪、日，而是鄧演達這個人。”加之鄧演達在黃埔系將領中頗有威望，蔣介石也很忌恨，遂於同年11月29日下令將鄧殺害於南京。

章伯鈞、李健生夫婦得知鄧演達被殺害的消息後，十分悲痛。章伯鈞將鄧演達生前常戴的一隻金錶作為婚後最珍貴的禮物，贈給了自己的妻子李健生女士，他發誓説：“要像寡婦守節那樣，守住鄧先生的精神。”

鄧演達認為當時的中國是從東方式的封建社會走向近代資本主義的轉變階段，即“前資本主義”。這種社會規定了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帶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建立農工為重點的平民政權，實現節制資本（國家資本主義）和耕者有其田，以準備向更高的社會階段過渡。

鄧演達的這一思想，不僅深深地影響了章伯鈞，而且成為章伯鈞畢生實踐的思想出發點，也是他們共同創建第三黨的思想基礎。鄧的思想甚至影響到章伯鈞被劃“右派”的政治主張。鄧演達被殺害後，章伯鈞一直繼承着鄧演達的這面旗幟。

1935年，章伯鈞在香港時將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改建為農工民主黨，同年，中共中央發表有名的“八一宣言”，章伯鈞的抗戰熱情被鼓動起來，他再次回到內地投身抗日，曾奔走於重慶、武漢及廣東等地。1939年起，他開始籌建民盟。1941年，正當抗日戰爭的重要關頭，第三種勢力也獲得很大發展，它在當時處於國共兩黨之間，能夠起到一些調停的作用，為此，當時的“三黨三派”即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青年黨、國家社會黨、中華職業社、鄉村建設派和無黨派人士聯合起來，於3月29日秘密組成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他們的宗旨是：“一則團結各黨各派，抗拒蔣介石的打擊；一則同共產黨合作。”章伯鈞是五人常務委員會之一，併兼任組織部長。

抗戰勝利後，民盟為促成國共談判、籌建政協奔走，章伯鈞是積極的。1948年9月12日，章伯鈞作為知名民主人士應中共邀請赴東北，並於1949年2月25日抵達北京，參加人民政協的籌組工作。6月15日到19日，新政協舉行籌委會，章伯鈞是21名常委之一。從此，民盟和農工民主黨作為民主黨派，都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協的一個組成部分。

章伯鈞參加人民政協以後，立即被中國共產黨委以重任，在籌組階段，他負責參加起草著名《共同綱領》，這實際上是共和國的第一部憲法。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章伯鈞先後擔任了許多重要職務：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政務院委員、交通部部長、全國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副主席兼組織部長、農工民主黨中央主席、《光明日報》社社長等，這時候的章伯鈞，真是春風得意，他每年都要赴各地視察、出國，還出席世界和平代表大會。

可是，在1957年夏季反右鬥爭風暴中，章伯鈞卻成為第一號右派分子。章詒和女士坦率地客觀地敍述了這個過程：“開始，我的父親對1957年毛澤東主席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是非常興奮的，他認為這個思想的提出，是毛澤東對自身理論的突破，他曾對人説：‘第一代領袖是決心要把國家前途掌握在自己手裏的領袖，第二代領袖是要能滿足人民生活渴望的領袖，而生活又是不那麼容易滿足的。毛澤東提出了人民內部矛盾的解決途徑，他很可能要去完成兩代領袖的任務。’”

“父親當時對即將來臨的大風暴似乎並無預感，當中國共產黨提出以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時，父親是真誠地相信共產黨的。”

不久，中央統戰部召開整風座談會，要民主黨派負責人給共產黨提批評意見。中共中央統戰部一位領導還親自打電話給他，希望他在會上一定要講講。1957年5月21日下午，正患腹瀉的章伯鈞乘坐吉姆轎車前去參加會議，在車子裏還在思考給共產黨提什麼意見，想着想着，想出了一個“政治設計院”的方案。

——近二十多天來，全國各地都在談論人民內部矛盾、幫助共產黨整風，提出了很多意見，看來是正常的。

——鳴放，並不影響共產黨的領導，而是愈益提高了共產黨的威信。

——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

——現在大學裏對黨委制很不滿，應該展開廣泛的討論，制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為大家都是走社會主義的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會豐富起來。

——政協、人大不要等到期滿，今年就可以進行明年要作的大事的討論。

——近一兩年來，政府對老年的知識分子，有所安排，收到了極大的效果。但是，還有些名望較小的知識分子，思想已經起了很大變化，生活也有困難，政府應當有適當的政策，逐步地解決他們的問題。

——國務院開會常是拿出成品要我們表示意見，這種形式主義的會議可以少開。

——鎮反、三反、肅反中的遺留的問題，黨和政府應該下決心檢查一下，檢查要有準備，要好好作。

——今後有關國家的政策、方針性的問題，多聽聽多方面的意見。如果黨內一決定，就那麼幹下去，是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的。如文字改革，我認為既不是國防機密，又不是階級鬥爭問題，是一個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卻只有少數熱心分子作了討論。如果文字改革問題等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我沒意見，我不反對；如果是文化問題，就應該在黨內外展開討論，應該多從學術、政治、道理上進行討論。

章伯鈞的這一篇發言，終於成為他劃為右派分子的重要定性材料。很快，上面對他從政治上進行了處理，他所擔任的職務一個個被撤銷，保留了一個全國政協常委的頭銜。不過在生活上，他受到了寬容的對待，國家分給他的三套三進三間住房未動，工資雖然從三級降到七級，但還被允許保留了警衞員、秘書、司機、廚師、勤雜工、保姆……

章伯鈞在政治上則從此喪失了許多權利。他再也無權在會議上發表正式演講，無權著書立説，無權看高級幹部閲讀範圍的文件，無權參加遊行、集會等羣眾性歡慶活動。他的政治地位從原先的高峯一下跌入了深谷，並多次檢查、接受批判。他在全國人民中的形象，就如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那篇著名的《人民日報》社論中所描繪的那樣。只是因為他過去有名望，又系知識分子，因此 ，他才被冠以“右派”而沒有被定為“反革命”——而實際上，“右派”就是反革命。

劃右以後的章伯鈞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人們只在需要反面教員時才提到他，他從一個忙碌的政治家變為孤獨的思想者。整天看到的是頭頂一塊天空，面對的是一個妻子和兩個女兒。昔日許多朋友不敢再登門了，一些過去非常親密的人，這時見了他形同陌路，對他不理不睬；敢登門的也就是那幾個右派“同類”，如羅隆基、龍雲、黃紹竑、陳銘樞、陳銘德、鄧季惺、馮亦代等。但是，有幾件事卻使章氏家人難以忘懷：

1959年，在一次全國政協會議期間觀看演出，章伯鈞無意中發現他的座位與梅蘭芳先生緊挨着，出乎意料之外，梅先生一看見他，便立即起身主動和他打招呼：“章部長，你好嗎？”這一句很普通的寒暄，卻使章伯鈞大受感動，他立即向梅蘭芳回敬親切的問候。坐下後，他想買一張説明書，誰知一掏口袋，發現竟沒帶錢，梅蘭芳馬上又替他買了份説明書。回家後，章伯鈞激動地對家人説：“許多昔日故舊，不及梅先生這樣素無交往的人呵！”

1962年的一天，章詒和陪他父親去王府井大街買東西。忽然，章伯鈞被一個大漢從背後抓住，他回頭一看，原來是田漢先生。章伯鈞想與田漢問候一下，就返轉身離去，誰知田漢卻將他拉到東安市場開闊的人行道上，説：“伯鈞，我們就在這裏談一會吧。”結果，兩人便暢談起來，章詒和在旁足足等候了半個小時。可以説，從1957年劃右以後到他逝世，在公眾場合見面後與他主動打招呼的人僅此而已。

六十年代前期，有人勸他寫回憶錄，章伯鈞看到有的人在回憶錄中有文過飾非的情況，便對女兒説：“這樣的回憶錄我永遠不會寫。”

劃為右派以後，章伯鈞無權在重大政治活動中露面了，但他對共和國卻充滿感情，每年國慶節那天，他都要早早起來，刮好臉，衣服穿得端端正正的，以示對共和國的尊愛。妻子和女兒認為這是他對共和國的誕生，曾經傾注了一份心血的緣故。

在“大躍進”的年月裏，到處都在歡呼“一天等於二十年”，“提前進入”共產主義，章伯鈞對這種浮誇風氣深感憂慮。1966年“文革”開始，全國上下處於個人迷信的顛狂狀態，章伯鈞心情沉重地對女兒説：“中國當代史上最大的浩劫開始了。”

當時，章伯鈞內心還有一個深深的隱痛：他覺得自己對數十萬右派分子，感情永遠無法擺脱歉疚。在反右運動中，與羅隆基、章乃器等人相比，他的“認錯”、“認罪”行動是最早的，他對家人説：“我不認錯，這個運動能收場嗎？”為此，他下了決心檢查認錯。

儘管章伯鈞已經在政治上被打倒了，但是悲劇命運仍沒有放過他。1966年“文革“一開始，他的家就被抄了，而且不止一次，不止一個單位來抄。最後，他的家也被造反派紅衞兵佔領，成為“聯絡站”。他家多年積累、收藏起來的二十萬冊書籍、六千件歷代字畫被抄沒，另有古董、瓷器及其他名貴物品被搜去，至今，這些物品一件也未歸還。由於過去章伯鈞身兼多職，所以，運動一開始，他就得接受多家單位的輪番批鬥。他整天穿着破舊衣服，被攆在原來警衞員居住的小屋子裏棲身，工資也沒有了，每月僅發給生活費十五元。這時，他開始學着給妻子補衣服，補上了一個破洞後就像小孩子那麼高興，精神狀態實際上已經麻木了。講到這裏，章詒和女士唏噓掉淚，她悲憤地説：“像我父親這樣有漫長經歷的人，人格上的污辱比肉體上的折磨更加難熬啊！”不久，身心備受摧殘的章伯鈞患上了多種疾病，由於他的醫療關係已從北京醫院轉到了人民醫院，他無法享受過去的保健醫療待遇；但人民醫院在那樣的環境下，也不敢收治這天下第一號右派。萬般無奈之下，李健生給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信，送到中南海北門，在嚴寒的風雪中站了兩個多小時，懇求警衞能把信送進去。警衞被李健生的懇求感染了，他們安慰她：“請你放心，我們一定負責為你把信送到！”後來，估計周總理看到信有所指示，人民醫院很快收治了章伯鈞。但是在那個殘忍、瘋狂的年代，章伯鈞的病並沒有、也不可能獲得徹底、有效的治療，他終於在1969年5月17日帶着人間深深的不平，帶着內心無限的悲愴、憤懣，含恨去世，享年74歲。

章伯鈞病逝那天，李健生從醫院料理完有關事宜回家，路上遇見梁漱溟、張申府，他們關切地問：“李大姐，你到哪裏去了？伯鈞好不好？”李健生哽咽着回答：“伯鈞剛剛咽的氣——”就再也説不下去了。梁漱溟仰對蒼天，悲涼地説：“死了好，免得再受苦了。”

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章伯鈞，身後沒有追悼會，他的骨灰與普通去世的人的骨灰一樣，寄放在老君堂內，李健生對此並不計較，反而説：“他和普通人在一起，非常好。”比起死後連骨灰也找不到的羅隆基來，章伯鈞還算不幸中之大幸。

1980年，中共中央決定給反右擴大化而錯劃為右派的同志改正。經過複查，除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五人外，其餘被錯劃的數十萬右派均獲得改正、平反。中央統戰部領導召見了章伯鈞的夫人李健生和女兒章詒和，傳達了中央關於章伯鈞的右派問題不能改正的決定，並説：“當年給章伯鈞先生劃右派的材料許多不確實，從‘政治設計院’到反對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輪流坐莊’則是××先生在批判右派時説的，也被算到章伯鈞先生頭上。現在我們重新整理了材料，右派定性主要用的是×××的揭發材料，即章伯鈞説的：‘共產黨是一個上帝加三百萬清教徒’等材料。”對此，李健生表示服從中央的決定。

不久，中央有關部門批准將章伯鈞的骨灰放進了八寶山革命公墓，章伯鈞在地下終於獲得最好的歸宿。

《聖經》上説：“有時候，我們的英雄似乎只比土匪頭子稍稍強一點。”我看兩千年前猶太人説的這句話，在兩千年後的中國應驗了。

要做一個真正的人，最起碼的條件和最終的要求就是表裏如一，始終如一。無論生憂患之中，還是處落魄之境，無論自幼至長，還是自長至老，在這個問題上應無一刻的鬆動。

近代中國之敗，敗在熱衷權力的人太多，始終忠於理想的人太少。發動批判的人如不能自我批判，他一定是把批判當作獲取權力的另一種形式。

思想與政見是人人不必盡同的，亦事實上所不能盡同的。如強人以相同，或脅之以相同，只是徒勞而已。不同之中，何以相安？何以共處？則唯有遵守民主精神，確立民主的作風，尊重異己，接受批評，取人之長，補己之短，這是擇善而從，不必攻乎異端，如能如此，斯能安矣，斯能處矣。

對一個貧窮國家來説，經濟就是政治。現在我們的社會主義是畸形，我想連毛澤東本人也不知社會主義是什麼樣子。政治上是巨人，經濟上則是侏儒，加上我們總愛學蘇聯，把軍備開支列在第一。現在一時看不出來。就像剛出孃胎的畸形，過幾年，我們作為社會的每個細胞，就會承受這種畸形的痛苦。對共產黨的最大威脅是什麼？不是抗美援朝，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戰，而是一旦國門大開，老百姓發現外面的生活比自己好的時候，對一個執政黨的真正威脅便來臨了。

運用自由，享受自由，這本是人類社會共有之合理的權利，亦同是人類理性生活之崇高的表現。它從不受暴力的支配，並永遠反抗暴力的侵犯。暴力雖時或得逞，然終歸於失敗。民主自由之神，依然無恙。本來，自由之獲得，非出自天賜，非出自任何人的特許。而人類長期鬥爭的結果，得之愈艱，食之愈甘，愛之愈切。

章伯鈞在一生奮鬥中，為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尤其是交通運輸事業，作出了有益的貢獻；為中國農工民主黨和中國民主同盟的發展，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