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分化

空間分化也叫空間分化策略，它是空間化實踐策略的其中一種。空間分化分化策略是指空間性質和功能分區，如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分化，這是人類社會活動分化、深化的表現。總之，任何社會活動在一定意義上都表現為空間化實踐，而空間化實踐賦予人的活動、關係和社會過程以一定的空間秩序、關係和結構。 ^[1] 

不論何種空間分化策略，實質均可以歸結為對空間的可及性控制。從社會學角度分析，可及性表示針對某空間（包括空間裏的人與活動以及物質環境等）或資源的接觸、參與和獲取的難易程度。K.林奇根據怎樣可達和為誰服務對可及性進行了分類，最基本的可及性是與他人交往的可及性。其次是對各種活動的可及性，即參加各種活動的機會多少。再次是資源可及性，例如食物、能源、景觀等。接下來是空間可及性，如進入某個社區和公共空間是否受歡迎等。最後是信息可及性，在今天的城市中，信息的可及性已經成為人們的一個主要的需求。 ^[1] 

城市社會空間結構是由城市分化所形成的，這種分化是在工業化、現代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產生的，包括人們的社會地位、經濟收入、生活方式、消費類型以及居住條件等方面的分化。當代中國社會分層結構趨於定型化，階層之間的邊界開始形成，體現在消費、教育和審美品味等多方面的區隔，而這種階層分化在城市地域空間上最直接的體現是居住區的地域分化。劉精明和李路路（2005）利用GSS2003的數據，從居住模式、社會交往、生活方式和階層意識等四個維度探討了中國城鎮社會中客觀階層位置在有關社會領域中的後果和影響。他們的研究發現，除了生活方式維度上階層化的趨勢比較模糊，在居住、交往和認同維度上，階層化成為了主要的趨勢。楊上廣和王春蘭（2006）對於上海城市居住空間分異的研究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不同階層之間的居住隔離已經出現，一方面社會階層之間的社會距離拉大，形成彼此的社會隔離和斷裂；另一方面區隔的出現使得貧困階層逐漸遠離主流社會，並且遭受空間的剝奪，容易出現貧困固化和社會階層的對立。階層矛盾的激化已經初露端倪，文中引用上海浦東的調查表明，當地居民貧困階層和富裕階層是浦東表現最為明顯的羣體矛盾，文章最後認為不斷擴展和提高的城市化過程並不能解決貧困、不平等的社會問題，相反，隨着城市化進程的深入，不利因素可能在空間上高度聚集，從而使城市內部的種種問題和矛盾進一步激化。 ^[2] 

階層分化是研究當代中國社會分層的最主要和最核心的話題，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社會不平等不僅包括物質資源分配和佔有的不平等，還包括文化表達上的不平等。研究社會分層，除了階級和階層的維度，還包括性別、種族、信仰等其他領域的分化。經濟改革以來的中國社會的多樣性更加突出，很重要的體現是新的社羣（community）在城市中的出現。雖然國內對此的研究總體上還相當有限，但是已經引起一些學者的興趣和關注，比如關於宗教信教羣體的研究。方文（2005）以北京基督教新教羣體為例，研究社羣符號邊界的建構。他的研究顯示，通過社會範疇化，基督羣體和他羣體之間的符號邊界得以形成，通過社會比較過程，所形成的羣體符號邊界同時也是羣際的符號邊界，得以不斷強化，而通過內羣體慣例性的和典範性的社會行動，由羣體記憶所承載的羣體文化、羣體風格和羣體社會表徵體系，得以不斷地生產和再生產，從而形成獨立的社羣意識。目前基督新教在中國城市中發展迅速，Yang（2005）從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維度討論了信徒皈依基督新教的原因。在他看來，單純微觀層面的個人危機和個人選擇的解釋並不充分，中觀層面的結社需求和基督教的組織能力同樣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宏觀層面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基督教被重新賦予了現代性和世界性的意義，並被生活在不確定和風險中的中國城市居民提供了新的寄託。 ^[2] 

在社會生活網絡化的推動下，社會空間發生了在場空間和缺場空間的分化，這種分化表現為全球性、全國性和局域性不同層次的空間分化。社會空間是社會生活的感性形式，是社會成員感性實踐展開的具有表象性的存在狀態。面對社會空間的複雜分化，釐當高度重視社會成員通過缺場交往、傳遞經驗和社會認同而形成的信息權力，重視網民在一定程度上隱匿了身份與環境而通過信息權力由缺場空間對在場空間發生的作用，認清缺場空間和在場空間的矛盾關係及其可能引發的社會衝突，並且在其中發現促進社會進步和公平正義的積極因素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