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想社會主義

空想社會主義這種學説最早見於16世紀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一書，是先賢柏拉圖的理想國與歐洲不公現實的衝撞產物。在文藝復興思潮的人文主義氛圍影響下，與托馬斯·莫爾同時代有相當一批人探索過這種思想，但一般認為莫爾為空想社會主義第一奠基人。不過在莫爾的時代並無“社會主義”這個詞，“社會主義”一詞是19世紀初聖西門創造的。與“共產主義”源自中世紀拉丁語詞“市民公社”的情形類似，“社會主義”一詞的拉丁語源，是中世紀時代的“社會”這個拉丁語詞。

空想社會主義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16世紀至17世紀、18世紀和19世紀初，共經歷了300多年。三個階段的社會和歷史條件各不相同，無產階級的發展水平也不同。

16世紀至17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了“實行公有制”、“人人勞動、按需分配”等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但對社會主義的設想還僅僅只是一個粗糙而簡單的輪廓而已。

18世紀，這時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開始對社會主義進入理論探討和論證階段，並用“法典”形式作出明確規定；對資本主義私有制進行了批判，認為私有制引起經濟上的不平等、進而導致政治上的不平等；當具備初步的階級觀點後，主張實行絕對平均主義的、斯巴達式的共產主義；在設計未來理想社會時，以農村公社和手工工廠為原型，主張在封建制度崩潰後，在農村公社和手工工廠的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贊同君主制、終身制、家長制等。

19世紀30和40年代，空想社會主義發展的頂峯時期。由於英國的工業革命在歐洲大陸迅速發展，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這時期空想社會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政治制度和道德觀念進行了批判；理論上，提出政治制度的基礎是經濟狀況，指出私有制產生階級和階級剝削；設計未來理想社會主義制度時以大工廠為原型，完全拋棄了平均主義和禁慾主義。

19世紀早期，出現了空想社會主義著名代表人物，他們是法國的聖西門、傅立葉（空想社會主義的領導者）和英國的歐文。他們深刻揭露了資本主義的罪惡，對未來的理想社會提出許多美妙的天才設想。他們企圖建立“人人平等，個個幸福”的新社會。這些思想對啓發和提高工人覺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空想社會主義只是一種不成熟的理論，反映了正在成長中的無產階級最初的、還不明確的願望。他們不能揭示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和發展規律，不懂得階級鬥爭，不認識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所以他們的社會主義只能是一種無法實現的空想。當無產階級成長為獨立的政治力量，就需要有一個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革命理論來代替它。科學社會主義誕生前存在的、無產階級先驅者的不成熟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和實踐。空想社會主義產生於16世紀，終結於19世紀30～40年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和成長時期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間對立的反映，是在理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現代無產階級先驅者的思想體系。它分三個階段。

16、17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主要特點是：對未來的理想社會制度只是一種文學描述；提出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如公有制、人人勞動、按需分配等，但還是一個粗糙而簡單的輪廓；在設計未來理想社會方案時以手工工場為原型。這時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以莫爾、閔采爾為代表。

18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主要特點是：認識進入理論探討和論證階段，並用“法典”的形式作出明確的規定，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探索，對私有制、特別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批判，對私有制引起的經濟上的不平等，進而導致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論述，對過去所有的國家制度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併為富人服務的分析等，已經接近歷史的實際；有了初步的階級觀點，絕對平均主義的、苦修苦煉的、禁慾主義的、斯巴達式的共產主義是其突出特點；在設計未來理想社會的藍圖時，以農村公社和手工工場為原型。這時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以摩萊裏、巴貝夫為代表。

19世紀初期的空想社會主義，是空想社會主義發展到頂峯的時期，其主要特點是：批判矛頭直接對準資本主義制度；理論上提出了經濟狀況是政治制度的基礎，私有制產生階級和階級剝削等觀點，並用這種觀點去分析歷史和現狀，從而預測到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本質；在設計未來社會藍圖時以大工廠為原型，完全拋棄了平均主義和苦修苦煉的禁慾主義，使社會主義成為一種具有高度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會。這時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以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為代表。

他們甚至進行了社會實驗，1824年羅伯特·歐文在美國印第安納州買下1214公頃土地，開始新和諧移民區實驗，但實驗以失敗告終，而歐文也因此破產。

空想社會主義的失敗給人啓示是，資產階級不會自動的退出歷史的舞台，不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的制度，無產階級就不可能獲得解放，社會主義就不可能獲得實現。 ^[4] 

現代社會主義，就其內容來説，首先是對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有財產者和無財產者之間、資本家和僱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以及生產中普遍存在的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但是，就其理論形式來説，它起初表現為18世紀法國偉大的啓蒙學者們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一步的、似乎更徹底的發展。同任何新的學説一樣，它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雖然它的根子深深紮在經濟的事實中。

為法國大革命啓發過人們頭腦的那些啓蒙學者，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們不承認任何外界的權威，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思維者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時，如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所説的，是世界用頭立地的時代。最初，這句話的意思是：人的頭腦以及通過頭腦的思維發現的原理，要求成為人類的一切活動和社會結合的基礎；後來這句話又有了更廣泛的含義：同這些原理相矛盾的現實，實際上從上到下都被顛倒了。以往的一切社會形式和國家形式、一切傳統觀念，都被當作不合理性的東西扔到垃圾堆裏去了；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見；過去的一切只值得憐憫和鄙視。只是陽光才照射出來。從今以後，迷信、非正義、特權和壓迫，必將為永恆的真理，為永恆的正義，為基於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剝奪的人權所取代。

我們知道，這個理性的王國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理想化的王國；永恆的正義在資產階級的司法中得到實現；平等歸結為法律面前的資產階級的平等；被宣佈為最主要的人權之一的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而理性的國家、讓-雅克·盧梭的社會契約在實踐中表現為，而且也只能表現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18世紀偉大的思想家們，也同他們的一切先驅者一樣，沒有能夠超出他們自己的時代使他們受到的限制。

為革命作了準備的18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們，求助於理性，把理性當作一切現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們認為，應當建立理性的國家、理性的社會，應當無情地剷除一切同永恆理性相矛盾的東西。我們也已經看到，這個永恆的理性實際上不過是恰好那時正在發展成為資產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因此，當法國革命把這個理性的社會和這個理性的國家實現了的時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論它較之舊制度如何合理，卻決不是絕對合乎理性的。

理性的國家完全破產了。盧梭的社會契約在恐怖時代獲得了實現，對自己的政治能力喪失了信心的資產階級，為了擺脱這種恐怖，起初求助於腐敗的督政府，最後則託庇於拿破崙·波拿巴的專制統治。早先許諾的永久和平變成了一場無休止的掠奪戰爭。理性的社會的遭遇也並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貧窮的對立並沒有化為普遍的幸福，反而由於溝通這種對立的行會特權和其他特權的廢除，由於緩和這種對立的教會慈善設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鋭化了；工業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迅速發展，使勞動羣眾的貧窮和困苦成了社會的生存條件。犯罪的次數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説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無忌憚地幹出來的封建罪惡雖然沒有消滅，但終究已經暫時被迫收斂了，那麼，以前只是暗中偷着乾的資產階級罪惡卻更加猖獗了。商業日益變成欺詐。革命的箴言“博愛”化為競爭中的蓄意刁難和忌妒。賄賂代替了暴力壓迫，金錢代替刀劍成了社會權力的第一槓杆。初夜權從封建領主手中轉到了資產階級工廠主的手中。賣淫增加到了前所未聞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樣仍然是法律承認的賣淫的形式，是賣淫的官方的外衣，並且還以大量的通姦作為補充。

除了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還存在着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遊手好閒的富人和從事勞動的窮人之間的普遍的對立。正是由於這種情形，資產階級的代表才能標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階級的代表，而是整個受苦人類的代表。不僅如此，資產階級從它產生的時候起就有自己的對立物同它纏在一起：資本家沒有僱傭工人就不能存在，而且，隨着中世紀的行會師傅發展成為現代的資產者，行會幫工和行會外的短工便相應地發展成為無產者。

雖然總的説來，資產階級在同貴族鬥爭時有理由認為自己同時代表當時的各個勞動階級的利益，但是在每一個大的資產階級運動中，都爆發過作為現代無產階級的發展程度不同的先驅者的那個階級的獨立運動。例如，德國宗教改革和農民戰爭時期的托馬斯·閔采爾派，英國大革命時期的平等派，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貝夫。伴隨着一個還沒有成熟的階級的這些革命發動，產生了相應的理論表現；在16世紀和17世紀有理想社會制度的空想的描寫，而在18世紀已經有了直接共產主義的理論（摩萊裏和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經不再限於政治權利方面，它也應當擴大到個人的社會地位方面；必須加以消滅的不僅是階級特權，而且是階級差別本身。禁慾主義的、斯巴達式的共產主義，是這種新學説的第一個表現形式。

總之，同啓蒙學者的華美諾言比起來，由“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那時只是還缺少指明這種失望的人，而這種人隨着新世紀的到來就出現了。後來出現了三個偉大的空想主義者：克勞德·昂利·聖西門、夏爾·傅立葉和羅伯特·歐文。在聖西門那裏，除無產階級的傾向外，資產階級的傾向還有一定的影響。歐文在資本主義生產最發達的國家裏，在這種生產所造成的種種對立的影響下，直接從法國唯物主義出發，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消除階級差別的方案。1802年出版了聖西門的《日內瓦書信》；1808年出版了傅立葉的第一部著作，雖然他的理論基礎在1799年就已經奠定了；1800年1月1日，羅伯特·歐文擔負了新拉納克的管理工作。 ^[5] 

經濟思想史上，空想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作為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對立物出現的，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者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初的批判家。18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經濟學説也是和同時代的資產階級經濟理論相對立的，例如馬布利就是重農學派的反對者。19世紀初，"在政治經濟學上的李嘉圖時期，同時也出現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反對派——共產主義（歐文）和社會主義（傅立葉、聖西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260頁）。19世紀30和40年代的空想共產主義則是同時代的庸俗政治經濟學的對立物。

空想社會主義者探討了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經濟制度。他們大多認為，人類歷史的起點是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摩萊裏等人試圖論證原始社會中人們共同勞動，共同享有勞動成果的必然性。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為人類社會是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的歷史過程。聖西門認為，奴隸制度減少了對戰俘的殺害，促進了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分工，因而對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產生過有利的影響。同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社會制度相比較，中世紀形成的神學和封建體系更大地向前推進了人類文明。

所有空想社會主義者都批判了資本主義制度,莫爾揭露了資本原始積累，痛斥了剝奪農民土地的圈地運動,指出這是羊吃人。聖西門把無政府狀態稱作"一切災難中最嚴重的災難"，認為經濟自由必然導致這一狀態。傅立葉認為僱傭勞動制度是"恢復奴隸制度"，資本主義工廠是"温和的監獄"。歐文抨擊了資本主義私有制，認為私有制是一切階級之間紛爭的根源。他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階級剝削關係，工人創造了巨量的社會財富，卻被工廠主、商人、銀行家、經紀人、收租者、食利者以及達官顯貴所瓜分。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大多數人都淪為"工資制度的奴隸"。空想社會主義者都確信，資本主義應當為社會主義所代替。

空想社會主義者對未來理想社會的經濟問題都作了不少揣測和設想，其中有許多積極因素。

一些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從現存社會進入未來理想社會，要經過過渡時期。傅立葉認為，從分散生產的文明制度到複雜協作的和諧制度，中間必須經過兩個過渡時期：半協作的保障制度和簡單協作的協作制度。歐文認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公社制度，必須經過一個社會改造過程。

在過渡時期要解決兩大經濟任務：①根據合作原則組織生產；②根據勞動公平交換原則組織市場。

恩格斯説，歐文的組織生產和組織流通都是"作為向完全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過渡的措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04頁）。卡貝認為，在私有制度和共產主義制度之間，必須經過一個長達幾十年以至一百年的過渡性制度，其任務是：對富人的財產所有制進行和平的社會改造；培養窮人管理共產主義社會的習慣和才能；建立共產主義的物質基礎。

大多數空想社會主義者都主張實行"財產公有制"。一些空想社會主義者如莫爾等把財產公有制理解為生產資料和消費品都公共佔有；另一些空想社會主義者如摩萊裏、歐文等則理解為除日常生活品以外的財產的公共佔有，實際上是生產資料的公共佔有。少數空想社會主義者如聖西門、傅立葉在自己的理想社會中保存了生產資料私有制，這是他們的資產階級傾向的明顯表現。

一些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了計劃經濟的思想。聖西門主張，在實業制度下要有計劃地組織生產，徹底根除無政府狀態。

聖西門第一次明確提出把"滿足人們的需要"規定為新社會的唯一的和固定的目的。歐文把公社的生產目的同資本主義生產目的作了對比，認為資本主義生產目的是為了資本家的利潤，公社生產目的則是直接為了滿足公社全體成員和社會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空想社會主義者確信，他們的理想社會具有巨大的優越性，能使生產力高速度發展。由於生產目的是直接滿足需要，所以豐裕不會造成危機和貧困。空想社會主義者重視未來社會的生產合理化。聖西門從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著作中尋找自己所需的東西，根據他自己的理解,認為國家可能為自己規定唯一合理的目的,就是用最小的管理費生產更多的東西。

對未來社會消費品的分配,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了各種不同的方案。莫爾等人提出了按照需要分配消費品的原則。巴貝夫等人囿於當時生產力水平和小生產者的思想，把平均分配當作是絕對的平等。聖西門提出了每個人的作用和收入都應當同他的才能和貢獻成正比的思想，他的門徒把這一思想發展成為"按能力計報酬，按工效定能力"的原則。這一原則已含有按勞分配的思想萌芽。傅立葉提出了"按比例分配"即按勞動、資本、才能分配的原則，這一原則是同他保存生產資料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思想相一致的。歐文認為，在過渡時期內，消費品應當按照勞動分配，而在公社制度即共產主義制度下應按照需要分配。

關於未來社會的交換，空想社會主義者作了不同設想。就社會成員交換自己的活動這個意義而言，他們設計的未來社會普遍存在交換。就商品交換這個意義而言，他們的方案則有很大的區別。莫爾和傅立葉的方案是兩個不同的典型。在莫爾的烏托邦中，商品貨幣關係已經不復存在，由於沒有商品生產，貨幣也就隨之廢除，人們都把金銀視為賤品。在傅立葉的法朗吉中，還存在商品貨幣關係。傅立葉認為，協作制度下的商品交換將十分活躍，商品流通量將比文明制度下成百倍地增長。

在消費問題上，16～18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都帶有不同的禁慾主義色彩，有的甚至公開鼓吹戒絕一切享受的、苦修苦煉的斯巴達式的生活。到了19世紀初期，禁慾主義已經失去得以存在的條件，這時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批判禁慾主義，對未來理想社會的高度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作了富有吸引力的宏偉想象。

從莫爾開始,許多空想社會主義者都注意到解決城鄉對立、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對立的問題。歐文主張，把城市和鄉村結合起來，把工業和農業結合起來，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起來。在歐文的公社制度下，青少年普遍受到"智、德、體、行"的教育，被培養成全面發展的人。

空想社會主義者設計的理想社會，不是閉關自守的社會，而是不同程度地存在對外聯繫。在他們的新世界和資本主義舊世界之間存在着貿易關係。新世界要通過多種途徑從外國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發展生產。為此，居民注意學習外語和有關外國的各種知識，儘可能多地瞭解外國情況，不能讓舊世界的舊風尚敗壞新世界的新風尚。

空想社會主義城市設想把城市建設和經濟制度聯繫在了一起，這樣就從更為廣闊的社會改造角度，給整個歐洲的現代運動產生了直接的推動力。並且這種理論主張城市規模不能夠過大了，要接近農村，這樣才能更好的促進城鄉的結合。並且有可能緩解城市中各種矛盾。空想社會主義城市設想重視城市居民的公共生活和集體生活，建立了各種公共設施。

現代城市規劃理論始於人們從社會改革角度對解決城市問題所作的種種探索。19世紀上半葉，一些空想社會主義者繼空想社會主義創始人莫爾等人之後提出種種設想，把改良住房、改進城市規劃作為醫治城市社會病症的措施之一。他們的理論和實踐對後來的城市規劃理論頗有影響。

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霍華德倡導“田園城市”，1915年格迪斯提出區域原則，倡導城市規劃與區域規劃相結合的學説。他們的學術思想對城市規劃思想的發展影響深遠。同時代的恩文所著《城市規劃實踐——城市和郊區設計藝術概念》一書，總結城市發展的史例和他本人的規劃實踐經驗，可視為建築師對城市規劃領域的開拓。隨後，越來越多的建築師以及社會學家、地理學家、經濟學家等投入城市規劃理論的研究。

在19世紀，影響最廣的城市規劃實踐是法國官吏奧斯曼1853年開始主持制定的巴黎規劃。儘管巴黎的改建，有鎮壓城市人民起義和炫耀當權者威嚴權勢的政治目的，但巴黎改建規劃將道路、住房、市政建設、土地經營等作了全面的安排，為城市改建做出有益的探索。影響所及，科隆和維也納等城市也紛紛效法。

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另一種建設實踐：英國一些先進工業家在建設工廠的同時，建設新的工人鎮。例如1851年工業家薩爾特建設了薩泰爾工人鎮，1887年利威爾建設了日光港工人鎮，形成所謂“企業城鎮”。這些實踐無疑促進了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等城市規劃理論的形成。城市規劃仍是採取上面所説的舊城改建和新城建設兩種基本形式。19世紀90年代，西歐各國已逐漸形成以公共投資改進市政建設同控制私人用地相結合的城市發展戰略概念。在德國有城鎮發展規劃工作的傳統，也有雛形的分區制規劃方法。這些都為城市規劃工作提供了有用經驗。

制定城市建設法規最初的目的是維持整齊、清潔、安定的城市環境，以保障居民健康。英國1848年制定《公共衞生法》，其中規定了住宅的衞生標準，1906年頒佈《住宅與城市規劃法》。瑞典1907年制定了有關城市規劃和土地使用的法律。美國紐約1916年頒佈了控制土地利用和建築高度的分區區劃法規，後來在1961年為適應新情況，修改成為區劃決議。實踐證明，城市建設和管理要有相應的法律體系，嚴格的城市建設法規可以提高城市規劃和建設的質量。

在這個時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隨之而來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對立還很不發展。在英國剛剛興起的大工業，在法國還不為人所知。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業才能發展那些使生產方式的變革成為絕對必然的衝突——不僅是大工業所產生的各個階級之間的衝突，而且是它所產生的生產力和交換形式本身之間的衝突；另一方面，大工業又正是通過這些巨大的生產力來發展解決這些衝突的手段。因此如果説，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會制度所產生的衝突還只是開始形成，那麼，解決這些衝突的手段就更是這樣了。雖然巴黎的無財產的羣眾在恐怖時代曾有一瞬間奪得了統治權，但是他們只是以此證明了，他們的統治在當時的條件下是不可能的。在當時剛剛作為新階級的胚胎從這些無財產的羣眾中分離出來的無產階級，還完全無力採取獨立的政治行動，它表現為一個無力幫助自己，最多隻能從外面、從上面取得幫助的受壓迫的受苦的等級。

這種歷史情況也決定了社會主義創始人的觀點。不成熟的理論，是同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狀況、不成熟的階級狀況相適應的。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還隱藏在不發達的經濟關係中，所以只有從頭腦中產生出來。社會所表現出來的只是弊病，消除這些弊病是思維着的理性的任務。

所有這些空想社會主義者都有一個共同的基本特點。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們所設計的模範社會的原則和明確的活動方式上。但是，這些模範社會將如何取代現存社會的問題，他們從未認真地考慮過。他們對於從富裕的或有權勢的資助人那裏得到幫助這一點抱有模糊的期望。例如，聖西門曾試圖謀取教皇和路易十八的支持。

傅立葉曾於每天中午坐在自己的房間裏，等候人們對他在報上的請求支持的呼籲作出響應，白白等候了12年。也就是説，空想社會主義者都不是革命者。他們雖然有社會變革的方案，但並不期望和打算通過無產者的起義來實現社會變革。他們肯定沒有從革命或階級鬥爭的觀點來進行思考。實際上，他們幾乎沒考慮過自己精心製作的藍圖如何才能付諸實踐。正是由於這一原因，他們被稱為空想社會主義者。

而且，他們都不是作為當時已經歷史地產生的無產階級的利益的代表出現的。他們和啓蒙學者一樣，並不是想解放某一個階級，而是想解放全人類。他們和啓蒙學者一樣，想建立理性和永恆正義的王國；但是他們的王國和啓蒙學者的王國是有天壤之別的。按照這些啓蒙學者的原則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世界也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義的，所以也應該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會制度一樣被拋到垃圾堆裏去。現實理性和正義還沒有統治世界，這只是因為它們沒有被人們正確地認識。所缺少的只是個別的天才人物，這種人物已經在現而且已經認識了真理；至於天才人物是出現，真理正是被認識到，這並不是歷史發展的進程所必然產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純粹是一種僥倖的偶然現象。這種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樣可能誕生，這樣他就能使人類免去500年的迷誤、鬥爭和痛苦。於是，就需要發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會制度，並且通過宣傳，可能時通過典型示範，從外面強加於社會。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是一開始就註定要成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詳盡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純粹的幻想。

這種見解本質上是英國和法國的一切社會主義者以及包括魏特林在內的第一批德國社會主義者的見解。對所有這些人來説，社會主義是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的表現，只要把它發現出來，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為絕對真理是不依賴於時間、空間和人類的歷史發展的，所以，它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被發現，那純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時，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在每個學派的創始人那裏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為在每個學派的創始人那裏，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的獨特形式又是由他們的主觀知性、他們的生活條件、他們的知識水平和思維訓練水平所決定的，所以，解決各種絕對真理的這種衝突的辦法就只能是它們互相磨損。由此只能得出一種折衷的不倫不類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實際上還統治着法國和英國大多數社會主義工人的頭腦，它是由各學派創始人的比較温和的批判性言論、經濟學原理和關於未來社會的觀念組成的色調極為複雜的混合物，這種混合物的各個組成部分，在辯論的激流中越是磨光其鋒利的稜角，這種混合物就越加容易構成。為了使社會主義變為科學，就必須首先把它置於現實的基礎之上。

我們已經看到，空想主義者之所以是空想主義者，正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還很不發達的時代，他們只能是這樣。他們不得不從頭腦中構想出新社會的要素，因為這些要素在舊社會本身中還沒有普遍地明顯地表現出來；他們只能求助於理性來構想自己的新建築的基本特徵，因為他們還不能求助於同時代的歷史。

在《日內瓦書信》中，聖西門已經提出這樣一個論點：“人人應當勞動”。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經指出，恐怖統治是無財產的羣眾的統治。他説道：“看吧，當你們的夥伴統治法國的時候，那裏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造成了饑荒！”

聖西門認識到法國革命是貴族、資產階級和無財產者之間的階級鬥爭，這在1802年是極為天才的發現。在1816年，聖西門宣佈政治是關於生產的科學，並且預言政治將完全溶化在經濟中。雖然，對經濟狀況是政治制度的基礎這樣的認識在這裏僅僅以萌芽狀態表現出來，但已經明白地表達出，對人的政治統治應當變成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的思想，即廢除國家的思想。

同樣比他的同時代人高明的是：在1814年聯軍剛剛開進巴黎以後，接着又在1815年百日戰爭期間，他聲明，法國和英國的同盟，其次這兩個國家和德國的同盟，是歐洲的繁榮和和平的唯一保障。

聖西門具有天才的遠大眼光，後來的社會主義者的幾乎所有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學思想都受到了聖西門的影響。

傅立葉的著作中包含着他對現存社會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國人的風趣的、但並不因此就顯得不深刻的批判。

在傅立葉的著作中，幾乎每一頁都放射出對備受稱頌的文明造成的貧困所作的諷刺和批判的火花。傅立葉抓住了資產階級所説的話，抓住了他們的革命前的狂熱的預言者和革命後的被收買的奉承者所説的話。他無情地揭露資產階級世界在物質上和道德上的貧困，他不僅拿這種貧困同啓蒙學者關於只是由理性統治的社會、關於能給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關於人類無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誘人的諾言作對比，而且也拿這種貧困同當時的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華麗的詞句作對比；他指出，同最響亮的詞句相對應的到處都是最可憐的現實，他辛辣地嘲諷這種詞句的無可挽救的破產。

傅立葉不僅是批評家，他的永遠開朗的性格還使他成為一個諷刺家，而且是自古以來最偉大的諷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詼諧的筆調描繪了隨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來的投機欺詐和當時法國商業中普遍的小商販習氣。

傅立葉巧妙地批判了兩性關係的資產階級形式和婦女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地位。他第一個表述了這樣的思想：在任何社會中，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傅立葉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現在他對社會歷史的看法上。他把社會歷史的全部歷程分為四個發展階段：矇昧、宗法、野蠻和文明。最後一個階段就相當於所謂的資產階級社會，他指出：

“這種文明制度使野蠻時代每一以簡單方式犯下的罪惡，都採取了複雜的、曖昧的、兩面的、虛偽的存在形式”；

文明時代是在“惡性循環”中運動，是在它不斷地重新制造出來而又無法克服的矛盾中運動，因此，它所達到的結果總是同它希望達到或者佯言希望達到的相反。所以，譬如説，“在文明時代，貧困是由過剩本身產生的。”

傅立葉熟練地掌握辯證法。他反對關於人類無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談，而同樣辯證地斷言，每個歷史階段都有它的上升時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時期，他把這個看法運用於整個人類的未來，將人類將來要歸於滅亡的思想引入了歷史研究。

當法國大革命的風暴橫掃整個法國的時候，英國正在進行一場比較平靜，但是並不因此就顯得缺乏力量的變革。

蒸汽和新的工具機把工場手工業變成了現代的大工業，從而把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基礎革命化了。工場手工業時代的遲緩的發展進程轉變成了生產中的真正的狂飈時期。社會越來越迅速地分化為大資本家和一無所有的無產者，處於他們二者之間的，已經不是以前的穩定的中間等級，而是不穩定的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羣眾，他們過着動盪不定的生活，是人口中最流動的部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處在上升時期的最初階段，但已經產生了明顯的社會弊病：無家可歸的人擠在大城市的貧民窟裏；一切傳統的血緣關係、宗法從屬關係、家庭關係都解體了；勞動時間、特別是女工和童工的勞動時間延長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拋到全新的環境中的勞動階級大批地墮落了。

這時有一個廠主作為改革家出現了，他具有像孩子一樣單純的高尚的性格，同時又是一個少有的天生的領導者。

羅伯特·歐文接受了唯物主義啓蒙學者的學説：人的性格是先天組織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別是在發育時期所處的環境這兩個方面的產物。社會地位和歐文相同的大多數人都認為，工業革命只是便於渾水摸魚和大發橫財的一片混亂。歐文則認為，工業革命是運用他的心愛的理論並把混亂化為秩序的好機會。當他在曼徹斯特領導一個有五百多工人的工廠的時候，就試行了這個理論，並且獲得了成效。從1800年到1829年間，他按照同樣的精神以股東兼經理的身分管理了蘇格蘭的新拉納克大棉紡廠，只是在行動上更加自由，而且獲得了使他名聞全歐的成效。

新拉納克的人口逐漸增加到2500人，這些人的成分原來是極其複雜的，而且多半是極其墮落的分子，可是歐文把這個地方變成了一個完善的模範移民區，在這裏，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訴訟、貧困救濟和慈善事業都絕跡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這點，只是由於他使人生活在比較合乎人的尊嚴的環境中，特別是讓成長中的一代受到精心的教育。他發明了並且第一次在這裏創辦了幼兒園。孩子們滿一週歲以後就進幼兒園；他們在那裏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幾乎領不回去。歐文的競爭者迫使工人每天勞動13至14小時，而在新拉納克工人只勞動10小時半。當棉紡織業危機使工廠不得不停工4個月的時候，歇工的工人還繼續領取全部工資。雖然如此，這個企業的價值還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後一直給企業主們帶來豐厚的利潤。

歐文對這一切並不感到滿足。他給他的工人創造的生活條件，在他看來還遠不是合乎人的尊嚴的；他説，

“這些人都是我的奴隸”；

他給他們安排的比較良好的環境，還遠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發展，更不用説允許進行自由的生命活動了。“可是，這2500人中從事勞動的那一部分人給社會生產的實際財富，在不到半個世紀前還需要60萬人才能生產出來。我問自己：這2500人所消費的財富和以前60萬人本來應當消費的財富之間的差額到哪裏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這個差額是落到企業所有者的手裏去了，他們除了領取5%的基本投資利息以外，還得到30萬英鎊（600萬馬克）以上的利潤。新拉納克尚且如此，英國其他一切工廠就更不用説了。

“沒有這些由機器創造的新財富，就不能進行推翻拿破崙和保持貴族的社會原則的戰爭。而這種新的力量是勞動階級創造的。”因此，果實也應當屬於勞動階級。在歐文看來，以前僅僅使個別人發財而使羣眾受奴役的新的強大的生產力，提供了改造社會的基礎，它作為大家的共同財產只應當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務。

歐文的共產主義是通過這種純粹營業的方式，作為所謂商業計算的果實產生出來的。它始終都保持着這種面向實際的性質。1823年，歐文提出了通過共產主義移民區消除愛爾蘭貧困的辦法，並附上了關於籌建費用、年度開支和預計收入的詳細計算。而在他的關於未來的最終計劃中，對各種技術上的細節，都作了非常內行的規劃。

歐文的最重要的著作是關於婚姻和共產主義制度的《新道德世界的婚姻制度》、《新道德世界書》和《人類頭腦和實踐中的革命》歐文的《新道德世界書》表達了最明確的共產主義，這本書不僅主張實行有平等的勞動義務和平等的取得產品的權利，而且還提出了為未來共產主義公社所作的帶有平面圖、正面圖和鳥瞰圖的詳盡的房屋設計。

歐文不僅宣傳了“明確的共產主義”，而且還在漢普郡的“和諧大廈”這一移民區實行了為期5年（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的共產主義，那裏的共產主義就其明確性來説是沒有什麼可挑剔的。

轉向共產主義是歐文一生中的轉折點。當他還只是一個慈善家的時候，他所獲得的只是財富、讚揚、尊敬和榮譽。他是歐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僅社會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連達官顯貴、王公大人們都點頭傾聽他的講話。可是，當他提出他的共產主義理論時，情況就完全變了。在他看來，阻礙社會改革的首先有三大障礙：私有制、宗教和婚姻形式。他知道，他向這些障礙進攻，等待他的將是什麼：官場社會的普遍排斥，他的整個社會地位的喪失。但是，他並沒有卻步，他不顧一切地向這些障礙進攻，而他所預料的事情果然發生了。

他被逐出了官場社會，報刊對他實行沉默抵制，由於“和諧大廈”的共產主義試驗失敗，他變得一貧如洗，於是他就直接轉向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中又進行了30年的活動。當時英國的有利於工人的一切社會運動、一切實際進步，都是和歐文的名字聯在一起的。

例如，經過他5年的努力，在1819年通過了限制工廠中婦女和兒童勞動的第一個法律。他主持了英國工會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全國各工會聯合成一個總工會。同時，作為向完全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過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組織了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另一方面他組織了勞動市場，即藉助以勞動小時為單位的勞動券來交換勞動產品的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