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時英

穆時英（1912年3月14日－1940年6月28日），原籍浙江省慈溪縣莊橋鎮。中國現代小説家，新感覺派（穆時英、劉吶鷗、施蟄存）的代表人物之一，筆名有伐揚、匿名子等。

穆時英中學時已表現出文學天賦。1929年時考入光華大學西洋文學系（西洋文學系的説法，據顧雲天在穆時英遇害後寫的文章《悼穆時英先生》，見《國民新聞》1940年7月6日）。

穆時英從1929年開始從事文學創作，次年發表第一部小説《咱們的世界》；1933年前後，穆時英出版四部小説集：《南北極》《公墓》《白金的女體塑像》《聖處女的感情》 ^[2]  。

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曾到香港任《星島日報》編輯，1939年返滬，相繼在汪精衞政府主持的《國民新聞》任社長，並在《中華日報》主持文藝宣傳工作。

1940年6月28日下午6點40分，穆時英下班乘人力車經過上海三馬路福建路195號附近時，突遭狙擊，右肩及右小腹各中一彈，因射中要害，失血過多，不治身亡；當時普遍認為是被上海潛伏的“鋤奸”組織射殺，穆時英在現代文學史上被譽為"中國新感覺派聖手"，將新感覺派小説推向成熟，同時亦為中國現代"都市文學"的先驅者，海派文學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大都描繪二三十年代上海都市文明曇花一現、畸形發展時的社會生活，但穆時英的早期作品表現的卻是下層百姓的"草莽"生活，揭示了社會上貧富對立的不平等現象，如《南北極》、《咱們的世界》等，藝術表現手法悖反都市文學的高雅，充滿了下層人民強悍、粗獷的生活語言，一度被譽為“普羅文學之白眉”。

1929年開始小説創作，當穆時英在1930年2月15日《新文藝》第1卷第6號上發表他的第一篇小説《咱們的世界》時，當時的編輯施蟄存曾用“使我非常驚異”來描述這篇小説給他帶來的震動，因而大力推舉，不僅置於篇首，而且還向讀者特別推薦，認為穆時英雖然是“一個生疏的名字”，但卻是“一個能使一般徒然負着虛名的殼子的‘老大作家’羞愧的新作家”。施蟄存對穆時英的這番激賞也標誌着穆時英正式登上文壇嶄露頭角。

隨着穆時英陸續發表以底層民眾生活為素材的小説，一下子引起了當時文壇的注意，“幾乎被推為無產階級優秀文學的作品”，“一時傳誦，彷彿左翼作品中出了個尖子”，但實際上左翼文壇對穆時英的作品相當敏感，儘管肯定了穆時英從舊小説中探索出了屬於民眾的簡潔、明快、有力的語言風格；熟悉了無產者大眾獨特的為一般知識分子所不熟悉的語彙，但仍一致認為穆時英的作品在思想上有着“非常濃厚的流氓無產階級意識”。

1930年10月2日，穆時英的新作——中篇小説《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作為“一角叢書”之第5種出版，轟動一時。這篇以穆時英本人大學時的一段戀愛經歷為原型的小説富有意識流風格，與之過去發表的底層題材小説風格迥異，因此遭到左翼文壇的猛烈批判。其中，瞿秋白在對穆時英的批判中暗示穆時英及其同夥“第三種人”是“紅蘿蔔”，外面的皮是紅的，裏面的肉是白的，認為這羣人“表面作你的朋友，實際是你的敵人，這種敵人自然更加危險”。這種來自左翼的批判聲一直伴隨着穆時英隨後的創作生涯。

1932年1月，穆時英第一部短篇小説集《南北極》由上海湖風書局初版，其內容反映上流社會和下層社會的兩極對立。一年以後，此書改訂增補本由上海現代書局重新推出，引起很大的反響。當時的文學評論家們對穆時英描寫階級對立視角的獨特、形式的新穎和藝術手腕的巧妙，紛紛給予肯定，並把穆時英視作當年中國文壇的重要收穫；據説，當時在上海的大街上，隨意邁進一家書店，便會在書架上發現穆時英的小説《南北極》，經常有痴痴迷戀穆時英小説的讀者給他來信，甚至有崇拜者專程從千里之外的南洋趕來敲他舊宅的大門。而此時的穆時英年。

但是，正當人們對穆時英寄予厚望，期待他沿着《南北極》的方向有所突破時，穆時英卻在創作上來了個意想不到的大轉變。1933年，他出版了第二本小説集《公墓》，轉而描寫光怪陸離的都市生活，其描寫的對象，也都是在充滿誘惑的都市背景下，迷戀於聲色之間的都市客。在技巧上，穆時英着意學習和運用日本新感覺派橫光利一等人的現代派手法，還嘗試去寫作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小説，其內容和風格都迥然有別於《南北極》。此後，穆時英又出版了小説集《白金的女體塑像》《聖處女的感情》《夜總會裏的五個人》《上海的狐步舞》等代表性作品。在這些小説中，穆時英聚焦上海的夜總會、咖啡館、酒吧、電影院、跑馬廳等娛樂場所，追蹤狐步舞、爵士樂、模特兒、霓虹燈的節奏和色彩，捕捉都市人敏感、纖細、複雜的心理感覺。他以圓熟的蒙太奇、意識流、象徵主義、印象主義等表現手法，反映20世紀30年代大上海廣闊的社會生活場景，開掘都市生活的現代性和都市人靈魂的喧譁和騷動，特別是把沉溺於都市享樂的摩登男女的情慾世界描繪得有聲有色，刻畫得栩栩如生。同時，在這些小説中，也流露出明顯的頹廢感傷氣息，不過，穆時英的小説卻因此風靡一時。 ^[2] 

穆時英本人也因為其年少多產又風格獨特，被當時的人稱為“鬼才”作家。自此，他與劉吶鷗、施蟄存等共同形成了中國文壇上的新感覺派，穆時英也為後人譽為“新感覺派聖手”、現代派的健將。

穆時英後期亦涉獵電影工業。1935年穆時英加入了劉吶鷗、黃嘉謨與左翼電影界展開的“軟性電影”與“硬性電影”之爭。1935年8月11日至9月11日，穆時英在《晨報》上連載《電影藝術防禦戰——斥掮着“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招牌者。》，文章長達4萬字，針對左翼電影理論系統地闡明瞭自己的觀點及理論。

1937年穆時英在香港《朝野公論》第2卷第4期到第6期上發表《MONTAGE論》，這篇長達18000字的電影理論文章計劃論述電影藝術的基礎、分解與再建、細部的強調、時間與空間的集中、畫面、Camera的位置與角度、畫面與畫面之編織、節奏、音響與畫面的對位法等8個有關電影蒙太奇藝術的重要問題，僅見前六部分，與穆時英小説創作關係最為密切的“節奏”問題未見刊出。但前幾部分的論述已經反映了穆時英對電影藝術揣摩已久，深得三昧。他的小説創作充滿了電影藝術的特徵，是對電影藝術的模仿、自覺追求和實驗。

穆時英不僅通過小説，也通過理論表述，在電影藝術和小説藝術之間建立了一種溝通的橋樑。華南一家電影公司曾邀請穆時英拍一部“國防電影”，穆時英自編自導了一部描寫東北抗日遊擊隊英勇事蹟的《十五義士》，後因影片公司發生變故，電影沒有完成。但據説在當時的香港，一般人知道穆時英導演《十五義士》比知道他是《南北極》小説的作者還多。

20世紀30年代初期，春風得意的穆時英，渾身上下瀰漫着十里洋場上的浮華氣息。他獨自一人住在北四川路上的虹口公寓，稿費收入豐厚，讓他生活非常富裕。

年紀輕輕卻已經名利雙收的穆時英很快就日益墮落起來：咖啡館、跳舞廳、電影院、高爾夫球場……是當時的穆時英經常涉足的。

就連穆時英自己也情不自禁地在小説裏發出“一個都市人”的哀嘆：“脱離了爵士舞、狐步舞、混合酒、秋季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車、埃及煙……我便成了沒有靈魂的人。”

從此以後，穆時英幾乎再沒有什麼像樣的作品面世。而隨着1935年施蜇存、杜衡退出《現代》編輯部，新感覺派分崩離析，穆時英的作品也漸漸無處發表，賣文謀生變得十分困難，以前的那點財產也幾乎被他揮霍殆盡。

抗日戰爭爆發後，穆時英赴香港，應大鵬影片公司之邀執導電影《夜明珠》。影片敍述了一個舞女遇上了一個真正愛她的男人，可是這段情愛卻不為社會所容，最後舞女含恨而終的故事。這期間，穆時英本人也迷上了一個大他歲的舞女，並最終娶了她。然而，香港並未給穆時英帶來太多幸運。不會講廣東話的他找工作十分困難，生活也處處不便。他和他的舞女妻子一起住在九龍的一條僻靜的街上，一幢兩層樓的房子裏。房子裏十分簡陋，連牀都沒有。白天，穆時英到處找人、謀職，晚上，疲憊的他就靜靜地站在窗前，眺望香港島上的萬家燈火，聽海上傳來的汽笛聲。期間，穆時英曾託人在《星島日報》的副刊上尋了一個編輯職位，但不知何故，幹了沒多久就不幹了。

1939年，穆時英應他的朋友劉吶鷗相邀，攜妻子回到上海，這個時候，劉吶鷗已經是汪偽政府的宣傳干將。穆時英在為汪偽政府工作時，日本人給他配備卡迪拉克高級防彈轎車。

穆時英回到上海後，主辦汪精衞偽政權的《中華日報》副刊《文藝週刊》和《華風》，並主編《國民新聞》。1940年，日偽政府下的上海風雨飄搖，正是國民黨政府的特工人員與汪偽特務機關之間的“特工戰”愈演愈烈之時，設在租界裏的日偽系統報社也成了國民黨特工人員襲擊的主要目標之一。6月20日，《國民新聞》社就收到一封恐嚇信，租界巡警房獲報後便派人員在報社周圍實行了警戒。這個時候的穆時英，正準備接管偽政權下的一份報紙並出任“國民新聞社”社長一職。

1940年6月28日傍晚，穆時英破例沒有乘坐日本人為他配備的凱迪拉克高級防彈轎車，往日形影不離的兩名保鏢也未隨其左右。他隻身一人招呼了一輛人力車上路。其時，天色昏暗，當車途經福建路的豐泰洋貨號門口時，突有兩條黑影從街邊迅速衝出，攔住去路，未等穆時英反應過來，對方立刻出槍，向其射擊，幾聲槍響過後，穆時英從人力車上一頭倒在血泊中。事後證實，此次暗殺為軍統所為。

在他被暗殺後的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內，人們都認為他是一個“漢奸”而罪有應得，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卻有人在香港撰文為穆時英辯誣，説他是中統特工而被軍統誤殺。從此，關於穆時英的身份和死因人們議論紛紛卻又各執一詞，成為一宗迷案。 ^[3] 

在現代文學史上，關於穆時英在偽上海時期的活動撲朔迷離，死因説法各異。

穆時英死前一年內的活動主要是投靠汪偽政府，效力於偽政府的新聞宣傳。但是，具體到當時穆時英擔任何家報紙的總編，則説法各異。施蟄存先生回憶説他當過《中華日報》的總編並因此而被殺。

但是，研究者考察當時的上海新聞史料發現，《中華日報》是汪偽在上海的機關報，1939年7月9日復刊。當時準備由林柏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彙編》一書，則收入了郭秀峯自己的回憶。他回憶説，《中華日報》正式復刊後，“先後由劉石克、劉靜哉、殷再緯任總編輯”。回憶並沒有提到穆時英。那麼，穆時英作了什麼報的總編呢?有學者認為，當時，穆時英從香港回到上海後投靠了汪偽政府，具體的投靠對象就是胡蘭成。根據郭秀峯的回憶，當時的汪精衞親信林柏生當上了偽政府的新聞宣傳部長後，“在上海積極擴大宣傳，設立小型報《民族日報》，社長穆時英……”

1940年2月21日，汪偽的國民黨中宣部下令停辦《民族日報》。利用該報的機器設備於1940年3月22日改出一張的小型報《國民新聞》。同時，《國民新聞》的全班人馬甚至設備都來自穆時英任社長的《民族日報》社。開始，《國民新聞》社社長是偽江蘇省省長李士羣，暫時由黃敬齋代理社長，但由於總主筆胡蘭成的推薦，穆時英很快當上了總編輯，不久，又取代了黃敬齋，正式任社長。

也有學者認為穆時英任過《文匯報》社長一職。但是，根據《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彙編》一書的記載，《文匯報》是英國人克明出面註冊、由嚴寶禮經營的。具體由徐鑄成、柯靈等進步人士主持，是一份進步抗日的報紙。它“創刊於1938年1月上海‘孤島’時期，1939年5月被日偽逼迫停刊，抗戰勝利後，1945年9月在上海復刊。”而穆時英在抗戰全面爆發後不久就到了香港，這個時候，《文匯報》還沒有創刊，等到他1939年返滬後，《文匯報》已經停刊了，所以，在1938年1月至1939年5月間，穆時英不可能當《文匯報》社的社長。這是怎麼回事呢?有一種説法認為，1939年5月，《文匯報》被汪偽政權停刊後，汪偽政權想奪取該報的陣地來宣傳自己的主張，因此派人收買克明，想把《文匯報》改造成他們的報紙，穆時英當時就是籌備中的偽《文匯報》社社長。

由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的《上海特工站》一書，對這一內幕做了披露。

該書記載：1939年5月初，汪精衞一夥羣集上海，籌組偽政府。上海的《中美日報》《大美晚報》《文匯報》《申報》《新聞報》等，無不對汪破口大罵，盡情抨擊。在這十里洋場內，“漢奸傀儡”臭不可聞，“弄堂政府”傳為笑柄。這使李士羣恰如骨鯁在喉，必須一吐為快。一天，李士羣、丁默邨等開會，商討對策。

他們認為應該來個雙管齊下：一是立即自己辦報；一是打掉那些報紙，使它從此説不出話來。

關於辦報人選，他們選中了人稱“鬼才”、頗有名氣的穆時英和劉吶鷗，他們認為這兩個人既和中統勾勾搭搭，又和他們暗通關節。

當時，《文匯報》的負責人徐鑄成等人知道汪偽政府的陰謀後，抱着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心，聯合英方，成功地粉碎了汪偽政府的企圖。汪偽政府想迅速接管《文匯報》的陰謀失敗後，在進行《中華日報》的復刊和《國民新聞》創刊的同時，也仍然由穆時英在籌備《文匯報》，但尚未出版，他就被暗殺身亡。所以，所謂穆時英任《文匯報》社社長一事，僅僅是籌備時期的社長,而非正式的社長。

關於穆時英其人的研究，最大的分歧還是他被刺殺的原因。從史料上可知，穆時英先後曾經擔任汪偽政府控制的《民族日報》社社長、《國民新聞》總編、《國民新聞》社社長和偽《文匯報》的籌備社長。從這些情況來看，他被冠以“漢奸”的罪名可以説是名副其實，而其被懲罰的命運似乎也在劫難逃。實際上，他被殺的確是重慶國民黨軍統所為。根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新聞研究資料》記載，在29日“汪精衞就穆時英被刺一事打電話給《中華日報》編輯部，表示要堅決殲滅國民黨在上海的特務人員”。 ^[3] 

1973年香港10月份的《掌故》月刊上發表了嵇康裔的文章《鄰笛山陽——悼念一位30年代新感覺派作家穆時英先生》，卻讓穆時英的身份和死因再次變得撲朔迷離起來。

該文章説，穆時英真正的身份其實“是國民黨中央黨方的工作同志”，他是被軍統誤殺的。作者自稱是穆時英在中統的上司，穆時英返滬任職於汪偽報界是他親手安排的。如果嵇康裔的回憶屬實的話，那麼，穆時英真正的身份應該是重慶方面卧底的軍統特工。汪偽政府完全有可能不知道穆時英的真實身份而誤認為穆時英是自己人，正因為如此，汪精衞才打電話給《中華日報》，揚言要報復暗藏在上海的重慶國民黨特務。認為穆時英是被軍統誤殺的人還以當時的新聞界反應為旁證。

自從1940年6月29日《申報》報道穆時英被刺殺後，接下來的幾天內，上海幾十家大大小小的親重慶方面的報紙對此事卻沒有任何報道。而劉吶鷗被刺殺後報界的反應卻很熱鬧，這顯然是極端反常的。惟一可能的解釋就是國民黨自己的特務機關協調出了問題，發生了自己人暗殺自己人的醜聞，而避免家醜外揚的最好辦法就是保持沉默。另外，穆時英被刺殺那天坐的是人力黃包車，並沒有乘坐日本人為他配備的凱迪拉克高級防彈轎車，往日形影不離的兩名保鏢也未隨其左右，這在暗殺頻繁的偽上海時期是非常奇怪的。而比較合理的推測就是他之所以敢隻身一人乘坐黃包車，也許他正自恃是中統特工，國民黨方面不會襲擊他，但未想到還是被軍統誤殺了。認為穆時英可能是中統特工的另外一個證據來自他的身世、早期經歷和作品。和在日本長大的劉吶鷗不同，穆時英並非一直都是遊戲於舞場和賭場的紈絝子弟。他的父親曾經是位很富有的實業家，後因經營股票而破產，家道中落，這讓他很早就體會到了上流社會的黑暗和下層人民的温暖，從而在他的心靈裏播下良知的種子。他早期的文學創作也證明了這一點。小説《咱們的世界》《偷麪包的麪包師》等都反映了他對窮苦大眾的悲憫和對上流社會的憤恨，帶有濃厚的左翼文學色彩。因此，有些人認為，與劉吶鷗相比，穆時英不太可能真心情願地走上漢奸的不歸路。相反，他鼓吹“和平文學”，靠近汪偽政府和日本人，不過是為他日後成功地打入汪偽政府、為國民黨服務取得資本。

1940年，一個戰火紛飛的年代。穆時英被殺以後，關於他的卷宗和一大堆發生在戰時的偷竊、綁架、謀殺、失蹤、車禍、欺詐等案件材料和大事記、物資供應清單等一起被堆放在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的雜亂的檔案架上，隨着政治局勢的迅速變化，很快就被人們遺忘了。由於證據的不足，關於穆時英的身份和死因儘管眾説紛紜，真相卻恐怕只能是一個迷。 ^[3] 

交流（長篇小説）1930，上海芳草書店

南北極（短篇小説集）湖風；增訂本，1933，現代

公墓（短篇小説集）1933，現代

白金的女體塑像（短篇小説集）1934，現代

聖處女的感情（短篇小説集）1935，良友

穆時英描寫上海的都市小説多數充滿頹廢的迷幻色彩，或者熱情的青春印象，如短篇《黑牡丹》中那個在舞場裏庸懶的女子，作者為女主角的鬢邊加了一朵白色康乃馨，她舞着，那樣疲倦，又那樣風情萬種——黑色的鍛帶高跟鞋輕輕地踐踏着地面，顧盼的神情滑過鬢邊的花朵瀰漫開來。於是男主角忍不住要邀她共舞了。且要留心的是，三十年代初的上海已經因為開埠帶來的好處而份外時尚頹廢，男人們可以與喜歡的女子搭話，卻並不失禮，禁慾主義在這裏失蹤，代替它的是瘋狂的歡樂。好了，當男主角與這花樣的女子共舞時，他想着她坐在一邊託着下巴的庸散，慾望開始無限制地上升，女主角恰到好處地抬眼相望，於是男主角在心裏驚呼：SOS。他要被她迷一樣的眼神給窒息住了。當他在老友處重遇這位女子時，當他走出老友的莊園想到她軟踏踏的嘴唇裏吐露出來的話時，他又想了起來，舞場上她的唇印留在了他白色的襯衫上，於是他的心好像也被染紅了。

李歐梵在他的《上海摩登—1930-1945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中總結穆時英的小説，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筆下上海舞場的描寫，更坦言後期穆時英的“墮落”與其頻繁出入舞場並強烈追求一位舞女有關，歸為“情結”。

首先，穆時英的小説並非易懂——既便通俗，再拿到他的小説以後，因為通篇華麗的詞藻以及他所運用的實驗寫法，那些聲，色，光，影的交叉出現，極易混淆讀者的思想，眼神隨着文字遊動，卻不能迅速與其產生共鳴。但穆時英的小説中總會出現迷人的女性形像，這樣，就又輕易地抓住了讀者的視線以及思想。

她們多以性情古怪或美豔風情為主，交織着“爵士樂，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車，埃及煙……”被紛雜的環境遮了臉孔的女子，無意或有意地勾引了男主角衝動的情緒，卻在以後發生了更加離奇的事情。他們鐘意的女子或是匪首，也許是沒心肺的交際花，去自殺，要麼悄然病死，讀者的思緒被他筆下奇怪的故事烘烤着，等到最後，是一個清淡的收筆，就略覺餘味無窮了。

穆時英的小説中美女層出不窮，他有時將小説裏的生活場景改變，或成了火車上的間諜戰（《某夫人》），換成了咖啡座裏吸着煙的摩登女性（《駱駝·尼采主義者與女人》）。當然，筆調依然豔麗，他可以談不上華麗，但足夠刺激。間諜戰中失敗的日軍少佐被放倒在浴室裏，睜着雙眼，看着某夫人對他挑逗似地微笑，於是當面穿起緋色的褻褲，因為它穿在這夫人的身上，連印度的禁慾者也沒有辦法保持獨身了。或者是《咱們的世界》——這是穆時英小説的另一面（極），描寫灰色的底層人民生活的小説。年輕的秘書陪同某位委員夫人上船過家，“咱”急切地想要佔有某夫人，等到一拳打倒年輕的秘書，扯了某夫人身上的綢子，作者寫道：下面的事你也知道了。因為委員夫人瞧不起“咱”的齷蹉與低賤，這樣的報復在殘忍中快意了誰的心靈。

對女性的迷戀使得穆時英的小説多少沾了濃郁的胭脂味道，但穆時英有篇反戰小説也不容忽視，理解成“與時俱進”吧。他的研究資料不多，多少知道他早期思想“革命”，後期因為“出入舞場無數”被指為“墮落”。

《空閒少佐》卻是他一篇獨具韻味的反戰文章，單看題目，也許還會以為是本娛樂小説呢……

小説開端寫了一九三二年第一次滬戰的激烈場面——可穆的筆調並不刺激，硝煙味兒也較輕，大概因為真的陌生：日本軍官受了傷，被俘，住進了中國的後方醫院，是他在日本陸軍學校的中國同學所指派，院方呢，又為他安排了一位聰慧的女護士。也許穆時英也察覺到自己並不適合寫硬氣的戰場，小説的調子在這裏完全轉到安全的後方裏去，並不斷地因為中國同窗——的對手某師長，與照顧他的護士小姐的温柔刺激着這位日本少佐的腦袋，令他產生愧疚。小説中應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寫，並且以兩個對立面，日本軍官對中國人的懺悔與他腦中軍國主義死板的教條相互爭鬥着，直到最後，他不願意再回國或者再重返侵略中國的前線而自斃於自己的墳前。

小説借用了一戰時美國軍官與德國女間諜的愛情故事作為藍本，不斷穿插這位效忠帝國的軍人死板教條的惡毒提醒的心理暗示，在小説的最後，日本軍官斃命之際，那些看守他的日本士兵跑過來圍在他的倒下的身體邊，他彷彿聽見故土裏孩子喊他的聲音：爸爸，爸爸…這些，不能不説穆時英的小説具有很強的戲劇氣質，當然他自己也説過很多次，他的文章，小説在試驗，試驗一種電影劇本試的小説，讀《上海的狐步舞》時非常糊塗，糊塗於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那林蔭成片的大道直通法界夢幻的房屋，舞台中心無數的鞋跟踢踢答答，暗夜裏的軌道旁喊着救命的人…這樣，造就了穆時英獨具一格的文風。

比如《街景》，修女走過一位乞丐的身邊，像鏡頭在翻轉，小説開始敍述乞丐悽苦的生活，當乞丐被警察趕走時他被撞倒，女子的呼聲，汽車的鳴笛，最後歸於平靜，依舊是來來往往的人羣，依舊是温暖的有了秋意的街…這也是一連串的故事描寫，而銜接它們的，是一位位走在街上的彼此並不熟識的人。在《梅花落》中，落魄的賣唱夫婦裏的女人死去，在男人無限的遐思裏，讀者正為着小説裏連貫的文字吸引着，猛地，女人靠在男人的肩膀邊逝去了，於是重複開頭第一段的話，我們是兩個人，可是她昨晚死了。就有了説不盡的悽慘。

穆時英作品集封面集錦(10張)

穆時英兩篇描寫父親的文章也極動人心，《舊宅》與《父親》，我在屋裏終於壓抑不住的慌亂的大哭以及父親最後的死去，每個黃昏來臨時，我們卻都還憧憬着父親推開門走進家裏來；《舊宅》裏是曾經作為精英的父親看着自己的大屋被別的人買去，走出來的時候，竟要摔倒了，“我”扶起父親，發覺他真的老了。這兩本小説中，“父親”的角色都曾經是精明的銀行家或商業家，卻因為生意失敗而愈顯衰老以及友人的拋棄。穆時英為銀行家之子，不知可是原型？

《第二戀》寫了主人遺失在香港的一段戀情，在當事人重遇之後，很多事情與他們第一次相見時萬分地巧合，最後女子拿走了男人還給她的手帕，她彈了一半《ROSE MARIE》顫抖着雙肩離去，“我”來彈剩下的一半。淡淡的憂鬱，少了墮落，想必也是穆時英心中的愛情模式。

父親穆景庭（1877—1933），浙江鄞縣人。一直從商，經營過金融生意，曾在通易信託公司當過副經理，做過寧紹輪船公司、三北輪船公司的董事，鼎甡錢莊的大股東，後獨自開辦鴻興金號，還做過房地產生意。他前半生沒有受過挫折，1927年（穆時英）生意失敗，家道變故。

母親石翠鳳（1895—1940），江蘇常熟人，是當地出名的美人。管理家務，喜歡打牌，喜讀小説。穆時英在《舊宅》描述“母親是帶着濃厚的浪漫諦克的氣氛的，還有些神經質。她有着微妙敏鋭的感覺，會聽到人家聽不到的聲音，看到人家看不到的形影。她有着她自己的世界，沒有第二個人能跑進去的世界，可是她的世界是由舒適的物質環境來維持着的。她也是個愉快的人。”

妹妹穆麗娟（1917）浙江慈溪人，受其長兄穆時英影響，喜讀小説。1936年6月與戴望舒在上海新亞飯店舉行婚禮，婚後育有一女，名戴詠素。1941年1月23日因性格不合與戴望舒正式離婚。第二任丈夫是《宇宙風》的主編周黎庵。

1934年，穆時英與舞女仇佩佩結婚，他們的結婚照刊登在1934年7月1日《小説》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