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本

稿本是詩文的原始文字記錄。“稿”又作“稾”，亦作“藳”，古時候“稾”、“藳”同用，而“稿”則是“稾”的異體字。《史記·屈原列傳》有云：“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則“稿”的含義之一即指文字作品的草稾，即未經修改釐定或正式發佈（傳抄或印行）之前的文本。但對稿本的認定，又非那麼簡單，因為一部著作發佈後，仍有作者或他人再事修改的情況，這就要從實際出發，作出客觀準確的鑑定。 ^[1] 

稿本的名目繁多，就其形成過程而言，大致可分為初稿、修改稿與定稿三種。

初稿本是作者首次撰寫的書稿，除極少有一氣呵成不事修改者外，大都成草稿狀態，信手寫來，不拘法度，塗抺鈎乙，隨意為之，作者但求構思成文而已，至於文本之視覺效果則無暇顧及。因而閲覽初稿本，即便作者是書法家，讀者亦每有辨文識字不易之困難。如現藏澳門中央圖書館的《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舊為吳興劉氏嘉業堂插架之物，主人劉承幹曾請人整理謄錄一過，今視其錄本，與原稿文字頗有出入，經友人吳格教授費數年之功悉心校核，方始完善（2005年由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出版）。

修改稿本是指經作者或其親屬、門生、友朋修訂改寫過的稿本。俗話説“三易其稿”，即一書（文）的成立，需經多次修改，因此修改稿本往往並非一種，只不過有的修改稿在發佈之前有意譭棄，或在流傳過程中亡佚，後人不得而見罷了。清代著名學者全祖望為了整理辨析《水經注》各傳本淆亂的數百條經文與註文，曾先後進行了七次校勘，也就是説有七種不同的稿本，相對首次校稿，其後六次皆可視為修改稿本，今上海圖書館所藏之稿題為“重校本”。

對書稿的修改，通常是在對初稿重新謄錄後的本子上進行的，但亦有直接在初稿本上進行修改者。現藏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的五種翁方綱手稿，即《易附記》、《書附記》、《詩附記》、《禮記附記》、《春秋附記》，皆在初稿本上數事修改。如《易附記》歷經嘉慶五年庚申、嘉慶八年癸亥、嘉慶十七年壬申、嘉慶二十年乙亥四次覆核修改，都有題署。《書附記》雖未註明修改年月，但觀其目錄，初稿僅以墨筆書其篇名葉數，修改時則以硃筆分其卷次，並增小序雲：“讀《尚書》舊積諸條，通加次第排訂之，成一十四卷。愚以古文之真否，概不置辨。於前儒所謂錯簡脱亂者，則不敢以為然，是以寧多缺焉。嘉慶二年夏閏六月二十八日。”後又以硃筆旁註：“此小序寫於首卷三行‘虞書’一行之前。抄寫之式照《詩附記》。”則該稿至少兩度修改後方始定稿。《詩附記》除有翁氏嘉慶元年與八年覆核題署外，卷首又有其題識雲：“《詩附記》始自癸丑秋，至今嘉慶癸亥夏。温肄《十四經》，凡得《附記》粗具草稿七十二卷。更當日日虛衷研核，無怠無怠。夏六月，方綱又識。”此題識告訴人們兩點，一是《詩附記》草創於乾隆五十八年，歷經修改後於嘉慶八年基本定稿；二是翁氏共撰諸經《附記》十四種凡七十二卷，總體上説，至嘉慶八年仍未修改完成。《禮記附記》有“癸亥五月七日覆核”、“丙寅七月五日覆核”題署，卷內凡於謄清時需作版式提示者，均以硃筆記注。《春秋附記》據其題署，於嘉慶六年辛酉、八年癸亥、十一年丙寅、十四年己巳及二十年乙亥先後覆核，並經兩度釐訂。此為在初稿本上進行修改的典型例子。

此外，作者對其著作之修改不僅在謄錄本或初稿本上進行，也有該書印行之後在印本上繼續作批校修改者，皆應視為修改稿本。復舉翁方綱《春秋附記》為例，翁氏曾先將此稿中的卷六《春秋分年系傳表》刻印單行，但印行之後又在刻本上修改，並在目錄中注云：“獨此一卷有刻板，然內有添入處。如再刷印一本，仍照添入。已有刷樣一本，已添入矣。”其添入之文，在“僖公二十四年”條末（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此刻本之底稿，即翁氏定稿所錄刻本，恐無此添入文字），詳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茲不贅錄。再舉章太炎《訄書》為例，該書光緒二十五年在蘇州刻印後，章氏在刻本上曾數次修改，上圖即藏有其修改並重訂目錄之本。光緒三十年重新出版鉛印本，而在宣統二年，他於日本又在鉛印本上作大量增刪，最後連書名亦予更改，題為《檢論》（此本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定稿本，是指最終修改完成的稿本，通常經過重新寫定，書面整潔，而不是草稿面目。但有的修改稿本因已修改完成，實際上亦是定稿本，或者説是最初的定稿本，而重新寫定之本只是其副本。這種情況就比較複雜，需通過與初稿本、其他修改稿本或者寫定副本甚至印本的校勘比對之後才能確定。經重新寫定的副本稱為清稿本，又稱謄清稿本。謄清稿本一般請門人錄寫，也有作者自己書寫。有的定稿本為了付刻，直接用宋體或楷體寫在雕版格式的紙上（多為紅格紙），以便給刻工粘在木板上雕刻付印，這也屬於謄清稿本的一種形式，但因其功用，專稱為寫樣本或寫樣待刻稿本。按理，如經雕刻，寫樣本當不存在，現之所以有寫樣本流傳於世，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該寫樣不符要求而棄用，二是該書因故未刻或未及刊刻。不過，翻刻本亦須寫樣，如果有這種寫樣本流傳，須作考訂分析予以辨別，因為這種寫樣本不屬稿本之列。

雖然稿本有初稿、修改稿與定稿之分，但曩昔各家公私書目卻每以“手稿本”、“稿本”、“清稿本”等名稱著錄之（即全文皆為作者親筆書寫者稱“手稿本”，由他人謄錄復經作者親筆修改者稱“稿本”，全文為他人謄錄者則稱“清稿本”或“謄清稿本”。如果由作者親自謄錄，當然亦稱“手稿本”）。這主要因為編目者囿於客觀條件，難以對各稿本進行深入的校核辨識，只能就其形態予以客觀著錄。再者，一般傳統目錄的著錄要求較簡略，只需著錄對版本鑑定的結果便可，如果欲對稿本的形成過程與相互間的內在聯繫作進一步揭示，唯有通過考辨，以撰寫書志的方式才能做到，而這又不是輕而易舉之事，因為客觀上往往不具備條件。

評判稿本的價值，如同評判其他版本一樣，不出文物價值與文獻價值兩個方面，當然也要結合稿本固有的特點。假如從廣義上説各類寫本都是孤本的話，稿本就更顯可貴，因為它是一書不同版本的祖本。至於名人手稿，其書跡往往便是藝術珍品，其文物價值是不言而喻的。那麼稿本是否歷來一直受到人們珍惜呵護呢？我們先檢覽《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該書目著錄各種版本約五萬七千餘部，而收錄的稿本不足四千部。在這批為數寥寥的稿本中，明代中期以前的稿本更極稀見，大都為明代後期及清代的稿本。於是人們意識到保存稿本要比保存其他版本困難，因其流傳稀少，所以更可珍貴。結果是客觀存在的，但原因何在呢？似乎沒人認真思考過。我認為，除了天災人禍等相同原因造成古籍損毀之外，當古籍版本學尚未形成與成熟，猶其當人們對古籍版本的文物價值尚未充分認識之前，稿本其實並未受到特別重視，似乎一旦該書刻印流佈，稿本的作用也就隨之消亡，不必刻意保存。這是明中期以前流傳稀見極為重要的原因，並非妄加揣測，其他古籍版本的保存與流傳也有類似情況。在明初，宋元刻本並不珍貴，等到流傳稀少，藏書家才奉若至寶，由於印本總比稿本量多，故客觀上稿本流傳更少。即使國圖藏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殘稿，很可能是作為書法作品而得以保存的。因為在清代以前的藏書目錄中幾乎沒有稿本的著錄，而在書畫目錄中，卻有早至元代以前的手稿，説明當時人們注重的是名家的書法。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尚能收錄近四千部明末及清代的稿本，即這批稿本尚能流傳至今，主要原因也是在它們顯現出文物價值，或者説是後人認識到其文物價值（當然也包括文獻價值，尤其是未經刊刻的稿本）之後才得以保存下來的。從這一現象也可説明版本學的形成在明中期以後，清代則進入較為成熟的時期，而版本學的重要功用之一就是評估版本的文物價值。明乎此，一個具有前瞻意識的古籍版本愛好者，是不會對稿本（包括近當代有價值的稿本或名人手稿）輕忽而放棄任何收藏機會的。

稿本儘管形態、名目不一，但具有一個共同特點，即無傳抄、刊刻可能帶來的訛誤，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在評判稿本的文獻價值時，人們習慣將稿本分為未刻稿與已刻稿（確切地説當為未印稿與已印稿）兩部分來討論，重點則放在已刻稿本上，因為未刻稿本無論形成與內容，是真正意義上的孤本，其版本價值是人所共知的。而對於已刻稿本的文獻價值，則有被忽略的情況，似乎一經刻印或抄寫流傳，該稿本僅存文物價值而已。其實不然。因為第一，稿本的鈎乙增刪面貌，刻印本或傳抄本往往不得而見，只有通過原稿，方可識得作者著書為學之歷程。前文所言章太炎從《訄書》到《檢論》的數種修改稿至為典型，無疑是研究其思想的重要資料。又如上圖藏有清代學者沈大成（1700—1771）的《學福齋詩文集》稿本，與沈氏去世後刻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五十七卷本《學福齋詩文集》相比較，此稿本篇帙不全，卷次亦不相連屬，計存詩卷十二至十六前半（以上題名《百一詩鈔》），卷十九至二十一前半、二十五後半至二十六、三十一至三十五（以上題名《竹西詩鈔》）；存文卷五、十至十四，當非最終定稿，但皆經作者親筆修改校訂，或選或刪，或選而未刻，或刪而復收，字勘句酌，極為慎重，從中可以獲知他對自己詩文的評判，並可瞭解他在生前對該書的出版傾注了大量心血。在刪去的文字中，有《項貢甫畫梅短歌》七古一首，中有句雲：“我聞冬心老狂客，一幅一縑索畫直。豈知皆出兄手中，可憐贗鼎無人識。”沈氏自注道：“金壽門在日，常倩兄畫梅而自署其上。”金壽門即“揚州八怪”之一金農，號冬心，畫梅冠絕一時。其所著《畫梅題記》一書中有關於弟子項均追隨他學詩作畫的記載，並讚譽項均畫梅“小心作瘦枝，盡蕭閒之能”，為師得意之情躍然。則項貢甫應當就是項均。學生為師代筆，似乎尋常，但每流於傳聞，捕風捉影，真如沈氏鑿鑿言諸詩文者卻也少見。然而慮及朋友情誼，沈大成終究不願此事顯於世而一筆予以刪削。金農畫梅之作世人奉若珍寶，可以想象，曾經上當受騙而花了冤枉錢之人有不知幾何，若不是此部稿本得以倖存，那麼這段有趣的藝林掌故或許至今不為人所知。則稿本之珍貴，於此可見一斑。第二，一書雖已抄寫或刻印流傳，但作者再事修改整理而未及重新刊刻，這種稿本則可補通行本的不足。如清臧庸《韓詩遺説》一書，傳世抄本及刻本皆源出未校正前之舊稿，而上圖所藏的稿本，正是其後來重校釐定之本。這部稿本是應阮元高足朱為弼求賜此書抄本而重加修訂的。其題跋雲：“此庸舊輯本。嘉慶己巳三月，晤嘉善朱椒堂駕部於杭州撫署，索鈔此冊寄都中。餘假歸里門，為校正數事，命奴子潘壽寫以詒之，餘為復勘。時四月十九日，用中記於常州嶽園。”將該稿與通行本作比勘，知臧氏此次對舊輯本的校正包括三個方面：首先在體例上（包括格式行文等）作了調整；其次是糾正了原本的衍奪訛誤；最重要的是在內容上進行了補充，如《權輿》“於我乎，夏屋渠渠”句，《韓傳》“殷商屋而夏門也”，刻本則無此條，而是將“殷商屋而夏門也”列入《諸書引韓詩未詳所屬者十七條》內。今檢此稿，未詳所出者僅十六條，因知此條屬臧氏後來考出者。可見這部稿本比現存的抄本與刻本來得精確完備。第三，稿本可糾正刻本之舛誤。如清沈欽韓《兩漢書疏證》，雖然已有光緒間浙江書局刻本通行，且浙局刻書於校勘一事素有較好口碑，孰料該書錯得離奇，竟然將《後漢書》中的缺卷，謬以《藝文志》羼入。而沈氏《兩漢書疏證》的稿本今仍存於世，如果將它們彙集整理出版，則浙江書局本可以廢置。第四，某些內容印本未收，稿本可作補充。所謂印本未收，既非指作者自己刪削，也不是如臧庸《韓詩遺説》稿本那樣後來又作校正，而是指其內容原本固有，但事出有因，刻印時未予收入。如清焦循《憶書》手稿，凡一百三十餘條，趙之謙刻入《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時刪去了十條專門揭露社會陰暗面的文字。趙氏十分欽佩焦循，本人也是憤世嫉俗之士，他刪去這些內容肯定有難言苦衷。但對讀者而言，一旦知道稿本還藏在上海圖書館，那麼對刻本是不會感到滿足的。又如清林則徐《粵海即事詩》，稿本錄詩十八首，撰於鴉片戰爭時期琦善所主和局失敗廣州被圍時，編刻林氏《雲左山房詩鈔》者恐觸時忌，未予收錄，則後來重輯林氏詩集者，可據此稿本補入。如此種種，都説明已刻稿本同樣值得珍視。第五，稿本經他人任意刪改，導致文意失實。惟賴原稿，才能瞭解作者真實思想。如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的自述，刻印本即出於曾國藩的刪定，以資料可靠程度而言，無疑以原稿為佳。又如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二十八卷手稿本，記事自咸豐四年春至同治二年三月，生前曾被其表弟山陰陳壽祺（字珊士）借讀，業經塗改，李氏氣憤之極，於壬集封面題曰：“是書為珊士借去，中被墨涴甚多”，“文之佳惡吾自荷之，何勞他人饒舌”；並言“剜補以後，日記更不假人”。然其去世後，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此稿時，又經蔡元培刪改，或許蔡氏出於善意，但終非李氏原來思想。今該稿藏上海圖書館，蔡氏刪改之粘籤亦保留在上，其文獻價值自然要高於影印本。

附帶説一下，書信亦是手稿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書信稱名或異，如帖、啓 、箋、移、簡、牘、書、札等。其文字長者可累數百言，短者僅單辭詞組，有的述事闡幽；有的宣情吐臆，旨雖專於辭達，語則可以觀文。至於其書法，信手寫來，自然天成，氣韻生動，姿態萬狀，鑑賞家、收藏家們珍之若美珠文玉。

歷代學者皆注重書信的學術價值，先秦兩漢之史傳每有采摭，魏晉六朝的別集、總集則獨闢類目。迨至兩宋，或一人之手札單刻別行，或眾人之尺牘薈萃發佈。自是而後，書信代有專刻，其於研究文學、歷史與社會、個人，起着其它史料不可替代的作用。

儘管如此，前人於傳世書信手稿的研究與整理成果有限，今人在此學術領域有着廣闊馳騁空間，大可作為。即從文獻學角度而言，書信同其它稿本相類似，亦存在不同版本。明人葉向高自序其《後綸扉尺牘》有言：“餘生平尺牘皆焚其稿，惟前次在綸扉有關係時政者間存之，以附於奏草之後。”又曰：“檢諸尺牘，凡屬寒暄，悉投水火。所餘無幾，乃政地之艱難，疆事之得失，大較可見。他日尚論者，亦或有考焉。”可見古人寫信有留存底稿的情況，以待將來刊刻別集之用。這種底稿相對對方所收之信件當屬另一稿本。其面貌有的是草稿，乃所發信件之初稿；有的書寫頗規正，則是所發信件之錄副。而當其書信公開發表時，文字又會因人事或辭章等各種因素有所改動，人們只要檢覽上圖所藏明末侯峒曾、岐曾兄弟尺牘手稿，即可略知古人書信之原件、留存底稿與印本的內容往往存在異同。因而書信存在着不同版本，具有不同的文獻價值。對此，以往文獻家們很少關注。

當然，對傳世書信欲作廣泛深入的研究，編制專題目錄是首要而最基礎的工作。不可否認，書信因其為零簡散札，較之其它稿本更不易收集保存，而許多收藏家往往又是將書信作為書法藝術作品加以收藏。因此，歷來私藏之家幾乎沒有以書信為專題的收藏目錄，而公藏之家亦未對所藏書信作過全面的整理。誠然舊物日益難得，但事實上當今各大圖書館、博物館已擁有大量明、淸、近代藏品，若能有計劃有規模地進行整理，摸淸家底，編成專目（館藏目錄乃至各館聯合目錄），對書信本身及相關學術領域的深入研究，其所產生的影響與幫助將是無可估量的。

鑑定稿本比鑑定印本難度大。首先，一書之稿本雖可能有初稿、修改稿、定稿數種存在。但每種面目各自不同，都為單一的版本品種，皆可視為孤本，況且很少有各種稿本都完善保存至今者，那麼相較印本，客觀上便缺乏鑑定參證資料。其次，稿本的書面風格雖然每含時代氣息，但又極具個性化，不似印本能大致總結出規律性的現象與特徵。再者，稿本與抄本之間亦存在不易區分的情況，如經謄清的稿本，若無編著者的標記（專用稿紙、鈐印等）或手跡，很容易與抄本混淆；而一些較為冷門的抄本，因其書罕見流傳，亦往往會被誤定為稿本。鑑定稿本的要點在於確定該書出於那個時代、何人之手（簡單判斷是否稿本，並不太困難，尤其是初稿或修改稿，卷面每有塗改、鈎乙、粘籤、剪貼等特徵），其真偽如何，以及該稿本的性質與價值。關於判斷稿本的性質與價值，我們可以藉助校勘等手段，而鑑定其真偽，則往往要依仗字跡的比對。與鑑定抄本、批校本相通，儘管鑑定稿本也可採取如同鑑定印本之法，即通過紙張、諱字、鈐印等因素識別，但要斷定其出自何人之手（包括正文與題跋），倘若沒有字跡比對，是很難把握的。因此，鑑定稿本（包括抄本、批校本），除了需要一定的書法修養之外（鑑定印本也如是），更強調實踐經驗，書本知識至多是入門的參考。正是出於這樣一種理念，我們在2000年編纂出版了《中國古籍稿抄校本圖錄》一書。毋容諱言，此書收入品種有限，亟待充實完善，但我們很高興看到該書出版後，其資料已被人們廣泛借鑑取用。當然，圖書館、博物館所收藏的尺牘、題跋以及相關的影印文獻皆可作為鑑定手跡的參考比對資料，應儘可能加以利用。

對有些個案，須作考證才能判定是否為稿本的情況，因其特殊性，這裏無法一一例舉。茲專就我在編目實踐中遇到對稿本的認識與鑑定問題，因其具有共性，則不避繁瑣，舉例提出，求教同行，以供大家參考。

有的書雖然是抄本或刻本，但有作者親筆批校題跋者應視作稿本，然而這樣的稿本往往被編目者忽略，其版本價值未被充分揭示。如上海圖書館所藏清吳騫撰《觀復堂藏書總目》一卷《分目》一卷《拜經樓分撥總記》一卷，有吳騫手書題跋，亦僅著錄為“吳氏拜經樓抄本”，實際上是吳騫的稿本。再如上圖所藏清錢儀吉撰《廬江錢氏藝文略》，雖然是嘉慶十三年刻本，但上有錢氏親筆批語，亦應定為稿本。或許編目者不識錢氏筆跡，抑或不以為是稿本，遂使此本長期置於普通本書庫。又如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清黃丕烈撰《求古居宋本書目》一卷，系黃氏家抄，復經黃丕烈手校並題跋，當為稿本，卻著錄為“清嘉慶十七年黃氏求古居抄本”。

有的同行將謄清稿本歸入抄本之列，似有其道理。但我認為其價值與抄本不能同日而語，擬以區分為妥。如中國國圖書館所藏清祁寯藻輯《甘肅查辦全集》不分卷，有祁氏手書題款，著錄為“清抄本”，頗疑此本實為謄清稿本。

而更多情況是，編目者不知為謄清稿本，誤以為是抄本。如上海圖書館所藏清凌廷堪撰《禮經釋例》十三卷（缺卷十一至十三），原以抄本著錄，檢覽其本，雖無淩氏手跡，亦無其印章，但用版心下鐫“校禮堂”蘭格稿紙抄寫，校禮堂即淩氏室名，因而該本當定為謄清稿本。又如上圖所藏清阮芝生撰《春秋傳説從長》十二卷，原著錄為清抄本。是書乃芝生讀《春秋》心得，前存翁方綱序，謂“傳説從長”者，蓋芝生謙不敢自任也。該本卷內有墨筆刪正批校，多出翁氏之手，則此當為謄清稿本覆呈翁方綱閲正者。或因翁氏之序文系請人謄錄，所鈐印章之印色又欠佳，編目者失察，故《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亦未收錄。再如《上海圖書館地方誌目錄》著錄清抄本焦循《邗記》六卷，間有勾乙改正之處，並鈐有“焦循學”、“裏堂草稿”印章，實為謄清稿本，但《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失收。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二卷與六卷稿本各一部，疑皆為早於上圖藏本之初稿或修改稿本，可互校異同。

有的批校本作為刻本之底本，應作稿本觀。如上海圖書館所藏清抄本《三朝北盟會編》，曾經吳城、江聲、朱文藻、彭元瑞等先後校勘，稱善於該書諸傳本；又嘗作《四庫》底本，館臣竄易刪削麪目宛然。光緒三十一年，許涵度藩蜀時即據以刻印流傳，則此本應視為稿本而非尋常抄本或批校本。二十多年前，上圖曾擬印館藏稿本叢書，顧廷龍先生即將此本列為首選。又如上圖所藏明馮夢禎校本《三國志》（存《魏志》卷一至二、六至八），雖然校於元刻明嘉靖南監修本之上，但恰是馮氏於萬曆二十四年任南京國子監祭酒時校刻《三國志》的底本，相對萬曆新刻本（此本甚有影響），該馮氏校本當然應視作稿本。

此外，又有看似批校本，實為批校者自成一書的情況，這種批校本即為稿本。如上圖所藏清陳鱣所撰《恆言廣證》六卷，寫於嘉慶十年刻本錢大昕纂《恆言錄》之上。陳氏於錢氏各條皆有補證，楷書於天頭，又於原本引書篇第及訛誤之處亦注改在行間，卷末有跋文一篇，因紙敝損蝕，其秉筆之意及從事之年均不可曉。顧廷龍先生因檢羊復禮所刻陳氏《簡莊文鈔續編》，中有《恆言廣證敍》一篇，遂校讀兩文，發覺構造雖異，大旨則同；《敍》雲“疏記上下，積而成帙”，知當別有謄錄之本，改定跋文為序，以冠諸首；而光緒十四年羊氏刻《簡莊文鈔》跋文中又有“《恆言廣證》六卷，舊為吳氏竹初山房所藏，今亦存亡莫卜”之語，顧先生因據以考定此本正是陳氏《恆言廣證》稿本。不過，要將類似本子定為稿本須慎重，如果不通過考訂，缺乏依據，即使批校滿卷，也不能輕率下稿本的結論。

有不少編輯稿本，尤其是經後人整理，整理者實為副作者（或稱第二責任者）的輯稿，往往為人們所忽略。譬如清人鮑廷博曾兩度校輯元代鄧文原《巴西鄧先生文集》一書，其初次校輯事畢，曾謄錄分贈友朋，今上海圖書館收藏，卻被人認為是偽造之本。而上圖又藏有鮑氏嘉慶十七年再度校輯之本，其《補遺》一卷中，《跋歐陽率更子奇帖》、《跋唐臨十七帖》、《跋米南宮書》、《與本齋書》、《跋鮮于伯機遺墨》、《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公聽松風像贊》、《跋顏魯公書朱巨川誥》、《四書通序》等篇，為初次校輯本所無，而《四書通序》一篇為鮑氏親筆抄寫。由於此本輯稿的存在，證明了第一次輯本的不偽，然而這部輯稿同樣僅被《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為“清鮑氏知不足齋抄本”。又如清江藩所撰《爾雅小箋》，草創於乾隆四十三年，原名《爾雅正字》，道光元年重訂，釐為三卷，易名《爾雅小箋》。道光十一年江氏去世，由汪熹孫重新整理為二卷，未及付梓，後費念慈據汪氏整理本傳抄，並於光緒十九年借予徐乃昌刊刻，那麼上圖收藏的這部有汪熹孫跋與費念慈等題識的“清抄本”，實為汪氏輯稿（順便提及，徐氏刻本有初印與後印之別，上圖藏有初印本，經徐氏手校，現所傳印入《鄦齋叢書》之本，多為徐氏校改後印本，後印本與汪氏輯本有文字異同）。再如南京圖書館所藏清吳曾英《覆瓿叢談》二卷，系繆朝荃的輯稿，不僅有繆氏校跋，又是繆氏輯刻《東倉書庫叢刻初編》之底本，但仍被著錄為“清光緒五年繆氏紉蘭庵抄本”。

上述種種分明是稿本而卻以抄本、校本對待的現象，在學術界較為普遍，説明迄今為止版本之學尚未被人們熟悉與掌握，因而版本尤其是稿本的價值也未被充分認識與研究利用。這裏再舉人所共曉的《四庫全書》為例。儘管當代已有不少人將《四庫》作為專門之學來研究，暸解到七部《四庫全書》存在着各種差異，因此在引用《四庫》本時，倘若不註明引用那一閣本，會引起岐義，被人笑話。但當今有多少人識到這七部閣本實際上都是不同的稿本呢？而當人們熱衷於影印現存的幾部《四庫全書》乃至編印《四庫存目叢書》等，又有誰能不惟商業利益，甘願下苦功夫蒐集、鑑別現存《四庫》底本，不惜代價將之彙集出版以嘉惠學林呢？須知許多《四庫》底本（如上圖所藏《三朝北盟會編》之類）亦都是實際意義上的稿本，其文獻價值遠非《四庫》本所能替代的。

作為保存了書籍最原始面貌的稿本，因無傳寫、翻刻之訛而具有較可靠的版本價值。尤其是那些未經傳寫、刊行的學人著述稿本，則更可謂存世唯一的孤本，因而有着無可替代的學術研究價值和珍貴難得的文物收藏價值。緣此，流存於世的各種稿本，不僅成為歷代公、私藏家競相蒐求珍視的善本秘籍，而且也是近代照相攝影術發明之後，古籍影印中的重要內容。自上世紀初商務印書館在《涵芬樓秘笈》、《四部叢刊》等大型古籍叢書中選印部分珍稀稿本行世，到七十年代由台灣地區專題影印的《明清未刊稿彙編》（屈萬里、劉兆祐主編。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七六年），《清代稿本百種彙刊》（台北文海出版社，一九七○年代至一九八○年代），以及九十年代由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部彙編的《稿本叢書》（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等，均為其中代表，且至今仍為海內外各大圖書館及有關學術研究機構的必備典藏和專家學者研究工作的重要資糧。

以收藏中國曆代典籍聞名於世的上海圖書館，歷經幾代有識之士的不懈努力，其所藏古籍稿本，無論是數量的豐富還是質量的珍善，均堪稱一流。只是長期以來，因其中絕大部分從未以任何形式刊佈行世，使學界及有關研究者在利用時機緣難逢，深感不易；甚至根本不知其尚存人間，徒嘆無奈。如清代著名學者錢大昕所撰《演易》手稿本，由於從其子錢東壁等所撰《顯考竹汀府君行述》中列舉錢氏已刻、未刻、未成諸書開始，就沒有提到此稿，所以非但嘉慶間《潛研堂全書》、光緒中《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等，均未收入；就是直至一九九七年江蘇古籍出版社新刊由陳文和主編的《嘉定錢大昕全集》，也仍僅錄其中一則，而失收絕大部分內容。再如沈欽韓的《三國志補註》，雖為殘稿，但其以文字訓詁和名物典故為重點的校釋註疏，頗有特色，當為研究《三國志》者所重視。而翁楚的《畫話》，則仿詩話、詞話體裁，多方輯錄散見於歷代正史、野史、筆記、別集，以及其他各種著述中豐富的畫論畫評史料，不僅成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創例巨編，更是我們今天研究中國繪畫史多可取資的珍貴文獻集成。卻因人皆不知其人其書，長期湮沒。就是早已為學界藝林知悉的《龔半千自書詩冊》，也因種種原因，一直無法被有關研究者輯錄利用，至有“遺珠”之憾。而其所存康熙十一年壬子（一六七二）至十四年乙卯（一六七五）的詩歌七十多首，又恰為傳世龔氏《草香堂集》未收的暮年之作，因而對研究龔賢這位在我國古代文學藝術史上具有一定地位人物的晚年生活、交遊、創作、思想及其他有關方面等，均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價值。其他如焦循的《毛詩地理釋》、吳式芬的《待訪碑目》、陳逢衡的《續博物志疏證》及《續博物志補遺》、徐（火勃）的《紅雨樓集》、昭槤的《蕙孫堂集》、張謙的《道家詩紀》等，無不為既珍稀難得、又各具價值的史料文獻。也許正有慨於此，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主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之事的李一氓先生倡議整理出版《稿本叢刊》時，時任上海圖書館館長的顧廷龍先生，就先後有《關於整理出版稿本叢刊的管見》、《古籍整理二三事》諸文，除力贊此舉之外，更以北京、上海各館所藏為例，就摸清未刻稿本情況包括傳鈔本的家底、分輯刊行、擇要影印等事項，提出了極具指導意義的見解，並呼籲：“稿本在全國範圍內不少，希望制訂出規劃，搞出目錄，印出書來。”

經過與上海圖書館反覆磋商協調，並由專家學者及有關專業人員論證甄別，今從其館藏數以千計的古籍稿本之中，精選出最具學術價值和參考意義的明、清學人著述之未刊稿四十六種，彙輯成“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叢書，以經、史、子、集四部類之，依次為經部十二種，史部十六種，子部四種，集部十四種。藉現代化的先進技術手段，嚴格按其原書原貌，並基本保持原稿尺寸，付諸影印；再據其內容，酌加分合，以特製精品純質紙書芯和國際大十六開布面精裝的形式，成六十冊之數。每種之前，各冠以特請有關專家學者精心撰作的解題文字，就該書的作者生平行略、治學專長造詣及本書學術價值、流傳概況、乃至個別裝訂錯簡等，作出全面客觀的評述和簡明扼要的介紹。此外，還據稿本原裝分冊及卷次內容等，新編各書目錄，分列各冊之首；另有總目，冠叢書之前，以便檢閲。具體編例，則詳本叢書“凡例”各條所述。

此叢書的出版，不僅能使那些未經刊行、長期深藏的珍稀稿本化身數百、孤本不孤，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滿足海內外各大圖書館及有關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和學者個人的裝備、購藏之需，更可藉此方便學界研究利用，為學術研究因珍稀文獻資料的相對易獲而取得更大進展創造必備條件；同時，作為限量影印的名人著作手稿或清稿，又具有難得永久的鑑賞收藏價值。因此，本叢書的印行，得到了各界專家權威和國家有關部門的充分支持和高度重視。傅熹年先生應邀專門為叢書題簽，朱維錚、陳尚君先生不僅鄭重專文推薦，並慨允俯就叢書學術顧問，多有指導；而且還和其他專家一起，為稿本撰寫解題。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制訂並已頒佈實施的“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二○○六——二○一○）重點規劃”，已將本叢書正式列為專門項目，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也將其列入首批資助的重點項目之一。凡此，皆為本叢書的順利編成和出版，創造了十分重要的條件，理當感謝銘記。

囿於見聞學識、篇幅規模、工作時日等，本叢書從選目到印行諸環節中，或多有疏漏謬誤，尚祈各方專家，批評指正。

1、《稿本》（江慶柏），論述了稿本的類型、形式，稿本的鑑定等，並對稿本中的精品進行介紹。

出版社: 江蘇古籍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2-12

叢書:中國版本文化叢書 ^[2] 

1.周易講義合參二卷（清）惠棟

2.演易一卷（清）錢大昕

3.尚書地名今釋九卷（清）張煥綸

4.齊魯韓三家詩釋十六卷（清）朱士端

5.毛詩註疏長編不分卷（清）劉寶楠

6.詩經註疏長編不分卷（清）劉寶楠

7.毛詩地理識四卷（清）焦循

8.讀詩疏箋鈔不分卷（清）程晉芳

9.詩小序翼二十七卷首一卷（清）張澍

10.禮記訂訛六卷（清）沈大本

11.春秋氏族匯考四卷（清）金奉堯

12.恆言廣證六卷（清）陳鱣

1.史記校釋不分卷（清）崔適

2.史記天官書星度釋略六卷（清）沈可培

3.史記孔子世家集證一卷（清）沈可培

4.季漢官爵考三卷（清）周廣業

5.三國志補註四卷（清）沈欽韓

6.金史藝文略六卷（清）孫德謙

7.金史補藝文志不分卷（清）鄭文焯

8.崑山先賢冢墓考不分卷（清）潘道根

9.崑山名家詩人小傳五卷（清）潘道根 彭治

10.蘇鄰日記不分卷（清）李鴻裔

11.靠蒼閣日記一卷（清）李鴻裔

12.金石三編二十四卷，通考六卷（清）王仁俊

13.輿地金石目不分卷（清）吳式芬

14.待訪碑目不分卷（清）吳式芬

15.漢官私印泥封考三卷（清）吳式芬 陳介祺

16.寶印齋印式二卷（明）汪關

1.續博物志疏證十卷，續博物志補遺一卷（清）陳逢衡

2.九章蠡測十卷首一卷（存八卷）（清）毛宗旦

3.丁氏叢稿十卷（清）丁壽昌

4.畫話初稿八卷，畫話八卷，補遺不分卷（清）翁楚

1.李義山文集箋註六卷（唐）李商隱撰（清）吳兆宜箋註

2.紅雨樓集不分卷，鰲峯文集不分卷（明）徐?

3.匪石堂詩三十二卷（明）王亹

4.龔半千詩稿不分卷，尺牘不分卷（清）龔賢

5.萬卷樓剩稿不分卷（清）顧棟高

6.蕙蓀堂集一卷（清）昭槤

7.恩福堂詩鈔十二卷，步魁集不分卷，恩福堂詩鈔不分卷，植杖集二卷（清）英和

8.愛日精廬文稿六卷（清）張金吾

9.聽鐘山房集二十卷（清）謝墉

10.九峯草堂詩附學夫集（清）潘佳晴

11.曼真詩略七卷（清）沈樹本

12.梵麓山房叢稿不分卷，續稿不分卷，再續稿不分卷（清）王汝玉

13.全宋詩話十二卷（清）孫濤

14.道家詩紀四十卷（存二十二卷）（清）張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