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河

稻河是條流淌着泰州歷史文化的河，它的誕生、發展、繁華、衰落和再興,許多人文故事幫助人們穿越歷史，感知泰州。

有關稻河的記述

《道光泰州志·河渠》中記泰州之水“總名有四，曰上河、曰濟川河、曰下河、曰城內市河”，稻河在城北，歸為下河，屬淮河水系。與東西兩側的滷汀河、草河相比，稻河在史籍中見諸最晚。滷汀河舊稱“浦汀河”，在《崇禎泰州志》有注曰“在州治北自漁行壩直抵興化高郵寶應，即海陵溪也”，草河出現在《續纂泰州志》中，言其“在北門東壩下，為草船業聚之地”，且附註道“旁有嘉慶年草河石碑”，一早於明崇禎，一不遲於清嘉慶，姍姍來遲的稻河記載直到民國二十年才在志書中第一次出現，《民國泰縣誌稿》有記曰：

“中間河，即稻河，亦稱市河。由西壩北犁山嘴北流起，經通倉橋、演化橋、韓家橋至羅浮山匯老西河，過漁行鎮西壩直通下河，由羅浮山折北而東過趙公橋匯東草河北行，亦通下河。”

從河道的流向看並不陌生，《道光泰州志》講“水利”時言“下河水道其道有三，一自小溪東至浦汀河南經港口漁行入韓家橋至板橋”，明末顧炎武《泰州河渠考》談及“淮水”時亦有“自興化凌亭閣南流，接州境新城殿河東，沿施家灣西至犁山嘴板橋口”之述，雖都無“稻河”兩字，然一水南來犁山嘴，與民國志書中所述如出一轍。顧文中的“施家灣”亦出現在同時期的《崇禎泰州志》中，注曰“在州治北三里，魚鹽蟹稻往來舟楫駢集之所”，對照《道光泰州志》注“施家灣”言“新城殿河東”，聯繫顧文，或許可以推測“稻河”早時即稱“新城殿河”。

泰州新城初為南宋端平二年（1235）知州許堪在州城北五里湖蕩中所築城堡，元末張士誠曾於此設揚州義兵元帥府和泰州州治，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被朱元璋軍隊攻佔並夷平城池，萬曆年間邑人陳應芳著《敬止集》在《泰州下河圖》標此地為“新城大水”，《崇禎泰州志·輿圖》沿用陳圖，《道光泰州志·輿圖》其處則標為“新城殿”，“河渠”中亦有“新城殿河”，言“趙公橋北附郭一帶”，另有“自新城殿折而東北者為通場道鹽河”、“自新城殿折而直北者為興泰往來官河”等述，“新城殿”此時不似河名而如一湖名了。由“新城殿”向南，《道光泰州志·輿圖》標為“運河”，該志注“運河”時講“有西南北三河”，具體講“北運河”時注“在州治北，通東台及各鹽場”，由此可見，“運河”亦是“稻河”舊名。

這亦不是孤證，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注“泰州北堰”道：“紹興年，於清化橋南荊開運河支流，直達城北”，可見清化橋下確為運河之水。南宋初年的這次開河，溝通上下河通舟楫之便，《泰州河渠考》卻記曰“海陵雖號為澤國乎，然河腹甚淺，易盈易涸”，水患也隨之頻發，直至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築東西兩壩規定永不許開，往來船隻必須在此過壩。明武宗正德十年（1515），判官簡輔開拓東西壩，北門一帶街市漸成，商賈雲集人煙稠密。

值得一述的是，由於“泰形前高後低”，人們習慣認為“江水高淮水低”，東西二壩只為防江水灌湧下河，其時這是個誤區。由於泰州城南隔有濟川壩,與長江並不直接相通，《退庵筆記》中雲“泰之水自運鹽河東來，注由白塔芒稻二河”，江水經由西運河蜿蜒流入城壕早已沒有浩蕩氣勢，相反由北運河而來的淮水卻是泰城之大患。每逢淮水暴漲，因無歸海正路，多經京杭大運河入江宣泄，運河不堪容納,堤身常有潰決危險，只有放壩以減輕壓力，泰州等下河各地隨之陸沉堪虞，此即所謂“西水之患”，昔人李嘯東《民國二十年大水》有文記曰：“……西堤潰決有數十處之多，直瀉裏下河。一夜之間，到十二日早晨，泰城河下水勢陡升二三尺，城北籃子行大街、徐家橋大巷口水深沒膝，孫家橋直抵趙公橋，大街全沒於水……”

孫家橋、趙公橋都是稻河上的古橋。趙公橋在最北，由之向南，依次為清乾隆七年所建豐樂橋、明景泰三年所建演化橋、清乾隆年間所建孫家橋、明永樂三年所建清化橋、明正統年間所建通倉橋、清乾隆年間所建板橋。

趙公橋古稱鳳尾橋，位於城北老漁行南。泰州舊稱鳳凰城，有“高橋似鳳首，趙公橋似鳳尾，東西鳳凰墩似鳳之二翅”之記。高橋為鳳首因其高，趙公橋為鳳尾自因其長，舊日此橋為泰州境內最長之磚孔橋，跨度逾五十米，橋下有橋墩十八個，橋上建了五座土地廟，“一橋五廟”足可見橋身之長。橋西舊有羅浮山漂於水上，山中舊有供奉葛洪之茅庵，“盪舟鳳尾橋，羅浮指山麓”，州中名士常唱和於此，沉醉於煙波浩渺，斯文故事亦是一時之勝，“長橋煙景”日漸聞名。

通倉橋、板橋舊時為鹽業重地，其名也源於此。舊時，泰州是淮鹽的主產地，南唐初年海陵縣即因“鹹鹺贍溢、職賦殷繁”升建為泰州，南宋在此設淮南東路提舉鹽事司，明初兩淮都轉鹽運使司也設在泰州。洪武二十五年東西壩築成後，泰屬十一鹽場的鹽船由北運河行至稻河頭停下，即停泊在自通倉橋至板橋之間，有“千帆壓雲”之景象，稻河水亦因之見漲，所謂“來往行船唱棹歌，淮南鹽舶北門多。不知清化橋頭水，近日平添幾尺波”。

清化橋在通倉橋北，與演化橋同為稻河上最富傳奇色彩的兩座橋。周志陶老先生有《一寺兩座橋》詩，曰“王屋禪師佛法高，三徒頓悟放屠刀。開清演化傳衣缽，一座叢林兩座橋”，詩前有跋説，“北山寺唐寶曆元年建。相傳一日王屋禪師設道場，有三巨盜路經於此，聽王屋禪師講經，頓然悔悟，解刀擲地，叩求皈依佛門。禪師曰‘善哉，善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遂收三人為徒，分別賜法名曰開化、清化、演化。三徒發願向善各自遊方募化。數年後，開化重修寺宇，名曰‘北山開化禪寺’，清化、演化各建石橋一座，橫跨稻河之上，各以其名命之。”夏耐庵的《吳陵野記》中也有關於“三化”的類似記載。

豐樂橋又名韓家橋，即今韓橋，其名不見經傳，亦幾經修建，早失原貌。作為稻河上唯一保存下來的古橋，孫家橋至今仍為稻河兩岸人往來之要道。此橋又名利涉橋或五泉橋，原為東西走向，建國初改建為方孔踏步橋，拆除石拱部分，保留原來橋基。百年滄桑，如今那由長方形厚麻條石砌成的橋身早已磨平，橋欄立柱上原有的幾隻石獅也殘存無幾。

稻河之“稻”更是明清時泰州經濟的主要命脈之一。

《説文》釋“稻”作“稌也”，“禾”與“餘”會意為“不在日常食譜中的穀類”。舊時百姓日常食用多為小米，即“粟”，稻及大米仍屬貴稀。泰州其時為紅粟產區，漢初劉濞於此建海陵倉，左思《吳都賦》雲“酈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駱賓王一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更是氣勢如虹。隋唐以後，植稻面積漸多，《隋書》中有“海陵盛產桃花米”之句，不知是稻是粟，及至與泰州有些淵源的陸游戲作“香粳炊熟泰州紅”時，則是稻無疑了。“粳”是稻屬，“泰州紅”則是以“泰州”命名的水稻品種了，南宋寧宗時期《嘉泰會稽志》所列當地水稻品種中即有泰州紅，《乾隆烏青鎮志》亦載“泰州秈，種自泰州來，其色赤，俗名赤秈”。由粟及稻，紅赤不易，聲名依舊，《道光泰州志》列“物產·穀類”時，“泰州紅”仍排粇稻（即粳稻）第一。當然其時稻種已豐，尾其後有“馬尾赤、鶴腳烏、雀不知、隨犁歸、救公飢、六十日白、觀音秈、駝兒白、小香、早香、黑早……”其名近百種。

泰州稻田，多在裏下河一帶，《退庵筆記》中有云“下鄉居什七八，俗呼為小湖廣，甚言產稻之多也”。船載稻花香，相隨鹽船，北運河上的糧船亦是“水行滿河”。與食鹽官營不同，糧食可以流通買賣。洪武年東西二壩築成後，下鄉糧船亦阻在稻河頭，以經營糧食為主的陸陳行在稻河兩岸日漸增多，至清中後期達到極盛。所謂陸陳行即糧行，“陸陳”指大米、大麥、小麥、大豆、小豆、芝麻六種糧食，可見稻河的“稻”應是“糧食”之泛稱了。

從壩口向北過板橋到通倉橋，稻河兩岸都是鹽棧和數十家過載行，再向北就是一家挨着一家的糧行了。清人趙瑜記曰“清化橋東為孫家橋，西為通倉橋，皆沿河米市也，其米由下河七邑裝載而來”，七邑之糧一水買賣，《吳陵野記》述其時“兩岸終日量升斛鬥生涯極盛，勞工邪許聲不絕於耳，露天之粟一望如雲”。及至民國後期，稻河兩岸糧行達六百多家，佔泰城商號四分之一，《泰州商業志》中雲其時糧食最高到貨量日達萬擔以上，江南江北糧食行情，均以泰州糧價為準，視其漲落而漲落。

位於孫家橋西的廣勝居是稻河邊的“糧食交易所”，每天早晨人們多集中於此品茗議價，談買談賣講的都是“暗舌子”，一到十在他們口中變成“州關市鎮鄉街橋井殿州”，外人乍聽莫名其妙。光緒三十四年（1908），稻河邊的糧行成立了陸陳公所。過去泰州迎會，以糧食業的樂隊首屈一指，理髮業次之。演奏的皆為崑曲牌子，抗日戰爭期間紅豆館主溥侗曾特來泰州向他們採錄崑曲曲牌樂譜，可見其音樂水平之高。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