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學宮

在其興盛時期，曾容納了當時“諸子百家”中的幾乎各個學派，其中主要的如道、儒、法、名、兵、農、陰陽、輕重諸家。

稷下學宮在其興盛時期，彙集了天下賢士多達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學者如孟子（孟軻）、淳于髡、鄒子（鄒衍）、田駢、慎子（慎到）、申子（申不害）、接子、季真、涓子（環淵）、彭蒙、尹文子（尹文）、田巴、兒説、魯連子（魯仲連）、騶子（騶奭）、荀子（荀況）等。

尤其是荀子，曾經三次擔任過學宮的“祭酒”（學宮之長）。當時，凡到稷下學宮的文人學者，無論其學術派別、思想觀點、政治傾向，以及國別、年齡、資歷等如何，都可以自由發表自己的學術見解，從而使稷下學宮成為當時各學派薈萃的中心。

這些學者們互相爭辯、詰難、吸收，成為真正體現戰國“百家爭鳴”的典型。更為可貴的是，當時齊國統治者採取了十分優禮的態度，封了不少著名學者為“上大夫”，並“受上大夫之祿”，即擁有相應的爵位和俸養，允許他們“不治而議論”（《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不任職而論國事”（《鹽鐵論·論儒》）。因此，稷下學宮是具有學術和政治的雙重性質，它既是一個官辦的學術機構，又是一個官辦的政治顧問團體。

稷下學宮的學術博大精深，包含了當時各家各派的思想。就儒學而言，曾在稷下學宮中有影響的儒家學者，有孟子。

《鹽鐵論·論儒》中記：“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論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現代學者錢穆認為這段史料不可靠，孟子不是“稷下先生”（參見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孟子不列稷下考》），但有不少學者不同意錢穆的觀點。不管孟子是不是稷下先生，可以確定的是，孟子長期居齊，他的思想頗受稷下學者的影響。 ^[2-3] 

荀子，則是稷下學宮的最後一個大師。荀子曾三出三進於稷下，歷時數十載，並曾三為祭酒主持學宮的工作，形成為有別於鄒魯儒學的學説。正由於此，所以歷代儒者才那樣冷遇荀子，把他排除於儒家道統之外，甚至説他“才高學陋”，“不見聖賢”（程頤）。就連蘇軾也説他“喜為異説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荀卿論》）。 ^[4] 

所謂“異説”即指荀子背離了孔孟儒學的真傳而走入異端他途；所謂“高論”即指他融會禮法，創立自己的新學派。

關於稷下學宮的形成和發展的問題，學術界認為稷下之學一開始就受到齊國統治者的支持和利用。這是因為齊國的田氏政權是取代姜氏而成立的新政權，它需要對其合理性進行辯護，以鞏固統治地位。

1、戰國時期養士用士之風的自然發展。

2、齊國經濟發展的結果。

3、齊威王文教政策開明的體現。

古器物銘文《陳侯因敦》記載：“其唯因，揚皇考昭統，高祖黃帝，邇嗣桓文。”大意是齊威王（因即因齊）要發揚他父親桓公午的光榮傳統，遠要以黃帝為祖宗，近要繼承齊桓公、晉文公的霸業。

稷下學宮創建於齊威王初年，是齊威王變法改革的產物。

齊威王是田齊桓公的兒子，據《竹書紀年》推算，他於公元前356–公元前321年在位，共在位36年。

齊威王初即位時，喜好聲色，飲酒作樂，常常通宵達旦而不理朝政。但很快在鄒忌、淳于髡的勸諫下振作起來，決心改變齊國的現狀，進行變法改革。

齊威王是個有雄心壯志的國君，他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精神，任用鄒忌為相，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進行變法改革。他從考核官吏，賞罰分明，樹立清廉的風氣入手，烹了阿大夫，封賞了即墨大夫，並“謹修法律”，實行法治。他還廣開言路，獎勵批評，從而揭露弊政，以便於改革；重視人才，選賢任能；加強邊防，積極奮戰。齊威王不以珠玉為寶，而以人才為寶。戍守邊防的田忌、檀子、黔夫等都能獨當一面。而且用人不受宗室血緣關係的限制，往往破格提拔。鄒忌出身為布衣之士，孫臏是從魏國逃來的“刑餘之人”，淳于髡本是髡鉗家奴，為贅婿，都被委以重任，位在上大夫之列。

稷下學宮的創建當是齊威王改革的一項重要措施。徐幹《中論·亡國篇》説：“齊桓公立稷下之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這裏所説的“齊桓公”，很可能是齊威王之誤。

因此，郭沫若曾經認為徐幹創作的《中論·亡國篇》中的齊桓公即齊威王，不是沒有道理的。徐幹該篇不是專論稷下學宮起於何時，而是順便提到此書而已，其有誤是不足為怪的。

齊威王之所以創建稷下學宮，除了受魏文侯尊禮子夏建立西河之學的影響和廣開言路之外，更有他為鞏固田氏政權的統治的苦衷。

據《史記》記載，田氏欲代姜氏有齊國，非一世也。其中田常（田成子）殺齊簡公是最重要的一步。當田常已經殺了簡公，害怕諸侯們羣起而攻之，於是“乃盡歸魯、衞侵地，西約三晉、韓、趙、魏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可見，田氏取代姜氏的過程中，在外交、內政上作了大量的工作。到太公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又在濁澤與魏文侯會盟，請魏文侯出面求立為諸侯，得到周天子與諸侯們的同意，才於“齊康公十九年（公元前386年）田和立為齊侯”。田齊政權的建立，也是來之不易，而且害怕落個篡弒的惡名，他們總不忘為“田氏代齊”的合理性製造輿論。

因此，齊威王創建稷下學宮是下了很大本錢的。稷下學宮規模宏大，“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稷下先生們也受到尊寵，到齊宣王時，“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徙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以致稷下先生多達千有餘人，而稷下學士有“數百千人”。由於稷下學宮集中了一大批知名學者，因此便出現了《黃帝四經》、《管子》等一大批著作。

戰國時期，齊國是東方大國，魯國不但弱小，而且很快就滅亡了。戰國時期齊國的文化聖地就是稷下學宮。它基本與田齊政權相始終，隨着秦滅齊而消亡，歷時大約一百五十年，隨着稷下學宮的消亡，稷下之學開始流散。

齊國本是周朝開國大臣姜子牙的封地，姜齊奉行尊賢尚功的國策，很快開發成為強國，春秋時期，一度成為霸主。

到公元前386年，失去社會支持的姜氏失去政權，經過幾代努力而獲得齊國上下廣泛支持的田氏，取代姜氏，田和成為齊國君主，日漸衰微的周王朝及其封國都對此表示承認，這一事件被稱為田氏代齊。王族換了，國家依然興盛， 對於這次“篡位”，一直以來很少聽到批評的聲音，甚至很少有人以“篡位”稱呼此事。

對此莊子辛辣的評論道：“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見《莊子·外篇·胠篋第十》）

田齊的第四代國君齊威王，為聚集人才，在齊國國都臨淄西門外創建稷下學宮，將學者封為“大夫”。學宮延續至末代齊王田建時期方才衰弱。這個學宮直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時候才消失，與田齊政權存在時間基本一致。

齊威王當政，在鄒忌等人的輔佐下，採取革新政治、整頓吏治、發展生產、繁榮經濟、選賢任能、廣開言路，擴建稷下學宮等一系列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措施，終於使齊最強於諸侯，稷下學宮也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新階段。

《風俗通義·窮通》説：“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眾，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鹹作書刺世。”由此可見，稷下學宮在齊威王時有了很大發展。

公元前319年，齊宣王即位。當時齊國的綜合國力迅速壯大。齊宣王在位期間，藉助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一心想稱霸中原，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為此，他像其父輩那樣廣招天下賢士而尊寵之，大辦稷下學宮。為稷下學者提供優厚的物質與政治待遇，“開第康莊之衢”，修起“高門大屋”，政治上，授之“上大夫”之號，享受大夫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勉其著書立説，展開學術爭鳴，鼓勵他們參政、議政的熱情和積極性，吸納他們有關治國的建議和看法。因此，吸引了眾多的天下賢士彙集於稷下。這一時期的稷下學宮，在其輝煌的歷程中，發展到最高峯。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説：“宣王喜文學遊説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次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這即是説，繼齊威王時稷下學興盛之後，齊宣王時再度興盛起來，而達到鼎盛時期。這種盛況，既是齊國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產物，也是當權者重賢用士，思想開放所產生的必然結果。

稷下學宮是齊國君主諮詢問政及稷下學者議論國事的場所。齊國執政者不惜財力物力創辦稷下學宮，實行各種優惠政策，招攬天下有識之士，其根本目的就是利用天下賢士的謀略智慧，為其完成富國強兵、爭雄天下的政治目標。因為他們懂得“人君之慾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説苑·尊賢》）的道理。而被稷下吸引來的稷下學者都有着積極參與現實的功業思想，他們高議闊論、競相獻策，期望自己的政治主張被齊國執政者所接受、採納。

《新序·雜事》説：“稷下學者喜議政事。”《史記·孟荀列傳》説：“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學者……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幹世主。”

齊王向稷下學者諮詢國事、天下事，使得稷下學者發揮了智囊團的作用，稷下學宮也因此成為一個政治諮詢中心。例如，淳于髡曾用隱語諫威王，使之戒“長夜之飲”，從消極悲觀中振作起來，親理國政，奮發圖強；他又以“微言”説齊相鄒忌，敦促其變法革新。齊宣王與孟子曾多次討論政事，探求統一天下的途徑。王鬥曾直面批評宣王“好馬”、“好狗”、“好酒”，獨不“好士”，直到宣王認錯、改錯為止，“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戰國策·齊策四》）。這些都顯示了稷下學宮的政治功能。稷下學者進言，齊王納言，是稷下學宮作為政治諮詢中心的一大特色。

稷下學宮又具有培養人才，傳播文化知識的性質，被後人稱為“田氏封建政權興辦的大學堂”，“齊國的最高學府”，其在教育史上的影響也是巨大的。稷下學宮具有後世大學的基本要素，是以教育功能為主體，兼具學術研討爭鳴及為現實政治服務功能的高等教育大學堂。

稷下學宮絕不是歷史上官學的復歸，而是在傳承中創新，在變革中重生：使官、私學結合，讓官學走出官府，成為社會之大學；變“政教合一”為政教結合，提升了大學為國家政治服務的內涵；稷下學術的交流、發展，創新、突破，哲學大師的不斷成長和湧現，使其真正具有了後世所説的“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也，有大師之謂也”的本質屬性。

稷下學宮在繼承、發展了孔子私學的本質屬性和諸多優勢的同時，對私學的創新、超越展現 在：變一人之教為大師雲集的眾人之教；變一家之學為百家之學的傳承與爭鳴；變傳授歷史知識為主為研究現實、面向未來為主；由個體私學向私學教育聯合體性質的實體發展。並以國辦官學的形式，積極主動地影響和導引了戰國私學的發展方向。 ^[5] 

作為教育功能，與後代學校相比，它既有一般學校的特點，又有歷史的獨特性。稷下學宮具有一般學校的性質和活動特點。首先學宮具有規模宏大的校舍條件，“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崇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正説明校舍建在交通要道，並且相當宏偉壯觀。其次，有眾多的師生在開展較正規的教學活動。

《戰國策》載田駢有“徒百人”，《孟子》記載孟子出行“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稷下最為前輩的學者淳于髡也有“諸弟子三千人”之稱（《太平寰宇記》引《史記》）。宣王時，稷下的師生數量多達“數百千人”。由此可見師生人數之眾。如此師生濟濟一堂，定期舉行教學活動，再次，稷下學宮有較嚴格的規章制度。

根據郭沫若的考定：《管子·弟子職》篇當是稷下學宮的學生守則，裏面從飲食起居到衣着服飾，從課堂紀律到課後複習，從尊敬老師到品德修養，都規定得詳細嚴格。從此，可見當年稷下學宮的規章制度也是健全、嚴格的。

學宮具有獨特的教育特點。遊學是其教學方式之一。學生可以自由來稷下尋師求學；老師可以在稷下招生講學，即容許有學與教兩個方面的充分自由。這些遊學方式的施行，就使學士們開闊了眼界，打破了私學界限，思想兼容幷包，促進了各種學説的發展和新學説的創立，大大促進了人才的培養和成長。稷下學宮便成為教育人才的中心。

稷下學者總是針對當時的熱點問題闡述政見。他們學識淵博，長於分析問題，在表述上旁徵博引，窮盡事理，具有一定的理論性和學術性。同時，由於稷下學者學派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解決問題的方案有異，而會競長論短，爭論不已。最終促進了稷下學宮在學術上百家爭鳴的局面的形成，使稷下成為當時發展學術、繁榮學術的中心。

在學術上，稷下學宮具有兼容百家之學，多元思想並立，各家平等共存，學術自由，相互爭鳴，彼此吸收融合等多方面的特點。

稷下學宮是戰國時期諸子百家薈萃的中心有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陰陽五行家、縱橫家、道家、兵家等各種學術流派，都曾活躍在稷下舞台上。

稷下學者因政治傾向、地域文化、思維方式、價值觀唸的差異，各有自己的思想體系，從而使稷下學宮形成了思想多元化的格局。在這種形勢下，稷下各家為求得自身的存在與發展，相互間展開論爭，使稷下學宮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百家爭鳴的生動局面。在論爭中，不僅充分展示了各自的理論優勢，而且使學者們也認識到各自的理論弱點，促使他們不斷吸收新思想，修正、完善、發展自己的學説。論爭促進了不同學術見解的思想滲透和融合。

因此，郭沫若高度評價説：“這稷下之學的設置，在中國文化史上實在有劃時代的意義……發展到能夠以學術思想為自由研究的對象，這是社會的進步，不用説也就促進了學術思想的進步。”“周秦諸子的盛況是在這兒形成的一個最高峯的。”

總之，稷下學宮的創建與發展，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樹起了一座豐碑，開創了百家爭鳴的一代新風，促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學術文化大繁榮的黃金時代的到來；同時，稷下學開啓秦漢文化發展之源，對秦漢以後文化的發展與繁榮產生了深遠影響。

宋台州公使庫刻本《荀子》書影（現存日本）(1張)

稷下學者取得了豐碩的學術研究成果。僅就稷下學者的著作來看，其思想內容博大精深，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哲學、歷史、教育、道德倫理、文學藝術以及天文、地理、歷、數、醫、農等多學科的知識。這些著作的問世，不僅極大地豐富了先秦思想理論寶庫，促進了戰國時代思想文化的繁榮，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發展。

稷下學宮實行“不任職而論國事”、“不治而議論”、“無官守，無言責”的方針，學術氛圍濃厚，思想自由，各個學派並存。人們稱稷下學宮的學者為稷下先生，隨其門徒，被譽為稷下學士。

齊威王即位，為革新政治，選賢任能，廣開言路，進一步擴建了稷下學宮。齊宣王時期，採取了更加開明的政策，“趨士”、“貴士”、“好士”，稷下學宮的規模和成就達到頂峯（濫竽充數這個典故就和齊宣王有關）。齊宣王對稷下學宮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當時，四方遊士、各國學者紛至沓來，“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儒、名、法、墨、陰陽、道、小説、縱橫、兵家、農家等各家學派林立，學者們聚集一堂，圍繞着天人之際、古今之變、禮法、王霸、義利等話題，展開辯論，相互吸收，共同發展，稷下學宮達到鼎盛。世稱“百家爭鳴”。對此，司馬光在《稷下賦》中説：“致千里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説。”

然而，齊閔王後期，不聽諫言，鄒衍很快離開齊國去了燕國，隨後，齊幾乎為燕將樂毅攻滅。齊襄王時期，齊國重建，雖然努力發展稷下學宮，但是稷下學宮仍然沒有能夠恢復到鼎盛時期的面貌。

至齊襄王的兒子齊王建即位，稷下學宮未能得到進一步發展，並隨着齊的滅亡而消失。

①稷下學宮是一所由齊國官家出資操辦而由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學校，始終不改變養士、用士的基本目的。從其主辦者和辦學目的來看，稷下學宮是官學。

②稷下學宮是由養士制度發展演變而成的教育機構，它保持了充分尊重士人之講學，不加干涉與限制的風範，其教學與學術自由，體現出私學的性質。

③稷下學宮是一所集講學、著述、育才活動為一體併兼有諮政議政作用的高等學府。

①學術自由,表現 在——稷下學宮“不治而議論”，擁有相當的獨立和自由；來者不拒，包容百家；歡迎遊學，來去自由，表現 在——學術論辯，相互爭鳴及吸取。

②待遇優厚，包括給予“不治而議論”的政治待遇及優厚的物質待遇。

據徐幹《史論·亡國篇》：“齊桓公立稷下之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孟軻之徒皆遊於齊。”此處的齊桓公即田齊桓公午。徐幹説齊桓公創立稷下學宮，錢穆認為此説“《中論》以外無言者”，即是孤證。而此説在時間上有矛盾，田齊桓公午在位19年（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7年），在此期間，孟子並未遊齊。

錢穆也説：“桓公（田午）之卒，孟子作不過三十，謂其已遊齊，亦恐不然”。

《風俗通義·窮通篇》説：“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孟子第一次遊齊當在齊威王之時。

徐幹説，稷下學宮創建，孟子即遊於齊。很可能徐幹所説的齊桓公是齊威王之誤。

因此，郭沫若在曾主張徐幹《中論·國篇》中的齊桓公即齊威王是有道理的。孟子初次到稷下學宮是哪一年呢?

據範祥雍《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説，齊威王元年是公元前356年，孟子游齊不當在此年。

司馬遷説：“齊威王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其後威王才振作起來，重用鄒忌、淳于髡等，“濟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可見齊威王招賢人聚稷下，當在重用鄒忌、淳于髡之後；故定孟子第一次遊齊在齊威王十年，即公元前347年比較合適。這就是説，齊稷下學宮約創建在公元前347年。

孟子約生於公元前390年，此時已43歲，學成之後，以孔子嫡傳自居，聽説齊威王招賢，就想依靠齊威王推行其“仁政”主張。於是由鄒子第一次到齊都臨淄，成為最早的一批稷下先生。

孟子在齊並未得到齊威王的重視；孟子與稷下先生淳于髡頗不相得，受其譏諷。有“男女授受不親”的辯論（《孟子·離婁上》），又被齊人議論。孟子説：“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之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子·公孫丑下》）可見孟子第一次遊齊的初期在稷下學宮未能獲得重要地位，在齊並不得志。由此也反映出稷下之學並非以儒學為主。但是它又不完全排除儒學。孟子在稷下仍有容身之地，只不過受到一般待遇罷了。 ^[9] 

不過，孟子還是積極從事政治活動的。比如，他讓大夫諫齊威王，威王不聽，於是辭職。孟子又與匡章交遊，使齊威王改變了認為匡章不孝的看法，後來威王用匡章為將，打敗秦國（公元前335年）。並“兼金一百”以示特殊優惠，但孟子卻以“未有處”而不受（《孟子·公孫丑下》）。

此時孟子在稷下學宮雖無顯赫地位，但他在那兒呆的時間並不短。孟子為什麼在三年之喪返齊後又離開稷下學宮呢?從齊宣王時“稷下學士復盛”來看，大概在齊威王后期，孟子已無落腳之處，此時又聽説宋偃王將行“王政”，故孟子去齊至宋（約在公元前323年）。

孟子在遊歷宋、薛、魯、滕、魏之後，在齊宣王時，再次來到稷下學宮。《鹽鐵論·論儒篇》説：“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可見孟子在齊宣王復興稷下學時再度遊齊是毫無疑問的。

關於齊宣王時稷下“復盛”在何年的問題，錢穆提出：“《世家》敍此年於宣王十八年，以下宣王十九年而卒，而此事無確年可系，故書於其卒前耳。狄子奇《孟子編年》遂謂‘宣王十八年興稷下’大誤。周季《編略》誤亦同。”（《先秦諸子系年·稷下通考》）這裏錢穆雖然提出了問題，但是並沒有解決問題。我認為，齊宣王時稷下“復盛”，就在齊宣王初立之時，與孟子第二次到稷下學宮的時間是一致的。前面已説過，齊威王元年當公元前356年。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説：“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闢疆立。”可見威王卒在公元前321年，齊宣王元年為公元前320年。梁寰王繼位於公元前319年，孟子在見梁寰王即位後即由大梁（開封）到齊稷下學宮，正值齊宣王即位後的第二年，即公元前319年。這在《孟子》一書中是顯而易見的。

《孟子·盡心上》説：“孟子自範之齊。”範，今山東範縣東南20裏，為從大梁到齊的要道，《孟子·告子下》説孟子“由平陸之齊”。平陸也是由梁到臨淄的必經之地。據閻若璩《釋地續》説：“平陸為今汶山縣”，當是齊的邊邑。

孟子第二次到稷下之前，名聲早已很大，有“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孟子·滕文公下》)了。因此，他一到稷下學宮就受到齊宣王的尊敬，併為齊卿（《孟子·公孫丑下》），與在齊威王時他初次到稷下所受的冷遇是大不相同了。其地位似乎有所變化，得到了客卿的待遇。故孟子喪母，由齊歸葬於魯才能夠“木若以美然”（《孟子·公孫丑下》），用卿之禮葬母，才會有後喪前喪之説。劉向《新序》説：“齊稷下先生善議政事”。孟子與齊宣王論政，在《孟子》中記載甚多。那時齊宣王雄心勃勃，想稱霸諸侯。故問孟子“齊桓晉文之事”，而孟子卻對他大談其“仁政”的主張(《孟子·離婁下》)。以後多次論政，從各方面談“仁政”，如論“貴戚之卿”和“異性之卿”(《孟子·萬章下》)，論君臣關係(《孟子·離婁下》)，論“湯放桀，武王伐紂”(《孟子·梁惠王下》)，論“尚賢”(同上)，論“與民同樂”(同上)。孟子在齊言辭鋒利，有時弄得齊宣王無言答對，以致“王顧左右而言他”(同上)。

但是齊宣王並不完全採納儒家思想，也不打算實行孟子的“仁政”主張，而是繼續實行尊黃崇老的政策。後來因燕王噲讓位於子之引起燕國內亂。齊宣王派兵伐燕並取燕，以至於燕人叛。後來兩人關係破裂，孟子便辭去卿位，離開齊國，過宋歸鄒，最後終老於鄒。孟子離齊時間是在公元前312年。除了宇宙本原之論，此外，稷下學宮百家爭鳴的內容還很多，如楊朱的力命之辯、名實之辯、道儒墨的天人之辯、義利之辯、王霸之辯、攻伐寢兵之辯等等。

從稷下學宮的施行方針及其成果意義來看，稷下學宮完全可以説是世界歷史上真正的第一所大學，第一所學術思想自由學科林立的高等學府。

作為戰國時期學術中心與教育中心的稷下學宮具有自己鮮明的特點：遊學為主，來去自由；各家並立，平等共存；百家爭鳴，自由辯論；相互吸收，融合發展。在戰國時期特殊的歷史環境和文化土壤中，稷下學宮集智囊機構、學術中心、教育中心於一體。稷下學宮的多重功能是有機和諧地統一在一起的，其政治功能是以學術活動和教育活動為基礎實現的，而其學説功能又是有明確的政治目的和通過教育的實踐活動來傳播和實現的。 ^[6] 

秦朝設有七十員博士官的制度，據説是沿用了齊國稷下學宮的傳統；而且，秦的著名博士叔孫通（為漢朝制訂朝禮，朝禮制定後，劉邦曾經説：“吾乃今 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就號稱“稷下生”。

稷下學宮本身有很多功能：其成員即可以充當政府的智囊團，又著書立説進行學術研究，由於廣收門徒，還起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可以説是一所非常成功的大學。

戰國時期，三晉紛亂，楚則保守落後，秦雖是新興，文化未盛，齊幾乎始終領導文化潮流。而中國自秦以後的各種文化思潮，差不多都能從稷下找到源頭。

如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儒學，基本上是孟、荀兩派理論的交替使用；再如鄒衍的陰陽五行學説，一直在中國盛行，並且是中醫學的理論基礎；在中國幾千年歷時中，稷下學宮學術氛圍之濃厚，思想之自由，成果之豐碩，都是獨一 無二的。

稷下學宮是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學術爭鳴的重要陣地，是中華文化興盛發展的典型代表。由此形成的稷下學術精神，主要表現為：關注現實、明道救世的務實精神，兼容幷包、相互交融的自由精神，彰顯個性、實現價值的主體精神，以人為本、重視民生的民本精神，尊道貴德、禮法並重的和諧精神等。稷下學術精神在中華文化精神的發展過程中，產生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它不僅促進了中華文化的興盛繁榮，而且推動了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 ^[7] 

2022年，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董文斌確定淄博市臨淄區齊都鎮小徐村西是稷下學宮的遺址。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