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卿

程子卿於光緒八年正月十四日（1882年3月3日）出生於江蘇丹徒。出身貧寒，幼時讀了3年私塾，便在鎮江南門越城內何益順米店當學徒。約1900年來滬，投奔在福州路當妓女的姐姐，由姐姐出資在廣東路滿庭芳開了家小棧房。因生意不好，不久歇業。後以身材高大應募入公共租界新閘捕房當差，因不諳世事，不久出錯被開革。之後，託人入法租界大自鳴鐘捕房當警士，時在1911年前後。吸取了以前的教訓，程子卿在法捕房小心翼翼做人，認認真真辦事，漸漸取得法籍巡長和華人探長（後為督察長）黃金榮的好感與信任，升為探目，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住在鈞培裏黃金榮家中。因其皮膚黝黑，人稱“黑皮子卿”。1924年調入刑事科政事組，負責社會團體成立申請的審核和新進人員資歷審査等工作。

20世紀20年代中期，中國政局錯綜複雜，既有國共合作的廣東革命政府與北洋政府的對峙，又有南北政府內部的矛盾，既有國共兩黨之間的鬥爭，又有國民黨內左、中、右的交鋒，還有奉、直、皖各系軍閥的衝突，加上英、日等外國勢力的介入，致使中國政局動盪不定，前景難測。上海是中外各種政治勢力交集之地。作為法國專管租界的上海法租界，一直被法國政府視為海外領地，實行的是法國法律，標榜對中國國內政治的不干涉政策。只要不涉及暴力行動，不危及租界治安，允許各類團體包括國民黨中央上海執行部等革命團體設在法租界，一時間法租界成為國共兩黨革命人士存身及活動之處。

程子卿早就與孫中山、宋慶齡有了聯繫，並負責孫、宋在法租界的安全，進而與居正、葉楚傖、楊杏佛、鄧演達、蔡元培等國民黨各派代表人物都有良好的關係，為他們存身、活動提供安全幫助。如有一次軍閥當局至法捕房聯繫，請協助逮捕汪精衞，程子卿即受黃金榮之命，前往望志路報信，待北洋暗探與捕房人員到達，早已人去樓空。同時，他將接觸交往中獲得的信息彙集起來，向法租界當局報告。1927年初，他從所獲信息的綜合分析中，作出了國共將於不久後分裂、中國政局將有巨大變化的判斷，準確預測了“四一二”政變。這一判斷經政事組組長薩爾利、警務總監費沃利和法國駐滬總領事那齊雅，輾轉送達了法國外交部。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為“四一二”政變打頭陣時，程亦有參與相助之功。3月26日蔣介石乘楚同艦抵達高昌廟，旋持特別通行證進入法租界至黃金榮家中拜訪，程子卿也在陪坐之列。其時，黃金榮已從捕房退職，為蔣介石辦通行證及至高昌廟迎接等均是程子卿所為。事後，程子卿得以提升為督察，還獲得南京國民政府頒發的青天白日三等勳章。薩爾利更因此越三級而被提升為督察長；後來政事組從刑事科分出成立政治處，由薩擔任處長；兩年後又改為政事部，又升薩為主任。政事部每天向法國駐滬總領事送上一份報告，法總領事又據此摘報駐華大使和外交部，使法國政府得以及時瞭解中國與上海的動態，為此該政事部有“法國在遠東最有成績的情報機構”之譽。程子卿亦連連得到升遷與褒獎，1931年升為一級督察長，成為外勤中的最高職級，也是華人中的最高職級；多次獲得法國政府頒發的銅質、銀質直至最高榮譽的金質勳章，而獲此金質獎章者，每月增加特別津貼20元。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11月上海華界淪陷。作為孤島的上海租界成為各種抗日勢力的據點，侵華日軍與法租界當局交涉頻繁，程子卿與其結拜兄弟薛耕莘，被指定為法捕房與日本軍方的交涉代表。舉凡日方欲入租界捕人或引渡，均須經過他倆之手，可謂權重一時，所持的特別通行證可以任意出入日軍戒嚴地區。1943年7月在日本的導演下收回法租界後，程子卿改任上海特別市第三警察局督察處長，後為蓬萊分局督察長。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以年老退休。1946年為斜徐路平陰橋頭華美煙草公司外務，此職無須上班，只是利用昔時影響，為公司疏通關係、解決麻煩而已，俗稱“吃俸祿”。1949年辭去。其時他還在淞滬警備司令部編制之外，掛了一個“上校督察”的頭銜。建國後，他一直賦閒在家，以收房租為生。晚年消化道、泌尿系統患病，於1961年9月27日病故。 ^[1] 

為了法租界的利益，程子卿參與了不少鎮壓革命和抗日的活動。1931年6月，法商電車電燈公司爆發大罷工，史稱“57天大罷工”，嚴重衝擊了法租界統治秩序，程子卿等便策劃了陷害逮捕罷工領袖徐阿梅的陰謀。1941年春，政事部便衣偵探汪振武為抗日遊擊隊藏匿了一批武器，日本憲兵隊偵知後前來交涉，由程子卿安排會同日本憲兵將汪振武逮捕，並交日方帶走，汪一週後被害。

然而，程子卿也保護過一些革命者和知名人士，使他們免遭反動派迫害。建國後沈醉曾披露軍統策劃過“美男計”，欲誘使宋慶齡的保姆李燕娥下水，達到在宋身邊安插眼線的目的，後因宋慶齡察覺其陰謀而未得逞。1931年夏，程子卿通過宋慶齡轉告鄧演達“出入小心”，“最近儘可能不要外出”。可惜鄧演達沒有充分重視，導致先在國富門路（今安亭路）被綁架幸為安南巡捕截下，不久又遭逮捕而遇害。他也曾應宋慶齡、楊杏佛之請，幫助營救過在法租界被捕的革命者。抗戰期間，他與地下抗日組織聯繫更多。程先後為他引見過軍統京滬區副區長程克祥、彭壽，杭州市市長趙志遊的滬辦主任唐家珍，蔣介石委任的上海黨政特派員何世楨，還有馮有真等。程子卿成為軍統所屬國際問題研究所駐滬辦事處辦事員，介紹人即何世楨。抗戰勝利後，又曾協助毛森緝拿大漢奸，通知夏奇峯前去報到的便是他。由於職位關係，對一些不得不應付的事，他也盡力敷衍。如日本憲兵隊特高課課長林秀澄拉了他與薛耕莘，去馬斯南路（今思南路）梅蘭芳家，逼梅赴日本、“滿洲國”演出時，也為梅裝病敲邊鼓。1941年至1945年間，他常在逍遙池與薛耕莘、黃金榮碰頭，商議如何掩護地下抗日活動和敷衍日軍。

作為法捕房骨幹，程子卿的職級不低，活動不少，但建國後卻未受到司法處理。程子卿曾向毛澤東主席寫過請罪求恕信，大意是自知在舊社會任偽職，犯有罪行，但也曾為共產黨做過一些事，如今年邁多病，請求善終於家云云。聽説此信是請宋慶齡轉遞的。程於1954年雖曾被捕，1955年2月再報捕辦，但都以“無罪行，無活動，年老多病，無活動能力”而“不予處理”。程子卿的晚年是比較安定的，每月150元的房租收入，兒子月貼15元。在身體尚好的幾年，他每天5點鐘起身，收拾客堂，常常自己上菜場，買點喜歡吃的魚。他早年信佛，後改奉天主教，但不常去教堂，只是每天讀點《聖經》。餘下時間看看報紙，或與來訪者談天，下午則是“水包皮”，去滬南浴室泡混堂，後來改為每週去一次。找他外調了解情況者較多，但他往往只證明被調查人的職務，不多談其罪行與活動。僅在1956年，他曾帶領公安人員往虹橋，抓捕了原政事部外事股督察長、法籍白俄警官愛莫利亞諾夫。 ^[1] 

按説程子卿本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闖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事情卻使他在歷史上出了名。

1921年7月30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一幢石庫門房子裏秘密舉行閉幕式，一個陌生男子突然闖入。一大代表立即緊急疏散。就在代表們剛剛散去不久，那個陌生人就帶着一羣法國巡捕前來搜查。當時，出席中共一大閉幕式的總共有十四人：其中中共一大代表十二人（周佛海因病沒有出席會議），共產國際代表兩人。當事人後來在各自的回憶錄中這樣回憶那個陌生人：包惠僧回憶他“穿灰色竹布長褂”；李達説是“不速之客”；張國燾説是“陌生人”；陳公博説是“面目可疑的人”；劉仁靜説是“突然有一個人”；陳潭秋説是“一個獐頭鼠目的穿長衫的人”。

一大代表遇險記

1921年7月23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上的“李公館”舉行。“李公館”是同盟會元老李書城的住所。1921年春，三十九歲的李書城租下這裏兩幢房子，即108號與106號。他把兩幢房子打通，李書城和妻子薛文淑住在108號樓上，而他的弟弟李漢俊則住在106號樓上。

不久，李書城帶着警衞梁平到湖南去了，在那裏主持討伐湖北督軍王佔元的軍務。李漢俊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他和李達一起負責中共一大的籌備工作。李漢俊説，他家房子大，可供開會之用。

這樣，中共一大就在李公館底樓的餐廳裏舉行。

7月30日夜幕降臨之後，李公館餐廳裏又聚集了許多人。馬林來了，尼克爾斯基也來了。周佛海沒有來，據説他忽然腹瀉，只好獨自躺在離此不遠的中共一大代表的住處———博文女校。

8點多，代表們剛在那張大餐桌四周坐定，馬林正準備講話。這時，從那扇虛掩的後門，忽然進來一個陌生面孔、穿灰布長衫的中年男子，闖入餐廳，朝屋裏環視了一週。李漢俊發現這不速之客，問道：“你找誰?”

“我找社聯的王主席。”那人隨口答道。

“這兒哪有社聯的?哪有什麼王主席?”李漢俊頗為詫異。“對不起，找錯了地方。”那人一邊哈了哈腰，一邊匆匆朝後退出。

馬林的雙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語詢問李漢俊剛才是怎麼回事，李漢俊當即用英語作了簡要的答覆。

“砰”的一聲，馬林用手掌猛擊大餐桌，當機立斷：“一定是包打聽!我建議會議立即停止，大家迅速離開!”

代表們一聽，馬上站了起來，李漢俊領着大家分別從前門走出李公館。平日，李公館的前門是緊閉的，這時悄然打開……

在不速之客走後，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們緊急疏散，唯有李漢俊和陳公博留在那裏沒有走。李漢俊帶着陳公博上了樓，坐在他的書房裏。

陳公博不走，據他在《寒風集》中自雲：“我本來性格是硬繃繃的，平日心惡國燾不顧同志危險，專與漢俊為難，現在有了警報又張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漢俊談話，看到底漢俊的為人如何，為什麼國燾對他有這樣的惡感……”

此後的情景，唯有在場的李漢俊和陳公博親歷。李漢俊死得早，沒有留下任何回憶。陳公博倒是寫過兩篇回憶文章。

陳公博寫的第一篇回憶文章，是中共黨史專家李俊臣所發現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此文是在發生這一事件後十來天內寫的。除了因在《新青年》雜誌上公開發表而不得不採取一些隱語之外，所憶事實當是準確的：

……不想馬上便來了一個法國總巡，兩個法國偵探，兩個中國偵探，一個法兵，三個翻譯，那個法兵更是全副武裝，兩個中國偵探，也是睜眉怒目，要馬上拿人的樣子。那個總巡先問我們，為什麼開會？我們答他不是開會，只是尋常的敍談。他更問我們那兩個教授是哪一國人？我答他説是英人。那個總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嚴密搜檢，於是翻箱搜篋，騷擾了足足兩個鐘頭。

……那個偵探告訴我，他實是誤認我是日本人，誤認那兩個教授是俄國的共產黨，所以才來搜檢。是時他們也搜查完了，但最是湊巧的，剛剛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學問的專家，家裏藏書很是不少，也有外國的文學科學，也有中國的經史子集。但這幾位外國先生僅認得英文的馬克思經濟各書，而不認得中國孔孟的經典.

他搜查之後，微笑着對着我們説：“看你們的藏書可以確認你們是社會主義者；但我以為社會主義或者將來對於中國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會主義，就未免發生危險。今日本來可以封房子，捕你們，然而看你們還是有知識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辦理……

後來，陳公博在他1944年所寫的回憶文章《我與中國共產黨》又補充了一個重要的情節：

(密探)什麼都看過，唯有擺在抽屜裏的一張共產黨組織大綱草案，卻始終沒有注意，或者他們注意在軍械罷，或者他們注意在隱秘地方而不注意公開地方罷，或者因為那張大綱寫在一張薄紙上而又改得一塌糊塗，故認為是一張無關緊要的碎紙罷，連看也不看……

密探們仔仔細細搜查李公館，陳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煙。他竟把整整一聽長城牌四十八支煙卷全部吸光!

密探為什麼會突然闖入中共一大會場呢？經過中共黨史專家的查證，是馬林引起了密探的注意！

馬林，這個來頭不小的“赤色分子”1921年4月在奧地利維也納被捕又獲釋之後，成了各國警方密切注視的目標。馬林在1921年4月動身來華。因為馬林早已引起各方注意，所以他在途經科倫坡、巴東、新加坡、香港時，都受到了嚴格的檢查。

到上海之後，密探們更是把馬林的行蹤查得清楚、準確，並記錄在案。7月23日當晚,馬林來李公館時就已經引起了密探的注意。首先進入李公館偵查的便是前文所提及的程子卿！由於程子卿的闖入，中共一大移至嘉興南湖召開了最後一天的會議......

1949年程子卿知道自己逃不出人民的手心，就給宋慶齡寫信求救。宋慶齡接到這封信之後，將程子卿在上海如何幫助她營救革命人士的事情詳細的向毛澤東做了闡述。根據當時處理反革命分子的原則，對程子卿進行了寬大處理——未予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