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直道遺址

秦直道遺址(5張)

秦始皇帝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秦直道開始修建，是從林光宮（漢甘泉宮，淳化縣鐵王鄉）直達九原郡（包頭市南郊麻池古城）的南北通道，經過陝西、甘肅和內蒙三個省、自治區 ^[5]  。

自秦至隋唐，秦直道一直沿用 ^[5]  。

宋代以後，秦直道整體路段開始廢棄 ^[5]  。

2007年6月，大秦直道文化旅遊景區開工建設。

2009年3月至7月，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為配合國家青蘭高速公路建設對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秦直道遺址陝西富縣樺溝口段進行了考古發掘，同時還對富縣以南的陝西黃陵、甘肅合水的直道進行了調查 ^[2]  。

2010年7月31日，大秦直道文化旅遊景區開園 ^[6]  。

秦直道遺址南起雲陽（陝西淳化縣）途經陝西、甘肅、內蒙古，穿越15個縣，北達九原（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西郊），全長700餘千米 ^[1]  。秦直道遺址地層關係較單純，大部分地點分為3層。第1層為耕土或植被層（擾動層），厚15-30釐米；第2層為自然堆積層，厚25-60釐米；第3層為路土碾壓層，一般厚15-35釐米。再下即為生土層。該地的生黃土純淨，質地細密、堅硬，不少地點夾雜有大小不等的礓石（鈣結核） ^[7]  。

文物遺存(6張)

2009年3月至7月，考古發掘中發現了路面、車轍遺蹟以及路面腳印、建築遺蹟等。轍梁及踩踏面十分清楚，不少轍樑上還殘存有類似馬、牛的蹄印，以及用金屬工具鏟挖的痕跡。多處路面上疊壓有秦代和西漢時期的繩紋筒瓦、板瓦，兩處路面上還出土了戰國晚期至西漢年間使用的三翼銅鏃和西漢末年的“大泉五十”銅幣，路面腳印中有男子、女子和兒童的腳印。發現靠山護坡，與直道平行，同時發現有之字形盤山道等 ^[2]  。

在秦直道遺址坡度為6°-8°的發掘中心區，揭露出道路路面總長71米，大部分為上層路面。下層路面中，除原上層路面已破壞，直接揭露出的5-6處路面外，僅對兩個地點的上層路面進行了解剖，並發現其下的道路。

在中心區的整體平面上，兩層路面的車轍均呈放射狀分佈。中心區的下方（東南方）有11-13道車轍轍梁，分佈寬度約24米。隨着上坡向前，路面變窄，車轍轍梁合併減少。至中心區西北方的咽喉處，車轍僅有6-7道，分佈寬度僅約10米。

咽喉處的關卡地勢險要。靠山一側的西南方，緊貼人工開鑿的高10餘米的陡峭塹山面；靠河一側的東北方，下臨高出葫蘆河20多米的絕壁。關卡上方轉彎處的路面更窄，僅5-6米，殘存的一段路面的車轍距塹山面山根僅1米餘。

車轍間的轍梁系經過車輪反覆碾壓、擠迫形成。大多數轍梁剖面略呈梯形，個別的呈半圓弧形。一般上部寬20-45釐米，下部寬30-55釐米，高（也即轍溝深）4-11釐米。由於碾壓過甚，個別轍梁呈扁平狀，高僅2-3釐米，上部寬達80釐米，下部寬達88釐米。這一類轍樑上，往往又重新碾壓出車轍印（轍溝）。

轍梁及踩踏面與上層剝離明顯、層次分明，表面呈深褐色，質地堅硬。經對轍梁解剖，其厚度一般為15-35釐米，最厚處達53釐米。其結構呈斜坡向千層餅狀，每層厚2-3毫米。為了加強路面的強度，一些轍樑上還鋪墊有經過加工的礓石碎塊。不少轍樑上還殘存有類似馬、牛的蹄印，以及用金屬工具鏟挖的痕跡。

對T309（考古挖掘中T表示探方）的解剖得知，上下層路面相距12釐米左右。其他探方的上下層路面相距一般在20-25釐米。下層路面的土質一般較上層更黑、更堅硬。從成組或對稱的車轍印判斷，當時的車輛輪距有3種，即110釐米、130釐米和140釐米。下層路面的輪距多為110釐米和130釐米，上層路面的的輪距多為140釐米，其中上層路面的輪距，與西漢景帝陽陵陵園發現的輪距大致相當 ^[7]  。

在秦直道遺址4個探方或探溝裏，共揭露出方向雜亂（有東、南、西、北、東北、東南、西南7個方向）的腳印21個，腳印分為成年男子、女子和兒童。腳印一般長20-25釐米，寬9-10釐米，深2-6釐米。其中最大者（成年男子）長28釐米，寬12釐米；最小者（兒童）長17釐米，寬7釐米。判斷為女子的腳印長19-22釐米，寬10-12釐米。

腳印數量最多的是T309，該探方位於靠近直道關卡的下方，共有腳印13個 ^[7]  。

在秦直道遺址發掘中心區直道最狹窄處兩側的建築基址中，揭露出數處夯土磉墩和置於磉墩之上的石柱礎。夯土磉墩呈圓柱形，直徑約55-65釐米。其上的石柱礎僅存1件，系用當地的灰砂岩略經加工而成，向上的一面平整，直徑44-46釐米，高22釐米。從殘存磉墩的佈局看，在道路兩側，各建有一排房屋，房屋面寬約3.5米。由於葫蘆河沖刷和人工的破壞，每排的間數和房屋進深不詳。基址中，有大量秦漢時期的繩紋筒瓦、板瓦，及陶罐、盆、甑等殘片堆積。

在這段直道的外側，即靠葫蘆河一側，還發現基本連成一片的多處同期建築基址。基址的基礎均為夯土，最大者面積達200餘平方米 ^[7]  。

秦直道遺址的調查和試掘發現，秦直道靠河或靠溝一側，一般都建有夯土護坡。在中心區及其上、下方，都發現了與直道平行（也與葫蘆河平行）且規格很高的夯土護坡。

中心區的夯土護坡在直道外側均有發現。其剖面略呈倒梯形，靠外一側高3米以上，整個護坡向裏（靠山一側）延伸5—6米以上，厚度遞減。夯土細密、堅硬，夯層厚6-8釐米。

由於葫蘆河、樺溝河的沖毀及人為破壞，中心區下方的夯土護坡保存較差。在靠葫蘆河一側高速公路建設方的施工溝裏，發現了長達66.5 米、向裏延伸4米以上的夯土護坡。該護坡靠外一側殘留高度1.4-1.6米，夯層厚12-24釐米，其硬度和細密程度不及中心區的夯土護坡。

中心區上方的夯土護坡也遭嚴重破壞，但仍然在四個地點有發現。這些護坡的夯土殘留高度為1.2—1.8米，夯層厚6-10釐米，硬度和細密程度與中心區相當 ^[7]  。

秦直道遺址的調查和2006年、2007年春試掘，均未在直道靠山一側發現護坡。靠山護坡位於中心區關卡的內測，對其解剖的探溝顯示，夯土護坡外側較陡，高約4-5米，夯層厚6-8釐米。夯土純淨、細密、堅硬。夯土護坡包裹形成的高台長約20米，寬約15米，枱面較平整。高台居高臨下，正對着下方直道路面出土銅鏃所指的方向，關卡、直道、葫蘆河歷歷在目。初步判斷，該高台是直道關卡上的一處哨卡遺址 ^[7]  。

秦直道遺址發掘中心區向上轉彎後，進入上山的之字形盤山道。盤山道一共5條，典型的之字形。第一條向西，盡頭後轉向東，進入第二條。前行，再轉向西，再向東、再向西，盤山道結束，向南，攀上子午嶺支脈的山脊，羣山在眼底。

自下而上，5條盤山道分別長約260米、310米、290米、210米和170米。

對第二條盤山道進行了解剖，探溝開於盤山道中部偏東（上）處，由於路面遍佈林木，稱之為結森林探溝。探溝總長47米，揭露出的直道路面（含排水溝）寬約45米。

探溝內發現了殘存的路土、高約4.1米的夯土護坡和排水溝。排水溝位於路面靠山一側，與直道平行。排水溝寬約1.3米，深30-50釐米。溝內上層為斜坡狀疊壓堆積土，下層為淤土，溝底鋪墊有碎礓石 ^[7]  。

秦直道遺址發現3處明顯的人為破壞直道路面現象，分佈範圍在300米以內 ^[7]  。

秦直道遺址出土銅鏃1件，出土於直道關卡下方約50米的直道上層路面車轍上。銅鏃為三稜三翼形，鋭部鋒利，鋌部缺失，長2.9釐米，寬約1.2釐米，保存完好。銅鏃方向向上，指向守軍的一方，據此判斷，為北方（匈奴或其他少數民族）軍隊發射 ^[7]  。

錢幣出土於秦直道遺址關卡遺址中部的直道上層路面。出土銅幣為西漢末年王莽時期的“大泉五十”。直徑2.2釐米，厚0.3釐米。方穿，未剪輪，有鏽蝕 ^[7]  。

秦直道遺址出土大量繩紋筒瓦、板瓦，及少量陶罐、盆、甑等器物殘片。筒瓦、板瓦的外面多飾粗繩紋、細繩紋，還有在繩紋上用手指抹成的與繩紋垂直的帶狀紋（簡稱抹帶繩紋）。內面紋飾多為布紋，也有大麻點紋、光面、席紋、方格紋，還有極少量的粗繩紋、細繩紋等。陶罐、盆、甑等均為泥質灰陶，器表多為素面，有少量弦紋、細繩紋等 ^[7]  。

秦直道遺址(2張)

秦直道遺址為道路的絕對年代提供了可靠依據，為秦直道中段的走向確認提供了科學依據，對於瞭解以山脊和高地佈線的秦直道如何解決上下山和過河的難題具有重要價值 ^[2]  。秦直道自秦至隋唐一直沿用，整體路段宋代以後開始廢棄，不僅是中原王朝北方防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北方經濟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重要紐帶和橋樑 ^[5]  。秦直道的研究、保護和開發，對於中國古道路考古、中國秦漢史、中國古代民族融合史、佛教傳播史和交通史，乃至對黃土高原及沙漠草原地區環境變遷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3]  。

2006年5月25日，秦直道遺址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4]  。

2018年，秦直道遺址納入了《陝西省申遺工作規劃》，規範進入秦直道保護區域的人羣行為，秦直道保護制度化 ^[5]  。

《史記·蒙恬列傳》中描述了秦直道的南北起點，即“雲陽”和“ 九原“；後期的地理志也有描述，如唐代《括地誌》、《元和郡縣圖志》載慶州華池縣（甘肅省華池縣東華池鎮）西45裏子午山上有秦時的故道， “秦故道，在縣東八十里子午山，始皇三十年，向九原抵雲陽，即此道也。”等。秦直道遺址在20世紀80年代經史念海、靳之林兩位老先生現場調查後，後來經多位先生參與，分別做了多次部分路段或者全線的調查，也提出了不同的路線圖，形成了東線、西線説 ^[5]  。

秦直道遺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陝西省旬邑縣 ^[1]  。

秦直道遺址開放時間為全天。

秦直道遺址門票免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