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川盆地

從地域上講，其北接景泰、南臨皋蘭，西銜莊浪河的黃土丘陵山地；從其自身講，地勢較平坦，屬山前的洪水衝擊盆地，海拔1800米—2300米之間，盆地內的平原地帶，地勢落差（高差）有幾米到幾十米，開闊平坦，自成一川。

薛舉，河東汾陰（今山西省萬榮縣）人，隋朝末年割據羣雄之一，金城校尉薛汪之子。《舊唐書·卷五十五·列傳第五》《新唐書·卷八十六·列傳第十一》對其及其事蹟均有記載。薛舉是隋朝末年起事自稱西秦霸王，即在隋大業十三年（617年）金城郡太守郝瑗於府中“置酒饗士”時揭竿而起，且於二月即率兵攻克枹罕（今甘肅臨夏）、鄯（今青海樂都）、廓（今青海化隆）等地，同年七月舉僭號於金城，後即遷都秦州，並於第二年，即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七月轉戰關中一帶。

首先，薛舉稱霸後在金城一帶前後不過一年，且一直在征戰途中，其對秦王川地區的影響最多“旋風式”的，來的快，去的也快；何況薛舉起事當年即遷都秦州，其大本營理應隨遷，軍事輜重兵員馬匹等亦當在秦州一帶，時間跨度不及一年，對地廣人稀的秦王川影響實則有限。

其次，屯牧之事非一朝一夕能成，薛舉又如何短時間內在秦王川一帶屯牧，又對後世產生如此影響呢？況且隋唐以來，整個中國西北地區正經歷近百年尺度的乾旱期，秦王川亦非水草豐美的屯牧之地，又如何給薛舉大軍屯牧放馬呢？

第三，薛舉父子初起事時，賑濟放糧，多少還有點民眾觀念，但當大批百姓追隨起事後，私慾膨脹，只顧自己稱王稱帝，甚至變成殺人魔王。《舊唐書》載：薛舉“每破陣，所獲士卒皆殺之，殺人多斷舌割鼻，或碓搗之”，其子薛仁杲更是“所至多殺人”，如此嗜殺成性的武夫，卻驅使百姓為其奪天下而賣命，致數以萬計的人死於戰火，後世怎麼可能以其名號為地名呢？

第四，可查史料均記載薛舉自稱“西秦霸王”，其意與項羽自比，稱霸王、做皇帝，可並無任何史料記載其自稱“秦王”。因為此時名震天下的秦王正是薛舉的強勁對手唐高祖李淵之子李世民，其更不可能與李世民爭奪“秦王”這個名號。

此外，在薛舉真正起事的蘭州城留有其歷史遺蹟，比如，今城關區張掖路246號即其府址，今樺林坪（古稱“古峯山”）有其所置祖塋、家廟遺址，俗稱樺林坪為薛王坪。

由此可見，薛舉其人其事遠不是今人一廂情願的説法，其自稱西秦霸王無疑，但要讓百姓後世用薛舉的西秦霸王稱號作為秦王川地名，還為其建廟祭祀，怕是仍有待商榷。 ^[1] 

2011年的一則新聞報道説“有學者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今天的秦王川在隋朝以前叫晴望川。據有關史料記載，古時因秦王川這一塊地勢平坦，平川綿延數十里望不到邊際，而在晴天遠望時，常常會看到海市蜃樓的環境。因其寬闊空曠，古人在給這片土地取名時就早作晴望川，意思是天晴方能望見川之雄闊。”該報道還提及，薛舉屯牧後“晴望川”改名為“秦王川”。

報道所提“有關史料”應是“《清永登縣誌》”，即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張玿美所撰《平番縣誌》。據筆者查證，民國抄本《永登縣誌》就是綜合清代甚至更早的史料所編修，僅有秦王川相關記載，原文是“秦王川，一名黑川，在城東南一百四十里，日色出時隱隱如海市蜃樓，移時即息”，且將秦王川歸為古蹟條目；“黑川，城東南一百四十里，無水”，歸為山川條目。民國抄本《永登縣誌》與乾隆年間《平番縣誌》所載一致，但均未見“晴望川”相關字眼或説法。

《平番縣誌》中能與“晴望川”相關聯的唯一記載，是清人楊維昶所作《黑川孽牧》一詩中“春融佳氣靄晴川,翠色芊芊籠碧煙”這句詩。結合詩意來看，此處“晴川”應指“平原、平川”之意，應非“晴望川”的意思,古詩中類似此種寫法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有“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等。

可能有人為附會“晴望川”説，將古永登八景的“秦川幻境”説成了“晴望幻景”或“晴川幻境”。“秦川幻境”是説秦王川一帶地勢平坦開闊，在天氣晴朗時常出現海市蜃樓之幻境，故言之。

此外，所謂“相傳秦王川在隋朝以前叫作晴望川，因薛舉屯牧改稱秦王川”之説，更是無任何歷史記載佐證，民間也無此類傳統説法，是近些年來新出現的一種説法，當為訛傳也。 ^[1] 

據史料記載，薛舉父子率軍攻入關中後，曾與李世民大戰過幾次，讓人驚奇的是戰神李世民竟然吃過敗仗。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七月，李世民和八總管統兵4萬前往高墌（今陝西長武一帶）迎戰薛舉父子。不料緊要關頭李世民忽然得了瘧疾病，指揮權交到了行軍長史劉文靜、司馬殷開山手中。疾病纏身的李世民不能親自指揮作戰，便給劉文靜、殷開山交待不可輕敵戀戰，應堅持打持久戰，等到敵軍糧盡之時可一舉拿下。但奈何此二人求功心切，又輕敵冒進，結果被薛舉父子擊敗。這就是著名的淺水原之戰，這一戰是李世民作為主帥最嚴重的一次敗仗。

同年八月，薛舉之子薛仁杲再次舉兵進攻，唐朝仍以李世民為帥，領兵與薛舉父子作戰。這一次李世民親自坐鎮指揮，深挖壕溝、高築城牆，擺出一副死守防禦的態勢，“堅壁不動”。雙方對峙兩個多月後，薛舉父子糧草殆盡，軍心動搖，部分將領甚至臨陣倒戈投奔李世民了。巧合的是，就在雙方對陣期間，薛舉突然亡故了，後由其子薛仁杲繼續率軍作戰。眼看戰機已到，李世民巧用戰術，多向出擊，薛軍大敗，薛仁杲出城投降。

《舊唐書·本紀·卷二》有這麼兩處記載，一是“太宗曰：且其兵眾皆隴西人，一敗披退，不及回顧， 散歸隴外，則折墌自虛，我軍隨而迫之，所以懼而降也”，二是“賊徒荷恩懾氣，鹹願效死。”這第一句話的背景是薛仁杲出城投降後，李世民與一眾干將討論取勝原因時説，雖然唐軍已攻破城池，但如果不快速追擊，讓潰散的敵軍再折回來，那就不好收場了；何況敵軍兵眾都是隴西人，戰敗逃散，來不及回顧，敗逃到隴外，則折土庶城自然空虛，我軍隨後壓下，所以恐懼而投降。第二句話是説投降唐軍的敵軍兵眾感恩並懾於李世民的威勢，都願意以死報效。如此看來，李世民在此戰中一是講究策略，沒有將逃出城的隴西兵眾趕盡殺絕，而是放其生路；二是投到自己麾下的隴西兵眾，被李世民的威嚴和厚待所折服，願以死效勞。可見，不論是沒有被李世民趕盡殺絕的放生者，還是投降李世民後願以死效勞者，勢必對李世民感恩戴德。

古代人極重禮法，這些對李世民感恩戴德的人，一路向西，沿渭水而上，回到了老家，於是他們在老家建廟供奉李世民，是為秦王廟。因為甘肅天水是薛舉從蘭州轉戰後的都城，勢必有無數百姓被其強虜而去，故天水一帶農村多有祭祀秦王的廟宇。而離薛舉起事不遠的秦王川，勢必也有一眾人馬因各種原因，曾隨薛舉一路東進，直到兵敗潰散而回故地。今秦王川五道峴村的秦王廟，或許就是這些人為感恩秦王李世民所建，世代相傳，這片土地也就以秦王命名，是為秦王川。 ^[1] 

秦王川地區在三代時期為羌戎族活動區域，其中最主要的當屬羌。據史料記載，戰國時期，羌的活動中心在河湟地區,因在隴山以西，故稱西羌，其族羣部落有的向東南遷徙,有的向西南遷徙，今秦王川地區及周邊均有散居。而在秦孝公時秦國西境就已推進到黃河以南的洮水沿岸；秦昭王時又在隴山以西設置了隴西郡，郡治狄道(今甘肅臨洮縣)。據此可知，秦人的勢力範圍與西羌諸部落已經接觸。

據《後漢書·西羌傳》記載：“孝公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可見，秦孝公時期西羌諸族部落已完全聽命於秦國，成為秦的“藩屬”。在秦孝公或者是秦穆公之前，隴山以西廣袤地區的羌戎諸族部落，數百年間與秦人既世代互相征伐，又相互交流融合，直到秦穆公時期，在強秦的壓力之下，隴山以西的羌戎部落雖沒有完全被秦國吞併“設郡立縣”劃為行政區，但卻事實上淪為了秦國的勢力範圍。此類中原政權征服隴山以西羌戎部落的案例，除了前述文獻記載的案例外，還有很多，諸如古本《竹書紀年》記載：“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匈奴列傳》記載，“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等等。

原本是西羌諸族部落世代活動的秦王川地區，或許一直被秦人稱作羌川。從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再到秦孝公時期嬴駟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秦人的勢力範圍可以説是幾乎完全覆蓋了包括西羌在內的諸多部落。直到公元前324年，嬴駟自稱為王，與山東六國平起平坐後，秦國對西羌的影響力達到空前，加上數百年間的相互征伐影響和交流融合，原本被叫作羌川的地方成為了秦國的勢力範圍，羌川也逐漸開始被叫作秦川或者秦王川了。 ^[2] 

歷史上，秦王川既是西羌等羌戎民族長期活動的地方，也是秦人與西羌民族交流融合的前沿，而中原政權又將邊疆民族部落泛稱為羌、戎、狄等。筆者在《漫談秦王川的歷史》一文中曾列舉過兩個例子，一是本地年長的老人方言中將秦王川叫作羌川，這或許是世居此地的西羌部落後人內心深處抹不去的記憶，故代代口口相傳至今；二是在國家地名信息庫檢索發現，秦王川有全國僅有的“羌墳溝”地名，且有兩個具體點位都叫作羌墳溝，可見羌墳溝是一片區域，如不是某個族羣長期生活在這片區域，斷不會有此類地名流傳於世。這或許都是秦王川地區久遠歷史記憶的傳承和見證。

此外，還有人主張乞伏國仁説。這種説法與薛舉屯牧説有點相似，因為乞伏國仁和薛舉都在今蘭州一帶建立過政權，且其國號或稱號都與秦有關係，如太元十年（385年）九月，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兼任秦、河二州牧，建立西秦政權，並築勇士城（即今榆中縣一帶）作為都城，也算是一代“秦王”，但其與薛舉一樣，所建政權存續時間短暫，其所產生的影響力亦不足命名一個地名。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