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化

秦文化是嬴秦自身的宗族文化，它的載體包括秦人及其相關族系組織。秦文化是贏姓秦氏先祖在秦氏文化的基礎上開創的人類文明成果，是我國法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典範，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它發源於秦國故地，在西周時期，它由宗族文化逐漸發展成為區域性文化；在春秋戰國時期，它昇華為當時社會的主流文化；在秦國統一中國後，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它又上升為佔居主導地位的全國性文化。在以後兩千多年的歷史進程中，秦文化的要素又轉變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

“明法度，定律令”的法治思想是秦文化的基礎，“維護國家大一統和推行中央集權政治制度”是秦文化的核心內容。它的形成和發展，經歷了多個朝代、近千年歷史的錘鍊。

縱觀秦文化的發展，早期由於秦偏在西垂，周文化對秦的影響在西周初年即已開始，尤其在秦文公時代打敗戎人及後來佔有西周故地之後 ^[2]  ，秦對周文化有了更多的吸收和繼承。在秦文化的發展中，真正與周文化發生重大偏離的是在戰國中晚期，即秦孝公以後到始皇帝的這一時期，法家思想在秦得到貫徹和施行，秦國政、俗為之一大變。尤其是自商鞅變法之後，秦形成了和周文化傳統截然不同的一種全新法家文化體系，人們所説的秦“刻薄寡恩”、“尚首功”、“虎狼之國”、“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淮南·要略》）的這些特徵，正是產生於這一階段。至此，秦的文化（制度）已走向了一條與周文化不同的道路，到戰國晚期，秦文化已發展成一種極端的文化，形成了以法治為基礎的嚴厲特徵。 ^[3] 

在秦人的價值觀上，功利主義的特徵十分明顯，與儒家提倡的重禮義道德大不相同。《漢書刑法志》這樣描述秦國：“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皆幹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荀子議兵》也有類似的話：“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即狹隘)，其使民也酷烈。”顏師古注《漢書》和楊倞(jing4)《荀子》，都解“狹隘”為地勢狹小險固，但郝懿行《荀子補註》、王念孫《讀書雜誌荀子第五》認為“狹隘”在這裏指秦國人民生計窮蹙。而商鞅之法又規定“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在這種政治下，秦人社會養成了十分明顯的功利色彩，其生活節奏和社會風氣裏顯現出“急促”的特徵，與齊、魯等地“舒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整個社會形成了“貪狼強力”的風俗，無疑，商鞅變法對秦俗的這種改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3] 

秦人著述的《秦詩十篇》，王照圓《詩説》論雲：“秦晉詩音節皆入商聲，殊少大和元氣之妙。而秦尤雄厲，或以為水土使然。然溯其始，秦固周岐豐之地也。二南之作，為王化始基，周若彼其和平，秦若此其猛厲。何歟？且帝王不易民而治，彼強悍戰鬥之俗，獨非忠厚仁讓之道歟？此無他，古今之異宜，則政教之殊致也。”又曰：“秦晉之風多剽急，而少舒緩之體。與齊音正相反。”李斯説秦的音樂也是“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具有簡單粗獷的特色，與鄭、衞之音的靡麗也大不相同。 ^[3] 

秦國崇尚黑色。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平民百姓，甚至雜役奴僕全都穿着以黑色為主色系的衣服。朝堂之上的大臣們清一色都是黑色衣服。就連朝堂的裝修風格也有別於其他國家的金碧輝煌，而是以黑色為主色調。 ^[4] 

而秦尚黑是有原因的。在東漢歷史學家編纂的《漢書·律曆志》中曾有這樣的記載：“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這段話的意思是説，早年秦文公外出打獵時，曾經捕獲過一條黑色的龍。而這正是五行之中水德的象徵。因此，秦國統治者認為自己是水德，崇尚水。而在五行中水德對應的標誌顏色是黑色。所以，從春秋戰國時的秦國開始一直到一統天下的秦帝國，就都崇尚黑色。 ^[4] 

秦國的後勤供給與其他諸侯國不同，是由國家供給的。秦國的軍旗是統一的，也是由國家供給的。秦國的軍旗為黑色。為什麼用黑色作為軍旗的顏色？第一是文化的原因，水德之君對應的就是黑色。第二，黑色的軍旗便於隱蔽，耐髒。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就把黑色定為秦朝的國色。 ^[4] 

秦始皇的“鐵路”是用木材鋪設的。做軌道的木材質地堅硬，經過防腐處理，至今尚保存完好。不過枕木已腐朽不堪，顯然沒經防腐處理，材質也不如軌道堅硬。專家認為這是有意識地選擇的。比較軟的枕木可以和夯築得非常堅硬的路基密切結合，從而使軌道平穩。 ^[5] 

兩根枕木距離和人的步子很不合適，在枕木上走路既慢又不習慣。但經過測量，秦始皇的“鐵路”，枕木之間的距離竟然正好和馬的步子合拍。馬匹一旦拉車到了軌道上，就不能不飛快奔跑，幾乎無法停下來。專家分析，應該還有專門的車站，在車站枕木之間由木材填充平整，因此馬兒到了車站，就可以逐漸減慢速度並停下來。由於使用軌道，摩擦力大大減小，所以馬也可以一次拉很多貨物。專家認為這是一種效率極高的方法。公認的速度日行六百里，這比號稱“八百里加急”的“馬上飛遞”(按規定以每天300裏的速度傳遞)還高一倍多。 ^[5] 

春秋、戰國期間秦國的佔領範圍不斷擴大(到公元前3世紀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隨着秦的軍事征服、勢力擴張、人員遷動，秦文化所影響和覆蓋的地區不斷擴大。在這樣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中，秦文化對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內容是越來越豐富的。

到秦朝完成統一，實現了對全中國的統治，進而又採取許多措施鞏固和發展統一，包括實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識地統一思想、文化，以至於“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史記·禮書》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採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這是説，秦朝對六國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確定的原則是不師古，不崇經，以法為治，以吏為師。推行這些政策的極致，就是實行“焚書坑儒”的野蠻舉措，予文化以嚴重的摧殘，對思想和學術自由更是沉重的打擊。因此，秦文化對於傳統文化又並非主要是“依古以來典法行之”。

由於秦朝統治的時間很短，其目的在於統一思想文化的政策並未來得及完全實施，亦未取得預期的成效。與此同時，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統一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其他文化予以充分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統一的短時期內，秦文化並沒有和東方六國文化融為一體，其作為全中國的主導文化的地位，也沒有來得及完全得以確立。在原屬東方六國的廣大地區內，各區域文化繼續表現着它們的特色和活力。

隨着秦政權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體變為客體，其作為全中國統治文化的短暫時期也就宣告結束。不過，在代之而起的漢代，秦文化的要素繼續存在，而且還保持着強有力的影響。“自秦以後，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統國家形態和大一統國家觀念的基礎，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的基礎。秦文化在中國歷史上最有建樹、對後世逐步發展起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最為深遠的，應當説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戰國以至於秦漢時期，經常有人注意並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點。如魏國的信陵君説：“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儀德行”。西漢初年，賈誼痛説“秦俗日敗”，指出：商鞅變法以來，秦國一直是“並行於進取”，雖然“功成求得”，但卻出現了社會道德水準嚴重下降的惡果，秦始皇又“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滅亡。《淮南子·要略》説：“秦人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勢利”，司馬遷也説：“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這裏所説的“俗”，部分地有我們所説的“文化”的含義。以上言論，雖然包含了對秦國的敵對心理，但卻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徵，如秦人因其長期生活的環境的影響，在性格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數民族的影響，傾向於強悍好鬥，為了達到目的，可以狠下決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實效、功利，質樸而率直，不事虛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動性極強，為了實現某一目標，定會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難和力量的阻擋。

21世紀在秦始皇陵發現的主要遺址有：兵馬俑坑、銅車馬坑、石鎧甲坑、仿生水禽坑、馬廄坑、百戲俑坑、文官俑坑、動物坑、寢殿、便殿、食官遺址、內外城垣遺址、麗邑遺址、打石場遺址、刑徒墓地、公子公主墓地及其他一些陪葬墓。在秦始皇陵食官遺址上發現的一個青銅編鐘上刻有“樂府”兩個字，這一發現將中國古代設立樂府的時間提到了秦代，因為在此之前，據《漢書·禮樂志》記載：漢武帝時，“乃立樂府”，顏師古注：“始置之也，樂府之名蓋起於此，哀帝時罷之”，秦始皇陵樂府編鐘的發現證明顏師古的註解是錯誤的。該樂府鍾製作精緻，與秦始皇陵的祭祀活動有關。後來在漢長安城中出土的秦封泥中也發現了秦的“樂府”和“樂府丞印”。食官遺址上發現了不少的“麗山食官左”、“驪山食官右”等陶文，説明秦始皇陵最初就稱為“麗山”，以表示其高大無比，顯示皇權的尊嚴。秦始皇陵只是後人的稱謂。

在秦兵馬俑的身上也發現了很多的陶文。內容為“宮水”、“宮”、“宮得”、“宮系”、“咸陽衣”、“咸陽午”、“櫟陽重”、“工路”等，到21世紀已發現不同的刻名有80餘個，這實質上是製作陶俑的工匠名，表示這些工匠來自於不同的地方，來自於宮廷的，在名字之前均有一“宮”字，來自咸陽作坊的，則在名字前有“咸陽”或“鹹”字，還有來自櫟陽、安邑、臨晉等地的，有的乾脆只寫名字。這些陶俑身上的名字既為我們研究秦俑的製造者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而且也驗證了《考工記》記載的當時實行的“物勒工名，以考其誠”的記載，秦兵馬俑坑的銅兵器上也有製作者的刻銘，説明早在秦代就實行責任制了。

1975年，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發現了一批秦竹簡，為秦始皇時期人所手書，但其成文年代有早有晚，早的可以到商鞅變法，晚的則到秦始皇三十年，反映的歷史長達100餘年。

雲夢秦簡的出土，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在此之前，還未出土過秦簡，雲夢秦簡的發現則正好填補了這一空白。這批竹簡的數量達1150枚，近4萬字。經過整理發現內容極為豐富。這批竹簡是研究秦文化難得的實物資料，極大地彌補了秦史料的不足，有力地促進了秦文化的深入研究。

這批秦簡使我們對秦代歷史的若干重大問題，可以獲得很多新的認識。例如《南郡守騰文書》，不僅有助於瞭解秦始皇時期的政治、軍事鬥爭形勢，而且有助於認識秦的用人制度、縣道並立的地方行政系統、縣設嗇夫的制度、郡守與縣道嗇夫的職權範圍以及傳達文書的制度等等，還反映出從《田律》到《田令》的變化發展、區分良吏惡吏的標準與意義等問題。又如《編年記》，它可以訂正、補充與印證《史記·秦本紀》《史記·六國年表》及有關《世家》《列傳》關於秦的統一戰爭的若干年代、地區和具體經過，也可以印證與糾正前人對《史記》有關記載的解釋，更可以從中看出秦的地方官制、秦的賦役制度、秦的歷法、當時的統一戰爭與反統一戰爭以及一些地名的歷史沿革變遷等等，其史料價值不亞於《史記·六國年表》中的關於秦的年表部分。至於《為吏之道》，除了能説明當時官吏的行為標準、善惡準則外，還反映出儒、法融合的初步跡象以及當時社會的風尚等等問題。

《秦律》是我國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條目最全、內容最豐富的成文法典。它填補了自李悝《法經》與商鞅《秦律》散佚以來的空缺，是研究法制史的重要史料；同時還是研究秦時階級、階級關係的不可多得的資料。秦的官制、土地、賦役、賜爵、租税、官吏考核、罪犯審訊、工匠培訓、户籍、上計、仕進等制度，以及倉庫的類型、結算、設置、封提、管理等制度，由官府稟衣、稟食、傳食等制度和管理、財經出納的預算、決算制度等等，都在《秦律》中有明確而且比較詳細的反映。此外，如當時的物價、秦的牛耕、城市制度、商品經濟、官私手工業、社會風氣、流行疾病以及秦人的思想、文化特徵等等也有所反映。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關於秦的刑名、刑罰、刑徒、刑期及隸臣妾的地位、來源、特徵等等，《秦律》也提供了充分的資料，對於瞭解秦的刑罰制度和奴隸制殘餘等問題，有重大的意義。甚至還可以從《秦律》與現存《漢律》零星條文的比照中，看出秦律與漢律的異同和中國古代法制的演變軌跡。

過去秦的封泥發現很少，而且在斷代上存在問題，並未引起學者的注意。上世紀九十年代，一批秦封泥破土而出，立即引起學術界的普遍關注。最早由路東之收藏的千餘枚，經周曉陸和路東之兩先生共同對外發布，引起極大的轟動，後西安市文物園林局和西安中國書法藝術博物館對相家巷遺址進行了調查和科學發掘，又獲得了不少的秦封泥，使人們對秦封泥的出土地點有了明確的認識。

關於秦職官的封泥主要有：丞相之印、右丞相印、左丞相印、上家馬丞、下家馬丞、中車府丞、騎尉、內官丞印、郡左邸印、郡右邸印、左弋丞印、大倉丞印、泰倉、泰倉丞印、泰匠丞印、泰庫令印、內者、內者府印、宦者丞印、中官丞印、高章宦者、高章宦丞、弄陶丞印、尚浴、尚浴府印、中宮丞印、中宮、中府丞印、北宮宦丞等等，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宮廷內部和直接為宮室(包括為皇帝、太后、太子)服務的官吏。許多官職是以前史書沒有記載的，有些雖然有記載但記載混亂，因而問題也説不清，秦封泥發現的這些官職則使歷史上的許多問題迎刃而解。譬如，秦的丞相問題一直是爭論的問題，在遺址中發現的丞相官印應該説解決了這一問題，即當時既有丞相，又有左、右丞相，這應該是秦始皇實行中央集權制的有效辦法之一。從發現的官職中也可以看到秦時的宦官現象是比較嚴重的，因為出土了不少關於這方面的封泥，也驗證了歷史上嫪毐和趙高之所以能在秦國為所欲為、專橫跋扈的事實。南宮、北宮封泥的發現也證明了文獻中關於秦有南北宮的記載是正確的。

裏耶古城所在地位於酉水中游，當時是楚、巴和秦爭奪的戰略要地，是文化交流頻繁的地方，也是戰爭激烈的地方，但歷代對這一地區的記載非常少，一些重大問題長期以來撲朔迷離，簡牘的發現再結合文獻資料對於解決諸如楚國的疆域、夜郎的所在、秦楚為什麼爭奪此地、秦國郡縣制的推行以及楚國有無郡縣制等重大問題都有極大的幫助。眾多的特別是縣、鄉等基層官吏的記載，使我們可以瞭解秦王朝行政機構的具體運作，嚴格地將每天分為十二刻，每刻再分成十二分，計時精確，由年、月、日、地名、職官、事件及辦理的事可構成簡潔完整的公文，可知秦政權嚴格而高效的管理制度，豐富了我們對秦代政治制度的認識。

裏耶古城秦簡的意義是巨大的。首先是十多萬字的文字資料大大充實了少得可憐的秦史資料，其次這批簡牘是秦時縣級政府的部分檔案資料，內容包括政令、各級政府之間的往來公文、司法文書、吏員簿、物資(含罰沒財產)登記和轉運、里程書等。必將復活秦時的各項制度，譬如行政管理制度、文書制度、郵驛制度等。?其次，該簡中還有不少的有關秦歷史地理的材料，有很多的地名，如遷陵、酉陽、陽陵、沅陵、益陽、零陽、臨沅等，特別是有數支簡中記載了“洞庭郡”，對洞庭郡的介紹十分詳細，不僅有行政機構建制，而且還出現了“洞庭郡司空”、“洞庭司馬”、“洞庭尉令”、“洞庭假尉”等官名。這是以前的史書中從未記載的，雖然在21世紀對秦到底有多少郡有很大的爭論，但無論哪一種觀點都未提出過有洞庭郡。遷陵一帶原來是楚黔中郡之所在。《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年)“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三年後，《史記·楚世家》記載楚頃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水經·沅水注》更清楚記載“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馬錯以隴、蜀軍攻楚，楚割漢北與秦；至三十年，秦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為黔中郡”。到漢初時，割黔中故治為武陵郡，史書中未説明有秦一代黔中郡有何變化。因此，秦是否有黔中郡還需要有關的資料來説明。另外裏耶秦簡也為我們增加了許多過去並不知道的縣名，因為過去一般認為秦王朝並未管到此地，對此地的管理是從西漢初年開始的，由裏耶簡文記載的遷陵、酉陽、沅陵、陽陵、益陽、零陽、臨沅等可知秦朝已對這一帶進行了嚴格的管理。裏耶簡牘中還發現了當時各地之間的距離，如：“鄢到銷百八十四里，銷到江陵二百四十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索到臨沅六十里，臨沅到遷陵九百一十里”。

再次，裏耶秦簡將中國乘法口訣的使用提前到秦時。在一片木牘上發現了乘法口訣表，竟與現今生活中使用的乘法口訣有着驚人的一致。這是中國乘法口訣表最早的實物證明，從而印證了文獻中所記載的春秋戰國時乘法和乘法口訣表已被使用。目前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數學著作是湖北江陵張家山漢墓竹簡的《算書書》。在裏耶秦簡發現乘法口訣以前，曾在敦煌和居延漢簡中也發現過乘法口訣。

通過對這批簡牘的研究將使我們對當時的歷朔及當時的行書與文書格式有了明確的瞭解，因為在此前還未發現如此大量的固定成熟的文字格式

秦金文主要的有秦公鍾、秦公鎛、杜虎符及青銅兵器上的銘文、度量衡器上的銘文。秦青銅器銘文在北宋就有發現，但銘文的大量發現則是近幾十年的事情，從而為秦文化的研究補充了很多難得的資料，對研究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都有所裨益。王輝先生對以前出土的和傳世的青銅器銘文進行考釋和研究，出版了《秦銅器銘文編年集釋》，為我們研究秦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幫助。

前多年在甘肅禮縣發現的秦公大墓中出土了不少青銅器皿，有青銅壺、鼎、簋等，該墓葬是襄公、文公的墓葬，為中字形，墓葬規模大，隨葬品豐富，惜大墓被瘋狂盜掘，不少文物流失，在21世紀的今天得到的部分秦青銅器上我們發現了一些銘文，內容主要為：“秦公作鑄用鼎”、“秦公作寶簋”等。

毛家坪遺址位於甘肅省天水市東距甘谷縣城25公里的磐安鎮毛家坪村渭河南岸的二級台地上，東西寬約600米，南北長約1000米，面積約60萬平方米，分溝東和溝西兩部分，溝西區北部及西部為居址區，大部分被村莊疊壓，溝西、溝東區主要為墓葬區，現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遺址早在1947年就被人發現，經過1982年、1983年的兩次發掘，在遺址溝西的墓葬區共發掘土坑墓22座，在居址區發掘200平方米，發掘灰坑37個，房基4處，土坑墓11座，鬲棺葬12組。

2012年7月，由5家單位組成的早期秦文化聯合考古隊對遺址進行再次發掘。歷時3個年頭，共勘探出墓葬千餘座；累計發掘面積約4000平方米；共清理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小墓葬199座、灰坑752個；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青銅器、骨器等各類小件文物1000餘件，發掘大量繩紋灰陶片，出土鼎、簋（guǐ）、方壺、甗（yǎn）、孟、敦（duì）、盤、匜（yí）等青銅容器51件，出土短劍、戈、矛等青銅兵器11件；發掘車馬坑5座；發掘大型墓葬兩座，其中一座為級別較高的貴族墓葬。

考古學上探索早期秦文化，就開始於上世紀80年代甘谷毛家坪遺址的發掘。上世紀80年代初，考古學家在渭河上游的甘谷縣毛家坪遺址首次發掘到西周時期的秦文化遺存，同時發掘了東周時期的秦文化和西戎文化遺存。而這次發掘，或將秦文化的編年推進到西周時期，在學術史上有標杆意義。

由於此次發掘的墓葬均為西首向、屈肢葬，與關中地區的東周秦墓的傳統葬式相同，墓內出土的鬲、盆、豆、罐等陶器亦與後者的同類器一脈相承，故有專家判斷其為西周時期的秦墓，並把居址的文化遺存推定為西周時期的秦文化。

據介紹，經考古隊勘探發掘，確定了遺址的面積不少於60萬平方米，如此規模的遺址在甘谷縣境內是絕無僅有的。與此同時，有專家認為毛家坪遺址極可能是秦武公所設冀縣的縣治（縣城）之所在。在遺址現場，相關負責人接受記者採訪時説，此次毛家坪遺址發掘為2700年前設縣的“華夏第一縣”——冀縣的確認提供了重要物證。

秦文化是秦氏宗族文化進化和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秦國毗鄰西戎，長期經受社會環境與戰爭洗禮，受到西北少數民族的影響；性情堅強彪悍，做事敢作敢為，在艱苦的環境中善於嬗變和進取。那些人文因素，體現秦文化注重實效，講求功利，勇於創造；為了實現目標，善於策劃，精於組織，遵循法則，追求大和，並能夠堅定不移地勇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難和力量的阻擋。秦文化的精神特質造就了“跨海內製諸侯”的強大秦國，為秦朝建立、統一中國創造了有利條件。從歷史唯物主義來看，秦文化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深刻的歷史內涵：

其一，跨越歷史的偉大實踐。從秦非子受封於秦地，到秦襄公建立諸侯國，再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秦國經歷了37代君王、約678年的勵精圖治，幾乎每個歷史階段都經受戰爭的嚴峻考驗與社會的重大變革。秦文化就是在紛爭頻仍的社會動盪和改朝換代中，不斷髮展、提升，不斷獲得補充和完善，每個朝代都賦予它新的內容和定義。因此，秦文化是在前無古人、史無先例的歷史條件下，通過艱難探索、反覆實驗、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通過世世代代秦國先祖把握髮展機遇，主導社會改革，從橫跨多個世紀的偉大實踐中演變而成的，它曾走上歷史的巔峯，成為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最先進的文化。

其二，“海納百川”的文化視野。秦國對外來文化一向採取包容的態度，從秦穆公開始就注重引進人才，吸收外來文化。至秦昭王時，博採眾長，學術已出現“納六國之士”的風氣。而李斯《諫逐客令》所謂“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覺鼉之鼓，秦不生一焉”，以及“異國之樂者，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衞》，退彈箏而取《昭》《虞》”等等，這都是秦國融合各國文化的充分體現。秦始皇執政時期，注重吸納禮樂，“悉內六國禮儀，採擇其善”，還御準呂不韋召集六國學子，編撰《呂氏春秋》，兼採各家學説，展示了“泰山不讓土壤”的廣闊視野。雖然曾出現“燔詩書，明法令，禁儒術”和“梵書坑儒”現象，但這只是推行政制的權宜之策，並未影響秦文化的興盛和繁榮。

其三，“河海不擇細流”的招賢納才政策。從秦孝公建都咸陽之後的144年間，秦國一直是諸子百家的政治搖籃，“門户開放“乃秦國的優良傳統。秦國大力從六國引進人才，大量吸收外部世界的新信息、新觀念，如秦孝公時的商鞅，秦惠文王時的蘇秦、張儀，秦昭王時期的範睢、蔡澤，秦始皇時的李斯、韓非、蔚繚、鄭國等等，他們都是當時六國的名賢志士，“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他們均在秦國找到了實現其政治抱負的舞台，對當時的社會進步發揮了重要作用。秦國對待外來人才的寬容、開放政策，使咸陽成為當時人才雲集的都城，秦國變成當時政治、經濟、文化最為強大的國度。

其四，“王者不卻眾庶”的社會改革。秦國從商鞅變法就開始建立“縣制”，推行土地私有制，逐步廢除分封制。其目的就是為了打擊封建諸侯的地方勢力，瓦解封建貴族和領主對土地的控制，准許民間自由買賣土地，讓耕農合法佔有田地。這一改革，推翻了自西周以來一直施行的“分土諸侯”制度，恢復了基層百姓的基本權利，解放了社會生產力，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那些措施又繼續延伸到皇族規制和“世卿世祿”制度，如始皇登基後，不循祖制，“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各級官員勳爵，均憑軍功授予，以“功臣為諸侯”；直至始皇駕崩時，國朝不封皇后、不立太子，羣臣百官均依制任命，各司其職。秦始皇以上“事不師古”的改革，充分體現他以“庶民社會”為本的治國思想，以及積極推動中國走向“君主法治”的政治理想，反映他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和體恤“庶民”、親善百姓的皇帝。

其五，亙古通今的政治變革。秦國在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貢獻，在於它開疆擴土，收復西垂，經略巴蜀，開發南越，統一中國，並創制了中央集權政治制度，它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創立皇帝制和三公九卿制；二是創立郡縣制；三是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實施法治；四是推行土地私有制；五是實行統一文字、貨幣、度量衡、車軌。秦始皇順應歷史潮流，不僅實現了中國社會由封建割據向封建統一轉變，而且他在這一轉變中對每一個歷史關節點的準確把握和駕馭、創立了影響中國社會2000多年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