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秦公簋

民國六年（1917年），春秋秦公簋出土於甘肅省禮縣紅河鄉西垂宗廟遺址王家東台的一個青銅器窖藏，被關中一名張姓古董商收購，販運至省城蘭州，因無識者，流傳至南關商肆，用作廚中端盛殘漿。後有識者發現非普通古物，以高價收購。 ^[5] 

民國八年（1919年），春秋秦公簋為甘肅都督張廣建以權挾勢，佔為己有。張廣建離開甘肅時將此物帶至天津。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張廣建的後人以兩千多元賣給大興馮恕。 ^[5] 

1950年，馮恕的子女將春秋秦公簋等文物交北京故宮博物館收藏。 ^{[1]  [6]} 

1959年，春秋秦公簋被移交到新建成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展出。 ^{[1]  [5-6]} 

2003年，春秋秦公簋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5] 

春秋秦公簋造型具有西周晚期同類器物的遺風，斂口，鼓腹，蓋有大捉手。器身裝飾獸目交連紋、垂鱗紋、橫條溝紋，蓋沿和口沿每組紋飾間還設有上下相反的浮雕獸首，殊為奇特。器、蓋對銘5字，記為秦公用器。

簋蓋及器身均作細小盤螭紋，雙耳上作獸首。簋蓋上有銘文54字，器身有銘文51字，共105字，字體與石鼓文頗為相近。蓋和器上又各有秦漢間刻款8字，故知此簋乃西縣官物，在秦漢時曾被當作容器使用。銘文均由印模打就，製作方法新穎。

銘文內容記載秦國建都華夏，已歷十二代，威名遠震；秦景公繼承其祖先功德，撫育萬民，武士文臣，人才濟濟，使自己永保有四方，乃作此器以為頌。 ^[7] 

蓋鑄銘：

不顯朕皇且，受天命鼏宅禹跡，十又二公，在帝之坯。

嚴，恭夤天命，保業厥秦，虩事蠻獶。

餘雖小子穆穆，帥秉明德，刺刺（烈烈）桓桓，邁民是敕。

鹹畜胤士，盍盍文武，鎮靜不廷，虔敬朕祀。

作吻宗彝，以邵皇且，其嚴御各，以受屯滷。

多釐眉壽無疆，畯疐在天，高弘有麐，灶有四方。宜。

器刻銘：公元器。一斗七升小拳（剩），□（簋）。

蓋刻銘：一斗七升大半升，蓋。 ^[1] 

春秋秦公簋紋飾制模時已使用可連續反覆壓印的印版，銘文製作亦使用了方塊印模法，制字模時一一打就，字字連續印成，然後澆鑄。 ^[5] 

春秋秦公簋銘文字體規整嚴謹，疏密有致，靜穆大方，有其獨特的風格。 ^[5] 

春秋秦公簋鑄銘工藝實揚日後活字印刷字模之先例，是秦人發明創造的重大科技成果之一，是秦人創新精神的體現。 ^[5] 

春秋秦公簋銘文直接影響了秦篆的產生和發展。秦公簋銘文與秦公鍾銘文、石鼓文一起，為秦始皇時期秦篆的產生奠定了基礎，也對後來篆書及其他書體的創造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春秋秦公簋出土於廟山，廟山為秦州區西南秦嶺鄉梨樹坡、董集寨兩村與禮縣紅河鄉六、八圖莊相交處的一座大山，最高處梨樹坡莊土堡子海拔1914米。 ^[5] 

著名考古學家馬衡曰：“秦公簋是用戳子印字在土範之上，這真是活字的創作了”。郭寶鈞雲：“春秋而後，出有秦公敦者，銘文系用塊塊印模，字字連續印成，這或者是受了圖案印模的影響，推廣到文字方面的嘗試，應推為中國活字板之祖”。雖然在著名的殷墟出土了三方近於青銅器圖徽的陶模，但是在商周金文之中，至今還未見有字模或印模的使用。此陶泥活字鑄銘工藝，應該説是最早的，它比中國北宋畢昇的陶泥活字板早1500餘年，比德國人谷登堡銅刻活字印刷早2000餘年。銘文的字體筆勢玉箸意藴，方正遒勁，舒展大方，清麗瀟灑，着意於筆畫的勻稱配置和行列的整齊劃一，給人以優美灑脱、輕鬆愉悦之感。且已具小篆之雛形，非常合乎書藝發展之邏輯在中國書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有承前啓後的作用，對秦代的篆書、隸書有直接的影響。秦公簋上承了籀文之傳統，下開了小篆之先河。清人李瑞清説：“書家不學篆，猶文家不通經。”著名金石學家、書法家康殷（字大康）就是通過潛心研習秦公簋後而成名的一代宗師和大家。 ^[5] 

關於春秋秦公簋的製作年代，近百年來有有“襄公時”、“文公時”、“德公時”、“桓公時”、“景公時”等多種學術觀點。王國維認為此器作於秦徙雍以後，用於供奉西垂陵廟；郭沫若、陳昭容認為是秦景公時器；李學勤從器型、銘文、字體等方面考證認為是秦穆公時器。“景公説”（前576年—前537年在位）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採用。他們認為，秦公簋銘文與宋仁宗時得於陝西的盄和鍾極為相似，兩器均有“十有二公”之句，為同一秦公所作。這件盄和鍾在我國古代考古學之父宋人呂大臨編著的金文圖錄《考古圖》中有所記載。持“桓公説”的學者主要有柯昌濟、容庚、翦伯贊、祝中熹等。桓公與景公相接，故上述兩説可融為一説，即“桓景公説”。陳平主張該説。 ^{[5]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