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停廢與近代中國社會

該書主要內容可分為六部分：第一部分梳理鴉片戰爭後至經濟特科考試實施60多年間改科舉的史事，概括出晚清議改科舉的取向是納學堂於科舉。第二部分重建與貫通相關史事，揭示立停科舉與清末政情的關係。釐清了科舉由議改至緩停，又由緩停跳躍至立停的潛因和相關決策過程。第三部分將文獻、報刊、檔案、日記相互比勘，考察了停罷科舉的善後措施與效果。第四部分通過幾位不同地域與年齡的士子日記、年譜與各種資料比勘，實證性地深入瞭解科舉停廢對鄉村士子命運的不同影響。第五部分通過對立停科舉掄才與培才並途的設計初衷、實踐效果和存在問題的分析，糾正了前人以“科舉餘毒”看待後科舉時代的謬誤。第六部分將停罷科舉放到清末新政的制度變革與社會變動的全局中觀察，既指出其連鎖反應對於近代中國社會發展所產生的實際影響和起到的巨大作用，也注意到晚清以來“中學無用”“西學有用”的觀念，隨着科舉終結而塵埃落定。 ^[4] 

該書重要觀點有：（1）晚清科舉改革，並非一開始就以廢科舉為目標，而是經歷了由納新學於科舉，轉向納科舉於學堂的兩個取向不同、特點各異的階段。自鴉片戰爭後至癸卯學制頒行長達60多年的時間裏，議改科舉的主要取向是納新學於科舉。所提主張，一是在科舉常科或特科中增入實科科目；二是改變科舉考試的內容和方式。前者最終以算學列入科考及開經濟特科，部分得到採納；後者直至1898年才以廢除八股、改試策論有所體現。因循納西學於科舉的思路，試圖老樹嫁接新枝使科舉制激發活力，終因所行時間短促，成效不彰，未能達到預期。

（2）科舉停廢后士子的出路及其命運，既往研究舉證山西舉人劉大鵬日記，認為士子窮途末路、坐以待斃且在鄉村被邊緣化。該書通過多位士子日記和年譜記載的比對，揭示了他們對改科舉和停科舉的適應，因地域、年齡和經歷的差異而區別較大，具有多樣化形態，不能一概而論。包括劉大鵬在內的士子，在立停科舉至護國運動時期的逾十年裏，在政府與社會層面，不僅沒有被邊緣化，反而憑藉更多的權力資源和多樣化的渠道，廣泛進入各級權力圈，在清季地方自治過程中成為地方精英的重要組成部分，繼續掌控着各種權力資源，佔據社會權勢的重要位置。後科舉時代士子不回鄉，與晚清城市發展、交通改善，以及清季城鄉收入差距拉大、士子面臨更多的選擇方式與機會不無關係。

（3）立停科舉與廢除科舉不僅立意有別，且制度銜接和廢棄的設計安排截然不同。時人、時論對此亦有混淆，後人難免以訛傳訛。該書通過梳理史料，比勘史實，並着力貫通，注重輿情及決策者意圖的差別、章程政令與實際效果的異同，釐清了清廷及督撫們立停科舉的真實意圖，是希望掄才與培才合一、納科舉於學堂，使科舉與學堂歸於一途，與一般時人及後人理解的廢除有着顯著區別。各類考試頻繁，並非“科舉餘毒”，而是掄才與培才相互統一的嘗試。但這一辦法非但不能達到中西兼容之目的，反而造成學堂被詬病和抨擊。培才與掄才合於一爐的設想在實際中貫徹落實的結果是學堂一方面深受科舉制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必須承受雙重檢驗的壓力，左右為難。這正是所謂“科舉餘毒”及清末“考試社會”諸多怪象與亂象的根源所在。在掄才方面，學堂教育緩不濟急，未能如願以償地承擔起科舉的功能；而在培才方面，辦教育出現的問題，反而成為教育與科舉優劣對比時的不利因素。

（4）科舉制終結本身是晚清社會劇變的結果，這一結果反過來又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變化。清末以來，社會價值判斷與道德規範重新塑造的問題，嚴峻而急迫。後科舉時代給中國留下兩個難解的世紀命題：其一，價值標準及道德評判的重建。當一千多年人們約定俗成的價值取向與固定規範被打破，其主要載體不復存在，又面對一個與既往截然不同的劇變中的社會，各種思潮學説流派紛呈，重塑社會價值標準與實施道德教育異常艱難繁重。離開宗教信仰和道德倫理，如何使人們的思維言行保持自尊自律，成為一大難題。其二，在社會劇烈變化與快速發展的進程中，中國文化能否擺脱劫盡變窮的宿命，把握協調繼承與揚棄的關係，實現盡力吸收外來文化與不忘本來民族地位相輔相成的轉型，使之綿延永續，再創輝煌？中西新舊文化的兼容幷蓄絕非朝夕可以完成，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義是否應該保存以及怎樣保存，這一重擔顯然不能僅僅由學堂教育來承擔。 ^[4] 

該書入選2012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並獲廣東省第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教育部第七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二等獎。 ^{[1]  [5-6]} 

關曉紅，女，漢族，廣東開平人，1957年9月出生於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歷史學博士，從事晚清民國時期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研究，曾獲教育部、國務院學位辦公室頒發的2002年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