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穆特·科爾

1930年4月3日，赫爾穆特·科爾（下面簡稱為：科爾）出生於德國的路德維希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的時候，雖然科爾加入了空軍防空志願組織，但卻從來沒參加過戰鬥。他的幼年時期幾乎是在路德維希港市度過的。他在那裏就讀了小學之後進入了馬克斯—普朗克文理高中就讀。 ^[24] 

1946年，在校期間加入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

1947年，科爾在家鄉路德維希港建立了德國青年聯盟。 ^[7] 

1950年，科爾來到法蘭克福上大學，學習法學。 ^[24] 

1951年，科爾轉學到海德堡大學學習歷史、社會科學。 ^[24]  憑藉《1945年後普法爾茨的政治發展、產生的黨派》論文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不久後到海德堡大學的阿爾弗雷德—韋伯研究院做助理工作。隨後進入路德維希港鋼鐵鑄造廠的管理層，擔任助理職務。 ^[24] 

1953年，科爾成為萊茵蘭—普法爾茨州基民盟經濟工商業協會會員。 ^[22] 

1954年，科爾擔任萊茵蘭—普法爾茨州青年聯盟代理主席。 ^[22] 

1955年，科爾成為萊茵蘭—普法爾茨州基民盟高層成員。 ^[22] 

1959年，科爾擔任路德維希港地區基民盟主席，又進入萊茵蘭一普法爾茨一薩爾州化工協會工作。 ^[22] 

1960年10月，科爾當選為路德維希港市議會基督教民主聯盟議會黨團主席。 ^[22] 

1963年，科爾當選為萊茵蘭一普法爾茨州議會議會黨團主席。 ^[22] 

1966年，科爾被選為萊茵蘭—普法爾茨基民盟主席。之後，他被確定為州長彼得·阿爾特邁爾的繼任者。但在州選舉結束後，結果彼得·阿爾特邁爾被再次選為州長。為取得上升空間，科爾對內利用自己在萊法州黨內的地位剝奪老州長的發言權，對外則以改革派形象要求拋棄舊習慣舊機制，爭取青年人的支持。最終，科爾在1969年擊敗阿爾特邁爾，成為當時西德最年輕的州長。 ^[7] 

1969年5月19日，科爾上任萊茵蘭一普法爾茨州長。任州長一年後，科爾當選基督教民主聯盟副主席。 ^[24] 

1971年，科爾開始競選基民盟主席，但敗給了賴訥·巴澤爾。 ^[22] 

1973年6月12日，在基督教民主聯盟波恩特別代表大會上，科爾被正式推舉為聯盟主席，成為當時最年輕的主席。 ^[24] 

1976年，在聯邦大選中，基督教民主聯盟總書記庫特·比登科普夫提名科爾為聯盟黨總理候選人，同聯邦總理、社會民主黨人施密特爭奪總理。科爾制定了競選戰略，並制定了競選口號：“熱愛祖國”和“用自由代替社會主義”。科爾這次競選雖未成功，卻提高了在基督教民主聯盟中的威信。但大選失敗後，基社盟決定取消與基民盟的聯盟政策，科爾反對基社盟主席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進行這項措施。1976年底，科爾辭去萊茵蘭一普法爾茨州州長職位。 ^[24] 

1977年3月，科爾當選為基督教民主聯盟聯邦主席。 ^[24] 

1980年，在聯邦德國大選中，科爾沒有推薦基督教社會聯盟主席施特勞斯為聯盟黨總理候選人，科爾仍留任聯盟黨議會黨團主席。大選之後，聯盟黨議會黨團會議一致推舉科爾連任議會黨團主席，制定了聯盟黨基本綱領，明確了工作方向。 ^[24] 

1982年，社會自由聯盟內部因為經濟政策分歧發生了分裂，科爾取得了介入的機會。 ^[7]  9月17日，由於自民黨內部一份新自由主義計劃草案，自由民主黨與施密特政府產生了分裂，並在9月20日與基聯盟組成新的聯盟。 ^[25]  10月1日，三黨共同在聯邦議會發起了的不信任動議彈劾了施密特，提名科爾為聯邦總理。 ^[7]  由於科爾當選總理不是聯邦議會正式選舉的產物，科爾上任引發了左翼媒體的共同譴責。為了平息輿論，科爾利用了議會程序將自己的政府總理身份徹底合法化：他預計新的政府聯盟代表們會在1982年10月16日的會議中通過《1983年聯邦預算案》，於是安排在預算通過第2天進行針對他的信任案投票。在反對派抵制信任案後，曾任基民盟主席的卡爾·卡斯滕斯決定於1983年1月解散聯邦議會並在3月6日進行聯邦大選。科爾率領的聯盟在新大選中獲得了聯邦議會的多數席位。 ^[7] 

1982年10月1曰，科爾在聯邦德國聯邦議院下院宣誓就任總理。 ^[22]  第一年的總理任期中，科爾排除了一切阻力，堅決實施了施密特政府確定的《北約革新決議》。 ^[7] 

1987年3月11日，聯邦德國議院再次選舉科爾為聯邦總理，並由他組成中右聯合政府。3月12日，科爾主持內閣宣誓，第二屆科爾內閣自此開始執政。3月18日，科爾在聯邦議院發表了他的第二屆施政綱領《保護宇宙一贏得未來》。 ^[25] 

1990年12月2日，德國舉行10月3日完成統一後的首次全德大選，並在1990年聯邦議會大選，科爾所屬的基民盟大獲全勝，擊敗當年的社民黨候選人薩爾州州長奧斯卡·拉方丹，這是他第三次當選德國總理。 ^[22] 

1991年1月17日，科爾組成全德大選後的第一屆內閣，並出任總理。 ^[22] 

1994年，在聯邦議會大選後，科爾以微弱優勢又一次當選聯邦總理，這一次他戰勝了時任萊茵—普法爾茨州州長的社民黨候選人魯道夫·沙爾平。 ^[25] 

1998年，德國社民黨在大選中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隨着社民黨贏得大選，時任下薩克森州州長格哈特·施羅德當選為新一任聯邦總理。10月26日，聯邦總統羅曼·赫爾佐克將科爾從總理的位置上解聘。10月27日，科爾的總理職位由格哈德·施羅德接任。 ^[15] 

2010年5月5日，德國官方在科爾的家鄉路德維希港為科爾的80大壽舉行了慶祝儀式，包括時任德國聯邦總統克勒、總理默克爾在內的近800名各界人士參加了當天的慶祝活動。 ^[16-17] 

2017年6月17日，科爾逝世，享年87歲。 ^[1] 

科爾在萊茵蘭一普法爾茨州長任上時立志改革，政治上趨於成熟。他接近羣眾，以身作則，實行州長定期公開接待日，親自接待來訪者。1972年，他推行“市民代表制”，效仿瑞典，設立專門機構，聘請市民代表調解糾紛。1974年，他重新劃分州內行政區，使聯邦政府的各項計劃能很快地在各地方貫徹。同時，科爾任命霍爾肯布林克擔任經濟部長，協助他推進經濟改革。科爾着力抓基礎設施建設，拓寬和新修公路，制定地區結構政策，對貧困地區進行財政資助，創造新的勞動崗位，改變貧困地區的落後面貌。萊茵蘭一普法爾茨州國民生產總值增加將近一倍，由此躍居聯邦德國全國首位。科爾還非常注意教育改革，他修改教育法，決定取消教會學校，確定基督教綜合學校為標準學校。不久又通過幼兒園法，創辦了師範學校和綜合性大學。 ^[24]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德國被分裂為東西德，德國統一的願望埋進了科爾的心中。從1969年出任州長到擔任聯盟黨議會黨團主席，科爾多次公開表示“儘快結束祖國的分裂”。科爾在德國統一問題上一貫堅持東西德是“一個民族”，“互不為外國”，主張在歐洲統一的前提下通過自決的方式實現德國統一。1989年末，東歐劇變，尤其是當東德的局勢越來越顯示出惡化以及柏林牆在1989年11月9日倒塌，在未與任何聯盟成員和西方盟國成員提前商議的情況下，1989年11月赫爾穆特·科爾在聯邦議會上提出了關於破除目前處於分裂中的德國、歐洲的《十點計劃》。這一舉措將兩德統一的構想帶入實際操作階段。為了給兩德統一去除外部阻力，科爾一方面利用並鼓動東德民眾要求統一的情緒，另一方面積極在英法美蘇中斡旋，爭取他們對德國統一的首肯。 ^[22] 

在1990年3月18日民主德國大選的過程中，科爾首先於3月1日宣佈成立由其擔任主席的“德國統一內閣委員會”，隨後又成立了由各黨議會黨團領袖組成的“議會統一委員會”，以利聽取各方意見，實際是要對民主德國全面開展統一攻勢。更為突出的是，從1990年2月初到3月中旬民主德國大選，科爾曾六次進入民主德國發表講話，支持民主德國的“德國聯盟”在大選中獲勝，最終科爾如願以償。從此，民主德國新政府按照科爾政府的意圖把統一作為它存在的唯一目標，從它誕生之日起，就朝着統一的方向前進。 ^[22] 

1990年10月2日晚，科爾向兩德人民發表電視講話，“幾個小時後，一個夢將變成現實。在經過40年痛苦的分裂歲月之後，德國，我們的祖國就要重新統一，對我來説，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之一”。次日，兩德宣告統一。 ^[10] 

上台伊始，面對通貨膨脹與經濟衰退的局面， 科爾指出政府將把整頓國家預算工作放在首位，達成的節約措施將被列入1982年10月底內閣提出的附加預算案。科爾呼籲德國人民不要坐等國家的救濟，不要靠別人生活，要靠勤儉、勇敢、自立和創新的傳統美德來恢復國家的繁榮。他推動振興經濟計劃，刺激私人和公共投資，促進地區經濟發展，創造就業機會，改善農業結構，減輕中產階層的税務負擔，提高增值税以及促進住房建設等。 ^[22] 

在第一個任期的經濟生活中，面對前任施密特政府經濟嚴重滯漲、債台高築的形勢，堅持通貨穩定，實行預算平衡，控制貨幣增加，抑制物價上漲的辦法。施密特政府靠借債彌補財政赤字，1977—1981年國債從3.169億馬克劇增至6.956億馬克。科爾政府上台後，採取緊急措施，縮小財政赤字。財政收支狀況逐步好轉，為穩定物價提供了有利條件。科爾的另一措施是控制貨幣發行，抽緊銀根。科爾上台後摒棄施密特政府的通貨膨脹政策，嚴格控制貨幣的增長。1982年聯邦銀行貨幣增長約6％，1983年貨幣增長率為4—6％，1984年為4—5％，1985—1986年為3—5％。貨幣的增髮指標逐步縮減。聯邦銀行調節利率等貨幣政策的槓桿，使貨幣量的增速既照顧物價穩定，又能滿足對外經濟平衡及適度經濟增長的需要。 ^[31] 

科爾十分重視對外經濟貿易工作。科爾上台前，當時正處於國際收支嚴重不平衡的階段，1979—1981年國際收支連續3年逆差，1982年前3個季度仍有363億馬克的逆差。而20世紀80年代，世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大都回升，世界貿易量迅速增加。此外，在1985年春季以後美元貶值，以及進入80年代以來世界石油價格下跌的形勢下，科爾政府利用德國出口商品價格上升，而國際市場的原材料和初級產品價格下降的有利條件，進一步擴大出口，增加了外貿順差，於是德國1982年第四季度實現了122.93億馬克的順差，其後幾年均為順差。 ^[31] 

在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逐漸擴大的同時，聯邦德國資本外流也逐年增加。1982年44.33億馬克，1983年162.51億馬克，1984年增至291.90億馬克。這是聯邦德國國際收支上出現的新情況，為此，科爾及時調整對美元的匯率，穩定馬克的國際價值。1973年以來，馬克對美元實行浮動匯率制，1972—1980年馬克對美元的匯率趨向上浮。1980—1985年春季馬克對美元的匯率趨向下跌。科爾注意控制聯邦德國資本流向美國，聯邦銀行於1984年10月宣佈取消利息税。1984年，再把貼現率從4％提高到4.5％，以減少聯邦德國和美國的利差。在大幅度調整馬克對美元匯率的同時，仍注意保持馬克國際價值的穩定。 ^[31] 

科爾執政期間另一大功績是推動歐洲一體化。任德總理期間，科爾多次強調歐洲一體化的重要性。他説：“只有真正統一的歐洲才能保證給我們的後代帶來和平、自由和富有。” ^[22]  “從長遠來看，實現歐洲內部統一大市場，對聯邦德國經濟的發展，如同建國初期決定採用新馬克和奉行社會市場經濟體制一樣重要。”科爾還強調，歐洲內部統一大市場的建成只是通向歐洲聯盟道路上的一個“中間站”，因而還必須向歐洲貨幣聯盟的目標前進。為建立歐洲內部統一大市場，科爾不僅多方論證，而且努力實踐。僅在1988年，科爾為在1992年底前建成歐洲內部統一大市場這一宏偉目標，曾與有關人土頻繁活動於歐共體各國首都，進行多方協調和磋商，力促有關國家彌合分歧或求同存異。有時，科爾甚至不顧聯邦德國國內的反對，在財政上作出犧牲，從而使協議達成，加速了歐洲一體化的步伐。 ^[31] 

1988年1月6日，聯邦德國任歐洲共同體理事會主席。在此期間，歐共體在科爾的主持和努力下頗有建樹。1988年2月11—12日，在聯邦德國主持下，在布魯塞爾舉行了歐共體12國首腦會議。12位國家和政府首腦決心爭取把共同體的複雜財政開支建立在牢固合理的基礎上，從而解決了一個關鍵性問題。1988年6月27日和28日，在漢諾威召開的理事會執行主席高級會議上，又向共同的內部市場邁出了重要的一步。科爾強調歐洲統一貨幣的重要性。他説，只有在歐洲創立一種共同貨幣和一個歐洲中央銀行，歐洲的政治聯盟才能實現。此外，在1988年6月13日，歐洲共同體財政部長理事會就1990年實現資金流通自由化問題也取得了一致意見，這樣一個歐共體內部統一大市場拆除了各國非關税壁壘，取消了在產品、人員、資金、勞務等自由流通道路上一切人為的障礙，把幾個分散的市場連成一片。 ^[31] 

1991年12月，歐洲聯盟前身歐共體12個成員國首腦在荷蘭馬斯特裏赫特通過了《歐洲聯盟條約》。條約要求在歐洲聯盟區域內實現資本自由流動，打造歐洲統一市場，發行統一貨幣。德國作為歐洲一體化的發動機之一，其態度對統一貨幣的前途至關重要。德國貨幣馬克曾是僅次於美元的硬通貨之一，也代表着德國實力和地位。當時德國國內大部分民眾反對歐元。他們對馬克不捨，對歐元的未來缺乏信心，同時也擔心更換貨幣會使德國付出沉重的經濟和社會代價。但科爾堅定支持歐元，大力宣傳歐元的好處。在執政黨的堅持下，一些以前反對歐元的政黨也加入支持歐元的陣營。最終，德國聯邦議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德國加入經濟貨幣聯盟的議案。 ^[22] 

科爾堅持聯邦德國同西方世界的結盟。他強調指出，加入北約和同美國的友誼是德國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的基石。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忠實於西方聯盟，加強同美國的友誼，同蘇聯實現真正的緩和，實現歐洲的聯合。 ^[22]  但科爾也保持德國外交政策的獨立性，同美國發生了一些爭執與分歧。 ^[31] 

1987年，科爾連任德國總理之後，進一步加強了與法國的合作。兩國領導人頻繁互訪，外交往來非常活躍，兩國之間的合作全面推進，德法之間的特殊關係引起了包括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在內的一些歐洲盟國國家政要的懷疑。反覆強調，波恩和巴黎的政治、經濟和軍事關係不具有排他性。他説，德法的合作是“推動歐洲聯合的發動機”。兩國一再對盟國表示，他們無意建立一個支配歐洲政策的“軸心”或“指導機構”，相反地，他們意在歐洲建立一個堅固的防務“支柱”來加強大西洋兩岸的總的夥伴關係。 ^[31] 

在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關係上，科爾強調聯邦德國政府在已締結的條約和歐安會最後文件的基礎上，繼續為實現真正的緩和、對話和合作作出努力。政府關注、並將盡力維持和進一步發展同蘇聯的關係，其中經濟關係將居於重要地位。同時，聯邦政府不會無視蘇聯入侵阿富汗以及蘇聯的軍備問題。 ^[22] 

1990年2月9日，科爾訪問蘇聯，勸説蘇聯改變對德國統一問題上的“頑固立場”，取得蘇聯在德國統一的方式、時間、速度和條件等問題應由德國人自己決定的承諾，最終説服戈爾巴喬夫“最終打開了通向德國統一的道路”。7月15日和16日，科爾、外長根舍和財政部長魏格爾一行訪問蘇聯。舉行兩國首腦的會晤。15日科爾同戈爾巴喬夫在莫斯科進行一輪會談後，即一同乘專機去戈爾巴喬夫的家鄉北高加索列茨諾沃茨克城。經過幾小時的緊張會談，雙方就德國統一後的軍事政治地位、德國武裝力量的最高限額、以及不把北約的軍事結構擴展到民主德國等一系列問題達成共識，從而為德國統一取得突破性進展創造了條件。 ^[22] 

科爾同戈爾巴喬夫達成了八點協議：一、德國統一後的領土範圍包括聯邦德國、民主德國和柏林；二、一旦統一實現，四大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對德國承擔的責任和權利就此停止。統一後的德國立即取得完全的、不加限制的主權；三、統一的德國在履行其完全主權時可以自主決定它將屬於哪個聯盟；四、蘇聯駐民主德國的軍隊將在統一後3至4年撤出德國；五、蘇聯軍隊撤出之前，北約機構不向現今民主德國領土上擴展。但聯邦國防軍的本土防禦部隊可在統一實現後進駐民主德國和柏林；六、蘇軍留駐民主德國期間，美、英、法三國軍隊繼續留在西柏林；七、德國統一後的3至4年內將其軍隊裁減到37萬人；裁軍將在維也納談判簽定第一個條約時開始進行；八、統一後的德國將放棄生產和擁有核武器和生產生物、化學武器。 ^[22] 

1974年9月，已經成為基民盟主席的科爾與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進行了會談。他認為：“中國作為潛在的超級大國，對國際政治發揮着決定性的作用。中國對西歐聯合和德國統一的支持非常重要。” ^[19] 

科爾很早就將中國看作德國在世界舞台上可以藉助的重要力量，相信中國改革開放對德國和世界的重要作用，並努力通過發展經貿關係來推動兩國關係的發展。科爾任總理時期的多次訪華，也大都圍繞經貿主題進行。 ^[19]  1984年10月，科爾首次以總理身份訪問中國。他回國表示中國與聯邦德國有着非常多的共同點，並強調了中國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地位。科爾此行提升了兩國之間的經貿與人文交流。他見證了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的簽字儀式。10月13日，科爾訪問同濟大學，希望同濟大學成為溝通兩國的橋樑。 ^{[19]  [21]} 

1987年7月，科爾再次來華。由於當時中國缺乏外匯，聯邦德國對華出口受到了很大限制。為此，科爾加大了對華提供政府貸款的力度，以促進對華出口增長，並向中國出口了列車和電力設備。此行中，科爾與中方領導人達成協議，雙方將專門設立一個專家小組。在科爾的努力下，兩國貿易迅速增長到1988年的49.18億美元。 ^[19]  20世紀90年代，科爾將中國視作具有全球性意義的國家，大力同中國加強經貿交往。1993年11月，科爾不僅與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進行了談話，還簽訂了29.27億美元的經濟合作合同。 ^[19]  1995年11月，科爾最後一次訪華。中德關係尤其是雙邊經貿技術關係成長壯大。 ^[19] 

1999年8月25日，科爾作為前總理再次訪問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他。科爾説，德中關係有着非常好的基礎，相信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兩國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領域的友好關係能夠不斷加強與發展。“我雖然已經卸任，但將繼續竭盡全力，為推動德中關係作出努力。” ^[20] 

20世紀80年代，科爾支持北約和華約這兩個軍事集團進行裁軍減備。與和平運動提出的“不使用武器締造和平”的口號不同的是，他提出了 “用越來越少的武器來締造和平”，在軍事力量均衡的基礎上把軍備降到一個儘可能低的水平上。科爾指出應儘可能低水平的軍備取得具體、均衡和可核查的談判結果，從而在軍事上實現並鞏固必要的均勢。 ^[22]  科爾表示，聯邦政府毫無保留地信守1979年北約組織的雙重決議，該決議提出就減少和限制蘇聯和美國的核武器系統進行談判。 ^[22] 

科爾在1982年11月19日接見駐波恩外交使團時，表達對裁軍會談寄予很大希望，特別是希望在日內瓦進行的中遠程核武器談判取得進展。1983年4月16日，科爾表示他願意當美蘇核談判的中間人，來促進蘇聯領導人安德羅波夫對美國總統里根提出的最新的武器建議作出有利的反應。他希望克里姆林宮能快些採取行動，減少它部署在歐洲的核導彈。4月15日，科爾和里根進行了兩小時會晤，會後他對記者説：“現在要看蘇聯了。蘇聯負有重大責任，應對這項倡議作出建設性的反應和為找出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廓清道路。” ^[22] 

1987年，美蘇兩國就削減歐洲核武器的談判達成協議後，科爾主張加強歐洲國家在防務方面的合作，特別是德法之間的合作。於是，德法防務合作的步驟加快了。1987年6月19日，科爾向法國建議：建立一支5000人的德法陸軍聯合旅，由兩國軍官輪流擔任指揮。這項建議立即得到法國官方積極的反應，法國總統密特朗和總理希拉剋都表示支持。科爾認為德法“聯合旅”部隊是兩國命運共同體的一個象徵，將對共同防禦作出貢獻。7月中旬，德法兩國國防部長就科爾建議進行磋商，一致同意加速它的實現，並宣佈兩項決議：①着手建立一個“軍事合作混合小組”，以研究落實組建聯合旅的有關事宜；②聯合研製新型作戰直升飛機。1987年9月17日至24日，聯邦德國和法國在德國南部的巴登一符騰堡和巴伐利亞地區舉行了代號為“勇敢的麻雀”的聯合軍事演習。隨後，兩國宣佈成立“法德聯合防務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制定兩國的“共同戰略”、“裁軍和控制軍備的共同政策以及對東方採取的共同態度。” ^[31] 

1982年11月25日，科爾曾談到在聯邦德國部署核導彈問題，他説中程核武器是我們安全政策中最現實的問題。聯邦政府像上屆政府一樣，堅持雙重決議的兩個部分，因為它真正和強烈地希望日內瓦談判取得成功。他指出：誰要是真正希望拆除蘇聯中程導彈SS—20，誰要是不願意在歐洲進行相應的追補軍備，那麼他就必須支持雙重決議的政策。 ^[22] 

1983年11月21—22日，科爾與反對派在聯邦議院就是否要在聯邦德國部署中程核導彈問題，進行了長達26小時的辯論，最後以286票對226票通過了部署導彈的決議。科爾和外長根舍都在會上作了發言。科爾強調，中程導彈的部署與否，已不單純涉及軍備的限制問題，而更重要的是它關係到聯邦德國外交政策的方向問題。科爾還回顧了近年來的軍備形勢，他説：“在近20年中，美國在戰略核武器上失去優勢，已給我們歐洲人和德國人造成了難以估計的後果。面對華約在常規武器上的優勢和蘇聯在核武器上的威脅，北約至今還不擁有地面中程導彈，也不具有在各個層次上都能保持威懾的手段。實際上，在歐洲已不存在什麼均勢。”他指責蘇聯試圖壓聯邦德國放棄部署的決定，並説他絕不會向威脅屈服。到1983年11月23日，美國將首批潘興Ⅰ導彈和巡航導彈運到西歐部署。 ^[22] 

20世紀80年代，德國勞工成本居高不下。為了對付德國當時的經濟困難。科爾認為，法律的威嚴是任何人也無法取代的。所以他一上台，就着手完善法律。為保障人民的就業機會，解決失業問題，科爾頒佈了一系列的有效法律，主要有：1、《促進就業法》，採用非全日工作制的辦法，多安排了3萬個工作崗位；2、《幫助迴歸法》，採取一些措施使30萬外籍工人返回各自的家，從而增加了聯邦德國人民的就業機會；3、《提前退休法》，這項法律使大約30萬人提前退休，從而增加了青年人的就業機會；4、《促進勞動就業法》，該法頒佈後，聯邦德國新政府組織46萬人接受各種職業培訓，其中2/3以上是失業青年。 ^[23] 

在社會救助方面，科爾把資金集中用於真正需要救助的人，並鼓勵支持重新進入職業生活，並規定：凡拒絕接受介紹工作的將強制減少社會救助；1982年之後三年內，社會救助增長率不得超過在職人員的純工資增長率，在職人員中的低工資者收入與獲得社會救助的人員收入之間應保持適當差距，鼓勵參加勞動和自立等等。 ^[23] 

在醫保體制的改革方面，科爾從增加醫患雙方的自我約束機制，壓縮過度支出入手，在降低資金支出需求上下功夫。以1977年《醫療成本控制法》為標誌，科爾以《醫保改革法》為基礎，分別於1988、1992和1996年開始進行三個階段的全面改革，控制費用的矛頭主要指向醫務部門。其一、控制進入醫保的簽約醫生人數，以對付供方剩餘帶來的醫生誘導性支出；其二、制定藥品的費用定額，同組藥品中鼓勵開低價處方，規定藥品和輔料的品種範圍，提高患者自付比例，降低補貼費用，改革醫院籌資機制，通過按醫生組預算每季度按治療的病例數收費，壓低醫生報酬上漲；其三、提高預防，康復比重；其四、以投保者可自由選擇基金會來增加競爭，提高配置效益，同時反覆要求患者自付附加費，承擔更多自我責任。 ^[23] 

2004年3月4日，科爾推出了《回憶錄》的第一部分，詳細闡述了從1930年到他第一任總理任期開始前的事情。2005年11月3日出版的第二部分關於從1982年到1990年的執政期。2007年11月16日出版的內容是直到1994年的執政期。 ^[5-6] 

2014年11月，科爾在德國法蘭克福出版了他的新著《憂心歐洲》。同濟大學德國問題研究所/歐盟研究所所長鄭春榮將此書翻譯成中文，2015年9月，同濟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這部著作的中譯本。 ^[21] 

1999年5月，科爾和大兒子瓦爾特·科爾共同出資3萬歐元，在老家路德維希斯哈芬市創辦了一家“政治和戰略諮詢公司”。另外，他還接受了瑞士信貸集團的聘請，成為他們的國際問題顧問。 ^[14] 

科爾的父親漢斯·科爾（1887年—1975年）出生於下弗蘭肯地區的一個農民家庭，在維爾茨堡附近的格羅伊森海姆上過幾年中學後，離開家到一家磨坊去打工。一戰爆發後由於出色表現獲得了嘉獎，被提升為少尉。1918年到巴伐利亞財政局作了一名財政秘書，之後在巴伐利亞的一個軍團服役。 ^[22] 

科爾的母親採齊莉婭・施努爾（1890年—1979年）出生於洪斯呂克山區的一個教師世家，在科不倫次的阿倫堡上了三年的女子寄宿學校。1921年與漢斯·科爾結婚，漢斯跟隨採齊莉婭來到路德維希港，在岳父家中定居下來。1922年生育女兒希爾德加德，1925年生育瓦爾特·科爾，1930年生育赫爾穆特·科爾。 ^[22] 

科爾與漢娜洛蕾婚後擁有兩個兒子瓦爾特·科爾（1963年出生）、皮特·科爾（1965年出生）。 ^[22] 

2011年初，科爾之子瓦爾特·科爾出版了關於其父親的自傳，於書中指出其母親晚年因患憂鬱症而常有輕生念頭，並多次強調科爾對於家庭的漠不關心，使得最終憤而與父親斷絕父子關係。他在書中強調“他（科爾）真正的家是基民黨，他娶的不是我媽而是黨”。 ^[26] 

在2007年的春天和秋天，科爾經歷了兩次大的膝蓋手術，在手術中他被換上了人造關節。當他在2008年秋天在家中一次嚴重的摔傷事故造成顱腦外傷後，他仍處在恢復期。從此在公開場合出現時他都使用輪椅。 ^[16] 

漢娜洛蕾1933年3月生於柏林一個工程師之家，兩歲時全家遷到萊比錫。二戰期間，漢娜洛蕾幼年經歷了悲慘的逃亡經歷。 ^[27]  1948年，18歲的中學生科爾在在路德維希港一個飯館的舞會上邂逅了15歲的漢娜洛蕾。據説科爾給漢娜洛蕾寫了2000多封情書。漢娜洛蕾是個英、法語翻譯，20歲起就在巴斯夫公司從事翻譯工作。1960年她與科爾結婚，婚後放棄工作，專心照顧家庭。在科爾從州議長、州長到黨主席、聯邦總理步步高昇的過程中，每一步都有漢娜洛蕾的功勞。 ^[29]  在科爾剛剛當選德國總理的時候，為解決“統一兩德”而採取的“十點綱領”，就是漢娜洛蕾聽着丈夫的口述，用打字機一個字一個字地敲出來的。 ^[25]  20世紀90年代“科爾獻金醜聞”爆發時，漢娜洛蕾始終陪伴在丈夫左右，給了科爾很大的精神安慰。2001年7月5日，漢娜洛蕾自殺身亡。 ^[28]  科爾在柏林的辦公室於下午向新聞界宣佈，科爾夫人是由於長期患皮膚病且毫無好轉希望而選擇自盡身亡的。 ^[29] 

1994年——1998年間，邁克·裏希特在總理府的經濟部任職期間同時任德國總理科爾結識。在1998年格哈特·施羅德大選獲勝後，裏希特轉為擔任CDU的經濟顧問。由於她曾經擔任德國經濟週刊的記者，科爾·裏希特後來作為領導任職於德國聯邦經濟科技部地區經濟政策、城市建設、管理處。二人隨後在2004年邂逅，當年冬天兩人曾在斯里蘭卡度假，見證東南亞世紀大海嘯，幸而雙雙逃過大難，之後決心在一起。2005年，二人正式確定關係。2008年5月8日，在海德堡大學醫院的一間小禮堂，科爾同裏希特結為夫婦。婚後邁克·裏希特改名為科爾·裏希特，並辭職專心照料科爾。 ^[28] 

科爾説話帶有濃重的萊茵河西岸地方口音，只講本國語言。對日常生活無過高要求，喜歡吃各種湯食和葡萄乾餡餅，不吃家禽，但喜歡吃北京烤鴨，喜歡喝優質白酒。科爾頗具德人土著習性，他煙酒不拒，菜品不拘，對於各類濃湯及堅果餡餅更是情有獨鍾。唯一的忌諱，就是因家鄉以豬肉牛肉為主的飲食習慣而不近禽鳥之屬。但就是這唯一的忌諱，也在1974作為州長首次訪問中國後，因為對北京烤鴨的滋味驚為天人而果斷破了戒，從此便一發不可收拾。此外，他還特別欣賞中國的高度白酒，對於茅台等優質名酒更是愛好有加。他吸煙鬥，愛散步，愛聽德國古典作曲家巴赫的音樂，愛收集各種形狀的石頭，並喜歡閲讀傳記文學和歷史文學。 ^[7] 

默克爾（德國第八任總理）：①科爾是一位偉大的德國人，也是一位偉大的歐洲人，事實上科爾的遺產，決定了德國政治上數十年來最重要的兩件事情：祖國的統一以及歐洲一體化。科爾明白兩者是不可分割的。 ^[8]  ②科爾在他從政的60年中為德國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人們應該感謝科爾，在他的努力下，德國重新獲得了統一，也成為了歐盟和全世界範圍內一個強大的、可以信賴的夥伴。不僅僅是德國，整個歐洲和國際社會都應該對科爾的貢獻表示感謝。在科爾的努力下，德國對到來的21世紀做好了充分準備。 ^[16] 

奧拉夫·朔爾茨（德國第九任總理）：科爾帶領國家，在關鍵時刻走向正確的道路。 ^[8] 

古特雷斯（聯合國秘書長）：科爾是當代德國任職時間最長的總理，他在柏林牆倒塌一年之內使德國實現和平統一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他還幫助開創了歐洲政治和經濟一體化的歷史進程。 ^[3] 

喬治·H·W·布什（美國前總統）：科爾是戰後歐洲最偉大的國家領袖之一、一位真正的自由之友。 ^[3] 

容克（歐盟委員會主席）：科爾為歐洲這座大廈注入了生命，這不僅因為他在東西方之間架起了橋樑，更因為他從未停止為歐洲的未來描繪更美好的藍圖。 ^[3] 

日夫科夫（保加利亞共產黨原第一書記）：赫爾穆特·科爾這位傑出的政治家是政治天穹上的一顆閃亮的星，是一位不僅在自己黨內，而且在整個社會政治生活中都有威望的人物。他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聰明、有修養的政治家，他對當時的歐洲政治生活了解得極為清楚，他説話精練，很坦率，做出的評價十分明確。 ^[30] 

習近平（中國國家主席）：作為卓越的政治家，科爾先生為實現德國重新統一和推進歐洲一體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其歷史功績將被世人銘記。他一直致力於推動中德、中歐對話和合作，為中德關係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並對中國人民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給予理解和支持，中國人民不會忘記這位老朋友。 ^[13] 

李克強（中國總理）科爾先生是德國的傑出領導人，也是中德關係的積極推動者和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為促進中德兩國的交流與合作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此我們不會忘記。 ^[13] 

顧俊禮（中國德國研究會會長）：沒有放一槍一炮，沒死一兵一卒，不到一年即完成了統一。這是以科爾為代表的德國政治家的偉大歷史性創舉。科爾以他的睿智和果敢，把德國迅速推上了歷史性的統一之路！ ^[3] 

1993年10月18日，科爾在訪問上海同濟大學時被授予名譽教授的榮譽稱號。 ^{[18]  [21]} 

1998年10月24日，在珀爾沙赫的歐盟非正式首腦會議上，歐洲理事會授予德國前總理科爾“榮譽歐洲公民”稱號，以向他多年來為歐洲建設做出巨大貢獻如在建立歐元區統一貨幣等方面的貢獻表示謝意。 ^{[3]  [9]} 

科爾在16年的政治生涯中，80次成為德國《明鏡週刊》封面人物。 ^[18]  還於1990年榮登《時代週刊》封面人物。 ^[15] 

聯邦德國的所有政治家中，還沒有一人像赫爾穆特·科爾這樣多的在政治、非政治領域被諷刺、調侃過。這其中以德國諷刺類雜誌Titanic所樹立的諷刺角色最為長久，雜誌形容總理“鴨梨”狀的體型如同以前法國國王路易·菲利浦一樣，之後“鴨梨”一詞成為了科爾的標誌。媒體常常瞄準他一般的外語水平、特殊的身材和他來自的小城市出身。科爾的模仿者經常使用他帶有普法爾茨色彩的口音，西德人打趣稱，這位歷史學出生的總理在介紹自己學歷時總是把“歷史”（Geschichte）説成“了史”（Gechichte），大家都聽不懂他是什麼專業畢業的，只好讓他做沒有專業要求的總理了。 ^[7] 

撒切爾夫人沒少諷刺科爾，她説科爾充其量只是“州一級的政客”。她還回憶了在科爾的家鄉舉行的一次見面會上，科爾給她端出了傳統的豬肚拼盤。但入鄉隨俗，她也不好意思不吃。在返回英國的專機上，她噁心得要死，對她的顧問查爾斯·鮑威爾抱怨説：“這個傢伙簡直太德國了！” ^[6] 

相對於熱愛音樂和藝術品的前任總理施密特，科爾既無精通的高雅特長也沒有各類亮眼的資質證書。以至於他執政之後西德坊間流傳起這樣一個笑話：聯邦總理科爾和一位流行歌手、一名網球明星一起過奧地利邊境，三個人都忘帶了自己的護照。海關官員要求他們拿出足以證明自己身份的東西才肯放行，於是歌手拿出了吉他，官員讓他過了海關。運動員拿出了網球拍，也被允許過了海關。科爾看見了着急嚷嚷：“可我什麼也不會啊！”官員聽到了，趕緊上來放行説：“你什麼也不會？那你一定是科爾總理沒錯了。” ^[7] 

1993年11月9日，科爾率團訪問廣州市，與廣州市政府商談建設廣州地鐵一號線事宜。此前，德國駐廣州領事館的工作人員曾告知科爾，稱廣州為中國美食之都，而在該市的泮溪酒家能吃到最正宗的廣州美食。11月9日晚上，科爾推掉了原本為他安排的在五星級酒店內的晚宴，僅帶上幾名隨從乘坐一輛中巴車就來到了泮溪酒家。由於當晚泮溪酒家安排了很多婚宴，泮溪酒家安排科爾來到接待外國領導人的貴賓包廂用餐。可是科爾對於這一安排顯得相當不滿：“我不坐貴賓包廂，我要和中國人坐在一起。”科爾和隨行人員像普通客人一樣走進坐滿食客的碧波大廳，在找到座位後按照菜譜點了幾道粵菜，同時向廚師表示自己想吃一道用水果、洋葱、辣椒、牛肉做成的帶酸味的菜。於是，廚師們按科爾總理的要求，配出了甜酸口味的“咕嚕牛柳”，科爾品嚐以後，對這道菜讚不絕口，興高采烈地再加了一份。用餐完畢後，科爾親自走到櫃枱前結賬，同時奉上小費，並且在留言本上寫下“對你們的熱情接待表示衷心感謝”的字句。從這以後，許多廣州市民對這道為科爾特製的菜感興趣，紛紛來到泮溪酒家要求品嚐。 ^[4]  此後，泮溪酒家正式推出此菜，將其命名為“科爾牛柳”，竟風靡至今。據稱科爾回國之後，依然時常造訪中國使館食堂及柏林各中餐館，以一慰飢腸。 ^[7] 

赫爾穆特·科爾身高1.93米，是聯邦德國曆屆總理中個子最高的，體重在120公斤以上。1984年10月10日訪華時，鄧小平就藉此打趣稱“天塌下來也不要緊，我是小個子，天塌下來有你們大個子頂着”。 ^[7] 

2017年，科爾逝世的消息傳出後，歐洲和全球政界人士紛紛致哀。 ^[10]  6月16日當天，德國總統府降半旗誌哀，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總理默克爾紛紛哀悼他的離去，總理默克爾還對此發表了講話； ^[11]  位於布魯塞爾的歐盟總部為科爾降半旗誌哀。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歐洲理事會主席唐納德·圖斯克、歐洲議會議長安東尼奧·塔亞尼等歐盟領導人，以及比利時首相米歇爾、法國總統馬克龍等歐盟成員國領導人，紛紛在社交媒體上對科爾表示哀悼； ^[11]  7月1日，法國斯特拉斯堡，歐盟在歐洲議會所在地法國斯特拉斯堡為科爾舉行了“歐盟葬禮”。 ^[12] 

2017年6月1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德國前總理科爾逝世分別向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和總理默克爾致唁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就德國前總理科爾不幸逝世向德國總理默克爾致唁電，代表中國政府並以個人的名義，對科爾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