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異化

科技異化的實質，首先是指人所創造的科技體系、科技產品，演變為限制人、壓抑人、甚至統治人的反人類的異己力量。所謂科技異化就是科技的內在性質、外在使用、社會效用等方面偏離了人類的善良目的，偏離了人的本性、人的基本價值和社會規範，偏離了道德倫理下的生活方式的需求，科技反過來成為限制、反對人類的力量；同時科技異化還體現為，科技在人的理念中已經成為一種新的崇拜物，科技迷信就是科技異化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反映。 ^[3]  根據百度百科：它所反映的實質內容，不同歷史時期的

學者有不同的解釋。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異化作為社會現象同階級一起產生，是人的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及其產品變成異己力量，反過來統治人的一種社會現象。私有制是異化的主要根源，社會分工固定化是它的最終根源。異化概念所反映的，是人們的生產活動及其產品反對人們自己的特殊性質和特殊關係。在異化活動中，人的能動性喪失了，遭到異己的物質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從而使人的個性不能全面發展，只能片面發展，甚至畸形發展。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異化達到最嚴重的程度，同時異化的正反作用也發揮的淋漓盡致，在促進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矛盾激化的同時，也促成了新的社會結構的萌芽；異化在一定歷史階段同對象化與物化有關。但是，異化不等於或歸結於對象化與物化。對象化與物化作為人的社會活動，將與人類社會一起長存，而異化活動則是短時期的歷史現象，隨着私有制和階級的消亡以及僵化的社會分工的最終消滅，異化必將在社會歷史上絕跡。真正消除異化的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 ^[2]  ，任何人都不會被侷限在特定的勞動分工領域內，而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這才是人的本質性力量：自由自覺的勞動實踐的真正實現。 ^[1] 

科技本身並不導致科技異化，關鍵在於應用科技的過程。“科技異化”與“異化勞動”相類似，具有3個基本特徵：

1.是人與科技產品相異化，例如：核武器；

2.是人與自身存在相異化，“沉醉異己而不知歸路”；

3.是人與社會關係相異化，如：“一部分人在天堂，一部分人在地獄”，一部分人統治另一部分人。

科技異化主要是從近代西方開始產生，整個西方社會的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也是科學技術異化不斷加劇的過程，近代社會發展觀對科技異化的產生具有重要影響。近代西方的社會發展觀是經濟增長中心論，這種社會發展理念和社會發展模式，相應地在價值層面上帶來了功利主義和個人主義，十七世紀的英國可以説是這種發展觀的初步確立者。當時，人們認為是進步“本質上是功利主義的和實用的。進步就在於達到既定目的的工具與手段的發展，以增進人類對自然的控制，從而增進人類的舒適與快樂”，人們的社會活動都以功利主義、個人主義為標準進行評價，即“按照它們在促進眼前目標方面的工具性功效而受到評價”，而這種功利主義狹義地理解人的幸福，狹義的理解科學技術，這“給科學強加了一個限制，因為它認為只有當科學可以可以直接獲利時才是可取的。”本來，“功利性應該是一種科學可以接受的副產品而不是科學的主要目的。因為一旦有用性變成科學成就的位移標準，具有內在科學重要性的大量問題就不再受到研究了，這些規範限制了科學潛在生長的可能方向，威脅了科學研究作為一種有價值的社會活動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 ^[4]  ，隨着科技的迅猛發展，科技異化現象愈演愈烈。人工智能對人的新異化 ^[11]  ，具有以往科技異化、勞動異化等所不具有的新特點、新趨勢。一是這種異化滲透到了更為基礎的社會結構層面。 ^[2]  隨着整個社會的智能化， ^[11]  人們的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被全方位改變， ^[11]  失去主宰世界的自信和從容，失去對技術、制度和社會應有的反省和批判，喪失對於世界應有的建構和治理能力，內在精神狀態開始失衡。 ^[11]  二是產生了一些全新的異化內容和形式。 ^[2]  在經濟和社會信息化、智能化過程中，智能系統的類人智能和勞動能力日益增強，取代人類承擔越來越多的勞動任務和勞動職責。導致數字窮人日益喪失勞動的機會和權利，造成技術性失業潮，而且令數字窮人淪落為無用階層，被經濟和社會體系排斥在外，存在變得荒謬化。 ^[11]  三是出現了對於人自身來説最為根本的異化。 ^[2]  人形智能機器人的研發模糊人機界限， ^[2]  迫使人類必須重新定義人和人機關係。 ^[2]  其所化人的程度，超出農業時代、工業時代的異化現象， ^[2]  不可能在馬克思所設想的消滅私有制、實現無產者的解放、消滅階級和國家的層面上徹底解決。 ^[2]  科技與倫理的疏離、理性與價值的分裂是科技發展的直接後果，這在當代西方社會表現得尤為突出。西方發達國家今天所面臨的科技異化問題，也是發展中國家明天所要着力避免的問題。中國正處於實現現代化的轉折時期，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技現代化。在實現科技現代化的過程中，如何避免科技異化問題，使科技朝着人化方向發展，實現科技發展與人的發展的和諧統一，就成為當今中國人普遍關心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就有可能走向災難。因此，研究和探討科技的異化與人化問題不僅非常必要和十分重要，而且在當代已成為當務之急。

人們通常認為，科學技術是中性的工具，即它是價值中立的。隨着科技的發展，科技中性論受到了挑戰，因為這裏隱含着三個重要的問題：一是誰可以佔有、使用這個工具，二是這個工具能幹什麼，三是這個工具是為誰服務以及為什麼目的服務的。一些學者如馬爾庫塞、哈貝馬斯等開始強調，科技不僅僅是一種中性的工具和手段，它負荷着特定社會中人的價值，可以對科技進行善惡的價值判斷。筆者也認為，科技中性論的觀點是片面的，其片面性在於：

首先，它沒有正確理解科學技術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之間的辯證關係就科技的自然屬性而言，它是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知識體系，它的基本內容是客觀的，是不依賴於人的價值觀念為轉移的。就此而言它是中性的。但就科技的社會屬性而言，它不僅是一種知識體系，還是人類的一種有目的的活動、一種社會建制，它必然要受到社會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它不應該是也不可能是中性的。原子彈即使置之高閣不用，也不能説它在政治上、道義上是清白的，因為它在被設計的那一刻起就被賦予了“殺人”這種惡的價值。所以馬爾庫塞説：“面對着這個社會的極權主義特點，技術‘中立’的傳統觀念不能再維持下去了。不能把技術本身同它的用處孤立開來；技術的社會是一個統治體系，它已在技術的概念和構造中起作用。”（馬爾庫塞，“導論”第7頁）

其次，它沒有正確理解應用科學技術的目的與手段之間的辯證關係科技是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手段和工具，人們發展和應用科技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實現自己的目的。然而人們所追求的目的是多種多樣的，制約目的的社會因素是多種多樣的，由此決定了人們發展和應用科技的目的也是多種多樣的。這樣就難以保證人們發展和應用科技的目的都是合理的。即使人們的目的是合理的，在實踐過程中，達到目的的手段對目的總是有着相對的獨立性，並且目的的合理性也必須由手段的合理性來實現和補充。但不管怎樣，手段歸根到底是為目的服務的，而目的則高於手段：對手段的取捨，是以主體的目的和能動性為轉移的；採用手段的方式、過程和效果，也總是受主體的需要、能力、條件及所處的環境等制約；評價手段及其效果的得失，以主體的目的為標準來衡量。由此可見，科技作為手段是主體目的性行為的結果。正是基於這一點，人們説科技在總體上、根本上並不是“價值中立”的，而是人的價值、社會的價值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

最後，它沒有正確理解科學技術與一定的主體之間的內在聯繫儘管人們不承認自然科學和技術具有階級性，但是科技畢竟是與一定的主體聯繫在一起的。更為重要的是，科技不是與人類的生存、自由和發展全然不相干的神仙遊戲，而是一項事關人類主體（包括科技主體）的前途和命運的活動，一項“以人為本”、反映“人是目的”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事業，它與社會存在着複雜的相互作用。“應該説，科學、真理在每一具體場合，對於每一特定價值主體來説，是中立的；而在總體上，在科學、真理與人類生存發展的一般關係意義上，它們不是價值中性的，而是有正價值的。科學、真理的價值中立性和正向價值性的對立統一，就是科學、真理的價值相對性與絕對性的統一，個別與一般的統一。”（李德順，第379頁）科技成果只有在與主體分離的條件下，才可能是中立的。這裏所説的主體，包括科技成果的創造者、控制者、應用者。科技的社會屬性所反映的是科技與社會的關係，它不能離開主體而存在，並且主體的作用是關鍵性的。評價科技的功過是非，僅着眼於靜態的、與主體分離的成果是不夠的，僅着眼於科技工作者也是不夠的；綜合考察成果、主體乃至社會狀況，才能對科技的作用傾向作出正確的判斷。如果從整體上歷史地考察科技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及其社會背景以及科技對社會、尤其是對現代社會的影響，人們只能把“科技中性論”看作是一種神話或一種理想。技術雖然是人的產物，具有屬人性，但是任何技術的創造、發明及其應用所產生的後果都無法擺脱客觀自然規律的限制，因而具有自然屬性。 ^[9] 

正因為科技不是價值中立的，而是負載價值的，而且它所負載的價值是社會因素、主體因素與科技因素滲透融合的產物，因此在一定條件下科技就可能發生異化。所謂科技異化，簡言之，是指科技這種人的創造物變成了統治人、壓抑人的一種異己性力量：它不但不是“為我”的，反而是“反我”的。“人類已經被一種虛幻地、自滿自足地考慮實踐構造的科學遺棄了；這種科學所從屬併為之服務的實踐，就好像某種在科學界限之外的東西一樣；這種科學滿足於思想與行動的分離。”（霍克海默，第229頁）科學技術在特定條件下發生異化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人類認識水平的限制認識自然規律是科學的使命，科學愈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就會發現更多的自然規律，其結果是人類利用自然規律的規模和範圍也就愈大。但是，在任何時代，人類對自然規律的認識總帶有片面性和侷限性。恩格斯指出：“我們只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進行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麼程度，我們便認識到什麼程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62頁）所以，任何時候都不能宣佈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已經達到完全的包舉無遺的境界。由於人類認識上的片面性和侷限性，人類在改造和利用自然時常常會出現意料不到的消極結果。當科學的規模還不大時，這種結果還不至於給人類帶來致命的影響，只當作探索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試驗錯誤就行了。由於認識水平的限制，人類根本無法完全掌握客觀自然規律及準確預知一些技術應用的後果，因而就造成技術異化。 ^[9]  人類的錯誤將可能導致毀滅性的後果。

其次，文化價值觀念的影響“我們時代嚴重的全球性問題——從核武器的威脅和有毒化學物質到飢餓、貧窮和環境惡化，到對地球賴以生存的體系的破壞——凡此種種都是幾個世紀以前才開始統治世界的西方工業思想體系所產生的直接後果。”（格里芬，第154頁）導致科技異化的文化價值觀念有很多，如有的學者概括的：“價值觀上的個人主義、生活觀上的享樂主義、方法論上的科學主義及發展觀上的經濟主義”等。但科技價值觀上的功利主義難逃其責。功利主義科技價值觀由來已久。隨着人類對自然認識的深化、生產力的提高和物質財富的增長，意識形態領域內的功利主義日漸高漲。正如羅素所説：“工業化的興起導致人們在某種程度上強調了功利（主義）”（羅素，第571-572頁）。但是將科技作純粹的功利主義理解，即僅僅理解為人們征服自然、獲取物質利益的手段，顯然是狹隘的。狹隘的功利主義不僅容易促使人們為謀求眼前利益不恰當地使用科技，而且嚴重地忽視了科技的其他社會功能，特別是忽視了科技對人類自身發展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意義和作用，從而導致科技的異化。對於技術變革帶來的時代焦慮，馬克思也早有洞察。他發現，人們在面對高新技術的時候，通常會產生如此矛盾的心理：一方面知道科學技術是理性和人類文化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又害怕科學技術會變成一種發展得超出人類控制的不道德的和無人性的工具，一架吞噬一切的沒有靈魂的兇殘機器。 ^[7]  然而，馬克思曾明確將機器與機器的資本主義使用方式區分開來，他肯定科學技術對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並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思想。 ^[7] 

最後，社會發展狀況的作用在19世紀時馬克思就指出，自然科學作為一切知識的基礎是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發展的。“由於自然科學被資本用作致富手段，從而科學本身也成為那些發展科學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學的人為了探索科學的實際應用而互相競爭。另一方面，發明成了一種特殊的職業。因此，隨着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展，科學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識地和廣泛地加以發展、應用並體現在生活中，其規模是以往的時代根本想象不到的。”這樣，科學對於勞動來説便“表現為異己的、敵對的和統治的權力”。（《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72、571頁）馬克思認為，科技異化的根源並不在於科技本身，而在於科技的資本主義應用，科技對人的奴役其實質是人對人的奴役：“一個毫無疑問的事實是：機器本身對於把工人從生活資料中‘遊離’出來是沒有責任的。……同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不可分離的矛盾和對抗是不存在的，因為這些矛盾和對抗不是從機器本身產生的，而是從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產生的！因為機器就其本身來説縮短勞動時間，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延長工作日；因為機器本身減輕勞動，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提高勞動強度；因為機器本身是人對自然力的勝利，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為機器本身增加生產者的財富，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生產者變成需要救濟的貧民。”（《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捲上冊，第483-484頁）在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技術和作為資本的生產資料相結合併發揮作用，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加強了對工人的壓榨、剝削，因此，科學技術實際上已經是資本的一部分：“只有資本主義生產才第一次把物質生產過程變成科學在生產中的應用，——變成運用於實踐的科學，——但是，這只是通過使工人從屬於資本，只是通過壓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專業的發展來實現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76頁）資本主義就其本質而言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科技異化現象。

總之，科技異化的產生包含着各式各樣的、不同程度的社會因素的作用。而這些社會因素的總根源，則在於特定的生產方式的侷限。不合理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是產生包括科技異化在內的種種社會異化現象的本質原因。

既然人們已經認識到科技異化及其根源所在，就應該馬上行動，探究解決的途徑，減弱以至消除科技異化，實現科技人化。科技人化主要是指科技的人文化、人性化、人道化，從而克服科技的無人與無視人的狀態，把科技完全建立在人的基礎上，始終圍繞人的個性自由、現實生存、未來發展進行，使科技復歸於人的生活世界，並真正成為人的科技。

首先，科技人化的方法論原則建構其一，“關鍵在人”的主體性原則。科學技術是人的創造物，是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手段和工具。從根本上説，科學技術既是人類不斷實踐的產物，又是實踐賴以進行的條件和前提。科技就其本質而言，是人類的一種有目的的活動，是從來也不可能完全獨立於人類，成為自主自律的力量。主體只能是人，科技只是人的製造物，是客體。科技既可以造福於人類，也可以加禍於人類。科技是善用還是惡用或是誤用都取決於人自身，正如愛因斯坦所説：“科學是一種強有力的手段，怎樣用它，究竟是給人類帶來幸福還是帶來災難，全取決於人自己而不是取決於工具。”（《愛因斯坦文集》第3卷，第56頁）其二，“以人為本”的人本性原則。這裏所説的“以人為本”，是指對人來説，人是最寶貴的，人是人自己的最高目的，人之所想、所做都是為了人自己，而不是為了人之外的東西。科技的發展必須體現以人為本，“關心人的本身，應該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鬥的主要目標。”（同上，第73頁）關心人的本身，就是要關心人的價值、尊嚴、平等、自由和發展。當然，我們所説的人的發展，不是指少數人或少數國家中的一部分人的發展，而是指所有各國人民都應得到公平的發展；也不僅僅是指當代人的發展，還應包括後代人的可持續發展；不僅僅是指滿足人的物質生活需求，還包括滿足人們在社會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生態生活等方面的各種價值需求，使人的體力和智力上的各種潛能得到充分的展現。其三，“着眼於未來”的前瞻性原則。所謂前瞻性原則，就是遵循超前思維和超前認識的原則。現代科技的應用雖有可能帶來危險，但它也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對這一發展的整個過程，人類應當保持清醒的頭腦，進行具體分析，以便決定在何種情況下終止研究、改變計劃或繼續鑽研下去。

其次，科技人化的主體建設人作為現實主體，在與科技的關係中始終居於能動的主導地位，因此，要解決當前的科技異化問題，使科技更好地為人類服務，就要不斷提高和發展主體的素質和能力，並輔之以有效的社會監督機制，以保證主體能力的正確發揮而不至於被濫用、誤用。當然，對於主體建設不能抽象談論，因為在現實社會中並不存在抽象的一般主體。社會是由有各種不同利益需要的主體構成的，他們的利益需要有一致的一面，也有衝突的一面。對於科技發展來説，尤其要處理好科技主體與政府主體、公眾主體的關係，使他們能夠相互對話、溝通、理解，對科技“發展什麼，怎樣發展”達成共識，確立多極主體間的和諧關係。“科學家與政治家之間的對話必然啓導政治活動家們參照社會在技術知識和技術能力方面的潛力，糾正他們對自身利益和目標所持的那種由傳統所決定的、想當然的態度，同時使他們能夠根據對話中所表達的和得到重新解釋的需求，實事求是地判斷，將來他們想在哪個方向上發展他們的技術知識和能力。”（哈貝馬斯，第109頁）具體地説，就科技主體而言，主要是提高其道德素質，增強社會責任感；就政府主體而言，主要是政府或國家的決策者應從政策、經費、人力等方面對科技的研究和應用加強引導、監督和管理，形成高效、有力、合理的科技發展機制，讓國家的科技活動在一定的規範下進行；就公眾主體而言，應該積極關注當今社會科技發展的現狀，參與到對科技的後果與影響的評價中去，自覺加強科技倫理的修養，增強辨別是非的能力。同時，還應拓寬科技界與政府、公眾之間聯繫的“綠色通道”。

最後，科技人化的制度規範減弱以至消除科技異化，實現科技人化，除了確立必要的方法論原則和加強主體建設之外，更為根本的是，必須對社會制度進行變革。從理想社會建構和人自身的進化兩個方面採取建設性的行動， ^[2]  對資本主義社會而言，關鍵是要變革構成這一社會制度的生產資料佔有方式；對社會主義社會來説，則要通過完善相應的制度結構，使科技朝着符合人性的、有利於人們物質和精神生活的方向發展，主動加快人自身全方位的進化——既包括自然生理意義上的進化，也包括精神道德意義上的進化， ^[11]  不斷突破人的體力、腦力、羣體協同能力的極限，從而使人類的進化更加智能、更加健康、更具協同性。 ^[5]  人不僅要突破話語關係的束縛, 還要突破肉體生命的束縛, 從而徹底地掌握自己。 ^[10]  這實際上就為人們提出了一個長遠的奮鬥目標——建立一種新的人類文化價值觀，它既能體現科技自身的發展規律與特性，同時又能符合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的價值準則，從而使科技真正為人類服務。按照馬克思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預見，只有到了共產主義社會，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才能合理調節他們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人們創造出來的勞動產品和生產資料置於自己的完全控制之下，人類來支配物和對象而非他們作為異己的力量存在來支配人， ^[6]  技術進步始終致力於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助力和推動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就是説，作為一個完整的人，佔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 ^[8]  當然，要實現馬克思的美好預言，需要地球上幾十億居民的攜手合作與共同奮鬥。由此也就決定了：科技的人化作為科技發展的一種價值導向，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永無止境的發展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