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編史學

在英語中，Historiography一詞通常有兩種含義：1，被人們所寫出的歷史，2，對於歷史這門學問的發展的研究，包括作為學術的一般分支的歷史的歷史，或對特殊時期和問題的歷史解釋的研究。[1]在這裏，我們取其第二義，即所謂編史學。

相應地，所謂科學編史學，則只需對其研究對象再加以限制，即把一般歷史用科學史來取代。那麼，相應地，像對於科學史的歷史研究，對於科學史家的人物研究，對於科學史方法論的研究，對於科學史觀的研究，對於科學史思潮、流派的研究等等，都屬於科學編史學的範疇。在國內，有時人將此稱為科學史理論，以區別於普通意義上的科學史研究。另外，亦有人堅持使用科學史學的概念來指稱科學編史學。

我們可以用以下表格來簡要地分別説明科學、科學史和科學編史學的研究對象。

表1.科學、科學史以及科學編史學的研究層次和研究對象

按照表1，可以看出，如果我們把科學家對自然界的研究作為一階研究的話，科學史就已經是二階的研究的（這類似於對科學和科學家進行哲學研究的科學哲學），相應地，科學編史學則是三階的研究。按此分類，科學編史學與科學史在研究的對象上、在階數上顯然是有所不同的。

對於一般編史學或者史學理論或者歷史哲學的研究來説，雖然還很難説它們對於從事具體歷史研究的歷史學家有多大的直接影響，但至少這些研究者自身已經形成了相對成熟的共同體，有專門的刊物，經常召開相關的學術會議，出版有有較多的專著、文章等研究成果，也形成了自己的學術評價標準。但是，與一般歷史學相對應的編史學有所不同，科學編史學因其發展的時間短，研究者少，還遠沒有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研究者共同體，因而，其學術交流和學術評價主要是在科學史的領域中進行，交流的對象和評價者，也主要是直接從事具體科學史研究工作的科學史家。而這與同樣是以科學和科學家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哲學學科又有不同，因為，科學哲學家們也同樣有自己的學術共同體，其交流和評價也主要是在科學哲學家的學術共同體中進行，而並非是在作為其研究對象的科學家共同體中進行的。

但科學編史學與一般編史學、與科學哲學等學科這種在發展階段上的差異以及因為這種差異而導致的在學術交流、評價圈子上的差異，就異致了科學編史學所處的特殊不利生存環境，因為在不同階的研究者之間的交流，往往會引發矛盾和衝突。

之所以不同階的研究者之間的交流會帶來矛盾和衝突，似乎是一個有普遍性的現象或規律。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被研究者，總是對於研究者和研究者的成果有所保留，甚至於不理解和反感。

例如，我們可以看到文學家對於文學評論家和文學理論家的態度。在很多情況下，文學家並不看好文論研究，甚至認為那是空談，是沒有用的研究，對於“指導”文學創作無益。

又如，科學家對於科學哲學家的態度（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科學家對科學史家的態度），許多的科學家也並不看好、並不重視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的研究，也有許多的“理由”，像認為這些研究對科學家的具體研究沒有用，認為研究者並不理解科學家和他們的科學工作，認為這不是原創性的研究，甚至認為科學和他們的科學研究經常被這些研究所曲解等。當然，在科學史家或科學哲學家自身的學術共同體中，雖然在學術交流和評價上也會有觀點上的差異（在科學領域中亦同樣如此），但那並不會引起如此大的矛盾，而當這些屬於“一階”的科學家與屬於“二階”的科學哲學家或科學史家在一起交流和對話時，衝突有時就會非常激烈，甚至於，這種在科學家和科學哲學家之間“跨階”的交流，也可以説是西方近些年來“科學大戰”的重要原因之一。

科學史家對於科學編史學的態度，也是類似的。儘管在現實中，科學史表面上看似乎是科學編史學的“近親”，但實際上這個“近親”卻經常對科學編史學持一種拒斥的態度，科學編史學在科學史家那裏所受到的待遇，經常就像科學哲學家和科學史家在科學家那裏受到的待遇一樣。

其實，在學術研究的意義上，並不存在有研究者和被研究者誰高誰低的價值區分。任何人都可以成為被研究者。任何被研究者自身，並不能説比研究者更為了解自身，這也是當代學術分工之細化和專業化的具體表現。

科學史家對於科學編史學之拒絕，有多種“理由”。我們可以列舉出其中一些有代表性者。

例如：

1， 科學編史學這樣的理論研究對於科學史的研究“無用”，不能“指導”具體的科學史研究工作。

2， 與科學史的研究不同，科學編史學的研究不是在“一手材料”的基礎上進行的，因而不是“原創性”的研究。

3， 科學編史學的研究者因其不做具體、直接的科學史研究，因而沒有“資格”對科學史和科學史家“品頭論足”。

如此等等，當然，還可以舉出更多的一些科學史家對科學編史學之拒斥的説法，但上述三種説法大約是最為典型的。

站在科學編史學的立場上，我們可以簡要地分析和反駁上述“理由”。

1， 科學編史學這樣的理論研究，對於科學史的研究是否有用，取決於對“用”的理解，或者説，是對“用”的問題的直接性與間接性的理解。正如許多科學家儘管對科學哲學表示不感興趣或者持歧視態度，但他們在其科學研究中，並不能迴避其仍具有科學觀和科學方法的理解（這些恰恰是科學哲學的研究內容）一樣，科學史家，在進行科學史研究時，也無法迴避其所帶有的科學史觀以及相應的科學史方法論，也無法迴避其持有的理論視角。問題只是在於，對於在其研究中起作用的科學史觀和科學史方法論等內容，是有着自覺的意識，還是隻以一種樸素、模糊、不自覺的方式來把握，而這種僅僅是樸素、模糊、不自覺地對科學觀、對科學史觀、對科學史方法等的把握，在科學史家們當中倒是比較常見的情形。

2， 其實，任何研究，都因其有着直接的對象，也因而可以有相應的“一手材料”。只是因為研究的“階數”不同，對象不同，這些“一手材料”的類型也不同。如果説科學家的著作、筆記、檔案、談話等可以作為科學史研究的“一手材料”，那麼科學史家的著作、筆記、檔案、談話等同樣也是科學編史學的“一手材料”。相應地，任何針對一手材料的研究也都可以是“原創性”的研究。如果混淆了不同階的研究，就會帶來問題。例如，科學家若對科學史家提出其研究的“一手材料”和“原創性”問題，認為科學史家只是對閲讀科學家所寫的東西，並未做直接的理論和實驗研究，因而科學史的研究也不是依賴於“一手材料”進行的“原創性”工作，那麼，科學史家們又應該如何回答？

3， 任何學科，在發展到一定程度後，都可以有其獨立性和自主性，也既有其自身特殊性的學術研究規範和學術評價標準。任何一階的研究者都可以專業化，而不必按其上一階之研究的標準來要求。例如，文學評論家並不一定要直接創作文學作品，科學史家也並不一定要從事具體的科學研究，相應地，科學編史學家，也同樣可以憑其自身特殊的訓練和資格從事對以科學史和科學史家為對象的科學編史學研究。

這裏所講的科學編史學的“遠親”，是指科學哲學。在我們現實的機構和學科設置中，有相當一部分科學史家，是在像科學哲學這樣的學科點中從事研究的，這並未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其研究。同樣，科學編史學的研究者也有可能（甚至是更為可能）在科學哲學的學科點中從事工作，並在與科學史家們進行學術交流的同時，也與科學哲學家們進行學術交流。在現實中，在與科學哲學家的交流中，科學編史學受到的待遇，要遠好於來自科學史家的待遇。

究其原因，這種差異之產生，可能是出於以下幾點原因：

1， 科學編史學的內容與科學哲學有相近之處，都涉及到對科學之本質、科學發展的特點等的理論性看法。

2， 科學哲學家的研究，雖然在從科學家作為起點的階數上算是二階的（而以這種方式科學編史學則是三階的），但因為科學哲學家並非是科學編史學研究的直接對象，因而，不存在前面所講的被研究者與研究者之間的衝突、反感和不理解的問題。

3， 比起科學史家，科學哲學家因其研究內容與科學家更為密切的關係，受到來自科學家的輕視和非議要更多，因而，更可以理解科學編史學的處境。

前面已經談過了有用性的問題。這裏再展開談一點。

科學哲學對具體的科學研究有用嗎？

科學編史學對具體的科學史研究有用嗎？

類似的問題，還有一些，像科學史對科學有用嗎？

科學哲學或科學史的學者經常會面對上述提問，也經常不得不思考，並以各種方式來解釋和説明自己的學科和研究確實是“有用”的。

這裏首位的問題，是對於“有用性”之“直接”和“間接”的理解。對此，人們已經説了不少，也都有相當的道理，在此暫不再多談。

但除此之外，其實我們還可以在另一個層次上來看待“有用性”的問題，即拋開“直接”甚至“間接”的“有用性”的考慮。這也就是説，在更廣泛的“觀察者”中的一種對於上一階的工作的“理解”的問題。這裏的“理解”，也是一種“有用性”。而且，文學評論的讀者，並不只限於文學家，還包括了關心文學的其他人；科學哲學的讀者，也不只限於科學家，還包括了所有對科學感興趣的人；科學編史學也是類似的，所有科學史的閲讀者，也都可以是科學編史學的潛在讀者（儘管現實還遠遠達不到這樣的理想狀況）。

這也就是説，拋開直接的實用性，在更廣泛的範圍內，因可以帶來一種對其研究對象的理解，這也是所有更高階的研究的意義之所在。

這樣，科學哲學就不必只聽命於科學家的直接需求，而科學編史學也不必只針對科學史家的直接需要，正如文學評論並不一定承擔指導如何進行文學創作的使命一樣。

當然，我們也需要承認，當有可能滿足那些“直接需求”時，相關的研究也是值得去做的事。

在現實中，由於發展程度的限制，以及學科體制的限制，科學編史學經常仍然要與科學史打交道，要與科學史家密切關注，也經常要接受來自科學史家的評價。在這種情況下，不同階的研究者之間的彼此理解就是關鍵。

在發展中，我們可以希望，科學編史學應有自身的獨立性和價值標準。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在保持有適度的聯繫溝通的同時，彼此間因學科和研究內容的不同而保持適度的獨立性也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