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抽象法

科學抽象法一直遵循舊有的定義。這引起人們的誤解，把“《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第三節看作生產“從抽象上升到具體”規定的地點，進而誤作是對“唯物主義知識論”的闡發，遮掩了真正涵義的政治經濟學方法——唯物史觀在文本中的闡釋和運用。 ^[5] 

馬克思將自己的“政治經濟學方法”與黑格爾的思想方法進行了比較。兩者在純粹的形式上具有一致性，都是從抽象上升到具體、從本質到現象，都遵循辯證邏輯，都基於事物發展的最終結果；但思想內容具有本質的區別。黑格爾把“實在”理解為自我綜合、自我深化和自我運動的“精神”的結果，範疇的運動表現為“生產行為”，世界成為這種“生產行為”的結果。依照馬克思的方法，在頭腦之外首先必須有一個作為研究對象的具有客觀獨立性的“實在主體”存在，就社會經濟研究而言，這個“實在主體”即特定歷史形態的社會，一定要經常作為前提，以一定的表象形態浮現在頭腦面前，因此，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並把它當做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而不是具體的產生過程。一定的抽象規定如交換價值，只能作為一個既與的、具體的、生動的整體的抽象片面的關係而存在，而不應當是預先被完整定義的“範疇”，更不能基於這種預先定義的“範疇”來生產“實在”。具體總體作為思維總體、作為思維具體，儘管是思維理解的產物，但它一定是人們對特定的客觀對象的認識的結果，絕不是處於直觀和表象之外或架於其上而思維着的、自我產生着的概念的產物；它只是把直觀和表象加工成概念這一過程的產物。這裏的比較表明，馬克思對兩種思想方法的聯繫和區別有着非常自覺而明確的認識。他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迴應杜林對《資本論》第一卷的質疑。杜林指責馬克思“太眷戀於黑格爾的骨架，即便是在流通的形式中……也暴露出黑格爾的推理形式”。對此，馬克思一方面坦承“黑格爾是我的老師”，同時強調“我敢於以批判的態度對待我的老師，剝去他的辯證法的神秘外殼，從而在本質上改變它”。 ^[6]  即按照通常的認識，科學抽象法包括相互聯繫的兩個方面。一是從現象到本質 ，從具體到抽象。這是研究問題的方法。要佔有大量的具體材料， 然後運用抽象思維的能力，去粗存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抽象出研究對象的內在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繫，提示出規律性。二是由抽象到具體，從本質到現象，這是敍述問題的方法 。也就是把研究成敍述出來時，又必須從最簡單最抽象的規定出發，一步一步上升到複雜的具體的規定。 ^[7] 

深層看，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是科學抽象法的哲學和方法論基礎。方法論層面上的區別不僅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作為兩種不同的研究範式的本質區別,而且也是凸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作為科學研究範式的核心所在。 ^[2] 

於是，我們怎樣理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任務？

王亞南認為：它僅僅是辯證認識方法。 ^[9]  他講過一段著名的話：1962年第4期《哲學研究》，發表了吳傳啓同志的《由抽象上升為具體是辯證的認識方法》。這個標題的提法，是沒有什麼值得懷疑的。問題是該文開頭的這句話：“這種邏輯的認識方法，就是由抽象上升為具體的辯證的認識方法，也就是馬克思應用於《資本論》中的基本的邏輯方法……”於是有些青年政治課教師同志，看到這種提法，再把他們從《資本論》中學到的馬克思自己的説法聯繫起來，提出這樣一些問題：1.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應用的基本方法，不是辯證的方法麼？2.由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或抽象分析的方法，是否就等於辯證的方法呢？3.有人説，由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是基本的方法；又有人説，抽象分析的方法是基本的方法，是一回事麼？究竟哪個對？……。（我）有兩個主要論點，其一是説，在《資本論》中，應用的基本方法是辯證方法，不是抽象分析，也不是由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或其他什麼方法；即使説，後面這兩者比較重要，在《資本論》中也應用得比較廣泛，那也不能這樣去理解。我的另一個主要論點是和前一個論點相聯繫的，那是把辯證方法看為總的方法、基本的方法，其他一切的方法則是從屬於辯證方法的，在辯證方法的指導下，對所研究的總的對象的某些方面、某些場合，作着較為具體的處理的。 ^[10] 

什麼是科學抽象法？什麼是發生學？

二者的區別和聯繫提示：需要從學科方法和工作邏輯的關係角度給出答案，即唯物主義辯證法怎樣和歷史唯物主義相統一的，主觀批判怎樣隸屬於客觀批判。發生學的本質是工作邏輯意義的方法，是“發生學批判”。所以歸根結底，這個問題需要和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研究方法的工作性質相聯繫起來加以考慮。

具體而言，科學抽象和具體分析是人類認識中的一對辯證思維方法。 ^[1]  歷史分析和過程分析結合的方法，馬克思稱為“唯物主義方法”和“我的辯證方法”。 ^[16] 

發生學方法起源於《道德經》。表達這種思想的最為著名的一句話是：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這樣看來，雖然《資本論》是以英國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的，但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巨大指導作用。其刻畫的邏輯對中國也是適用的，富有指導性。我們需要進行深刻性邏輯反思，找到民族工作語言。 ^[3] 

我們對待經典的態度應該是堅持活學活用，學以致用。我們必須同時堅持把《資本論》看作是一部偉大的史書。中國的經濟學研究必須運用歷史抽象法，才能達到科學的彼岸。 ^[19]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是怎麼樣的？總體看，它是歷史唯物主義發生學。其統一了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例如《資本論》，第一卷採用了“歷史發生學的研究方法”；第二卷採用了“系統發生學的研究方法”；第三卷採用了“現象發生學的研究方法”；第四卷採用了“認識發生學的研究方法”。 ^[20] 

首先是母子生長路徑的確立，其次是複雜性的系統關係，再次是現象生活，再次是語言生產。這個批判的歷史實踐過程。所以是“歷史實踐的批判方法”。 ^[9] 

既是工作邏輯，也是研究方法。其建立了“行動的語境：批判和建構”。 ^[21] 

辯證法，中國工作用語即發生學。這是對生長過程的辯證描述。例如《資本論》所運用的歷史唯物主義發生學的“第一義”：歷史發生學，即中國用語的“道”，即從發展方面對生長過程進行辯證描述。馬克思在《價值形式或交換價值》中，全面闡明瞭在生長規定方面的母子相互推動的“價值的發生學”，實際上就是闡明價值的生長規定，這是理解資本之道的歷史基礎。 ^[22] 

《資本論》所運用的歷史唯物主義發生學的“第二義”：系統發生學。如果我們把“W = c + v + m”視為生產關係，《資本的生產過程》則是關於這個公式“如何來”的系統性研究。所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和“死”，已經寫就這種社會生產關係的歷史特質，以後的生產關係的資本主義運行是實現該特質，交換關係的資本主義運行則在於具體化該特質。我們從而能夠看到：馬克思從“歷史轉化”和“社會系統”兩個層面來整體把握與刻畫資本運動（規定），而且在對總資本和總商品資本的考察中，伴隨着“價值”向“生產價格”轉化的運動的實存。也就是説，資本發生學的邏輯裂變是“歷史和系統的發生學”：一者考察生長過程的發展的本質，一者考察生長過程的運動的本質，——對應於前者，後者實際上是切合事物發展本質的空間規定或空間（擴張）過程。承上所述，學科方法論的第二義應該就是系統發生學，由《資本的流通過程》補充説明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總商品形成（機理）”。 ^[23] 

具體來看，這一卷是關於資本主義基本公式的“生產關係為什麼”的研究：在事下洞悉物的規定。在考察中，資本委實是具有“工具理性”的社會公眾人物；通過對資本的“個體選擇”行動和“階級選擇”行動兩方面的綜合考察，聯結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理性的世界和交往關係理性的世界。這是建立對資本主義經濟生活“進行宏微觀剖解”理解行動的分析基礎。總的説來，《道德經》和《資本論》具有結構的“巧合”：道和德規定的相互推動和彼此間的有機交融。《資本論》在成書結構上分成四個層次：歷史發生學（道，歷史生產→再生產過程）；系統發生學（德，再生產→流通過程）；現象發生學（道和德的生活形式，流通→生活過程）；認識發生學（道和德的認識形式，生活→認識過程）。這其實是邏輯發展的必然，摹寫的是“以歷史生產為基礎的時間過程”、“以社會再生產為基礎的空間過程”、“以流通為基礎的現象過程”和“以經濟生活批判為基礎的認識過程（抽象上升到具體）”。這種辯證法的“四肢結構”完成了對社會歷史有機體的整體刻畫，書寫了一部商品經濟形態的“整史”。

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不足之處在於沒有產生獨立意義的“認識發生學”，而通過徹底解決黑格爾的思辨的思維發生學的“神秘性”，通過剝離黑格爾的認識發生學所“還原”的唯物主義的現象發生學恰恰呈現客觀過程的歷史發展。總的來説，《資本論》第三卷的闡述是針對“現象發生學”的整體工作狀態而言的。

因此，《資本論》作為總體邏輯，是對統一歷史對象——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和運動形式的概括。第三卷作為現象發生學與第一卷和第二卷共生，揭明資本存在的“秘密”：1－3篇以價值具體地生長為資本主義價格的過程，説明經濟利潤的一態系統；4－6篇以“階級鬥爭Ⅰ”的社會生長過程——利潤率趨向下降的現實展開機制，説明經濟利潤的多態系統；以“階級鬥爭Ⅱ”的社會生長過程——利潤率趨向下降的深化形式，説明經濟利潤的虛擬運動系統；終篇以階級生活圖像的定格化過程——“分配假象”及其破除，揭明資產階級認識論的規定性。研究表明：政治經濟學批判與階級分析是等同的方法論範疇，旨在根除“偽科學”對經濟理論建構的影響，終結“庸俗”，使科學還原為推動歷史生長的革命性力量。 ^[24] 

總體看，《資本論》作為理論著作，是具有辯證敍述要求的一部史書，其工作邏輯歸根結底是“書寫歷史”的社會客觀批判體系。內在邏輯紅線是“商品批判——資本批判”，奠立“事的科學”基礎。 ^[25]  此架構與“科學實證主義”無涉,在於內在剖析“價值之道”、“價值之德”以及“資本之道”、“資本之德”,奠立“事的科學”基礎。這種研究使歷史建立為“實踐的對象”，產生認識，又進一步使邏輯建立為“認識的對象”，產生理論，從而完成了對於“康德主義知識論”的真正走出。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