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打官司

故事發生在中國西北一個小山村。秋菊的丈夫王慶來為了自家的承包地與村長王善堂發生了爭執，後被村長一怒之下踢中了要害後，王慶來整日躺在牀上幹不了活。秋菊是個善良有主見的女人，此時已有6個月的身孕。丈夫被踢傷，她便去找村長説理。村長不肯認錯，秋菊認為這樣的事一定得找個説理的地方。於是，便挺着大肚子去鄉政府告狀。經過鄉政府李公安的調解，村長答應賠償秋菊家的經濟損失，但當秋菊來拿錢時，村長把錢扔在地上，受辱的秋菊沒有撿錢，而又一次踏上了漫漫的告狀路途。她先後到了縣公安局和市裏，最後向人民法院起訴。除夕之夜，秋菊難產，村長和村民連夜冒着風雪送秋菊上醫院，使她順利產下一名男嬰。秋菊一家對村長非常感激，也不再提官司的事了。但正當秋菊家慶賀孩子滿月時，市法院發來判決，村長因傷害罪被拘留。望着遠處警車揚起的煙塵，秋菊感到深深的茫然和失落 ^[2]  。

演職員表參考資料 ^[3-4] 

角色介紹參考資料 ^{[5-9]  [2]} 

1991年，張藝謀計劃把《一地雞毛》改編成電影，而且把背景從北京改到重慶，創作班子也到了重慶，但最終張藝謀因為找不到感覺而放棄了這個項目。本來在重慶採景的攝製組全閒下來。某天，他們從報亭買回一堆文學刊物，從裏面發現了陳源斌的中篇小説《萬家訴訟》。張藝謀看過後很是喜歡，覺得小説寫了一個生動的故事，而且故事中還包含着很多內容可以供他展開。於是，他趕緊聯繫陳源斌簽訂了版權合同，又請來劉恆擔任編劇 ^{[11]  [23]}  。

當時已經拍攝了《紅高梁》、《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等影片的張藝謀認為，與侯孝賢、楊德昌等台灣導演相比，大陸導演，包括他自己，在拍片時思考的重點沒有放在對“人”的關注上。所以他希望能借《秋菊打官司》一片“補課”，增加對“人”的關注。他還意識到自己的作品在敍述存在弱點，有意藉機磨練自己敍述的能力 ^[11]  。另外，按照張藝謀的理念，一部影片要有很多真實的生活細節才能構成，這需要創作者對生活有深刻了解，而南方農民的生活他不了瞭解，所以，他把故事背景改為自己熟悉的陝西農村 ^[14]  。

劉恆完成的第一稿是比較輕鬆的生活喜劇，攝製組的主創人員都覺得有戲，唯有張藝謀覺得乏味。他認為，這種故事如果按常規手法來拍，無論拍得多好也只是一個傳統的故事，不會產生鼓舞人心的效果。雖然也有人提出用拍《老井》的辦法拍，但是張藝謀覺得以當時的社會環境和人們的心態，很難像《老井》一樣下苦功夫，拍得再好也拍不過《老井》，而且兩部作品的情況也不同 ^{[11]  [23]}  。

在為電影的風格苦惱了一段時間後，張藝謀突發奇想，提出採用偷拍方式拍成紀實風格，這個想法激起了主創人員的創作激情，攝影師池小寧提議使用超16毫米的攝影機。為了配合紀實的拍攝手法，劉恆又寫了第二稿，儘可能拿掉戲劇性事件和戲劇性台詞，使劇本保持在一個生活性的、鬆散的狀態。同時，主創人員即興編了一些故事加了進去 ^[23]  。

在改編時，劉恆把電影所要表現的故事內涵分為三層，第一層是社會性層面，講述民告官的故事，第二層是人物命運和性格的層面，即一個受到損害的弱者維護自身尊嚴，第三層是哲學命題層面，涉及對人類普遍生存狀態的思索 ^[14]  。

張藝謀要求演員提前兩個月隴縣石堯村體驗生活，與當農民一起生活，交朋友，學語言，熟悉生活習慣，模仿形體動作。他為演員們開會，讓他們看大量的紀錄片。演員們得知影片是紀實風格後都很配合，考慮每場戲時，凡是覺得戲劇性太強的地方就堅決去掉。此外，劇組還帶了三台攝影機，每天把演員與老鄉在一起的情景拍下來，使羣眾對攝影機習以為常，為以後的正式拍攝打下基礎 ^{[11]  [23]}  。

由於小説女主人公是個中年婦女，張藝謀擔心過鞏俐太漂亮，與角色差異太大。他看過鞏俐在片場裝大肚子逗人發笑的情景，便提議把秋菊設定為孕婦，通過異態的形體幫助她進行表演。為了鞏俐的表演更真實，又給秋菊加了一個妹子 ^[11]  。

為了達到真實的效果，張藝謀決定電影中一半的鏡頭採用偷拍。偷拍時，導演和攝影師不喊“預備開始”，也不打板，演員不知道導演和攝影機藏在哪裏，台詞是頭天晚上談好的。等各種技術條件準備好，副導演用無線話筒發出信號，演員從藏在身上的話筒中得到信號就開始表演。採用雙機拍攝，有時一個鏡頭拍20遍 ^[11]  。

該片值得探索，給人以啓迪。這部故事簡單平凡的影片之所以吸引人，正是由於秋菊的性格美，她那種尋求一種“説法”的精神，不能不使人感到同情和思考 ^[25]  。（原文化部副部長陳荒煤評）

該片從一個頗為獨特的角度表現了改革開改大潮在農民身上的心理反應，較好地解決了張藝謀同代導演們未能完善處理的“現實主義的傾向與造型的傾向”之間的矛盾，全片節奏舒展，敍事從容。標誌着張藝謀電影美學觀的一次質的飛躍 ^[9]  。（原《大眾電影》社長蔡師勇評）

該片敍事上很從容，對於秋菊這個特殊人物，影片用非常紀實、非常樸素的手段去表現，而且表現得很有情趣，這種結合是一件很難的事，可以説是一種創造。該片在藝術追求上具有現代感，引人入勝，完整而流暢地完成了在現實空間銀幕與觀眾的交流，用傳統的手法完成了非常現代的藝術追求。在處理純真實與非真實之間的關係上，有的地方做的很好。像村長家的玉米，秋菊家的紅辣椒，這些顏色設計是有想法的，但由於鏡頭給得合適，觀眾看了覺得並不矯情。但有些地方做得不到位，比如從外景跳到內景時對光的追求，以及屋內窗花過強的修飾感，相對於全片的紀實風格顯得有點跳 ^[11]  。（中國導演何平評）

該片的改編解決了原小説的一個重大問題，因為小説故事的核心比較脆弱，不太經得起推敲，而最後一個情節的加入對於影片的意義是重大的，使整個作品提高了一大塊，寫出了人性的複雜性，從而使影片的內涵增厚了 ^[11]  。（中國導演李少紅評）

該片帶着20世紀80年代中國第五代導演鮮明的共性和餘韻，強烈的現實主義情懷加文化批判意識，使這部法制題材的作品比之改革開放之初湧現出來的《法庭內外》等法制題材影片，文化思考上顯然已經深化了許多，這正反映了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的觀念演進，可以説是前進路上一個鮮明的電影印記 ^[26]  。（《河南日報》評）

該片可以説是張藝謀最好的影片之一。這一部採用紀實手法拍攝的電影，人物的矛盾關係依然存在着張藝謀一貫的故事性敍述方式。電影的構圖乾淨不規則，用光自然真實，很有生活氣息。影片的拍攝手法樸實，給予影片無比強烈的真實感，並且把秋菊堅強、樸實的個性表現的淋漓盡致。非職業演員的使用也為片子增色不少 ^[2]  。（網易娛樂評）

1992年10月至12月，《中國作家》的副主編高洪波在接受《工人日報》、《海南法制報》等多家媒體採訪時，引用《著作權法》第四章第一節第30條規定，主張張藝謀的電影《秋菊打官司》侵犯了該雜誌的版權。同年，《中國作家》第6期亦發表聲明，稱該刊曾多次刊登啓事，宣佈對所發表作品享有兩年專有出版權，在此期間未經其允許任何報刊書籍、影視單位不得轉載和改編，凡投稿者均視為自動接受上述約定；而《秋菊打官司》系根據該刊1991年第3期所載中篇小説《萬家訴訟》改編，小説作者和電影廠家均未徵求該刊意見，所以損害了刊物利益。不過，法律界人士指出，第一，根據《著作權法》規定，作品著作權屬於著作人，《中國作家》未與小説作者簽定有關享有專有出版權的書面合同；第二，《中國作家》的版權啓事發表於小説作者向該刊投稿之後，因此對《萬家訴訟》不具有任何約束力；第三，高洪波所引用的《著作權法》相關條款適用主體是“圖書出版者”，並不適用於期刊《中國作家》 ^[27]  。

1992年2月，該片在寶雞市偷拍當地場景時，將正在街頭賣棉花糖的賈桂花拍攝入鏡頭之內，並在成片中使用了該鏡頭，帶有她正面半身肖像的鏡頭放映時間約4秒鐘。攝製組在拍攝賈桂花的肖像時未事先告知，拍攝後在影片中使用賈桂花的鏡頭時也未徵求她本人意見。11月，該片在寶雞上映後，賈桂花的親友認出片中使用了她的鏡頭。賈因患天花，面部有缺陷，影片上映後，她在公共場所遭他人諷刺，造成精神上的痛苦。賈認為北京電影學院青年電影製片廠未經其本人同意以營利為目的擅自使用其肖像，侵犯了其肖像權，於1993年12月11日向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1994年12月8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賈桂花不服，上訴至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後經法院調解，被告方付給原告3500元，賈桂花於1995年7月25日以同意原審法院判決為由撤回上訴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