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寓

私人的住所。 明張居正 《奉旨迎母就養謝遣官效勞疏》：“又蒙聖恩，特命司禮太監李佑賜勞於郊外，隨送至臣私寓。” 明沈德符《野獲編·禮部一·禮部官房》：“南京禮部堂屬，俱輪教坊值茶，無論私寓遊宴，日日皆然。”

“私寓”應是京城較高雅情業會所，經營者多是梨園行人士，從業者則是稱之為“相姑”的少年優童。近百年來的京劇男旦名家們多避開此話題，可見有關私寓內情在史實上卻有難言之隱……“私寓”、“歌郎”、“相姑”等都是一些今人不常見的詞彙。它指向中國明清北京梨園行一段遠去的風塵。

“私寓”原區別於“公寓”，“公寓”這個詞兒大家當然不陌生。那麼當時“公寓”的稱謂是針對誰呢？這是指徽班戲曲藝人進京後下榻的集體宿舍，地點多在前門外韓家潭（韓家衚衕）附近，這是乾隆末年的事情。

進京唱戲的伶人多演崑腔夾雜徽調、吹腔，初到京城自然是沒有資格與趕考舉子們住同鄉會館，只能住在這裏藝人們聚居的“公寓”中。清·乾隆年間，京城對公寓還有個對比稱謂，叫“大下處”。原因是那種經營色情行業的地方稱之為“下處”，為了避開應局的活動場所才加上一個“大”字。在《紅樓夢》裏還有一段描寫薛蟠愛上柳湘蓮的故事，湘蓮假意約他到自己的“下處”相會，這裏用的就是這個稱謂。針對“下處”還有一個比較貶義的稱謂就是“堂子”，這與經營娼妓行業的會所稱之為“窯子”的名分有些等同。因承應此種行業的招牌以“堂”命名，必須是三個字的排列，但文雅程度卻能感覺如某文人家中的堂號，內中含義多是略帶別緻之春色，如景和堂、勝春堂、岫雲堂、雲和堂、綺春堂等。

經營“私寓”的環境古雅，其舒適程度遠比內城宅門兒還要悠哉。這是因為府邸宅門兒的家風嚴謹，對生活的格調與精緻修為極端嚴肅。因此，私寓的外部環境既符合士大夫階級的生活習慣，還具有人羣生活中的有別一格的另一番情趣。至於對“堂子”的稱謂描述從《清稗類鈔》中可窺一斑：

伶人所居曰下處，懸牌於門曰某某堂，並懸一燈。客入其門，門房之僕起而侍立，有所問，垂手低聲，厥狀至謹。

看此種“堂子”好似今日某高級會所之狀態，而經營此種孌童生意者又絕非是平庸優伶之輩，在禮儀文化以及藝術造詣上遠遠超越當時的娼妓行院。這與我們所熟知的假女人的藝術化表演決然不同，與世界知名的泰國“人妖”旅遊演出大相徑庭。

“私寓”的別號還稱之為“私房”或“私坊”，入民國後有些從私寓中起家的京劇名旦很忌諱這段歷史，所以在刊登當時的合影照片時把“私坊”改稱為“教坊”，不過是欲蓋彌彰而已。

私寓入籍的學徒多是梨園世家子弟，從師學藝後自然心領神會的如何侍奉老爺們。嫖客雖是好男風卻在梨園行中有個貶義稱謂，至今仍在當代京劇界術語中沿用，這便是流行已久的“老斗”。這裏的“鬥”字要念上聲，原是指不會唱戲專門捧旦角的粉絲，因此便對不會表演的演員亦用“老斗”的術語來諷刺。

承應有佳的學徒們可稱為“歌郎”，大凡被“老斗”看上的“歌郎”就好似嫁給他一樣享用，如果有他人欣賞還要爭風吃醋的比闊氣。

《清稗類鈔》中這樣描寫老斗對待歌郎：“老斗之飯於下處也，曰擺飯。則肆筵設席，珍錯雜陳，賢主嘉賓，即醉且飽。一席之費，輒數十金，更益以庖人、僕從之犒賞，殊為不貲。非富有多金者，雖屢為伶聽嬲，不一應也…… 老斗之豪者，遇伶生日，必擺飯。主賓入門，伶之僕奉紅氍毹而出，伶即跪而叩首。是日，於席費犒金外，必更以多金為伶壽。簉座之客，且贈賀儀，至少亦人各二金，伶亦向之叩首也。 ”

“歌郎”作為最佳褒獎的稱謂是名正言順的，而那些老斗們對歌郎還有個更加曖昧的名字——“小友”，這也是文人經常對小孩的客套稱謂，但在堂子裏能夠獲得這個尊稱委實不易，説明這個歌郎就基本可以有依靠啦。歌郎們還有個比較中性的名字叫“相公”，這是沿用明代以來對少爺公子的稱謂，但後來針對京城上流社會好男風的習慣則貶義稱為“相姑”或“像姑”。

侑酒是相姑堂子中的最佳營業方式，老斗們要提前預定某位歌郎為主奉，再招呼幾個相互侍奉，一般在私寓的堂子中舉行比較隨意窺色。如果到大飯莊侑酒就要鋪張擺譜兒，另有一番不同於妓女侑酒的禮儀，老斗欽點某位歌郎侍奉稱之為“叫條子”，那種行為規範我們今天根本想象不到是什麼色情服務。“叫條子”的術語就是從私寓堂子中傳承，後來的娼妓行業亦是沿用此稱謂。

《清稗類鈔》中曾經這樣描寫老斗叫條子的風俗：“老斗與伶相識，若以數數叫條子矣，則必喝酒於其家。或為詩以紀之。中四語云：“得意一聲拿紙片，傷心三字點燈籠。資格深時鈔漸短，年光逼處興偏濃。”拿紙片者，老斗至下處，即書箋，召其他下處之伶以侑酒也。點燈籠者，酒闌歸去時之情景也?

通常此種侑酒還稱作“打茶圍”或“打茶會”，雖説是“茶”但多半是“酒”。在相姑堂子裏的侑酒並不是為了吃喝，多是以比較簡單的糖果、冷葷佐酒，最多不過是上個“盒子菜”。這是與堂子不開火的習慣有關，據説經營男色情行業的人們最拍“明火”，因此從來不在私寓堂子請廚子燒菜做飯，至多不過由老斗出資到飯莊子簡單的叫幾個菜。《清稗類鈔》中對侑酒有這麼一段描寫：“老斗飲於下處曰喝酒。酒可恣飲，無熱餚，陳於案者皆碟，所盛為水果、乾果、糖食、冷葷之類。酒罷，啜雙弓米以充飢。光緒中葉，酒資當十錢四十緡，賞資十八緡，凡五十八緡耳。其後銀價低，易以銀五兩。銀幣盛行，又易五金為七圓或八圓，數倍增矣，然猶有清益者。”

眾所周知京城前門外八大胡同是舊日的紅燈區，但在1900年以前卻是相姑堂子的興盛之處。可以説這裏是先有好男風的相姑堂子，後來隨着時代發展才逐漸被妓館繼承，此説不但有經歷者的回憶還有不少文典可查，民國初年的文人陳墨香、齊如山等以親身經歷曾著有文字。其實明清帝制時代北京的妓館一直受到及其嚴格的限制，並不是如清末民初那樣風靡京城，所謂八大胡同的燈紅酒綠的花界開放是北洋執政時期。而文雅的歌郎們使官員士大們大解肉慾的時代則是在先，這與政界的修養程度以及文化程度有極大關聯。

“人不辭路，虎不辭山，唱戲的離不開百順韓家潭”。這就是晚清以來京城梨園行的順口溜，表明這裏就是依靠唱戲開設相姑堂子起家的聚居區。四大徽班的三慶班進京最先住在韓家潭，而後的四喜、春台、和春等戲班也是在周邊的百順衚衕和陝西巷、李鐵枴斜街等幾條大衚衕中，這是距離前門外戲園商業區較勁的緣故，而且這裏開設相姑堂子由來已久。晚明時期崑曲男旦兼營色情業的相姑是最高規格，其它從事相姑業的還有唱俚詞的流行歌手，在説唱藝人中以及理髮行業的梳頭匠、洗浴搓澡的小廝中亦不乏其人。

康熙年間，有個風月無邊的李笠翁曾在韓家潭居住，他還在這裏建造了一座著名的芥子園。他的《閒情偶記》不過是偶記爾，其實他就是個經營情色生意的老在行，與自領家班中的優伶有多少情色關係姑且不言，只在《李笠翁十種曲》中便可嗅得屢屢風騷，看那部《憐香伴》傳奇中妻妾女同性愛戀的故事呈現在舞台，更可謂是奇中之奇啦！在此還有他自撰的一幅對聯，上聯是：老驥伏櫪，下聯是：流鶯比鄰。如今這“老驥伏櫪”仍在常用，而“流鶯”之意卻有一絲龍陽之興……

目前，公開認定的八大胡同是指前門外百順衚衕、胭脂衚衕、韓家潭（韓家衚衕）、陝西巷、石頭衚衕、王寡婦斜街（王廣福斜街）、豬毛衚衕（朱家衚衕）、大李紗帽衚衕（大力衚衕）等，其實櫻桃斜街周邊的幾衚衕也在這個範圍中。

道光八年刊印《金台殘淚記》中記載：“王桂官居粉坊街，又居果子巷。陳銀官嘗居東草場。魏婉卿嘗居西珠市。今則盡在櫻桃斜街、胭脂衚衕、玉皇廟、韓家潭、石頭衚衕、豬毛衚衕、李鐵枴斜街、李紗帽衚衕、陝西巷、北順衚衕、廣福斜街。每當華月昭天，銀箏擁夜，家有愁春，巷無閒火，門外青驄嗚咽，正城頭畫角將闌矣。嘗有倦客，侵晨經過此地，但聞鶯千燕萬，學語東風，不覺淚隨清歌並落。嗟乎！是銷魂之橋，迷香之洞邪？”

這其中的“粉坊街”就是位於虎坊橋的“粉房琉璃街”，而“北順衚衕”則是“百順衚衕”，“廣福斜街”則是今“王廣福斜街”。而後的一段形容可見當時這個老斗對青春年少時的無限眷戀，也可以當做一段相姑堂子最紅火時代的文字介紹。

齊如山先生也在回憶中説後來的妓院是在相姑堂子之後發展起來的：“私寓又名相公堂子。在光緒年間，這種私寓前後總有一百多處。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以前四五年中，就有五、六十家之多。韓家潭一帶沒有妓館，可以説都是私寓。”

從這位親眼見證人的回憶中不難看出，豢養優童在相姑堂子中學習侑酒唱戲在八大胡同佔主流，多是在庚子年後才被娼妓業逐漸取而代之。因此，後來出現的一些罵人的髒話也離不開維護數百年來的相姑堂子文化，罵人可以説是某某是個“相姑”，或是“私房出來的”，或是什麼“後頭院兒長大的”，以及最為難聽的兩字——“兔子”！因流傳已久，其它地域也有用“兔崽子”或是“小兔崽子”來罵人。北京舊日把野兔子稱為“野貓”，如果聽戲時對演員的唱腔韻味兒不欣賞，還有一個俏皮話兒是：“野貓肉的餃子——兔崽子味兒”。

歌郎都是偶像型演員

相姑行業是因社會需要而發展起來的。這種現象可以追溯到明代，跟男演女的崑曲旦角以及豢養優伶成風，再與官員等不得狎妓的禁令等息息相關。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説史略》中曾説：“明代雖有教坊，而禁士大夫涉足，亦不得狎妓，然獨未雲禁招優。達官名士以規避禁令，每呼伶人侑酒，使歌舞談笑；有文名者，又揄揚讚歎，往往如狂酲，其流行於是日盛。清初，伶人之焰始稍衰，後復熾，漸乃愈益猥劣，稱為‘像姑’流品比乎娼女矣。”

清代欣賞相姑的表演絕對不能與當代泰國“人妖”表演相提並論，中國的歌郎們完全是以寫意的形式表演，利用古雅的戲曲藝術用以假代假表演來反應本真，此種審美是東方中國的一種無以言表的獨特文化方式。

在《夢華瑣簿》中是這樣描寫歌郎們如何演戲的：“戲園分樓上、樓下。樓上最近臨戲台者，左右各以屏風隔為三四間，曰官座，豪客所聚集也。官座以下場門第二座為最貴……”另開戲之前，戲園有“站條子”或稱“站台”的惡習。主要男旦扮好戲裝站立台口讓“老斗”即嫖客品頭論足。一旦在台上看到相識的老斗，他們就會眉眼傳情，作姿作態，並且還會直接下台前去侍候。當時在演出安排上，流行由主要男旦演“壓軸兒”，之後的“大軸兒”大戲將散之際，男旦換裝完畢與老斗登車，去附近酒樓或下處“銷魂”去了。

雖然此段對老斗們以及歌郎們有些風氣上的批評，但可見“站條子”的傳統習慣由來已久。此種站台在舊京梨園行中稱之為“站堂”，相姑們多數在心理上希望被有大錢的老斗選中，他們還會覺得是自己生意上的榮幸，堂子的老闆以及班主們高興還來不及呢……而後，相姑因有人捧就會發跡成為藝術明星，在此基礎上還會有更大的老斗擺闊攀比，而明星既然造就何愁日後沒有金銀享受。可見，舊時聽戲捧角與當今欣賞偶像型演員一樣，大凡是粉絲必定要花錢，不過是色藝雙全的欣賞習慣，在當今看來也應屬情理之中。

民國初年的小説家穆儒丐先生這樣描述：“當日北京花界，實無今日之盛。席面上的應酬，全賴像姑活動，寫張條子，一招即至，佐酒侑觴，備極旖旎，然不能久坐，旋即他往。像姑每出，必隨健僕一，手握山胡桃，稜稜作響。像姑入席，健僕鵠立室外，時間長短，一聽僕命。僕以為時至，則故使胡桃發聲，像姑聞其聲，立即起席。”

通過以上資料可以看出，相姑作為偶像型演員被叫條子侑酒有很嚴格的禮儀規範，這亦是藝術化的色情生意經罷了。如果能夠到堂子裏成為熟客還需老斗們要努力投資，而那種花酒就不是一般的聽戲小花銷啦……

以儒家教化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做支點，幾乎沒有一個相姑不結婚生子的。這與當今社會里的同性戀現象有所不同。此行業既能養家又能從事藝術，他們在文化上也並沒有什麼自卑心理。

現在很多人把相姑與男妓或鴨子並論，其實在營業方式以及文化情結上還是有些出入。首先，這一行絕對不會對女性開設業務服務，另外也不會與素不相識的老斗進行營業生意。培養相姑要從年齡上有界定，一般是招收十一二歲小男孩立下關書契約，入籍後就要由師父監護一切。一般待到年滿十八歲或生理發育完全時，就要脱籍成婚去經營長久職業了。因是學唱戲的旦角出身，自然是輕車熟路。還有就要改唱適合自己的家門行當，實在沒有天賦的就做跟包或檢場、衣箱等差事，另外還可以學習文武場面做演奏員。早年，有些京劇名藝人的名字與表演行當極不相符，大概多是自幼在相姑堂子學藝的緣故，如汪桂芬也是相姑堂子侑酒歌郎出身，脱籍後唱老生仍沿用“桂芬”這個富有女性含義的名諱，如此範例不勝枚舉……

清末，因多種宗教並存於京城，信奉基督教、天主教的上流人士眾多，於是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此種經營幾百年的色情業務一落千丈。京城幾代為官的宅門兒府邸紛紛落魄，隨之是推廣維新的運動促使“辛亥之變”，改元民國後的西化治國的社會又隨之到來，政府官員多是外來沒有此種文化根基的新生代，欣賞異性娼妓在八大胡同盛行自然順理成章。

清末，有一位以表演見長專門演唱粉戲著稱的名旦田際雲，她也原是常用很風騷的表情打動眾多老斗，原來藝名為“想九霄”，後改名為“響九簫”，最後隨性改為“響九霄”，曾在京城素有聲望。此人在“百日維新”時與進步人士素有交往，後來掌握京城梨園行會精忠廟實際工作，“辛亥之變”後曾經與譚鑫培等改梨園行會為“正樂育化會”。他對改元積極擁護並追隨時局支持新政，這是借西學治國方略用以提高藝人社會地位的機會，猶有中國藝人要成為藝術家的理念，因此就要把一些毀辱梨園的事蹟革除，故曾經兩次上報北京外城巡警總廳請求廢止私寓，最後一次是民國元年四月十五日遞呈於北京外城巡警總廳，查禁前門外韓家潭一帶私寓，優童令其安心唱戲或另謀它業。後經外城巡警總廳例會研討，終於在二十日發佈告示：“外城巡警總廳為出示嚴禁事：照得韓家潭、外廊營等處諸堂寓，往往有以戲為名，引誘良家幼子，飾其色相，授以聲歌。其初由墨客騷人偶作文會宴遊之地，沿流既久，遂為納污藏垢之場。積習相仍，釀成一京師特別之風俗，玷污全國，貽笑外邦。名曰“像姑”，實乖人道。須知改良社會，戲曲之鼓吹有功；操業優伶，於國民之資格無損。若必以媚人為生活，效私倡之行為，則人格之卑，乃達極點。現當共和民國初立之際，舊染污俗，允宜鹹與維新。本廳有整齊風俗、保障人權之責，斷不容此種頹風尚現於首善國都之地。為此出示嚴禁，仰即痛改前非，各謀正業，尊重完全之人格，同為高尚之國民。自示之後，如再陽奉陰違，典買幼齡子弟，私開堂寓者，國律具在，本廳不能為爾等寬也。切切特示，右諭通知。”

此後，有些剛剛從相姑堂子出身搭班唱戲的旦角備受歧視，有些開設相姑堂子的生意人對響九霄有些怨言。不過那個時代的法令不過是一紙空文，何況有人類應該的享受為何不去貪歡呢？於是那些以此為生意的人家明着不做了，卻在暗地裏依然應酬交往達官貴人們。表面上不用索取什麼費用，些童伶旦角卻照樣被文人墨客的老斗們包養，甚至為心愛的歌郎們買房子、組班子，請老師在藝術上加工提高使其在戲業上發跡。

此時的梨園行中還有個俗語，叫做“十旦九不清”，可見此種好男風的習慣由來已久，一時很難改變。隨着時代的變遷，早期政客以及遺老仕宦們的離去，新的權貴們對玩樂的習慣有所轉變，這與民國初年執政者多是行伍出身的軍閥有關，再有北京曾被日偽統治的民不聊生，此時的資產階級多是崇尚洋派藝術，京劇依靠女伶演唱《大劈棺》、《紡棉花》的新時代到來，幾乎從政客到大學生以及商人們無不欣賞此類藝術，而電影、流行歌曲等行業也是女演員盛行，相姑堂子行業即便是猶如暗娼經營也不可能復活啦！

如今，有一些漂亮的時尚歌星們無疑取代了原來的“歌郎”，不過他們卻是無師自通的操持起來此種營生，雖然這是個新興的行業殊不知卻是京城的百年輪迴。在京城夜晚最熱鬧的三里屯酒吧一條街，或是在國貿一帶的小型夜總會，幾乎每日都會上演着此種小眾的同性戀場所的演唱會。在這裏的表演猶如百年前戲園的“站堂”一樣，由幾十個妙齡男子裝扮起來斜站一排發託賣像兒，您要是看上誰就很容易的叫號兒請茶坊介紹接觸，價錢雖説沒有定製但比起百年前的相姑“打茶圍”肯定便宜了不少。

此種場所如今靠着短平快的傳媒方式運作得有聲有色，可以説既是個世外桃源又是一種社會的必需。不過，目前行政治安部門還沒有真正插手管理，所以在邊緣化運作的男性色情會所猶如另一個世界的故事，這種演出又好似歐洲17世紀的“黑匣子”小劇場經營模式。

以藝術經營而類似相姑私寓的地方雖然處在市中心，但遠不能與明、清以來的厚重文化相比，但如今的人們那一個又不是苛求肉慾只顧現實呢？還有比較更為直接的就是某些洗浴中心，經營好男風的服務，除了賺些小錢外毫無文化可言。這都是直接受外國洗浴業影響，雖與清代相姑堂子沒有任何傳承關係，但還是不能逃避那種不正常的肉慾行徑。

男性服務表演曾在西直門裏的官園一帶的地下餐廳開設，那裏不但有好男風的男士觀看也有女士在座，帶有冷飲、飯局以及邀請靚男服務什麼的……

這幾年的治安比較緊張，魯迅博物館、燈市口附近的許多內城洗浴業都不得意而關張停業。廣安門外、開陽路、方莊以及三環路周邊的洗浴業外帶男性表演卻經營的如火如荼，聽説曾經還有二人轉在此專門演唱黃色段子，如今有些洗浴中心還有魚龍混雜之勢，到這裏來的人不見得都是隻是龍陽之興的人士欣賞。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