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論

漢初，置《詩》、《書》、《禮》、《周易》、《春秋》五經博士，其中《禮》為《士禮》，即《儀禮》之前身。經師傳授禮經時，又傳習某些講解經義的參考性文字，稱為《記》，但各自所輯的數量及內容不盡相同，文字為數繁多。《隋書·經籍志》稱，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85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46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增入《月令》、《明堂位》及《樂記》3篇，合為49篇。此説頗有影響。但大小戴《記》均今古文混雜，而二戴為今文經派，有自亂家法之嫌，且二戴之書，有全篇彼此重複者（如《哀公問》、《投壺》等），有段落互見者（如《曾子大孝》與《祭義》，《諸侯釁廟》與《雜記》，《朝事》與《聘義》等），其文字也多歧異，故清代學者戴震、錢大昕，近人洪業等多疑《隋書·經籍志》之説。認為漢初流傳的諸多禮經之《記》的輯本，歷經汰篩，到東漢僅剩較權威的兩種：一為85篇本，一為49篇本，漢人乃託西漢禮經大師戴德、戴聖之名。以篇幅多者為《大戴記》，少者為《小戴記》。東漢以前，並無《大戴記》、《小戴記》之名。二戴之書，均非戴德、戴聖當年所傳之《禮》，也非各自所輯之《記》的原貌，彼此無相承關係。

東漢後期，《小戴禮記》因鄭玄為之作注而地位陡增，由此擺脱了對《士禮》的附屬地位而獨立成書，以《禮記》之名行於世，且與《周禮》、《儀禮》並稱為“三禮”，《大戴禮記》則從此而衰。《禮記》在唐初取得經的地位，成為士人必讀之書。唐以九經取士，立《禮記》為大經，而《周禮》、《儀禮》因經義古奧，文字晦澀難解，日遭冷落，漸不復行於世。宋代將唐孔穎達的《禮記正義》與鄭注合為一書，稱為《禮記註疏》，通行於世。元延祐中，行科舉法，規定《禮記》用鄭玄注。明永樂中，廢鄭注，改用陳澔的《禮記集説》。

《禮記》各篇，作者不一，學派多異，所記甚廣，劉向《別錄》（《禮記》鄭注引）分其為通論、制度、明堂陰陽、喪服、世子法、祭祀、樂記、吉事等8類。近人梁啓超則分之為5類。①通論禮儀或學術者：《禮運》、《經解》、《樂記》、《學記》、《大學》、《中庸》、《儒行》、《坊記》、《表記》、《緇衣》；②解釋《儀禮》17篇之義者：《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喪服四制》；③記孔子言行，或孔門弟子及時人雜事者：《孔子閒居》、《仲尼燕居》、《檀弓》、《曾子問》；④記述或考證古代制度禮俗者：《王制》、《曲禮》、《玉藻》、《明堂位》、《月令》、《禮器》、《郊特牲》、《祭統》、《祭法》、《大傳》、《喪大記》、《喪服大記》、《奔喪》、《問喪》、《間傳》、《文王世子》、《內則》、《少儀》；⑤古代格言之類：《曲禮》、《少儀》、《儒行》等篇之部分段落。

《禮記》一書，被古代學者看做學術、治術無所不包的典籍，或據以考見名物制度，或推求先王制作之意，或藉以闡發性理之學，對於研究古代禮制和思想史、社會史、風俗史等，都有重要的價值。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