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物的流動

《禮物的流動》對中國東北的一個村莊中的禮物實踐進行了人類學的考察。作者在書中描述了一個個禮物交換的故事，給人以親臨其境的感覺。通過對經驗材料的分析，作者對中國的禮物交換作了較為規範的研究，着重分析了若干作為理解中國的禮物實踐的關鍵的地方性概念，例如，關係、人情、面子等。通過田野考察，作者對人類學的禮物研究的三個方面作了迴應：互惠問題、精神性問題及工具性問題。 ^[2] 

作者閻雲翔對禮物交換問題的興趣源於他在青少年時的農村生活經歷。他生長在北京，後來，從1966年起到1978年他住在中國兩個北方省份的農村中。初次離開城市生活，他對新環境充滿了興趣，而其中最難以忘懷的經歷之一就是在農曆新年時見到鄰居和他們的親戚交換禮物。

春節的頭一週中村民們忙着互相拜年。很快作者注意到，人人都拿了一個籃子或袋子，裏面放滿了自家做的蒸饃。作者很吃驚地得知這些慢頭就是村民之間交換的“禮物”。在北京時作者曾經認為禮物是種不同尊常的和可愛的東西——一件逗人存愛的玩具、漂亮的衣原成者金糖果。 這些饅頭怎麼能被當作禮物呢？它們只是普酒的食品。而為什麼每個人都送、收同樣的禮物呢？作者問作者媽媽，她（和作者樣缺乏農村經驗）告訴作者，這是農村地區的習俗。

1971年作者離開了作者父親的老家，獨自遷到黑龍江省的下岬村（20年後，作者將回到下岬進行促成本書的田野調查）。作者遷到下岬住時已經17歲了，所以必須作為一個成年的社區成員參與地方的禮物交換體系。作者很快開始懂得為某個屯親的婚禮或者鄰居的喪葬隨禮的義務，而且當自己的確沒錢履行這些義務雅物作者還發現，除了常規的，儀式化的送禮，還有許多個人間交換特殊禮物的情形。作者記得，曾有幾個村民逗一個年輕人，讓他拿出他的煙袋給人們看。當這個青年拒不承認他有這樣的煙袋後，他的朋友們就把他掀翻在地搜他的口袋兒，找到了一個上面繡着一對鴛鴦的絲綢煙袋。在朋友們的審問下，這個青年終於承認煙袋是他未婚妻送的禮物。這對他的朋友們來説是個令人激動而高興的時刻；大家都羨慕這個精美的禮物，並祝賀他找到這麼好的未婚妻。

在這村子裏住得越久，作者就越能理解這些禮物交換的插曲有多有趣。不久作者得知在1962年的一次婚禮中三位客人進行了一次公開的隨禮攀比，他們恰好是新郎的三位姐夫，為方便起見，作者用A、B和C來代表這三個男人。A和B都是農民，而C是哈爾濱市的一個工人；這一時期的中國工人，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享有比農民高得多的地位。C在向主人贈送禮物時給的禮金比A和B多，明顯意在炫耀他的大方。自然，年長的A和B都被觸怒了，並立即想出了一個辦法當眾羞辱C。

婚禮是農村生活中最重要的禮物交換場合，禮物在儀式的不同階段被送給不同的受禮者。除去新郎的父親（或者主要家長）接受禮物這一主要的送禮儀式外，還有一種新郎新娘給新郎最親近的親戚磕頭並收受額外禮物的小型儀式。在這種儀式中，A給了新郎新娘80塊錢禮金（那時候是非同尋常的大禮）。以此為例，B給了這對新人100元。當司儀大聲宣佈“現在新人給三姐夫（即C）磕頭，請三姐夫就座，準備接受新人“叩拜”時，儀式達到了高潮。由於在第一輪中C已經用光了錢，他只得低下頭假裝沒聽見：眾人的眼睛都盯着他，由於沒法忍受這種尷尬、他逃走了。

1991年作者訪談C時，他否認是由於羞愧而從婚禮上逃走的，在他的故事版本里，是他後父（新郎的父親）的一句“C還太小。不能受破頭禮，別管他了”把他從窘迫中解教出來。無論如何，C承認這段括曲對他來説仍然是一個噩夢，而且他很後悔在第一輪中向A和B挑釁。

這件事已經變成下岬村的一個地方傳奇，20世紀70年代作者在村子裏住時，它曾被公開談論過多次。多年以後作者讀到了美國西北海岸誇扣特爾人的誇富宴時，馬上就想到了下岬村的攀禮；由此作者對禮物饋贈這一普遍性問題的興趣變得更大。當作者有機會做自己的人類學研究時，深入探討這一命題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然而，重要的是要將這項研究置於此前關於禮物研究的背景之中。正如作者將在結論一章中所論證的，中國禮物饋贈形式的某些特性將它與人類學文獻中描述的其他體系區別開來。 ^[6] 

《禮物的流動》採用人類學研究的“民族誌”方法，對一個不怎麼起眼的村莊的“送禮”與社會生活進行了深入剖析，閻雲翔調查的地點是黑龍江省的下岬村。他在青少年時代在這裏生活了七年之久，後來由於研究的需要、先後又在當地從事了兩次深入的實地考察。在這部篇幅有限的作品中，閻雲翔為作者們理解中國人的社會生活，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他根據禮物饋贈的目的和社會關係的差異、區分了禮物的表達性與工具性，認為“表達性的禮物”（被村民稱為“隨禮”）以交換本身為目的，反映了送禮人和受禮人之間長期形成的社會聯繫，而“工具性禮物”（被村民稱為“送禮”）則是以功利的目的為特徵，其中“送禮行為”無非是手段，帶來的無非也是短期的關係。

依據當地的語彙來進行的概念性區分，表面上看是很簡單的借用，但實際上對於作者們理解禮物的複雜性的兩面性、有着深刻的意義。閻雲翔認為，民間的表達性禮物”饋贈中、根據場合的不同包括了“儀式化”（10種）和“非儀式化”（6種）兩類，其中是否設“禮單”和一次酒宴是兩者之間區別的標識，而村民則以“大事”和“小情”區分。儀式化的交換一般會涉及較多的社會關係，它表現了一個家庭在關係網絡上的力量和成就。家庭在這樣的“隨禮”花費中，大部分都用於儀式化交換，這説明“禮物的儀式性情境”，對於村民們的社會生活有着至為重要的意義。但表達性禮物的饋贈，也有“非儀式性”的案例，這種不怎麼隆重的禮物交換，是村民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起着維持鄉土社會網絡的作用，被人們當成聯絡感情的一般手段。工具性送禮分為間接付酬、溜鬚（巴結性禮物）和上油（潤滑作用的禮物）。其中，“間接付酬”是在獲得關係網絡的“局外人”的幫助後，通過送禮的方式來回報人情，它有潛力成為長期性社會關係，也可能向表達性禮物饋贈轉換。“溜鬚”發生在上級與從屬者之間，交換的目的是私利性的，而“上油”則是作者們一般理解中“走後門”和“賄賂”，當地人將它當成是“一錘子買賣”，一般也只在本村以外的情景中發生。換言之，在自己的村莊內部進行禮物交換，人們常常會有某種“人情”的壓力，而在自己社區之外進行工具性禮物饋贈、人們通常不存在這種社會心理壓力。

一個平凡的小地方那些形形色色的“禮物流動”形式，絕對不是閻雲翔要婆婆媽媽地羅列給作者們聽的一切，因為這樣“羅列”自有閻雲翔的理論雄心隱含其中。在經典人類學理論中，學者們通常來用歸納的方法，對世界各族的社會生活論中，學者們通常採用歸納的方法，對世界各族的社會生活資料進行比較研究，從中提出理論。莫斯的“禮物”理論屬於這一類型。但是，從不同的民族誌資料總結出來的説法，有時不一定具有個案研究的深度、而閻雲翔恰恰是試圖在個案的豐富面貌中，質疑以往的理論概括存在的問題。對他來説，中國人禮物交換的複雜性，説明作者們不能簡單地像莫斯那樣、將禮物歸結為一個鐵板一塊的“理想類型”，而應當看到禮物交換雖然通常帶有莫斯所説的那種“整體贈與”和“人格交換”的特質，卻也可能包含着實利交換的一也正是禮物交換的這一兩面性，代表着中國人社會生活的基本面貌。中國社會是以私人倫理關係為本位的社會、人們秉承的是“特殊主義原則”，他們根據具體情境來對自己提出不同的道德要求，因而在處理人際關係（包括禮物交換）時，也有着極大的變通空間。在人類學界，向來存在將禮物交換完全歸結為“互惠”的做法。雲翔的個案研究從一個側面指出，在作者們這個社會中，“互惠”只是作者們生活的一部分。人們的“人情倫理”中包含“互惠”，也包含變動巨大的理性算計和情感聯繫。

閻雲翔在解釋半個世紀以來的變化時，引用了人類學界一個經典的概念——再分配製度，並認為民間送禮的意義發生的變化，與“社會主義再分配製度”的建立有深刻的關係。這進一步説明人類學者從民間社會的田野考察得出的認識，絕對不侷限於他所研究的“小地方”，而是擁有更廣闊的視野。 ^[5] 

閻雲翔的《禮物的流動》對中國人類學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填補了中國的禮物與鄉村人際關係研究的空白，為人們研究中國本土的禮物饋贈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理論框架，也為今後相關的研究提供了借鑑。 ^[3] 

閻雲翔，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類學教授。閻雲翔先生系學者張光直的學生，早年著作有《禮物的流動》，最近，他的英文專著《私人生活的變革：一箇中國村莊裏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係：1949～1999》獲得美國的歷史學學術著作獎-列文森獎。這是為紀念美國漢學家列文森而設立的，每年只頒發給兩本亞洲研究專著的作者。閻雲翔先生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華裔學者。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