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州會議

1935年5月19日，中央紅軍長征經過四川西昌市禮州鎮，在這裏住了6天。禮州鎮是中央紅軍在西昌境內停留時間最長、駐軍最多的鄉鎮。毛澤東等中央紅軍領導人居住在禮州土官莊（今田壩村七組）邊家大院。5月21日，中革軍委在禮州土官莊邊家祠堂內召開了著名的禮州會議，確定了通過彝區和強渡大渡河的軍事戰略，作出了瀘沽分兵的軍事部署，並首次正式提出“長征”一詞。會後，朱德以中革軍委名義，於21日下午18時發出“萬萬火急”的改道電令。 ^[2] 

禮州位於西昌城以北25公里，紅軍長征時為西昌縣分縣，是西昌至冕寧必經之地。紅軍大部隊都住在禮州。紅軍九軍團接軍委決定向滇北進軍，控制了金沙江邊的會澤，在巧家和會理之間與敵人周旋了兩個星期，完成了掩護紅軍主力的任務以後，也奉命於5月21日趕到禮州與中央紅軍主力會師。紅軍先後在禮州住了六天。5月19日，先遣隊司令劉伯承、政委聶榮臻率部從禮州出發，20日拂曉到達瀘沽。紅軍第一團在楊得志、黎村率領下已先期到達待命，並派出偵察組到前面偵察。由瀘沽到大渡河有兩條路，一條是經登相營、越西到大樹堡，由此過河，對岸就是富林，這是通過雅安的大道;另一條是經冕寧、大橋、拖烏到安順場，是崎嶇難行的山路，尤其是通過一段被漢人視為畏途的彝族聚居區。中革軍委20日原電令紅軍主力要向登相營越西前進，但當劉、聶到達瀘沽聽了紅軍偵察組的彙報和中共冕寧地下黨派來的同志彙報冕寧黨組織的情況以及從瀘沽到大渡河兩條道路的里程、敵情、民情和給養等詳細情況，瞭解到當時在大渡河佈防阻截紅軍的是川軍廿四軍第四旅守瀘定至安順場一線，第五旅守安順場至富林一線，川軍廿一軍王澤竣旅增援富林，即日可達;在通往雅安的大道沿線，駐有劉，湘的重兵。恰好這時，紅軍又截獲了敵人的“重慶17日專電”:由大渡河上溯至富林驛大樹堡，北可通漢源、南可達越西、形勢上是可控制雅安寧屬各縣。劉伯承根據各種情況判斷，敵人顯然是認定紅軍將走瀘沽至富林大道，把富林作為防守的重點，我軍如果從大樹堡渡河到富林，正遇敵人主力，不易成功，便與聶榮臻商量，建議軍委改變原定行軍路線，主力走冕寧到安順場這條小路，讓左權、劉亞樓率第五團往越西佯攻，迷惑敵人。聶榮臻同意劉伯承的意見，立即電報軍委。當時紅軍主力卻在禮州至月華一帶，毛澤東等領導人住在禮州以北五里路的土官莊。5月21日上午，軍委接到劉、聶發來的電報，迅速在禮州土官莊的邊家祠堂內召開了軍事會議。會議完全同意劉、聶關於改道的正確建議，決定紅軍主力改由冕寧經大橋拖烏在安順場一帶搶渡大渡河。會後，軍委即向全軍發出改道電令，並要求絕對保持改道秘密，在瀘沽至冕寧道上嚴禁被敵人發現目標、掛露天標語;上午七時半至十時半，下午三時半至五時半嚴禁部隊行動。各兵團應在冕寧禮州之線補充糧食，離冕寧時帶足三天，糧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