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真逸史

《禪真逸史》以南北朝南梁、東魏對峙為背景，書敍林澹然師徒兩代人行俠仗義的故事。前半部講東魏鎮南將軍林時茂出於義憤，斥責了踐踏民田的相國公子高澄。為避禍削髮出家，改號澹然，逃奔南梁。一路上，林澹然為民除害，在嵇山殺死吃人的野獸，被梁武帝封為妙相寺副主持。妙相寺主持鍾守淨與民女通姦，忌恨規勸他的林澹然，遂挑撥皇帝趕走林澹然。林澹然逃到武平，過關時被緝捕使臣認出投入監獄，幸得都督杜成治報恩，悄悄放走他。後杜成治私放逃犯案發，杜驚恐而死，家產被抄，唯有一妾倖免，生有遺腹子杜伏威。林澹然入魏來到廣寧，為張太公除妖，受真人啓示，得三卷天書秘錄。後林澹然行走江湖，結識苗龍等好漢。

眾好漢火焚妙相寺，壓死鍾守淨。官府因此發兵征剿，苗龍山寨被蕩平，唯有苗龍至林譫然處逃脱，亦出家。苗龍兄弟薛志義幼子貞兒被救出，被林澹然收養，起名薛舉，與張太公孫兒張善相同學。後東魏大將侯景叛逃南梁，受梁主猜忌作亂，困死武帝。林澹然夜觀天象，知武帝亡，遂派人帶回杜成治遺腹子杜伏威。杜伏威、薛舉、張善相三人義結金蘭，俱拜在林澹然門下。

不久，杜伏威歸家安葬祖父骸骨途中，遇閒人得贈應飢、充腹仙方，又被劫入山寨，與綠林豪傑繆麟結拜。回後，杜伏威知道其叔父杜應元被參將公子欺壓，杜伏威為叔父出氣，反被小人誣告，杜家叔侄被下大獄，杜應元在獄中病故。杜伏威與眾囚犯反出大牢，殺了吳恢等惡霸，齊到繆麟山寨落草。官軍幾次進剿，都被杜伏威、薛舉巧計打退。乘大勝之際，杜伏威選五百壯士，奇襲延州府，自稱正統都元帥，先後攻取郝州、上郡、自土、廣樂、朔州。張善相與杜伏威等人分手後，得林澹然三卷兵書真傳。張善相因騎馬踹死醉漢，驚惶中誤入齊國都督家中，與都督段韶之女段琳瑛私訂終身，然後入朔州與杜伏威、薛舉等人會合。杜伏威等三人破武州、兵圍歧陽。都督段韶率兵來救，因善相婚事，受了招安。杜伏威等人作了大將軍，張善相與琳瑛成婚。

三人後各自到任，勵精圖治。十餘年後，北周伐齊，杜伏威等割據稱王。隋統一天下後，杜伏威等三人被誘降，林澹然受了御封。不久，唐代隋興，林澹然、杜伏威師徒受仙人點化，俱證仙道。 ^[2] 

據該書刊行人夏履先書前所撰《凡例》，知道早在元代就存有一個“意晦詞古，不入里耳”的內府舊本，今本乃是在原作基礎上，“刊落陳詮，獨標新異”，並使之“描寫精工，形容婉切”，敷衍成四十回的規模。舊本作者不能詳考，改編者方汝浩亦鮮為人知，現僅知道，方汝浩號清溪道人，也稱清心道人，還寫過一部以酒色財氣為神魔的《掃魅敦倫東度記》。方汝浩家鄉何處説法不一。孫楷第據日本目光晃山慈眼堂藏明本“搬水方汝浩清溪道人”題識，認為漵水是河南洛陽代稱，認為是洛陽人。戴不凡《小説見聞錄》疑“激水”系“澱水”之誤，澱水即衢江，在浙江衢州，衢州古屬吳郡，且交友中有“古吳”爽閣主人，評閲人有“西湖漁叟”，懷疑方汝浩為浙江人。譚正璧以洛陽為其原籍，杭州為居所，也成一説。

《禪真逸史》 成書年代難以考訂，根據作品內容和筆法看，此書大致為明代天啓末年作品。 ^[2] 

原名林時茂，東魏鎮南將軍，膂力絕倫，猿臂善射，生性耿直，臨事不苟。因路見不平，得罪大將軍左丞相高歡世子高澄，聞知梁武帝最重佛教，遂削髮為僧，避禍逃梁，取法名太空，別號澹然。因除吃人怪獸有功，被薦為妙相寺副住持。又以正住持進讒陷害，潛回東魏，途中被捕，為武平郡杜都督拯救出獄。歸魏後，得真人所傳天書，精通陰陽術數，並能遣神驅怪。後陸續收養薛舉、杜伏威，教授杜、薛和張善相等習文練武，支持其興起義兵，乘機創業。杜、薛、張功成名遂後，林澹然結茅於峨眉山。煉性修真，宣揚佛法，隋文帝封其為通天護國普靜正教禪師，後成正果，位列仙班。唐興，敕贈為通玄護法仁明靈聖大禪師。 ^[6] 

梁武平郡都督杜成治之遺腹子，其母懷胎十七個月方生，故取名過兒。十一歲時，被人拐賣至林澹然處，為林澹然收養，又得林澹然授天書靈符，習演天書兵法，呼風喚雨，草豆成兵。後送其祖父骸骨歸葬，結識孟門山寨主繆一麟。因被昏官所迫，遂上孟門山入夥，從此鬥勢豪、誅惡僧，大興義兵，抗擊官軍，攻城略地，屢戰屢勝。攻取延州府後，被推為元帥，連取數州，勢不可當。後與十萬官軍大戰，勝右都督將軍段韶，為使段韶之女琳瑛與張善相成親，遂歸順朝廷，被封為鎮安侯靜國大將軍，鎮守西蜀楚州、江油二郡。齊亡後自立為天定王，施仁好義，甚得民心。經隋至唐，位傳世子，雲遊學道，成仙而去。唐興，敕贈為正一靜教誠德普化真人。 ^[6] 

小名貞兒，定遠劍山好漢薛志義之子。二歲時，其父為官軍所殺，得胡小九、沈全救護脱難，為林澹然收養，改名佛兒。五歲入學，取名薛舉，與張善相一起讀書。後得林澹然親傳武藝，勇力超羣，萬夫莫當。杜伏威義兵被官軍圍困，薛舉以詐降奇計助之大敗官軍，為創霸業奠定了基礎。此後與杜伏威共敵官軍，攻城略地，所向無敵。取得延州郡後被推為都統副元帥。屢立戰功。隨杜伏威歸降後，被封為信陵侯定國大將軍。齊亡，自立為西秦王。經隋至唐，傳位於世子，雲遊訪道，羽化成仙。唐興，敕贈為正一五顯仁德普利真人。 ^[6] 

這部小説積極的思想意義在於：它通過對梁、魏社會現實的描寫，表現了庸君媚臣禮佛參禪，造成了奸佞得勢，英雄斥逐，朝政廢弛，煙塵四起的惡果。以侯景之亂為結局，作品寫出了國家淪亡、生民塗炭的不幸，對梁武帝一心追求極樂世界，最終幽居宮禁、餓死台城的下場作了辛辣的諷刺，並在一定程度上總結了“干戈四境尚談經，國破家亡佛不靈”的歷史教訓。小説以鍾守淨為反面典型，揭露了上層僧侶貪財好色、傷風敗俗的醜行，暴露了他們口誦彌陀、心藏荊棘的陰險嘴臉，使人們看到被梁武帝定為國教的佛教教會勢力的黑暗面。作品還通過對蕭梁、東魏、北齊諸國社會矛盾的描寫，使人們看到大江南北，到處都有害民的官府，盤剝百姓的豪紳。舉朝上下有牛進、周乾、桑皮筋、吳恢、蔣太守、湯思忠、甄雍一類貪官污吏為非作歹、殘害無辜，才促發了薛志義、繆一麟、杜伏威等英雄揭竿而起。作者多處讚揚了他們的綠林高義，肯定了這些起義英雄剪戮豪強、濟困憐貧、替天行道的合理性與正義性，因而繼承了古典小説民主性思想的光彩。

歷史在這裏只是現實的鏡子。作者的用意不是駐足過去，而是指向現實。我們很容易發現，小説的內容是相當明代化的。例如，梁武帝拿問犯人，使喚的竟是明代的特務機關錦衣衞；處人的極刑是跟明代酷刑相致的剝皮揎草；唱的麗詞豔曲，大多是明代特有的民歌俗曲。這種歷史失真現象，也表現出《禪真逸史》與明代現實生活的密切聯繫。所以作品揭露的上述矛盾，正是明代中後期昏君庸主崇釋好道，寵用奸佞，朝政腐敗，以至外族入侵、危機四起的現實矛盾的反映。《凡例》所謂“欲期警世”者在此，徐良輔序所謂“其間挽回主張，寓有微意”者亦在此。從這種現實性出發，可以從中看到明代政治的、宗教的、民俗的、藝術的諸種生活的情狀。其間“聖主賢臣、庸君媚子，義夫節婦、惡棍淫娼，清廉正直、貪鄙奸邪，蓋世英雄、幺麼小醜，真機將略、詐力陰謀，釋道儒風、幽期密約，以至世運轉移，人情翻覆，天文地理之徵符，牛鬼蛇神之變幻，靡不畢具”。這種駁雜斑斕的色調，有助於讀者對明代的社會實際生活有更具體、廣泛的認識。

應該指出，《禪真逸史》也充塞着不少思想糟粕。它有儒家的忠君思想，綱常名教的教條，順天知命的天命論觀點，也有釋、道兩家根深蒂固的虛無主義、無為主義、生死輪迴，因果報應等教義，和發源於宗教迷信的神仙法術，真是處處可見，無孔不人，使小説籠罩了一-層宗教性的迷霧。不僅如此，作者從儒家的天命觀和綱常倫理觀念出發，在主要人物身上，鼓吹急流勇退、順天安命的妥協精神；從道、釋二家清心寡慾、委棄紅塵的教義出發，安排了修真慕道、飛昇霞舉的歸宿。這樣，作品所描述的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民起，又就被引上一條投降的道路，並以失敗而告終。作者對投降主義的謳歌與提倡，集中暴露了作者政治思想的階級屬性。總之，由於《禪真逸史》在思想上把儒、釋、道三教合為一體，這就必然給作品帶來它們固有的消極思想。 ^[3] 

從作品反映的南北朝這一百餘年發生的歷史、社會事件和一系列真實的歷史人物來看，自始至終都有濃厚的歷史氣氛，敍事方式也接近於講史。它對《三國演義》的一些模仿，也留下了歷史小説的印記。與此同時，它又受到《水滸傳》的強烈影響，不僅書中那些鋤奸去惡、替天行道的英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士，都好似梁山上的好漢；就是其中的情節語言，也經常給人以似曾相識的感覺，表現出着意師承《水滸》的痕跡。此外，它還注目於市井小民、幫閒篾片，加強社會風俗畫的色彩，大有《金瓶梅》的筆法；旁門左道、神仙幻術的穿插，又是《封神演義》《西遊記》一類神魔小説的手段。可見作者雖有博採眾長之功，卻無藝術獨創之力。這樣一部綜合體的小説，就成為我國話本小説不同源流彙集後的產物。雖然如此，這部小説仍有不可抹殺的優點，如氣格宏大，情節動人，針線密縫，血脈流貫，人物性格鮮明，語言暢達傳神，這些都非三流小説所能望其項背。 ^[3] 

《禪真逸史》這部小説在藝術上有它的長處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故事情節曲折，前後聯貫，中間迭起高潮，具有較強的吸引力。比如，梁和魏兩國之間的矛盾和鬥爭不斷激化，以及周滅齊，隋滅周，終至唐興隋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犬牙交錯。其中主要人物之間的矛盾糾葛、悲歡離合，以及主要人物命運的發展，具有較強的吸引力。一些事件的前後發展，不僅連貫，而且寫出了因與果的必然性，增強了作品的認識價值。

人物形象比較豐滿，有血有肉。比如書中的主要人物林時茂是一個耿直、剛烈又頗具菩薩心腸的人物。他在戰場上英勇無畏，不怕犧牲，救護住持，立下大功被丞相高歡擢升為鎮南將軍，得到皇帝的獎勵。他耿直的性格又決定了他不合時俗即使在皇帝面前也敢犯顏直諫。梁武帝建了妙相寺後，魏主也學樣子要建大佛寺，眾臣讚揚，只有林時茂提出反對意見，並認為大臣不站出來諫止，則社稷危，違背了臣事君的原則。宰相高歡的兒子高澄胡作非為，林時茂看不上，便在宰相面前亳不講情面地提出批評。事後又考慮到高歡父子總會報復他，於是便告假逃遁，做和尚以避禍，並懺悔在戰爭中殺人的罪過。他在妙相寺做副住持時，一夥賊人半夜來寺搶劫，被他打敗捉住，正住持要嚴懲賊人，但他卻被賊人的哀求感動，放了他們，還送他們一包銀子，讓他們好好做人，真是一副菩薩心腸，他在戰場上對因貽誤軍機犯下重罪的人，也是不輕易殺掉，而是多方解救他們，關心他們，讓他們帶罪立功。表現了他人性中善良與同情、憐憫的一面。他為官時威武剛烈而又可親可愛，他做和尚時大慈大悲而又嫉惡如仇，立斬壞人而不手軟。

對妙相寺住持鍾守淨的塑造也是比較成功的，他從小誠心向佛，苦心修煉，受到皇帝的青睞做了妙相寺的正住持，他有了地位有了錢後，便放縱自己，在物慾和色慾的泥沼中不能自拔，淫蕩不忌，妒嫉迫害德行高於他的副住持林時茂，壓制反對他犯戒敗德的眾僧，終至毀滅了自己。對梁武帝迷信佛教，至死才醒悟自己反受其害的刻畫，給人以真實、生動、深刻的感受。但由於作者受因果報應思想的束縛，書中説教勸誡的語言較多。 ^[4]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秘書處研究員曹亦冰：“替天行道”、“昤暴安民”、匡扶朝綱、施仁行義，是此書創作的意圖，正如《凡例》第六則指出：“今編訂，當與《水滸傳》《三國演義》並垂不朽。”然而無論思想內容，還是藝術成就，皆無法與《水滸》《三國》相媲美，而且書中還存有較濃的“生死輪迴”“因果報應”的消極思想。 ^[7] 

此書中國國內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初白下翼聖齋刊本，行款與日本慈眼堂藏本同。首都圖書館藏有明新堂刊本，全名作《新鐫出像批評通俗奇俠禪真逸史》，無序文，僅存《凡例》，署名作“古吳爽閣主人履先甫識”。大連圖書館藏有明末刊本，行款同日本慈眼堂，但無圖。楊蔭深氏藏有文新堂刊本，全名同明新堂本，亦僅有《凡例》而無序文，有圖八面，每圖皆有題詞，其餘行款皆同日本慈眼堂藏本。抗日戰爭前，上海雜誌公司有排印本，為《中國文學珍本叢書》之一。坊間印本有改名《妙相寺全傳》及《大梁野史》的，今已少見。此外，鄭振鐸氏早年曾在邃雅齋書鋪見過明刊本一部，附圖八十幅，因價昂，未購。（見《中國版畫史自序》）惜不知後來歸藏何處。清同治間丁日昌《查禁小説書目》中亦曾列入此書。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