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垕鈞窯址

鈞窯瓷器是中國北方地區宋元時期最重要的一類瓷器產品。因此歷來為古陶瓷研究者們所關注。20世紀70年代末編寫的《中國陶瓷史》一書，將其列為宋代的六大瓷系之一，同樣給予鈞窯以極其重要的地位。近年來開始對宋元時期的制瓷手工業進行區域性和階段性的綜合研究，鈞窯又以其廣泛的生產地域和巨大的產量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從藝術上講，鈞窯以雅緻的乳濁狀天青色釉和多彩的窯變而倍受人們的喜愛。特別是有效控制的銅紅釉和銅紅彩的應用，是鈞窯對中國古代制瓷工藝的一大貢獻。

然而，多年來的考古發現中並無可靠的證據證明鈞釉瓷器始燒於宋代，目前所見最早的考古紀年材料是金代的，而絕大多數都是元代的證據。尤其是元代，目前發現生產鈞釉瓷的窯場達百餘個，遍及河南、河北、山西、山東、內蒙古等省區，完全不象一種為宮廷小規模生產的產品。另外，鈞窯生產一類陳設用瓷，有鼓釘洗、花盆、出戩尊等等，主要是仿古代禮器的器形，並在底部刻印有數字。這類器物傳統上被認為是宋代的產品，更有人認為是北宋末年徽宗朝花石綱的產物。將這類陳設器與一般的鈞釉器皿區分為所謂“鈞官窯”和民窯。然而，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一些西方學者就根據這類器物的造型和厚重的胎體，提出其為元明時期的產品。70年代發掘河南禹縣鈞台窯址時這類器物與元代的白地黑花器物出土於同一地層單位，更進一步使人產生疑慮。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內外的學者指出這類陳設瓷器創制於金元時期，鈞窯本身也始燒於金元時期。然而根據傳統的觀念或基於以前並不嚴格，也未進行深入整理的發掘資料所形成的所謂鈞窯“始於唐、盛於宋”“元代是鈞窯恢復和發展時期”的觀點依然被許多學者們所堅持。使鈞窯成為中國陶瓷發展史中頗具爭議的一個學術焦點。如何證明考古發現與古代文獻孰對孰錯，如何判定不同學術觀點的正誤，還需對窯址進行發掘來印證。然而，70年代對禹州市鈞台窯址的發掘並未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而且發掘資料一直未進行系統的整理。根據明《嘉靖鈞州志》的記載：“窯，瓷窯在州西大劉山下，瓦窯在州西禁溝左右”，這是指出鈞窯產地最早的文獻材料。表明神垕鎮西南部的窯場應是鈞窯早期的中心窯場，在目前條件尚允許的情況下，及時對神垕鎮的窯址進行考古發掘，是十分必要的。否則，隨着窯址的破壞，以後再解決這個問題就困難了。

為了弄清鈞瓷創燒的時間和探討鈞窯發生、發展、繁榮、衰亡的進程以及工藝發展的歷史，解決學術界的有關爭端和課題。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執照號“考執字（2001）第057號”]，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組隊，對鈞窯的中心窯場之一--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鎮鈞窯址進行了主動發掘。考古隊的組成。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副教授秦大樹實際負責發掘工作和先期整理工作，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趙文軍配合並部分參與發掘工作。參加發掘的還有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研究生李靜、霍傑娜，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後有5位技工參加了發掘工作，部分參加發掘工作的還有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博士研究生林立、進修生明梅、榮思彬，許昌市文物工作隊蘇輝、史婷。短期參加先期整理工作的有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助教路菁。田野考古發掘工作自2001年9月27日開始，至12月27日結束。歷時三個月。經過我們艱苦的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早在發掘之前我們就已瞭解到，從20世紀前期開始，就不斷有人在神垕的古窯址上進行盜掘，窯址遭到較嚴重破壞。60年代對禹縣古窯址進行考古調查的葉喆民先生曾經報道過，產品最精的劉家?窯址可以數出的大規模盜挖就達十數次。為此，我們在發掘前先對窯址進行了物探。延請社科院考古所對窯址用磁梯度儀進行了探測，後來在發掘中又請中國科技大學7系採用地質雷達進行探測。儘管這兩種方法在探測古窯址方面並不成功，在發掘初期還使我們走了一些彎路。但這促使我們在發掘中更多更細地使用傳統的鏟探方法，使我們的發掘最終能夠取得較大的成果。同時也為這些科學技術的應用提供了機會。

禹州市神垕鎮西南部的古代窯址是成組分佈的一個瓷窯組羣。在大劉山下，沿白峪河旁分佈，每隔一、二華里就有一個窯址，各窯址一般範圍不大，遺存的時代也比較單一。從早到晚延燒的窯址並不多。根據這一較特殊的情況，我們對相距不遠的4處窯址進行了發掘，分別為：劉家?東區窯址，劉家?西區窯址，河北地窯址和下白峪窯址。在四個地點總計開挖探方和探溝29個，發掘面積650平方米。發掘中清理窯爐遺蹟8座，石砌澄泥池3座，灶1座以及窯前工作場所5處。出土了大批的瓷器和窯具殘片，總數約數十萬片，其中可復原器物數千件。此外，我們還在發掘結束後對神垕鎮西南部沿白峪河分佈的5處古窯址進行了田野考古調查。

經過嚴格認真的考古發掘工作和對部分出土物的先期整理，我們取得了以下幾點收穫和認識。

第一，本次發掘中清理出一批遺蹟，具有較重要的意義。清理的窯爐共有8座，其中5座保存相對完好。這5座窯爐各具特點：發現的中晚唐時期的窯爐採用了磚砌的建造方式，為磚砌淺火膛的窯爐，窯爐窄而長。其餘的還有磚砌深火膛的窯爐和土洞式窯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河北地窯址清理的一號窯爐（HY1），其時代約在北宋晚期到金代，是一座土洞式長形分室式窯爐。HY1殘長12.92米。寬2.26米。窯室為長方形，中間以一道土石砌建的矮牆將窯室隔為前後室。在前、後室的南壁各開了3個添火孔，其中後室尾部的1號，2號添火孔尚保存有拱頂，以1號添火孔為例，長1.2米，寬0.88米，高0.35米。在窯底和添火孔中發現了大量的草木灰，證明HY1是以木柴為燃料的。在窯壁上塗抹有耐火泥，全部被燒結，局部被高温燒烤得流淌下來並呈熘狀，證明窯室內的温度相當高。窯尾部是一個圓形的大煙囱，以石砌小孔與窯室相連，煙囱的口徑1.1米，內壁的燒結層厚0.06米，證明了煙囱內的温度也很高，應是此窯唯一的排煙道。HY1形制特殊，既不同於北方常見的饅頭窯，也不同於南方流行的龍窯。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李家治教授在瞭解了此窯的情況後，認為其在熱功上是合理的。應該是從前到後依次生火燒製，這樣有利於充分利用熱能，提高燒成温度，是北方的窯工們借鑑南方龍窯的成功經驗，結合北方的實際情況的一種嘗試。我們在調查神垕鎮茶葉溝蛤蟆坑窯址時也發現了兩座類似的土洞式殘窯，表明這種窯爐在鈞窯中絕不是孤例。HY1的清理為北方地區燒瓷窯爐發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填補了一項空白。河北地發現的三號窯爐HY3，時代為元代，也是一座土洞式窯爐，平面近方形，由窯前工作面，進風道，火膛，窯牀和煙囱構成。總長3.72米。寬2.9米。窯的整體，包括窯前工作面都是在生土中挖建的，長形進風道，後接長方形火膛，深0.56米。火膛內發現大量柴灰和炭屑，證明仍以木柴為燃料。進風道與火膛部有厚0.07米的被燒結成青磚狀的硬結面。窯牀呈橫長方形，通過了3個排煙孔與後邊的抹角長方形煙囱相連。HY3仍屬北方的饅頭窯系統，但有大而深的火膛，青灰色的燒結面表明此窯主燒還原火焰。在北方地區已普通採用煤為燃料的元代，鈞窯仍以燒柴為主。在劉家?東區窯址，我們還清理了3座石砌澄泥池。其中2號、3號澄泥池直接相連，1號澄泥池也僅相隔2米餘，地層上屬於同層。可見這3座澄泥池應為一組。 以1號澄泥池為例（C1），其先在生土上挖坑，然後用大塊規整的石塊砌幫、鋪底。十分堅固。C1的形制近方形，長3.2，寬2.0，殘高1.8米。這樣一組3個澄泥池的清理，對於我們研究窯場當時的生產規模以及其組織形式無疑是十分有價值的。以前也曾在其他窯址清理過澄泥池，但為磚砌。而神垕鎮地處山區，因地制宜地使用石塊砌間澄泥池。

第二，通過發掘大體可以確認在禹州市神垕鎮西南部的古窯場中，鈞釉瓷器的生產大體始於北宋晚期到金代前期（11世紀末至12世紀前半葉）。早期階段的代表地層有劉家?DT3第⑧、⑨兩層和DT2的第④層。在DT3⑦層中出土了大量的“崇寧通寶”銅錢，而DT3⑧層中出土了北宋的“元豐通寶”銅錢，表明⑧、⑨兩層有可能早到北宋晚期或末期。這一時期鈞釉瓷器已經產生，主要生產小件器物，但製作精良、規整，部分產品採用了裹足支燒的方法，底部留下了細小的支釘痕跡。這種工藝與北宋晚期北方地區、尤其是河南中西部地區諸多窯場流行的生產工藝相同。器物的品種也十分豐富，有碗、盤、缽、盒、注壺、盞託、香爐、連座瓶、盆等等。特別是菱口大碗，海棠式長盤等，造型優美、製作精緻。這個時期鈞釉器物的釉層較薄，釉的流動性不強，釉色淡雅勻淨，釉薄處呈現出淡淡的粉紅色，但這時帶紅彩的器物極少見，少數器物上有大片的紅彩，紅色幾乎佈滿器表，紅色較淡，而且與天青釉極好地交融。這種紅彩應是在釉中加入氧化銅，在燒成過程中通過窯變而自然形成的。此期還發現了內施天青釉，外施紫紅釉的器物，覆蓋外壁的紫紅釉顏色秀美嬌妍，比傳世的陳設類鈞瓷外壁的紫紅釉顯得淺淡而豔麗。但這種內外兩種釉的施釉方式與傳世的大量陳設類瓷器基本相同，應該説其開鈞窯陳設類瓷器製作工藝之先。此期的產品組合中以青瓷器為主，數量佔到60%左右，而鈞釉瓷器只佔少數，此外還有少量白瓷和黑瓷。總體看，這個時期的鈞窯以製作精良和素雅的風格見長。

第三，經過對劉家?窯址發掘資料的初步整理，可將鈞窯的發展歷史分為3個時期，即北宋晚期到金代前期，金代後期到元代初年和元代時期。從金代後期開始，鈞瓷生產開始走向粗糙，儘管器類並無大的變化，但海棠式長盤和內天青外紫紅釉的器物已不再生產，大多數器物不再施滿釉，器物的圈足內也不再施釉，器壁變厚，器形開始趨大。帶有印花的菱口大碗和無耳的精美小香爐是本期極有代表性的產品。器物表面開始施加紅彩，但紅彩變成小塊而規整，應是在天青釉之上特意加施的含銅彩料。神垕鎮的諸窯場中仍以青瓷為多，鈞釉次之，白瓷的數量增加，而開始較多地出現白地黑花瓷器，此外還有少量紅綠彩瓷等。總體上仍以精細、典雅的風格為其主要特徵。到了元代，鈞窯的生產十分繁盛，沿白峪河一線普遍生產，器物大而厚重，主要器物有碗、盤、瓶 、罐、香爐、盆、枕等。其中帶貼塑的花口連座瓶，貼花大香爐，梅瓶和四系瓶等十分有特點。鈞釉器物的釉層開始變厚，釉的流動性較強，各種釉色的變化以此期最豐富，月白色釉開始較多地出現，此外還有紫藍色，褐綠色等釉，一件器物上不同部位也會因釉層的厚薄或燒成原因而呈現多種色彩。不再見施滿釉的器物，帶紅斑器物進一步增多了。從整體上看，器物厚重而不失美豔。此時另一大特點是白地黑花瓷大量出現，黑瓷的數量也大大增加，而且，可能由於鈞釉特定的燒成温度區間、氣氛等原因，與其一同燒製的黑釉瓷很多都帶有密佈的油滴結晶。總體上呈現出豐富多彩的繁榮景象。 以上三個時期大體覆蓋了鈞窯發生，發展、繁榮的歷史發展過程。為研究鈞窯本身的生產歷史和工藝發展歷史提供了翔實的資料。

第四，在下白峪窯址發現了中晚唐時期的遺存，清理了一座窯爐，出土了大量瓷片和窯具。出土瓷片的主要是三個相互疊壓的自然層，經過整理，也有可能進一步分成中唐和晚唐兩期。總體上看，唐代的產品主要是黑瓷和青瓷。相當部分的黑釉器物上飾有灰藍色花斑。花斑的顏色有灰藍、灰白和灰黃等多種，特點是施彩的器物多，花斑面積大，彩斑的顏色鮮豔多變。出土的黑釉藍斑腰鼓器形巨大，製作精良，釉色勻淨，花斑豔麗。在中晚唐時期的同類產品中可算是上乘之作。儘管文獻上有“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魯山花瓷”的記載，但神垕唐代花瓷的質量，應該不在魯山段店窯之下。結合磚砌窯爐的發現，表明神垕的制瓷業在生產之初就具有較高的水平，為後來的鈞瓷的產生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在下白峪窯址未發現接續生產的宋元時期的遺存。儘管在我們調查的大白堰窯址同時發現了唐宋遺物，但唐代的地層與宋代的地層間隔約一米餘，看不出有連續生產的跡象。在神垕鎮西南部也未見明確的北宋早、中期的遺存。這表明，整個這一地區的窯業生產在晚唐以後曾有長時間的停頓。因此，儘管有些花瓷斑片的呈色與鈞釉瓷，尤其是元代的鈞釉瓷十分相似。但將唐代的黑釉花瓷與晚期的鈞釉瓷直接聯繫起來，仍顯過於牽強。

總之，2001年對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鎮鈞窯遺址的發掘是一次以學術研究為目的的考古工作。發掘中我們嚴格地遵守了田野考古規程，儘管我們嘗試着使用了先進的科技手段，但在具體的發掘中不怕艱苦，身體力行，照章操作，細緻工作，用嚴格的、科學的態度對待每步工作。使此次發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這項發掘工作必將對鈞窯乃至北方地區唐、宋、元時期制瓷手工業發展史的整體研究產生推動作用。目前，發掘工作已經結束。我們將從2002年上半年開始進行室內整理。相信經過認真的整理與研究後，我們將把更完整、確切的成果呈現於各位專家的面前。

發掘單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領隊：秦大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