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天民

祁天民，原名祁延霈，字霈蒼，滿族，1910年8月生於山東省濟南市的一個教師家裏。祁天民6歲時，就被父親送到濟南有名的模範小學學習。他聰明過人，記憶力和理解力都很強，加之父親的嚴格教育和影響，以及左鄰右舍又都是教師之家，從小就很喜歡讀書。小學六年，他每學期的考試成績都名列前茅。

1922年秋，祁天民考入濟南省立一中。省一中位於風景區大明湖畔，是一所有名的學校。學校教師水平高，校風好，要求嚴。他入中學後，學習更加刻苦了，每天放學回家，總是手不釋卷地學習。由於刻苦鑽研，他在中學的各門功課成績皆優，學校每學期的優等生榜上都有他的名字。

祁天民的父親對地理科學頗有研究，具有較深的造詣。他還是一位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的知識分子，在他寫的教材和論文中，表達了他愛祖國、愛家鄉，以及對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國家的憤恨之情。他淵博的知識和愛國主義思想，不但澆灌了他的學生的心田，也影響了兒子祁天民。

祁天民小學時就喜歡地理課，進入中學後，在這方面的興趣更濃了。他用心地讀了父親寫的每一本書，漸漸地瞭解了祖國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豐富的礦藏、壯麗的山河，認識到鴉片戰爭後江山破碎、貧窮落後的狀況。這在他的心靈深處種下了愛國主義的種子。

1925年，上海發生了五卅慘案，全國掀起了反帝愛國運動，濟南的工人、學生也紛紛舉行罷工，罷課、遊行示威，以聲援上海工人，反對英、日帝國主義的暴行。一向埋頭讀書、沉默寡言的祁天民，迸發出了反帝愛國熱情，在省一中舉行遊行示威時，積極地加入了遊行隊伍，昂首挺胸地前進在反帝洪流中。

1928年夏，祁天民高中畢業後考入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1929年，清華大學成立了地理系，系主任是中國的地質學家翁文灝。祁天民又慕名報考清華地理系，被錄取。

在清華大學的四年中，他以“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為座右銘，認真閲讀古今中外有關專業方面的文獻資料和參考書，並刻苦攻讀外語。到野外作業時，他更是苦練基本功。他參加了1930年春在北平西山、1931年春在河北宣化、下花園、張家口、山西大同和五台山一帶、1932年在山東泰安、濟南、青島等地進行的地質考察、地形測量和採集標本等活動。他和同學們每天早出晚歸，爬山涉水，到處勘測、尋寶，凡有價值的石頭、瓦片、陶片，都撿上裝箱運回學校。祁天民不但學習成績優異，而且積極參加社會活動，擔任學校地理學會總務股長、中國邊疆問題研究會職員、校學生會民眾教育科成員兼平民學校教員等。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西北邊陲新疆，曾是俄、英等帝國主義的角逐之地，英、俄曾私分過我國的帕米爾。祁天民的父親激於愛國主義之情，很重視對祖國西北邊疆歷史和地理的研究，在教書之餘，寫過一些有關這方面的文章。祁天民受父親的影響在清華大學學習時也進行西北邊疆歷史、地理問題的研究，是清華大學中國邊疆問題研究會的負責人之一。大學三年級時，他就寫過有兩萬餘字的論文《帕米爾史地考》，發表在《清華週刊》上。這篇論文“孕育着愛國的激情”，是一篇“有相當分量的論文”。

1933年，祁天民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清華大學地學系，並獲得地理學士學位。他是該系的首屆畢業生。恰在此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需要一名考古人才，祁天民受聘為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三組助理員。

祁天民到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後，大部分時間用於田野考古。1934年到1936年，他先後調查了山東沿海古代遺址、益都銅器時代葬地，參加了山東滕縣安上村、日照兩城鎮和河南安陽侯家莊西北岡殷墟第10至第12次的發掘工作。著名的殷墟發掘，在我國考古史上是件大事，發現了中華民族大量的物質文化遺存，為商史和甲骨文的研究提供了大批可靠的寶貴資料，而第10至第12次的發掘，又是殷墟發掘的最高峯。這三次是發掘大墓即帝王墓，祁天民都參加了。

1934年冬到1936年春，祁天民曾斷斷續續地在北京住過一些時間。這時，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正步步深入。1935年，華北事變後，北平愛國學生髮出“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的吼聲。祁天民目睹國難深重，憂國憂民之心日重。1936年春，他和尹達到山東日照、兩城鎮進行田野考古，目睹魯南農村廣大貧苦農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悲慘生活，而蔣介石不去抗日，卻叫囂什麼“攘外必先安內”，使他悲憤不已。回到歷史語言研究所，他和尹達一面整理田野考古資料，一面議論國事。二人互相談心，思慮“祖國向哪裏去?”他們共同感到“在國家危亡之秋，實在考不出來‘古’了”。

他從抗戰以來大量的事實中得出結論：要抗日救國，只有靠中國共產黨。於是，他毅然決定舍掉自己心愛的專業和較好的物質待遇，於1937年11月告別親愛的父母妻兒，啓程去延安。

祁天民一行六人，為掩人耳目，胸前戴上了國民黨中央研究院的徽章。到西安後，他們特意住進接待國民黨要員的西京招待所。他們在西安只逗留兩天，祁天民、尹達、楊廷賓三人便離西安出發了。

1937年冬，祁天民來到日夜盼望的革命聖地延安。到了延安，他好像到了一個新的世界。這裏的一切對他是那麼新鮮，那麼親切、那麼使他振奮。不久，他被分配到陝北公學第二期第九隊學習。

陝北公學是中國共產黨培養幹部的學校，旨在培養抗戰急需的人才。學員主要是來自平津的愛國青年和東北、華北、西北等地的革命學生。祁天民和他們一起學習，生活，感到非常高興。陝北公學的學員住窯洞、睡土坑、吃小米，在露天上課，條件簡陋，生活艱苦。雖然祁天民畢業於聞名全國的清華大學，是一個年輕有為的地質學家、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在延安是有數的高級知識分子中的一個。但他很能吃苦，和同志們在一起過艱苦生活，刻苦磨鍊自己的意志。通過學習，他對黨，對形勢，對自己的歷史任務都有了新的認識。他決心獻身於革命，堅信共產主義一定能實現。就在這年年底，他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陝北公學畢業後，祁天民盼望着能上抗日前線，殺敵保國，但組織上卻分配他到新疆去工作。

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共產黨和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建立統戰關係，黨中央先後派陳雲、鄧發(化名方林)、陳潭秋(化名徐傑)等到新疆任黨代表。盛世才當時缺乏幹部，向中國共產黨提出派幹部來新疆工作的要求。因此，黨才從陝北公學畢業學員中和其他部門挑選大批黨員和幹部分期分批到新疆。

1938年3月1日，祁天民、張東月、李濤、朱旦華、於村等準備到新疆工作的和準備到新疆或蘇聯治病休養的黨員幹部齊集延河邊等待出發。周恩來副主席趕來送行，勉勵大家到新疆後多為各族人民謀利益，要團結各族人民共同抗日，要為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多做貢獻。他還在每個人的筆記本上簽名題詞留念，最後和大家一一握手惜別。隊伍出發了，祁天民告別了延安。

1938年4月下旬，祁天民等一行40多人乘車到達新疆首府迪化(今烏魯木齊)。為了便於工作，來新疆工作的每個共產黨員都改用化名，祁天民就是在這時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祁天民的。他取名“天民”，是表示自己願意“永做天山之民”。七八月間，他們這批共產黨員陸續分配工作，祁天民被分配到新疆學院任學院秘書兼教育系主任。

新疆學院是新疆的最高學府；但當時只設政經、教育、語文三個系和附設的高中部，三個系的學生僅有百餘人。學校紀律渙散，教學設備簡陋，教師人員不足，水平不高，教學質量也達不到要求。為了發展新疆的教育事業，辦好新疆學院，中國共產黨代表鄧發還先後派共產黨員林基路、楊梅生、許亮等到新疆學院工作。林基路任教務長，主持學院的一切工作。祁天民任學院秘書，是林基路的得力助手。他們以“抗大”為榜樣，組織學生進行建校勞動，培養學生的勞動觀點和集體主義精神，並且美化校容，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林基路提出了“團結、緊張、質樸、活潑”八字校訓，以整頓不良的校風；還提出“教用合一”的教學方針，從1938年下半年起陸續開設了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發展史等課。祁天民不但在學院任課，而且還經常給學生作形勢報告，宣傳抗日救國，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和政策，宣傳八路軍、新四軍的成績等等，對師生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激發他們的抗日熱情。祁天民還和其他共產黨人一起，在新疆學院發動和組織師生們為抗日募捐。儘管教師的薪金低，生活貧困，學生在經濟上還不獨立，但他們的愛國熱情極高，踴躍捐獻。為了更好地宣傳抗日，林基路、祁天民在新疆學院還倡導歌詠和戲劇活動，編寫《放下你的鞭子》、《哨聲》等抗日話劇。在全市歌詠和話劇比賽時，新疆學院都名列前茅。經過共產黨人的努力，新疆學院的學習空氣、抗日氣氛日益濃厚，師生的精神狀態也迅速改變，學校的面貌煥然一新，被譽為“抗大第二”。

祁天民除協助林基路做學校行政工作外，還擔負了繁重的教學任務。他給教育系學生講授《教育發展史》和《中國自然地理》，給政教系學生講授《中國經濟地理》和《中國社會史》。他對教學工作認真負責。他講的幾門課都沒有教科書，要自編講義。他非常重視課程內容的深度、廣度、科學性和系統性，也很講究教學方法。為了將科學知識傳授給學生，為了講好每一堂課，他常常是通宵達旦地伏案備課。他在給教育系學生講授“陸地漂流”和“板塊學説”時，同學們被他那新鮮的內容、生動的講述所吸引，大家聽得津津有味，課堂上鴉雀無聲。他很關心愛護學生，常深入學生中和他們談心，瞭解他們的學習和生活情況，鼓勵他們好好學習。同學們也都很喜歡和尊敬祁老師，視他為良師益友。

祁天民等幾位共產黨人，為辦好新疆的最高學府，為培養教育各族青年而嘔心瀝血。他們在新疆學院的影響和威望日增，使新疆學院在社會上的影響也愈來愈大。1939年1月，盛世才將祁天民調離學院，任命為哈密區教育局局長。

1939年春，祁天民來到東疆重鎮哈密。哈密地區的教育很落後，全區三個縣竟沒有一所中學，小學也只有四所。因學校數量太少，規模又小，學齡兒童的入學率極低，特別是農牧區，交通不便，學生上學因路途遠，還得騎毛驢，致使很多小學生中途退學；加之廣大農牧民因生活貧困，無力送子女上學，文盲佔整個地區人員人口的90%以上。就是這僅有的四所小學，也還是缺少教師、教材和設備，條件很差，教育質量很低。

祁天民上任後，首先籌建教育局。這是一件比較複雜的工作，從找專署和縣政府要辦公用房，撥經費、訂計劃、定編制、調幹部，到維修房屋，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親自奔跑、過問，忙得廢寢忘食。經過一個月的努力，哈密教育局的牌子終於掛出去了，教育局的幹部開始正式辦公。要發展教育，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科學文化水平，培養建設人才，就需要增加教育經費，多辦學校。而當時新疆經濟落後，財政困難，教育經費不多。根據這種客觀現實，他就想辦法發動各族人民辦學，實行“民辦官助”，由文化促進會出辦學經費，把會館的房子或廟宇做教室，教師和教材由教育局負責解決。經過他的鼓動、協商和幫助，漢族、回族、維族、哈族的文化促進會都辦起了自己的會立小學。此外，教育局經多方努力，在農牧區辦起了27所公立小學。不到一年的時間，就使哈密地區的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60%。

為了解決師資問題，祁天民親自主辦了兩期教師訓練班，培訓師資。這在哈密來説還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師訓班開設政治、語文、數學、教育學、教學法等課。他親自給學員講授政治課。各族學員經過短期的學習和訓練，提高很快，學習期滿後分配他們到新建校和原有小學任教，保證了各校能於9月初開學上課。9月中下旬，教育局又舉辦了哈密全區運動會，以推動各校體育活動的開展，增強各族學生的體質，使他們能夠健康地成長。

祁天民在哈密大辦教育的同時，還和其他共產黨員一起從事抗日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他們在哈密城內經常舉行羣眾大會，向各族羣眾宣傳全國抗戰形勢、八路軍的戰績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等。祁天民經常登台講演，他雖然身材瘦小，但講話聲音洪亮，口才很好，他的報告內容生動、感人，很有號召力。由於他們的宣傳鼓動工作做的深入細緻，各族羣眾的抗日熱情高漲，羣眾的生活雖然很苦，仍然慷慨解囊，紛紛為抗戰捐款。

1939年2月，新疆財政廳長毛澤民為整頓新疆財政、穩定物價而改革幣制，發行新幣，通過新舊貨幣的兑換，將舊幣收回統一銷燬。祁天民以實際行動大力支持這項工作。11月初的一天，卡車拉着舊錢票到哈密郊外去銷燬，祁天民隨車前往。一捆捆舊紙帛堆積如山，中心不易燒透，祁天民手執棍子，圍着熊熊燃燒的火堆來回撥翻。這天他長時間的勞累，並被火烤，因而汗水濕透了內衣，返回時已近黃昏。當時正值初冬，塞外寒風襲人，一路已是風寒，他精疲力盡地回到了教育局，又主持召開了一個各族各界的座談會。恰巧，就在這天，他的妻子帶着未滿兩歲的獨子魯梁經過千辛萬苦從重慶來到哈密。祁天民因公務在身，只好拜託朋友替他去車站迎接他們母子並安頓他們的吃住。不料，夜裏祁天民回到家中後，發起高燒，體温達四十度，立即被送到醫院，醫生診斷是重感冒，其實患的是傷寒。由於當時的醫療條件差，故住院數日病情不見好轉，反而日益惡化，竟於1939年農曆十一月十二日不幸以身殉職，年僅30歲。

祁天民為了抗日，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病逝的消息一經傳出，各族羣眾無限悲痛，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參加追悼會的有哈密各機關、學校、團體、工商界的各族民眾近千人。維吾爾族老人按照他們民族的習慣為祁天民舉行了喪葬儀式，羣眾在他的墓碑上刻上八個大字：“天山永孝，正氣長存”。 ^[1]